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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一般影响

第四章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

对发展中东道国的一般经济影响

 

对发展中东道国来说,引进外资是一国参与国际经济的重要形式。

总体而言,引进外资对于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如果外资流入的规模过大,流向不合理,也会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对国际资本流动的一般经济影响进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国际资本流动无论对投资国还是东道国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国际资本流动经济影响的通用模型---麦克杜格尔模型

该模型由麦克道格尔(G.D.A.Macdougall)首先提出,后经肯普(M.C.Kemp)进一步发展。

按照麦克道格尔模型,国际投资是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存量,而减少投资国资本存量的一一对应行为。

资本流动的结果是使得不同国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趋于一致。

甲国乙国

资本边际F资本边际

生产率J生产率

VMPK(甲)

MH

E

NRT

CG

VMPK(乙)

OO’

BA

甲乙两国资本总量

图1麦克道格尔模型示意图

由上图表述麦克道格尔模型更为清晰明了。

在孤立状态下,甲国在国内投入全部资本OA,边际资本产品价值(VMPK)为OC,总产量为OFGA,其中OCGA部分为资本要素收入,其余的部分CFG为其他要素收入,在完全竞争条件下,OC亦等于甲国的边际资本收益水平。

同样,乙国投入其全部资本O′A,边际资本产品价值为O′H,总产量为O′JMA,其中O′HMA部分为资本收入,其余的为其他要素收入。

现资本在两国间自由流动。

由于乙国的资本收益水平高于甲国(O′H>OC),G故有AB量的资本由甲国流入乙国,两国资本收益水平在E点达到均衡(ON=O′T),这时甲国的总产量为OFEB,其中资本收入为ONRA,它所包括的ABER部分是对外投资收入,而其他要素收入减少到NFE;同时,乙国国内总产量达到O′JEB,在所增部分ABEM中,ABER为外国投资者的本息部分,ERM则是乙国的净增加所得,乙国资本收入减为O′TRA,其他生产要素收入增至THE。

从世界范围看,由于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使资源分配趋于合理,故总产量由OFGA+O′JMA增加OFEB+O′JEB,增加量为ERG+ERM=EGM。

可见,资本流动对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分配、国际收支平衡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未区分国际资本流动的形式,一般认为麦克道格尔模型更接近于论述间接投资的作用。

而间接投资的经济影响比较单一,国内外的大量文献也少有专门论述,大量的研究集中于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效应

由于直接投资不仅仅是转移资本,而且涉及资本、经营能力、技术知识等一揽子经营资源转移的特殊性,因此,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效应远超过了麦克道格尔模型的描述。

70年代至今,对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分析得到了新的发展,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各要素的作用成为直接投资效应分析的突出重点,实证和理论研究从各个侧面论证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是通过它对东道国增长要素的形成、积累、转移和外部性贡献而实现的。

表1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效应

效应类别

直接的正效应

直接的负效应

外部正效应

外部负效应

资本形成与投资乘数效应

1.增加新投入的资本

2.购并形式的外国直接投资盘活东道国的资本存量

可能挤占国内投资(如在东道国筹集资金)

1.带动产业前后向辅助性投资

2.引发东道国相关投资

3.刺激东道国资本市场的发育

1.外资规模过量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压力

2.投资过度导致环境污染

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

1.直接的技术转移

2.研究与开发活动的转移

1.不完全的技术转移可能导致东道国对外资技术的依赖

2.非适用技术的转移可能导致资源浪费

1.当地相关企业通过学习、模仿,获取的扩散技术

2.随外资企业人员流动产生的技术扩散与外溢

可能抑制本国技术创新机制

就业创造效应

新建外资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

1.并购形式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导致合理的裁员

2.在雇佣及晋职方面引进不受欢迎的惯例

1.通过前后向联系和乘数效应增加当地就业

2.促进供应商转移到劳动力可得性地区

1.外来附属企业挤垮当地企业

2.当地生产依赖进口会加剧地区性失业

贸易增长效应

1.外资企业的出口增加

2.因外资企业的当地采购和零部件分包安排使东道国企业增加出口

外资企业的进口增加

1.外资企业进入的竞争压力引起当地企业的产品出口努力

2.通过跨国公司的市场中介,东道国企业增强了与国外消费者的联系

可能由外资决定国内资源配置的导向

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1.引入的投资使生产效率提高

2.引入的投资使生产的附加值提高

1.引入的投资只是对国内生产的简单替代

2.引入的投资使生产的附加值更低

1.加速东道国产业升级

2.将东道国产业升级过程纳入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轨道

可能导致产业结构僵化

市场结构效应

打破东道国国内的市场垄断或集中结构

建立寡占或垄断性市场地位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对后来者形成市场进入壁垒

1.国际资本流动投资乘数效应

斯特伦滕(Strenten,1974)提出了解释资本形成与投资的乘数效应,他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从填补一系列缺口,帮助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相关因素中得到认识。

他在“两缺口”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缺口”理论,即储蓄缺口、外汇缺口、预算缺口和管理和技能缺口。

国际资本流动对东道国的特别作用不是真实的资本转移,而是通过金融中介对资本形成机制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外来投资还通过带动产业前后向辅助性投资而对东道国的投资产生乘数效应。

2.国际资本流动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技术已经被作为一个比资本更重要的增长因素而加以考虑。

因此,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影响必然与技术的变化联系在一起。

资产累积模型(AssetAccumulationandRestructuringParadigm)是从帕维蒂和坎特威尔(PavittandCantwell)对累积性技术变化的理论分析延伸而来,并将技术的概念扩展至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

该理论认为,国际资本的流动,尤其是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升级、管理技能和企业家精神培养的作用不是静态的、单体性的,而是动态、累积性的。

马库森(JR.Markusen,1991)交叉使用知识资产(Knowledge-Basedassets)和企业特定资产(Firm-specificassets,FSAs)两个概念解释人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和所有权优势。

强调知识资产的特性决定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效应。

3.就业创造效应

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就业创造效应包括就业数量及就业质量两个方面。

与通过贸易或许可证交易方式服务于东道国相比,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是显著的。

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的贡献不仅体现为由外资企业直接提供的就业机会,还包括通过前后向连锁以及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

更进一步讲,这种就业的乘数递增效应还会通过就业者收入提高,消费增加,而促进当地服务业的发展和就业创造。

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做的估计表明,国外直接投资企业每雇佣一名工人就能间接创造1-2个工作机会。

4.贸易创造效应

在传统的分析中,国际资本流动与贸易的关系被认为是互为替代的,因而国际资本流动具有贸易替代效应。

50年代,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研究了发达母国与发展中东道国通过直接投资增强贸易联系,促进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以后,否认了这一论断。

他将国际直接投资区分为“顺贸易型”和“逆贸易型”两类,并论证了直接投资可以发挥贸易扩大、创造和促进作用。

对东道国而言,直接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似乎已得到确认,但直接投资创造的贸易结构对东道国的发展是否有利尚待研究。

瑞典学者伯罗姆斯特罗(M.Blomstrom)认为,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贸易效应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

直接效应反映为外资企业对东道国出口的直接贡献,间接效应反映为由直接投资进入所引起的当地企业出口增加的间接贡献。

卡特塞利(LoukaT.Katseli,1993)则认为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贸易影响不仅基于国家的发展进程,而且与外来投资的类型密切相关。

(见下表)

表2FDI的类型及影响

FDI类型

FDI与贸易关系

生产及收入影响

价格影响

劳动力寻求型FDI

基础:

比较优势

总体:

替代作用

小型市场:

出口促进

大型市场:

进口替代

促进贸易生产贸易消费

反贸易生产促进贸易消费

实际汇率升值

自然资源寻求型FDI

基础:

自然资源或原材料可得性

贸易创造作用

促进贸易生产

反贸易消费

实际汇率升值

零部件筹供型FDI

基础:

比较、绝对优势

企业内部贸易创造作用

促进贸易生产

促进贸易消费

实际汇率升值

水平型FDI

总体:

互补作用

行业内或企业内贸易创造作用

促进贸易生产

促进贸易消费

实际汇率升值

贸易相关型FDI

基础:

市场外部性

促进贸易生产

促进贸易消费

实际汇率贬值

LoukaT.Katseli:

ForeignInvestmentandTradeLinkagesinDevelopingCountries,UNCTC,1993pp.40

5.国际资本流动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雁行模式”是由阿克曼特苏(K.Akamatsu)在30年代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

该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后进国家“赶超型”产业发展的周期。

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与先进国家的外部联系,主要是贸易和投资,后进国家可以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并使自己的产业升级换代。

90年代,奥赞瓦(T.Ozawa)在雁行模式的基础上发展出增长阶段模型(StagesofGrowthParadigm),奥赞瓦引人了跨国公司和直接投资因素从而使雁性图发生变化。

因为在他看来,如今跨国公司可以也的确在产品周期的一开始就在国外投资生产,无需通过出口开发东道国市场。

6.市场结构效应

市场结构体现了生产要素与产品分布结构的状态及相对关系,产业组织理论表明,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经济福利的分配都会受到企业所在的市场结构的影响。

这是因为,各种市场结构同企业在这些市场内的行为有一定的联系。

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市场结构效应一般包括两个方面。

相对于封闭经济,开放之后,外来直接投资的介入似乎有利于提高市场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

但是,当外来直接投资明显占据规模优势和拥有市场力量优势时,直接投资对市场结构的影响会更多地抑制而不是促进竞争。

这种抑制作用可能转化为对东道国企业的市场挤出效应,或对东道国幼稚产业的窒息效应。

三、国际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如下几个理论学派。

1.发展主义

发展主义是历史上关于国际资本流动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影响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

它是由同一时期深化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和“双缺口”模型引申来的。

发展经济学家将“哈罗德—多马”模型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杨叔进,1989),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率虽然很低,但投资却不一定要完全依靠国内储蓄。

通过引进外资,投资率会迅速得到提高。

“双缺口”模型由H.Chenery和A.M.Strout首先提出(H.CheneryandA.M.Strout,1966)。

该理论认为,外资的流入可以弥补束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储蓄和外汇两个缺口。

基于这两个模型,发展主义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对发展中东道国的贡献主要有三点:

第一能增加当地储蓄,从而提高当地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第二能缓解当地的外汇约束,从而使当地发展中东道国进口更多的机器、设备等;第三能带来新的技术、管理技巧等。

50年代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领导下的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ECLA)就持有这种观点。

他们相信,制造业中的外国直接投资补充了因当地生产低下而导致的储蓄不足(Prebisch,1969)。

70年代之前,发展主义的观点在跨国公司及其代理人中间尤其流行。

如:

May(1970),MayandFemamdezArena(1970),May(1978)。

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尤其是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补充了而不是替代了当地的资源。

2.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是作为发展主义的反动派出现的。

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多分布于集中程度较高的产业或市场中。

因此,他们的介入与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发展之间并非如发展主义所断言的那样是完全协调一致的,而是冲突和对立的。

经济民族主义的这种判断根植于当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海默的垄断优势论之上。

既然跨国公司具有很强的所有权优势,并在当地市场上处于寡占地位,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跨国公司必定取得了垄断利润。

据此,经济民族主义对跨国公司申报利润水平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

(1)跨国公司的申报利润是否反映了他们真实的赢利水平?

如果没有,又是通过什么机制掩盖的?

(2)跨国公司通过什么样的商业操作规则、市场行为来获取其垄断租金?

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证实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怀疑。

Vaitsos(1974)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的进口都存在着定价过高问题。

其他国家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对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当地子公司或许可证获得者之间的技术合同的众多分析显示:

跨国公司为了保证其垄断租金的实现,普遍实现限制性的商业操作。

经济民族主义对当地市场上跨国公司的市场行为,尤其是市场需求创造活动的研究发现,外国公司大规模的广告促销活动已经使当地的消费偏好发生了重大变化(Vaitsos,1976)。

在某些假定条件下,这种变化使当地人口中最贫穷部分的生活恶化(Helleiner,1975)。

3.依附论

与经济民族主义几乎同时产生的依附论是沿着另一条思路直接对抗发展主义的。

依附论者认为,大量的外国投资渗入,动态地、长期地来看,非但没有如发展主义所断言的那样增加当地的外汇和储蓄,反而有所减少;并且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结果是发展中东道国对外依附关系的加强。

依附论者的观点,部分地来自其对外资在发展中东道国负面影响的观察,部分地来自巴罗有关外资会从第三世界国家“榨取剩余”的论述(Baran,1973)。

沿着这一思路,依附论者进一步研究了新型依附对阶级结构的意义,并以次来考察既存依附型发展中东道国的未来发展前景。

他们指出,如古典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地的产业资产阶级并不反对外国资本,并且一般都支持外国投资的介入(Johnson,1972,PetrasandCook,1973)。

这一时期,一小部分依附论者还研究了与跨国公司大量进入相联系的当地经济“垄断化”(Monopolization)(Dossantos,1968),东道国工业的“逆民族化”倾向及相应的决策中心外移等问题(Furtado,1976),但是,正如O’Brien所批评的那样,这些分析中“依附的确切机制未被详细论证”(O’Brien,1975)。

后来的依附论者认为,发展与依附并不矛盾,似乎外国投资在制造业中的增长已经从本质上改变了其帝国主义的性质,以致于“在某种程度上,跨国公司的利益已经与依附国家的内在繁荣相一致。

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确实促进了当地的发展”(Candoso,1973)。

这种现象被描述为“与依附相关的发展”(同上),或者简言之“依附发展”(DependenceDevelopment)(Evans,1979)。

这种有关跨国公司极其外国直接投资活动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影响更细化的观点是与跨国公司、当地资本以及当地政府之间复杂关系的演进相关的,沿着这一方向的分析也许将进一步深化依附论者的观点。

4.评价

以上几种理论所存在的共同缺陷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差异性关注不够,理论分析要么是抽象过多,要么是过于狭隘,以偏概全。

为此,理论研究者既要对发展条件、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引入外资的不同经历进行深刻的“战略对比”(StrategicCounterfactual)研究(Lall,1993),也要作纯粹理论上的归纳、演绎。

四、国际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外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其他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尚少,在此,笔者重点对外资的区域经济影响作一些探讨。

一、外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关于外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主要理论依据有:

(1)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提出的“双缺口”模型。

该模型是由H.Chenery和A.M.Strout首先提出的。

他们认为,外资对发展中东道国的贡献主要是增加当地储蓄,提高经济增长率;缓解外汇约束,带来新的技术和管理技巧等;

(2)依附论。

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会形成核心国家的发达和边缘地区的不发达这一全球区域经济结构。

大量外资的渗入,动态地、长期地来看,非但没有增加当地的外汇和储蓄,反而有所减少,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对外依附关系的加强。

(3)经济自由主义理论。

该理论特别强调市场的调节作用,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他们认为,资本的国际流动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形成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推动经济增长。

现有文献中外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有,钟昌标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外资对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外资对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但总体来说,外资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贺执中、盛欧研究了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这种影响并不明显。

李文彦研究了韩国投资与山东沿海地区的发展。

李小建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具显著影响,但并非是促使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影响变量。

外资对沿海地区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有重要促进作用。

从以上的研究来看,有关外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没有一致的结论。

基于此,笔者采用Granger因果性检验来验证外资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影响及其差异。

二、外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检验模型

(一)检验模型

区别于以往研究外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方法,Granger因果性假设检验旨在检验外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因果关系,数据取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期限为1985-1997年。

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设检验最早是由C.W.J.Granger[8]提出的,它基于这样的统计推断思想:

将来不能预测过去,如果变量X引起变量Y,则变量X的变化将先于Y的变化。

基于此,利用分布滞后的概念,Granger提出了Granger因果性(GrangerCausality)的定义:

如果利用过去的X与Y值对Y进行预测比单用Y的过去值来预测所产生的预测误差要小,那么称X是Y的(Granger)原因,记为X→Y。

就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性检验,称之为Granger因果性检验。

为此有下面的回归:

Yt=α+ΣβiYt-i+ΣγiXt-i+μt

(1)

式中Yt表示某一特定地区当年GDP总量,Yt-i表示该地区滞后i年的GDP总量,Xt-i表示该地区滞后i年的吸收外资总量。

与之相对应的零假设H0:

βi=0(j=0,1,…,n),若零假设成立则有

Yt=α+ΣβiYt-i+μt

(2)

(SSE2-SSE1)/n

构造统计量F=———————,则F服从自由度为(n,T-m-n-1)的F分布,其中SSE1为

SSE1/(T-m-n-1)

(1)式残差平方和,SSE2为

(2)式残差平方和,T为样本数量,m和n分别为X和Y的滞后长度。

在此有几点值得说明的是:

1.根据Granger检验的法则,既可以检验X→Y,也可以检验Y→X,但我们根据所研究问题的现实意义,只检验吸收外资量X→区域经济总量Y这种因果性。

2.做Granger因果性检验要求变量序列为平稳序列,为此必须先对吸收外资量和区域经济总量两个序列预先做Dickey-Fuller平稳性检验。

采用回归:

Yt-Yt=α+ρYt-1+μt;其中ρ=β-1,零假设ρ=0,

检验用的统计量采用常规的t统计量,但该统计量已不服从标准的t分布,为此必须用D.F检验,若ρ接受零假设,则Yt序列是非平稳的。

3.关于滞后长度的确定。

虽然Granger因果性检验对分析中的滞后长度很敏感,而且我们也可以采用最小最终预测误差准则(theMinimumFinalPredictionError)来确定各变量的最优滞后长度,但出于简洁的考虑,结合经验,我们选择滞后长度为“1”。

(二)检验结果

根据变量序列平稳性检验的结果,Granger检验方程选用:

Δ2Yt=α+β1Δ2Yt-1+γ0Δ2Xt+γ1Δ2Xt-1+μt

Δ3Yt=α+β1Δ3Yt-1+γ0Δ3Xt+γ1Δ3Xt-1+μt

若零假设H0:

γ0=γ1=0成立,则吸收外资不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

经检验,我国三大区域外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Granger检验的F检验值为:

表3分区F检验值和标准值

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F检验值

0.34

0.59

2.06

0.30

5%

接受

接受

接受

接受

25%

接受

接受

拒绝

接受

说明:

1.5%和25%为显著水平;

2.“接受”和“拒绝”表示接受或拒绝零假设。

由上表我们发现,在5%的显著水平下,全国和各区都未能通过检验,即在样本区域内,外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并无影响;在25%的显著水平下,全国亦未通过检验,但令人不解的是,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未通过检验的情况下,西部地区却通过了检验。

我们再将沿海地区吸收外资的重要省份进行的Granger检验,F检验值分别为:

表4沿海主要省份F检验值和标准值

省份

北京

天津

上海

江苏

浙江

山东

广东

福建

F检验值

0.8

2.83

0.21

3.34

2.42

0.48

5.58

1.20

5%

接受

接受

接受

接受

接受

接受

拒绝

接受

25%

接受

拒绝

接受

拒绝

拒绝

接受

拒绝

接受

说明:

1.5%和25%为显著水平;

2.“接受”和“拒绝”表示接受或拒绝零假设。

根据以上的结果,在5%的显著水平下,仅有广东通过检验;而在25%的显著水平下,除广东外,还有天津、江苏、浙江通过了检验。

(三)结论和分析

根据笔者的研究结果,总体来说,外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但还不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这个结论与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

然而,本文对各区域外资影响的研究却提供了一个与现实相矛盾的结论,即在外资比较集中的东部沿海地区,外资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在外资吸收量微乎其微的西部地区,外资对经济增却有着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

对此,笔者试图从不同地区利用外资的结构和外资的影响机制来解释。

首先,我们来看看外资在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结构。

我国自1992年以来,全国利用外资由对外借款为主转移到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而这些外商直接投资绝大部分投资于东部沿海地区,这就形成了东部沿海地区主要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利用外资结构。

统计资料显示,96年东部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占外资总额的比例高达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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