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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参与延安文艺整风运动

第16卷第l期

V01.16.No.1

四川三峡学院学报

JOURNALOFSICHUANTHREE—GORGESUNIVERSITY

2000年第1期

No.1.2000

婧与献文艺整瓞动

摘要:

艾青参与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具

有一定代表性,形成了一类知识分子参与思想

文化运动的基本模式,其中包含着当代中国反

知识分子倾向的原型情结(最初情结).

关键词:

((讲话》;模式;反知识分子;

主体人格

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所进行的一场政治、思想和文化运动,历时约两年

之久。

这场运动对于思想文化界而言,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决定着整个当代的思想文化运行模式,覆

盖了当代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本文试图以艾青为例,探

讨一种知识分子参与文化运动的基本模式(也可叫做“四二年模式”),解说当代文化中反知识分子的原型情

结(最初情结)。

1942年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中国的民族战争也已到了一个最为关键和最为艰难的时期。

此期

反共势力高涨,根据地面积日益缩小,物质极端贫困,思想分歧日渐突出。

这就是当时的特殊环境、特殊情况。

但不能说当时情况“特殊”,在“特殊”的名义下所进行的一切历史活动都是正确的、经得起历史的反思的。

事实上,任何思想文化运动的发生都有它的特殊性,“反右”运动不特殊吗?

“文化大革命”不特殊吗?

历史

上哪一次政治思想文化运动不特殊?

但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参与思想文化运动的模式解

放前后却没有什么不同。

这一点是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艾青是在皖南事变后去延安的。

去延安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个鼎鼎大名的诗人了。

所以,当他到达延安时,

延安的人说:

大诗人艾青来了。

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和宣传部长凯丰还专门设宴欢迎艾青等人。

也就

是在这一年,艾青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在参议会开会期间,他创作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首被

认为是开毛泽东个人崇拜之风的颂诗,题目就叫《毛泽东》。

因此,可以说,艾青是受到高度重视的很有名望

的典型的作家型知识分子。

可就在第二年(1942年)春天,延安的文艺界出现了与主流思想不大协调的一些观

点和看法,应该说,这些人的初衷是不坏的,观点也没有超出原则的范围。

艾青也发表了文章《了解作家尊

重作家》,对作家的看法提出了十分精辟的见解。

他把作家看成是民族的精神卫士,肯定了作家的自由独立的

精神。

这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

到此为止,艾青到延安后的所作所为,显示了其积极参与革命的热情和追求

真理的勇气,在知识分子中是颇具代表性的。

在1942年4月2日前后,毛泽东第一次邀请艾青到住所谈话。

毛说,现在延安文艺界的问题很多,“很

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怎么办?

”(见周红兴著《艾青的跋涉》第31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o谢应光

万方数据

年12月北京第1版)。

艾青就说,开会,请主席出来讲话,

并表示自己愿意听。

接着,毛泽东“又对艾青谈了一些

文艺方针方面的问题”(见周红兴《艾青的跋涉》,以

下引文如不注明,皆同)。

两天后,毛泽东又给艾青写

信说,“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

灰西聪噫见。

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

”并在“反

面的”三个字下面打了着重号。

后来艾青说他没有收集

什么反面意见,而是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寄给了主席。

过了几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第三封信,请艾青一谈。

到主席住所后,毛把艾青的文章及自己的意见一并交给

艾青,并请艾青“考虑”。

“从主席住处回来以后,艾

青根据这些意见,以及自己对文艺工作的理解,把送审

的文章又加以修改,写成《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

的意见》一文。

”这篇发表于1942年5月15日《解放日报》

上的文章,可以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

下简称《讲话》)的先声。

它涉及到以后发表的《讲话》

中的许多重大问题:

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者的

立场和态度问题;写什么和怎么写,特别是歌颂与暴露

的问题等等。

在这篇文章中,艾青第一个提出了“我们

需要‘自我批判’,需要‘自我教育’”,即知识分子

需要“自我批判”和“自我教育”的观点。

以后,艾青参加了多次座谈会和讨论会,5月2日和5

月23日,也听取了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次报告(即

《讲话》的《引言》和《结论》两部分)。

《讲话》之

后,就是大规模地批判王实味思想,艾青不仅积极发言,

而且撰写了批判长文《现实不容许歪曲》,在6月24日的

《解放日报》上以整版篇幅隆重刊出。

《讲话》之后,艾青给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主动

要求到前方去。

后来去了“三边”深入生活。

从“三边”

回来后,又赴党校学习。

艾青以此改造自己的思想和参

加实际生活的锻炼。

1945年开始,作为文艺界的代表和

“接管”工作人员,从“华北联合大学”到中央美术学院,

—直主讲“毛泽东文艺思想”,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艾青自称为这一直是他的“老本”。

通过艾青参与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基本过程,我

们发现,知识分子介入思想文化运动可以归纳为四部曲:

首先是领导引导。

毛泽东多次找艾青谈话,而且重

点谈了文艺方针的一些问题,这对艾青无疑有直接的影

响。

当主席提供了一些书面意见给艾青,“艾青根据这

些意见”写出了长文,则更是在领导的直接指导下阐述

“自己的”观点。

其次是在领导引导下积极介入。

介入的方式既可以

是写文章表示看法,也可以是座谈会上的积极发言,还

可以是批判别人的思想等等。

艾青这几方面都有,而且

非常积极和典型。

他不仅在座谈会上积极发言,而且在

文化运动中第一个提出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与“自

我教育”问题,并以《解放日报》整版的篇幅大力批判

王实味。

可见,艾青的介入是既主动又积极的。

三是自我批判。

艾青不仅在文章中公开提出知识分

子的“自我批判”问题,稍前的创作中也表现了这种知

识分子“自我更新”的痛苦和矛盾(如《时代》),同

时在实践上也极力做出回应,以表示“自我批判”“自

我教育”的真诚。

四是实践改造。

《讲话》后,艾青马上给毛泽东写

信,要求上前方体验生活,想尽快投入实践的改造之中。

但毛泽东却让他先学习马列著作,进行思想上的“自我

教育”。

后来艾青实在等不及主席的新指示,于是去了

一趟“三边”,回来后又参加了加强自我改造的党校学

习,直至最后成为一个宣讲“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

骨干。

这四部曲的参与,就艾青而言,不能不说是真诚而

朴实的。

然而,就在这“真诚而朴实”之中,艾青却轻

易地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想法。

读过艾青较《讲话》稍早

一点的《坪上散步》《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文,他

对于文艺批评之首要任务的看法、对于作家的精辟见解,

与《讲话》本身,甚至与他的《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

问题的意见》都相差极大,有的甚至是相反。

更为滑稽的是,事过16年(1958年)之后,艾青在

反右斗争中居然和王实味的名字排在一起,这个他曾

经猛烈批判过的人,在16年后,竟被认为与他一样。

实味在1947年7月胡宗南占领延安时被秘密杀害,艾青在

1958年后,先到东北劳动改造,后到新疆扫厕所,直到

1975年才重返北京,历时18年之久。

这四部曲的基本模式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除了更

加戏剧化,失去了原来仅有的一点真诚和朴实之外,基

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领导的引导变成了领导或组织的诱

导;“主动介入”更加积极,但真心实意批判人家者少,

极力开脱和表现自己是真;自我批判更加升级,时间之长、

折磨之深,一般人都不能承受:

实践改造由主动要求变成

了被动执行,教化人家的知识分子成了被专政的对象。

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几十年时间里反反复复的生命循环,

是知识分子的命运轨迹。

令人惊异的是,知识分子一代一

代如此循环,却少有真正觉醒。

也许,这正是知识分子悲

剧形成的内在原因。

综合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和解放后针对知识分子的历

次运动,我认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思想文化运动有这

样几个特点:

一、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结合过于紧密。

许多知识分

子以得到政治的承认为荣,极力向体制靠拢,积极介入

运动之中,但没想到结果往往是自己成为运动斗争的对

象。

艾青本来是批判王实味的,结果却成了罪人;胡风

本来是批判“丁陈”反革命集团的,不想自己成了最大

的反革命;臧克家、郭小川是批评、指责艾青的。

结果

自己却进了“牛棚,,.⋯“。

如果要追究文化方面的原因,

恐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人的一贯梦想有关,因

为“学而优则仕”嘛。

再一个,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戊

戌变法后梁启超们把“文学”提高到比军队、制度更能

救国的高度,让文人们自觉地向政治靠拢,甚至以政治

使命为自己的唯一使命。

这就把文学和文人推到了一个

不能承受“生命之重”的位置上。

因此,知识分子追求

与政治的结合是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

二、政治直接干预具体的文艺创作。

文学创作本来

应当是百花齐放的,在这百花之中,即使有几朵比较异

样的花也正常,但政治却要求花儿一样红。

政治本来是

管大方向、大思想、大原则的问题,但后来却管起具体

的本该由艺术理论来管的事。

譬如写什么、怎么写完全

是作家自己的事,而政治却要来作硬性的规定,发展到

后来,情节应如何发展,人物应如何刻画,镜头应怎么

设置这样的具体问题都作了严格规定。

三、诱导在前反击在后。

1942年,如果说领导是给

知识分子作了适当引导的话,那么以后的政治运动,领

导或组织简直是在有意的诱导,有人称此为“阳谋”。

先让你积极发言,或者大力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然后

把你的发言当作材料进行猛烈批判,“发言”全部成了

“自我供状”。

四、张扬统一的文艺模式。

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之后,

中国文艺的最大变化是创作倾向的大转弯,创作活动的

模式化。

这种转变,显然是由于政治的需要。

新中国成

立后,这种倾向愈益显著,所以,有许多解放前很有名

的作家在解放后固定的框框里写不出东西,这是完全可

以理解的。

可以这样说,政治空间的无限膨胀、扩大,

到最后甚至是取消了文学空间。

政治只需要“百花点缀”,

而不需要“百花齐放”。

五、知识分子缺乏主体人格。

在历次思想文化运动

中,知识分子往往唯政治是瞻,缺乏清醒的认识和有效

的判断。

这就是刘再复所说的,缺乏主体性。

在政治思

想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的超常性、超

前性和超我性好象不翼而飞了,其精神主体处于极度封

闭和僵化的状态,其能动性和自主性只局限在自我保护

的范围内,其创造性仅表现在相互的挞伐和攻击之中。

有人把知识分子的主体人格解析成三重“自我”,即生

存自我、符号自我和精神自我。

生存自我是人的生存本能。

符号自我是集体归属感。

精神自我就是自由意志的伸展和

尊严要求的实现。

按照这种说法,在历次运动中的知识分

子,则是仅有一点生存自我,缺乏精神自我这一人格特征,

但符号自我——集体、政治、体制归属欲望则特别发达、

特别强烈。

上述特征几乎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真正的

文学艺术家内在精神的毁灭。

事实上,只要我们认真分

析,从艾青与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到反

知识分子的最初情结(或者也可以叫做原型情结)。

青写给毛泽东看的文章,毛和当时其它政治领袖不是当

作一篇阐述文艺思想观点的文章来看的,他们是把它当

作一篇政治文章来看。

在1942年时局如此艰难复杂的情

况下,毛不仅自己仔细审阅了艾青的文章,而且,“他

(指毛)还给我的文章,在第一页的上面空白的地方有

几个政治局同志传阅的字样。

”(见《艾青全集》第五

卷第606页,1991年,花山文艺出版社),也就是说,其

他政治局的几个同志也看了艾青的文章。

象这样的由中

央政治局的同志共同审阅一篇文艺理论文章的情况,又

在那样一种特殊情况下,确实少见。

这说明,中央对文

艺思想和文艺发展的状况十分关注,对知识分子的动向

非常关心。

这发展到解放后批电影《武训传》、批“胡

风反革命集团”、批“《红楼梦》研究”等,都是由毛

泽东亲自出马,亲自撰写评论文章或加“编者按语”。

这种对知识分子过分的“关注”,如不是对他们有所警

觉或防范,是难于解说清楚的。

而对《讲话》本身,艾

青却认为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

连历年的教科书都

认为《讲话》完成了思想和文艺创作的“大统一”,艾

青却认为是“大解放”,这又不能不说是知识分子的天

真或昏昧。

1942年3月,艾青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了解作家

尊重作家》一文中,用李白的两句诗“生不用封万户侯,

但愿一识韩荆州”作结。

从全文来看,其意思是说,我

们作家(知识分子)来延安,不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

来,我们图的是能够被理解、信任和重用,只要能发挥

己之所长,为革命做点贡献就心满意足了。

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朱德针对艾青写的这两句话说,“艾青同志

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我们的韩荆

州是工农兵。

”(见《艾青全集》第五卷第607页)这句

话意思够明确了:

韩荆州是工农兵,不是指你知识分子

(作家)。

而艾青则误以为朱德对这两句话“作了最精

辟的解释”,“实际上指出了文艺工作者的方向”。

这里,知识分子想做韩荆州都还不够格。

事实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谈文艺为什么人的问

题时,已经把话说得十分透切了。

他认为,我们的文艺

首先是为工人,其次是为农民,第三是为士兵,第四才

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被明确排

在第四位,而且在小资产阶级之后,基本上介于资产阶

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了。

这么一个位置,是十分危

险的,搞得不好就和当时最忌讳的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资

产阶级”挂起钩来。

事实上,后来的右派就是“走资派”,

知识分子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由外在社会倾向

逐渐内化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在文化大革命中急剧

膨胀,终于爆发了世界罕见的人间大灾难。

万方数据

艾青与延安文艺整风运动

作者:

谢应光

作者单位:

刊名:

四川三峡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OFSICHUANTHREE-GORGESUNIVERSITY

年,卷(期):

2000,16

(1)

引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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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所代表的独特经验。

第一章:

研究《讲话》的发生与“延安”语境的关系。

《讲话》在延安的发生过程经过了潜文本阶段、后文本阶段、正文本阶段。

《讲话》的发生

受制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的斗争暨抗战的时代背景、延安的整风运动与文艺界的论争,与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有关,是中共与知

识分子之间思想意识冲突的结果。

《讲话》与延安整体的政治、军事、文化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它的思考重点与思维特征。

《讲话》发生的延安语境可

分为宏观层(战争背景)、中观层(整风运动)、微观层(文艺界的论争)。

《讲话》是中共抗战文化建设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带有抗战文化的活力,也具

有了战时思维的非此即彼、非敌即友的二元对立特征。

《讲话》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是为知识界、文艺界量身定做的整风文献,它体现了整风

运动中的统一思想的总体建设目标,《讲话》的推迟发表,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的斗争策略的准确选用。

《讲话》与延安文艺界的论争构成了直接的

冲突,这一论争主要是围绕着歌颂与暴露、是不是杂文时代等进行,论争的背后隐藏着意识形态的话语之争和如何管理知识分子的政策与策略之争。

讲话》通过设定基本前提,解决具体问题,实现思想统一,再上溯而实现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表征着多种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的位移、失落或重建。

第二章:

研究《讲话》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之间的关系。

《讲话》保持了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的一种特别的关联性,“五四文学”传统经

由“革命文学”转向,再经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在闽赣苏区的文艺宣传实践,至40年代在延安被高度整合和改造,构成了《讲话》发生的文学原

因。

其中重点考察“五四”的新文化、新文学传统、文艺大众化运动与苏维埃文艺宣传模式对《讲话》的生成影响。

关于“五四”形象共有三民主义、

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三种主要的阐释模式,它们构成了“五四”阐释话语斗争的基本图景。

《讲话》与毛泽东关于“五四”的政治阐释有着密切的关系

,是这一政治阐释在文艺问题上的落实。

关于“文艺大众化”,它历经五四时期、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左联时期的不同阶段的发展,至《讲话》将“大

众”一词转化为“人民大众”,鲜明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口号,同时使得“文艺大众化”演变成“文艺政治化”,终而成为一种权力话语

,既使它获得了实践中的广泛发展,又导致了它的消解。

关于“苏维埃”工农大众文艺,作为中共苏区的一种基本的文艺宣传思想及其组织活动,既是

延安工农兵文艺体制的初步实践,更是《讲话》发生的实验场。

《讲话》的形成是在延安发酵的,但其思想的触角却早已伸向苏区文艺,伸向毛泽东早

期的宣传思想,才形成了在延安的蔚为大观。

第三章:

研究《讲话》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之间的关系。

《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构成部分,并成为了它的典范。

但毛泽东能

够参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进程,既有中国的因素,也有西方的因素,前一方面的体现是他受儒家文化观与诗学观、湘楚地域文化、毛氏家族先人

的思想与行为的影响,形成了文化上的内因;后一方面是他早期就广泛学习了马列主义,形成了文化上的外因,二者的结合奠定了毛泽东能够介入并推

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的综合原因。

《讲话》的发生与中国共产党人在文艺思想上的不断探索分不开。

《讲话》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思想之间的

关联,体现在革命的坚定态度上。

《讲话》与瞿秋白的文艺思想的关联,是后者构成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前身,缺少瞿秋白的努力与建构,毛泽东的文

艺思想就有可能推迟成熟的步伐。

《讲话》与张闻天的文化思想的关联,是二者同时开始了文艺政策的制订,但张闻天的文论实践,一直包含着开放性

,构成了《讲话》发生中的另一种声音,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多样性的过程。

第四章:

研究《讲话》的发生与毛泽东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关系。

毛泽东作为农民(儿子)、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的三重身份,影响了毛泽东的思想

与行为,进而影响了《讲话》的发生。

其中农民的身份认同感具有核心作用,使他选择了与一般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道路,并产生了对于知识分子的焦

虑,构建了以“人民性”为内核的文艺思想体系,尽管他还表现出知识分子的爱好、智慧、理性,但它们都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不过毛泽东更是一个政

治家,并用政治家的角色驾驭其他身份认同,完成了关于社会历史的宏大理论建构。

《讲话》发生与毛泽东的实用观、伦理观、乌托邦意识相关联。

讲话》强调文学的“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等,是其实用观的体现;强调基于道德判断而主导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其伦理观的体现

;强调适应“全新中国”的政治构想所推出的“全新文学”的构想,是其乌托邦意识的体现。

其中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伦理操作模式,顺利实现

了改造目的,这一操作模式包括:

首先,激发知识分子的原罪感;其次,为他们设立了新的信仰,并全力维护这个信仰;再次,将道德新建、思想改造

、信仰确立的努力目标落实到日常生活中,通过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渗入心灵,最终发生作用。

《讲话》是一个政治性的文本,同时,它也是

一个道德性的文本,它所体现的政治立场,其实还是建构在它的道德立场之上的。

但最终的指向是通过创造“全新文学”培养“全新的人”来建立“全

新中国”,由此《讲话》所体现了的实用观、伦理观与乌托邦意识又是高度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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