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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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弗·恩格斯写于1851年8月—1852年9月
载于1851年10月25日和28日，11月6、7、12日和28日，1852年2月27日，3月5、15、18日和19日，4月9、17日和24日，7月27日，8月19日，9月18日，10月2日和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
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一
革命前夕的德国
欧洲大陆革命剧的第一幕已经闭幕了。
1848年大风暴以前的“过去的当权者”，又成为“现在的当权者”了。
曾经一度多少受人欢迎的统治者，如临时执政者、三执政、独裁者以及尾随他们之后的成群的议员、民政委员、军事委员、地方长官、法官、将军、官佐、士兵等等，都被抛到异国，“赶到海外”，赶到英国或美国去了。
他们在那里又组织起新的《inpartibusinfidelium》〔“非现实的，在异国的”〕[注：
直译是：
“不信教国家中的”。
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名义上的主教时，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
——编者注]政府、欧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民委员会，以堂哉皇哉的文告宣布它们的成立，那些文告的庄严堂皇，并不亚于真正当权者的文告。
很难想象出还有什么失败能比欧洲大陆的革命党（更确切些说是各革命党）在全战线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的了。
但这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英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八年、而法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年空前的斗争吗？
资产阶级不正是在复辟了的帝制以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的时刻才最接近自己的胜利的吗？
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
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
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
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个大约很短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
研究决定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
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
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
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
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
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此外，研究和说明革命震动和被镇压下去的原因，从历史的观点上说，也有极重要的意义。
所有这些琐屑的个人争论和互相责备，所有这些互相矛盾的论断，说把革命之舟驶向暗礁以致使它触礁沉没的是马拉斯特，或者是赖德律-洛兰，或者是路易·勃朗，或者是临时政府的其它成员，或者是他们全体，——这一切对于远隔重洋来观察这种种运动、因而不了解事件的详情细节的美国人或英国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永远不会相信，十一个人[注：
即法国临时政府的成员。
——编者注]（他们大多数都是庸才，既不能为大善也不能作大恶）能在三个月之内毁坏一个有三千六百万人口的民族，除非这三千六百万人辨认方向的能力和这十一个人同样缺乏。
问题正在于这三千六百万原先在一定程度上暗中摸索的人怎么突然就能自己决定走什么道路，而后来他们又怎么迷了路而让他们从前的领袖暂时回到了领导地位。
因此，如果我们要向“论坛报”[2]的读者说明1848年德国革命所以必然发生以及它所以必然在1849年和1850年暂时遭到镇压的原因，我们就无需叙述德国发生这些事件的全部历史。
将来的事变和后代的评论会判定，在这一大堆杂乱的、看来是偶然的、互不连贯而又矛盾的事实中，哪一部分将构成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
解决这一任务的时候尚未到来。
我们现在只限于在可能范围内加以论述，而如果我们能根据确凿的事实找出合理的原因来说明运动的主要事件和主要转折，使我们能够确定下一次、也许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的爆发将指示给德国人民的方向，那我们也就满足了。
那末，首先，革命爆发时德国处于怎样一种状况呢？
在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组织的基础的人民中的各个阶级的构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
在英国和法国，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集中在首都的强大富裕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封建制度，或者至少像在英国那样，已经使它只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残余，而德国的封建贵族却仍然保有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
封建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处都还居于统治地位。
封建领主甚至还保有对佃户的审判权。
他们虽然被剥夺了政治上的特权——对各邦君主的控制权，但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对他们领地上的农民的那种中世纪的统治权以及不纳税的权利。
封建制度在有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更为盛行，但除了莱茵河西岸以外，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完全被消灭。
这种封建贵族在当时人数很多，一部分也很富裕，曾被公认为是国内的第一个“等级”。
他们充任政府的高级官吏，军队里的军官也差不多全是他们。
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远没有英国或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富裕和集中。
德国的旧式工业因蒸汽的采用和英国工业势力的迅速扩张而被摧毁了。
国内其它地方所建立的、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3]之下开始发展起来的较为现代化的工业，既不足以补偿旧式工业的损失，也不能保证工业有足够强大的影响，以迫使那些对于非贵族的财富和力量的任何一点增强都心怀忌妒的各邦政府考虑工业的要求。
法国在五十年的革命和战争中胜利地经营了丝织业，而德国在这个时期却几乎完全丧失了它的旧式的麻织业。
此外，德国的工业区少而分散；它们大都在内地，主要是用外国的——荷兰或比利时的——港口进行进出口贸易，所以它们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大商港很少或毫无共同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它们不能建立像巴黎和里昂、伦敦和曼彻斯特那样巨大的工商业中心。
造成德国工业的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很多，但是只要举出两个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第一是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道的大西洋太远；第二是从十六世纪到现在，德国不断卷入战争，而这些战争又都是在它的国土上进行的。
英国资产阶级自1688年即已享有政治统治权，法国资产阶级自1789年也已夺到了政权，但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人数少，尤其是由于不集中，没有能够获得这种权力。
可是，自从1815年以来，德国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增长。
各邦政府虽不愿意，却也不得不至少考虑一下资产阶级的最直接的物质利益。
我们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各小邦宪法中给予资产阶级的每一点政治势力，在1815—1830年和1832—1840年的政治反动时期虽然都又被夺去，但资产阶级却得到了更实际的利益作为补偿。
资产阶级每次政治上的失败，总是伴随着一次贸易立法上的胜利。
当然，1818年普鲁士的保护关税条例以及关税同盟的建立[4]给德国工商业者的好处要比在某一小公国的议会中对内阁阁员们表示不信任的那种不大可靠的权利大得多，他们在议会中的投票，只能使阁员们发笑而已。
这样，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和贸易的不断扩展，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
它发现它的最重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妨碍而得不到满足，如国家被三十六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
同时，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固，交通的蒸汽化，国内市场上竞争的增长，使各邦各省的商业阶级互相接近，使它们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集中起来了。
这一情况的自然结果，就是他们全都转入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营垒中去，德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次严重斗争获得了胜利。
这个变化可以说是从1840年开始的，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取得对德国资产阶级运动的领导的时候开始的。
我们以后还要谈到1840—1847年的这个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运动。
国民的大部分是既不属于贵族，也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他们包括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和工人，以及乡村中的农民。
在德国，由于大资本家和工业家阶级不发达，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人数很多。
在较大的城市中，它几乎占居民的大多数；在较小的城市中，由于没有更富裕的竞争对手同它争夺势力，它完全居于支配地位。
这个阶级在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革命运动中，都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各次斗争中，它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商人和工业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就决定了它的特性。
它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
在封建君主制的国家里，这个阶级的生存要仰赖于宫廷和贵族的惠顾，失去这些主顾，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就要破产。
在较小的城市里，守备队、地方当局、法院及其属员通常便是这个阶级繁荣的基础，没有这些，小店主、裁缝、鞋匠、木匠等就无法生存。
因此，这个阶级永远摇摆在两者之间：
一方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的行列，一方面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参加一份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方面惟恐不合时宜地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他们的生存是操在政府手里的，因为政府可以使他们失掉最好的主顾；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而财产的稳固是与财产的数额成正比的，因此，这一阶级的观点是极端动摇的。
它在强有力的封建或君主专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但当资产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一当资产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就因强烈的民主主义幻想而如醉如狂，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
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在德国，这个阶级如何在这种种不同的状态中变来变去。
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
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
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同时发展的。
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
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提到日程上来，要延缓这一冲突再也不可能了；那时，工人阶级再也不会被虚幻的希望和永不兑现的诺言所欺骗了；那时，十九世纪的重大问题——消灭无产阶级的问题，终于要十分明朗地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了。
在德国，大部分雇佣工人并不是受雇于现代的工业巨头（英国的工业巨头是这个类型的最好标本），而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他们的全部生产制度，只是中世纪的遗迹。
就像棉纺业大王与鞋匠或裁缝这些小业主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一样，繁华的现代工业中心的十分觉悟的工厂工人也根本不同于小城市里的温顺的裁缝帮工或木匠学徒，后者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法，与五百年前很少差别。
这种普遍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自然要伴随着差不多同样地普遍缺乏现代思想的现象；因此，无怪乎在革命刚爆发时，很大一部分工人都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了。
然而，在现代生产方法占优势的工业区域的影响之下，由于交通的发达，由于许多任务人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们的知识有了发展，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这个核心关于本阶级解放的思想更加清楚得多，而且更加符合于现存的事实和历史的需要；但这些工人只是少数。
如果说资产阶级的积极运动开始于1840年，那末工人阶级的运动则开始于1844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注：
即捷克。
——编者注]的工人起义[5]。
我们在下面很快就有机会来考察这一运动所经过的各个阶段。
最后，还有一个广大的小农业主阶级，农民阶级。
这个阶级加上附属于它的农业工人，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
但这个阶级本身又分为不同的部分。
第一是富裕的农民，在德国叫做Groß-和Mittelbauern〔大农和中农〕，这些人都拥有面积不等的大片农田，都雇用几个农业工人。
对这个地位处在不纳捐税的大封建地主与小农和农业工人之间的阶级来说，最自然的政治方针当然就是同城市中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
第二是小自由农，他们在莱茵省占居优势，因为这里的封建制度已经在法国大革命的有力打击之下消失了。
在其它省份的某些地区也有这种独立的小农存在，在这些地方，他们赎买了从前加在他们土地上的封建义务。
可是这个阶级只是名义上的自由的所有者阶级，他们的财产大都在极苛刻的条件之下抵押出去了，以致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并不是农民，而是放债的高利贷者。
第三是封建佃农，他们不容易被赶出所租的土地，但他们必须永远向地主交租，或永远为地主服一定的劳役。
最后是农业工人，在许多大农场中，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英国这个阶级的状况完全一样，他们由生到死都是处在贫穷饥饿之中，作他们雇主的奴隶。
农民中后面这三个阶级——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和农业工人，在革命以前是从来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但这次革命显然已经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充满光辉灿烂的前景的新的天地。
革命对他们每个阶级都有利，因此可以预料，一旦运动全面展开，他们就会一个跟着一个参加进来。
但同时，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由于极难达到大多数意见的一致，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明显而为各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所证实了的。
他们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活动的城市居民的引导和推动。
上面对最近这次运动爆发时构成德国民族的各个最重要的阶级的概述，已经足以说明这次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不一致、不协调和显然的矛盾的大部分了。
当这些如此各不相同、如此互相矛盾而又如此奇异地互相错综起来的利益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当各区各省的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以各种不同的比例混合起来的时候，尤其重要的是，当德国没有伦敦或巴黎那样一个大的中心的时候（这种城市的各项权威性的决定，可以避免每一个地区每一次都要用斗争来重新解决同一的争论），除了斗争被分解成许多不相联系的格斗，因而耗费大量的鲜血、精力和资本而仍然得不到任何有决定意义的结果而外，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呢？
德国在政治上分解成三十六个大大小小的邦，也同样要用组成这个国家、但在每个地方又各有特点的各种成分的混乱与复杂来解释。
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了。
不错，德意志联邦曾宣称是永远不可分割的，但联邦和它的代表机关联邦议会[6]，却从来没有代表过德国的统一。
德国中央集权所达到的最高点，是关税同盟的成立。
北海一带的各邦也曾经因此不得不组成它们自己的关税组织[7]，而奥地利却仍然关起门来实行它自己单独的寓禁关税。
这样，德国可以满意了，因为它为了自己的实际目的现在仅仅分成三个独立的大国，而不是三十六个邦。
当然，1814年建立起来的俄国沙皇的无上权威，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变动。
根据我们的前提得出这些初步结论之后，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就要谈到德国人民的上述的各个阶级怎样一个跟着一个参加了运动，以及这个运动在1848年法国革命爆发后所具有的性质。
1851年9月于伦敦
二
普鲁士邦
德国中等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从1840年开始。
在这以前，已经有许多征象表明，这个国家的拥有资本和工业的阶级已经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再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专制的压迫下继续消极忍耐了。
较小的德国封建君主们，都相继向自己的臣民恩赐了或多或少带有自由主义性质的宪法，这部分地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有更大的独立以对抗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霸权，或对抗他们自己邦内贵族的势力，部分地是为了把由于维也纳会议[8]而统一在他们治下的各个分散的地区团结成一个整体。
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是毫不危险的，因为，如果联邦议会——它只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傀儡——要侵犯他们作为主权君主的独立性，他们知道，在反抗议会的命令时舆论和本邦议会会作他们的后盾；反之，如果这些邦议会的势力太大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运用联邦议会的权力击败一切反对派。
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或汉诺威的宪法制度，在这种情形下并不能推动争取政治权力的严重斗争；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对于各小邦立法议会中的琐碎的争端，一般是不加过问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德国两个大邦的政治和国家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任何次要的努力和胜利都是没有用处的。
但同时，在这些小邦议会中却生长出一大群自由主义的律师和职业的反对派；罗泰克、韦尔凯尔、勒麦、约丹、施梯维、艾森曼等等这类大“名人”（Volksmänner），在做了二十年喧嚷的然而总是毫无成效的反对派之后，被1848年的革命浪潮推上了权力的顶峰，而后来，他们暴露了自己的极端无能和微不足道，顷刻之间又被推翻了。
这是第一批德国土产的职业政客和反对派的标本；他们用演说和文章使德国人耳熟了立宪主义的词句，并用他们的存在本身预示着这样一个时刻即将到来，那时，资产阶级将利用这些夸夸其谈的律师和教授们所惯用然而却不大了解其真实含义的政治词句，并赋予它们以真正的意义。
1830年的事件[9]把整个欧洲投进了政治骚动中，德国文学也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
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大谈其不成熟的立宪主义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义。
在这批人中间，特别是在低等文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他们用一些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他们作品中才华的不足。
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畏首畏尾的流露。
为了使1830年后在德国盛行的思想混乱达到顶点，这些政治上的反对派便同大学里没有经过很好的消化的对德国哲学的记忆以及被曲解了的法国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主义的只言片语掺混在一起；这一群散布这些杂乱思想的作家，傲慢不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10]。
后来他们曾追悔这种青年时代的罪过，但他们的文风却丝毫未见改善。
最后，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11]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但也最准确的指标，也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
他死后，他的学派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
他的门徒中最激进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
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晦涩的哲学语言，把作者和读者都弄得昏头昏脑，同时它也把检查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家便享有其它任何一个学术部门都不能享有的出版自由。
这就是说，德国的舆论界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些即使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也因教育和生活状况而能够得到一些政治知识并形成某种独立政治信念的阶级中的大多数，渐渐地联合成一个反对现存制度的强大集团。
在批评德国政治进步迟缓时，任何人都不应该不看到：
在德国要得到对任何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困难的。
在这里，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
就以维也纳为例，维也纳居民在从事劳动和经营工业生产的能力方面在全德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论智慧、勇敢和革命魄力，他们更是远远超过别人，但他们对于自身的真正利益，却比别人更为无知，他们在革命中犯的错误也比别人更多。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于最普通的政治问题也几乎一无所知，而这乃是梅特涅政府愚民政策的成果。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不用再解释也很清楚，政治知识为什么几乎完全被社会中那些有钱私运政治知识到国内来的阶级，尤其是利益最受现存制度侵害的阶级——工商业阶级所一手垄断了。
因此，这些阶级首先联合起来反对继续保持在不同程度上伪装起来的专制政体，而他们进入反对派队伍的时刻，应该看做德国的真正革命运动的开始。
德国资产阶级宣告反对政府，可以说是从1840年、即从前普鲁士国王[注：
即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编者注]——1815年神圣同盟创始者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去世时开始的。
大家知道，新王不赞成他父亲的那种主要是官僚军阀性质的专制政体。
法国资产阶级在路易十六即位时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德国的资产阶级也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手中得到。
大家一致认为旧制度已经腐朽、衰败了，应该摈弃了；老王在位时人们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现在都被大声疾呼地宣布为不能容忍的事情了。
可是，如果说路易十六——“被渴望的路易”是一个平庸的无野心的蠢才，多少自觉到自己的无能，没有一定的主见，主要是依靠受教育时取得的成规来维持统治，那末“被渴望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却完全是另一种人物。
他的性格确实比路易十六更加软弱，但他却有自己的抱负、自己的见解。
他涉猎了大多数科学的基本知识，因此便自以为具有足够的学识，可以对一切问题作出最正确的判断。
他深信自己是第一流的演说家，在柏林没有一个商品推销员能比他更擅于卖弄聪明，更擅于辞令。
而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主见。
他憎恨而且轻视普鲁士专制政体的官僚主义，但这只是因为他的一切同情都属于封建主义。
作为所谓历史学派（该派所信奉的是博纳德、德·梅斯特尔及其它属于第一代法兰西正统派的作家们的思想）的“柏林政治周刊”[12]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力图尽可能充分地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国王是他治域中的第一个大贵族；环绕着他的首先是一班显赫的朝臣——有权势的枢密近臣、王公侯伯，其次是许多较低级的富裕贵族。
他按照自己的意旨统治他那些忠顺的市民和农民，作为社会各等级或阶级的无上的主宰。
而各个等级或阶级都有各自的特权，它们彼此之间应该用门第的或固定不变的社会地位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壁垒分隔开来；同时，所有这些阶级或“王国的各等级”都应该在权势方面恰好达到互相平衡，使国王能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
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过去准备实现而现在又在努力实现的beauidéal〔美好理想〕。
不很了解理论问题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看出了国王的真正意图。
但是，国王所一心要做的和他们所需要的恰恰相反，这个事实他们却很快就看出来了。
新王的“辩才”刚刚因他父亲之死而得到解放，他便用无数的演说宣布他的意图；而他的每次演说、每一行动，都使他更加失掉资产阶级对他的同情。
如果不是一些严酷而惊人的现实打断了他的美梦，对这种情形他还会不大在意的。
可惜，浪漫主义是不很会打算盘的，而封建主义自唐·吉诃德时代起就总是失算的！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对于轻视金钱这种十字军后裔的最高贵的传统是承袭得太多了。
在他即位时，政府组织虽然已经相当节约，但用费依然浩繁，而国库已经不太充裕。
过了两年，一切节余都在朝廷宴会，国王巡狩，以及对贫困、破落而贪婪的贵族的赐赠资助等等上面用光了，正常的税收已不够宫廷和政府的开支了。
于是，国王陛下很快就遭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和1820年法令的夹攻；1820年的法令规定，如不得“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许可，任何新的公债或增税都是非法的。
而这时还没有这种人民代议机关；新王甚至比他父亲更不愿意建立它；而即使他愿意建立的话，那他也不能不知道，自他即位以来，舆论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的确，资产阶级曾经一度期望新王会立刻颁布宪法，宣布出版自由，成立陪审法庭等等，总之，期望国王自己发起资产阶级获取政治权力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现在他们发觉自己错了，于是便对国王发动猛烈的攻击。
在莱茵省（全普鲁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样），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他们由于本身缺乏能够在报刊上代表他们意见的人才，竟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极端的哲学派别结成了联盟。
在科伦出版的“莱茵报”[13]，便是这个联盟的果实。
这个报纸虽然出版了十五个月就被查封，但可以说它是德国现代期刊的先声。
这是1842年的事。
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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