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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知识大讲堂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一讲：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祝彦：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说法，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巨大的事变。
今天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一讲建党的有关内容。
第一，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20世纪初诞生于中国？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背景。
第一，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不成功，呼唤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
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在这样一种积贫积弱的民族危难情况下，许多的仁人志士进行了奋勇的斗争。
流血的革命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比如太平天国起义，还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另外还有改良运动的推动，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
但是无论是流血的革命还是不流血的改良运动最后终归于失败，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没有一个先进的用科学理论武装的政党的领导。
第二，近代以来中国工人阶级不断的发展壮大，到1919年前夕，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已经达到200万左右，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雄厚的阶级基础。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掀起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新文化运动于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始，这场运动的掀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它对封建专制思想、封建文化进行了极大的冲击，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而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打开了闸门。
第四，20世纪的国际环境为我们党的创立提供了外部条件。
在20世纪初的世界史上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
第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矛盾和各种腐朽的现象，使得原来许多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向往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失望，从而开始思考，接受走别的道路的问题。
最后选择了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应该仿照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二是20世纪初，在世界历史上还有另一件重大的事情，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国的国情和中国十分相似，俄国的工人、农民能够挣脱国内反动统治的压迫，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榜样，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成为当时很多追求进步的中国人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
以上四个方面，为党的创立提供了四个条件，或者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四个大历史背景。
第二，我们讲一讲五四运动与党的建立。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那么五四运动与党的创立有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
第一，五四运动为党的创立直接准备了大批的干部队伍。
可以说，投身于“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后来都成为我们党创建之初的领导干部和主要成员。
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李达、邓中夏等等这些人，都是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后来成为我们党创建的主要成员。
第二，五四运动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在五四运动中，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都在杂志上、媒体上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学说。
大家熟悉的比较有名的李大钊同志署名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就是在当时发表的，影响很大。
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宣传过程中，通过与中国是否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否应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以及同无政府主义等问题的论战，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普及，从而他的影响在知识界、理论界、思想界，尤其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第三，五四运动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农的相结合，因为在五四运动中，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到工人夜校去讲课，到农村去、到工农群众中去，通过向工农群众补习文化、宣讲知识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农群众中得到宣传，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工农运动的相结合，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五四运动同党的创立的关系。
第三个内容，讲一讲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1920年初，李大钊专门将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但仍然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监视的陈独秀护送到天津，然后转往上海。
在护送的路上，李大钊和陈独秀商定要建立中国共产党。
所以我们大家熟悉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来自这样的历史背景。
陈独秀到了上海之后，便于1920年5月间就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那么在考虑成立组织的名称问题上，陈独秀特意跟李大钊写信商量，李大钊明确表示，我们党的组织就叫共产党。
于是，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间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的杂志编辑部成立了，当时党的组织名字就直接叫做中国共产党。
这是中国诞生的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发起人一共有8个。
其中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和李达，大家推举陈独秀为书记，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实际上就开始了全国党的各地组织的成立指导工作。
他们通过写信的方式或者派人去直接指导等等方式来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产生。
因此，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这样一个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及担任书记的陈独秀在指导全国共产党组织建立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这样，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特别讲到，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
那么，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下，各地开始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北京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下成立的。
早在1920年3月份，在北京大学就成立了马克思学术研究会，以这个研究会为基础，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同志的办公室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名称为共产党小组。
到1920年底，北京的党组织召开会议，名称正式确定为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武汉党的早期组织是1920年8月份成立的，由刘伯垂组织召开会议，名字是共产党武汉支部，当时参加的成员有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等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产生，由于当时湖南军阀的残暴统治，长沙党的组织活动十分隐蔽，直到1921年7月，党在长沙的成员也只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少数几个同志。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的，命名为广州共产党。
先是由陈独秀，后是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
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1年春成立，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同志在内，这样包括上海在内，全国共有六个城市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且开展工作，成员也逐渐地增加起来。
根据1921年的一份档案文献记载，当时党的组织全部加起来的党员分子有53个成员，张国焘回忆是59个人，称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约350人，其中上海党员9人，北京党员15人，武汉党员8人，湖南党员约10人，广东党员约7人，山东党员8人，旅日党员8人。
我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比如有的地方叫共产党支部，比如北京就叫北京共产党支部。
也有叫共产党小组的，还有直接就称共产党的，这是第三个内容。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情况。
第四个内容，党的“一大”的召开。
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之后，这为成立全国性的党组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组织基础。
同时，不断高涨的革命运动迫切的要求需要成立一个统一的党组织来领导。
于是，在这样一种客观条件具备、主观要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应运而来。
1921年6月份，共产国际派了代表马林，还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科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在了解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情况后，他们主张应该尽快的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正式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
于是，当时在上海组织工作的李汉俊、李达就和在广州的陈独秀以及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量，在得到他们两位同意后，取得了大家的一致共识后，就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是，由上海的发起组织向全国其他城市的共产党组织写信，联络通知他们派人来、派代表到上海来开会，每个地方派两名。
那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的统治，再加上交通条件的不方便，以及各地党组织在初创时期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手续等等情况，各地党组织推出代表的方式不一样。
另外，到达上海来开会的时间也前前后后不一致，有的早来，有的晚到。
但是，在1921年7月23日前，各地的代表基本陆续到达。
各地的代表情况是，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的代表李汉俊、李达；广州的代表陈公博、包惠僧；另外旅日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有周佛海，我们大家可以算一下，13个代表的平均年龄是27.98，也就是约28岁，这个年龄正是一个人风华正茂的干事业的年龄，因此，某种意义上，这个年龄反映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历史的一种方向。
大家会注意到，上面的上述代表中没有李大钊，也没有陈独秀，那么，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他们都没有出席一大。
什么原因？
在1920年12月份，陈独秀在领导成立上海早期组织后就到广州去了，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在那里为筹办一所大学而奔波。
李大钊当时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教授，另外他还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工代表联席会议的主席。
无论李大钊同志还是陈独秀，当时都脱不开身，由于这样一种客观原因，他们两位都没有出席党的一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各地代表陆续到达后，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在上海开幕，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也就是现在的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的住宅内，各地代表13人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的代表尼科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会上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致辞，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介绍了有关共产国际的情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书记处。
之后，代表们讨论大会的任务和各项议程。
7月24日，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团组织的建立情况，7月25日、26日两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三人起草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的工作计划，其他的代表休会。
7月27日、28日、29日这三天连续举行会议，主要是讨论由前面三位同志起草的党的纲领和决议，大家发言进行讨论。
那么，7月30日晚上会议继续进行。
但是，在会议召开期间，突然一个陌生的中年人闯进了会场，这个人环视了会场一周之后又匆匆离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比较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凭感觉他认为刚才这个冒然进入会场的人可能是侦探、特务，于是他建议会议立即中止，代表分散转移。
果然在代表们分散后，大概10分钟左右，巡捕房的特务就把会场包围，并且对会场进行了搜查，但是代表们转移及时，巡捕们虽然搜查折腾了一番，但一无所获。
那么，在原定的地方会址不能开会了，怎么办？
在大家讨论在新的会议地点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去开会，因为嘉兴离上海近，交通比较便利。
于是，代表们就陆续转移到嘉兴。
在浙江南湖的一艘红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当时，为了不引起怀疑，特意租了一艘比较豪华的游船。
另外，还在游船上摆了一些比如麻将等等娱乐工具，表明大家是来南湖游玩的。
于是，会议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结束了。
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的纲领，把党的名称正式确定为中国共产党，会议最后还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基于当时全党党员的数量不多，而且各地党组织也不够健全，会议决定暂时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而只成立中央局，来负责领导党的工作。
经大会代表讨论，最后选举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个人组成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基本情况，也就是党的一大。
第五，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与别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共产党，包括日本共产党等其他国家共产党的诞生创立，有什么自己的特点呢？
我们归纳一下，有这样几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进程比较快。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7月份，中国共产党就完成了酝酿、筹备到正式建立的过程，应该说时间比较短。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为榜样，也就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第三，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党内纪律和组织原则。
第四，我们党从一开始成立就力求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以上四个特点或者说我们党创立方面的优点表现。
另外，我们也总结一下，我们党的创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弱点，大概有这么几点：
第一，时间短，没有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
第二，理论准备得不足。
很多同志是先入党，再接受理论的教育；先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活动，再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
第三，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开始，很大程度上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
这个影响有好的一面，同时也有不足的一面。
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特点。
第六个内容，也就是最后一个内容，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过，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个大的事变。
自从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具体来讲，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过去一切旧的革命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因此，党的创立就使得进行斗争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自己科学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武装成立的。
中国革命最后的胜利，正是因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走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而取得了胜利。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的方案。
经过艰苦探索，经过曲折失败，中国革命终于在党的领导下，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以上三点，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真正的焕然一新。
（文字来源：
央视网）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二讲：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
主讲人：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刘宝东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很多，但最基本一条是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关于这条革命道路，小平同志在1984年接见日本外宾时曾作过非常经典的概括。
他说“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他又说“中国共产党人……走自己的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
”怎么理解小平同志的这两个概括？
他讲的是一条道路，还是两条道路呢？
其实，小平同志这两个概括讲的都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不过一个讲的是广义的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它包括革命的总战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及实现总战略的方法（三大法宝）和途径（农村包围城市）；第二个讲的是狭义的革命道路，即专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
今天我与大家探讨的是后者，专门谈谈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如何开辟出来的。
我今天讲三个问题：
一是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二是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三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内容及意义。
一、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从大的方面讲就是大革命的失败。
下面我就简要地梳理一下大革命时期党探索革命规律的情况。
1962年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对党探索革命规律的情况作了总结，他说：
“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由此可见，党在成立之初，对革命形势判断的并不十分精准、对革命规律的认识也并不十分清晰，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来看，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进行的，所以在革命初期党也自然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并且很快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但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为标志，第一次工运高潮很快又跌入谷底，在共产国际的促动下，党的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合作。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党际合作实现后，党主要干什么呢？
事实上，党将主要的精力投向了开展民众运动。
在城市中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罢工、五卅运动等一系列规模浩大的工人运动，将大革命推向了高潮。
关于农民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也是比较重视，但是有个问题，国民党虽在政策上比较重视，但却是只有政策而无行动，因为没有人愿意深入基层。
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随后他积极参与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看到了国民党浮于上层、少于深入基层的现实，1924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了十项提案，其中四项是毛泽东提出的，他在议案中提出了加强党员作用、重视基层群众工作等建议，如他说：
“地方党务方在开始，中央及执行部事务必不甚多”，“宜以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可惜毛泽东的建议不是“留案备核”，就是束之高阁。
其实对于国民党不能深入基层的原因，孙中山本人看的很清楚，也解释的很清楚，如他说：
“迄今为止我和国民党还没有与农民进行接触。
在国民运动中出现这一大的疏忽主要是由我的拥护者们的社会身份造成的。
”“我本人是资产阶级出身，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商界。
由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
”也即国民党缺乏吃苦耐劳、深入基层、扎实工作的农运人才。
毛泽东曾说：
“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
”就来找我们共产党，而国民党的弱项正是我们共产党的强项，如早期农民运动重要领袖阮啸仙所说：
“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争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
”这导致了什么后果呢？
据中共广东区委1926年6月的统计：
“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
”
这样大革命时期党虽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但是毛泽东、彭湃等人不畏艰险、深入乡村、开展农运，为日后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积累了经验。
1925至1927年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就是这一时期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
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开篇就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他还号召要立刻下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到乡村中去。
这些认识为他日后创造性地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
不过客观的讲，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农民运动的了解还是“异常肤浅的”。
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与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时讲到：
当时“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
”对于如何发动农民、如何深入农村、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仍然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由于国民党人大多不愿意从事吃苦的下层民众运动，这方面工作就由中共党员承担。
由此一来，国共两党的合作形态，就逐渐呈现了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
不仅如此，党在推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如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七大预备会上讲：
“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
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
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
”这个忙帮的可不小啊！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崭新的理念、清新的形象、务实的作风等区别于其它旧式政党的先进性，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凝聚力，非常有吸引力，甚至于吸引了一些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这个变化可非同小可，它标志着国共合作初期共产党员单向加入国民党的党际合作模式被打破了，而是变成了双向互动。
这种党际合作形态的变化，可是非同小可，引起了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对国共合作的方式产生了疑虑。
国民党一方面对自身组织的松懈而忧虑，另一方面又因为共产党组织的严密而感到恐惧，这种忧虑和恐惧就逐步地衍化成了“分共”和“反共”的主张和行动，而这种倾向在北伐之前就已很强烈地表现出来了，通过这个时期蒋介石的思想变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变化。
比如1926年3月蒋介石的两条日记就很能说明当时他对共产党的态度。
3月10日，他在日记写到：
“近来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是何异佛入地狱耶！
”是什么原因使他这么难受呢？
就像佛祖被扔到地狱中经受煎熬。
3月17日，他在日记中给出了答案：
“共产党自以为阴谋之毒，不知其狡计皆为人利用。
鲍氏之肉，尚足食乎。
”哦，原来是共产党的阴谋毒计，背后还有个共产国际，此时蒋介石痛恨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已经达到了想吃人肉的地步啦！
那么我们中共党内对国民党、尤其是对蒋介石的动向就一点警觉都没有吗？
答案是有的。
比如，就在蒋介石记这个日记的次日，也就是3月18日，毛泽东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作了个演讲，谈了应该从巴黎公社失败中吸取两大教训：
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指挥”，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
演讲中，毛泽东还说了句大家都熟悉的名言，那就是“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
非常不幸，毛泽东的判断是非常有预见性的。
两天之后，即3月20日，蒋介石就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两个月后，即5月20日，他又提出了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翻过年来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了我们党一个致命打击，中国革命经历了胜利的大喜，转而又遭受了失败的大悲。
可以说，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一个关注上层，一个关注下层；一个重视军事，一个重视民众，一个注重枪杆，一个注重笔杆；一个擅长武斗，一个擅长文斗。
当两党互相合作时，无疑是一对优势互补的搭档。
当合作破裂时，共产党就吃大亏了。
就像毛泽东在七大的一次讲话中说的：
我们“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子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
”在共产党员由六万锐减到一万人的情况下，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中，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奋起，开始了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
二、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
毛泽东在后来谈起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背景的时候，屡次都说那可是“逼上梁山”。
如果说用逼迫的“逼”字来形容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背景的话，那么就可以用摸索的“摸”字来概括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
大革命悲惨失败之后，党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是：
还要不要革命？
怎么革命？
在这个关键时刻，党做出了正确抉择，结束了陈独秀右倾中央的工作，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开始了从进攻城市向农村进军的艰难转变。
（一）从进攻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艰难转变
为了总结失败教训，确定新时期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
会议是在汉口租界内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的住处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一天，但实际上用了一周时间，也就是用三天时间将会议代表偷偷领进来，会后又用三天时间将与会代表偷偷送出去，可见当时白色恐怖之严重、革命形势之危急。
与会同志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会上除了主持人李维汉和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之外，毛泽东发言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反思的也最为深刻。
他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
一是领导权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三是军事问题。
关于领导权问题，他有个很形象的说法：
他将国共两党的合作比喻为共同建造了一座房子。
我们虽然“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扭扭捏捏、勉勉强强地搬进了房子里，“但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即忽视了争取革命领导权。
关于农民问题，他批评了忽视农民运动的偏向。
关于军事问题，他谈的最深刻：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蒋唐都是拿着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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