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的自主转型与知识创新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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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自主转型与知识创新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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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自主转型与知识创新一.docx

中医药的自主转型与知识创新一

中医药的自主转型与知识创新

(一)

摘要:

中医药的现代转型过程具有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一致的特征,而全球发展的整体转型为中医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

基于健康共享和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要求,抓住这个战略机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成果的支撑,促进中医药的自主转型。

能否发挥中医药的文化活力,促进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发展,将成为制定和实施中医药知识创新战略,实现中医药国际化的关键。

关键词:

中医药知识创新;中医药发展战略;文化多样性;自主转型;整体转型;知识创新

1中医药发展现状的战略评述

1.1从“出口创汇”到“重铸中华医魂”

从1992年至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已经从战略层面研究了15年,对中医药的继承、创新和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性的分析,有关研究成果大部分都收录在《中医战略》(中医古籍出版社2007年1月)一书。

从徐绍颖研究员主持的第一项国家软科学研究课题“促进中医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开始,课题组就建议国家制订并实施“弘扬祖国传统医药学工程”。

但是,这一“工程”的推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通过“现代化”的路径对中药的现代创新没有取得预期的目标。

在经过“反思”之后,课题组将战略研究的重点转向了确立中医药的战略主体地位方面。

在2003年关于《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的总报告中认为,中医药目前处于从属地位,难以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实际上中医药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应该重新确立其战略地位,建立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保健体系。

可以说,正是由于论及到中医药不能自主发展的痛处,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才得以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并促使国家决策部门及时决策,使得中医药能够直接参与到SARS、艾滋病等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中。

在随后的研究中,课题组又对中医药的教育、科研、临床、方法论及其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支撑作用进行了调研,认识到真正确立中医药的主体地位,必须有赖于中华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因此在2005年课题的总报告中提出了“重铸中华医魂”的战略目标。

我们看到,实现这个目标不仅需要对中华文化的“新认识”,而且需要基于思维方式根本转变的人们行为方式的转变,需要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顶层设计。

而后者的“设计”离不开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把握,并需要对“出口创汇”的能力进行“基本建设”。

1.2从“再造‘病人’”到健康观念的重建

调研结果表明,目前中医药的实力和根基已经大大削弱,其现代发展已陷入全面危机状态。

与战略主体地位的重建相关,造成这种危机的主要表现是中医药理论主体、实践主体和政策主体的缺失,即在理论层面没有重视中医药的原始性创新性质,在实践层面没有遵循发挥中医药疗效的基本规律,在政策层面没有做到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导向,从而使中医药在整体上处于“悬空”状态。

按照波兰尼的看法,造成这种“悬空”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客观主义知识论的虚伪性,最典型的表现是认为中医药“不科学”。

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就以“科学”的理由对中医药的理论、实践和政策进行了重构,实际上也就是把中医药在整体上作为一个“病人”看待,成为中国社会改造运动的一个缩影。

杨念群教授认为,“中医的存废及其命运已经与更广义的‘社会革命’主题建立了相互呼应的关系。

”由于“社会革命”是全面的且具有“政治正确性”,力图使中国摆脱全面危机,因此,出于需要,这种“社会革命”“不但大量吞噬传统乡土社会中相对自主的社会自发力量,而且以惊人的速度规训出了中国人的新型政治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把中医的个体化游动形式通过‘卫生行政’的途径整合进现代医疗系统,就成为中国近代‘社会革命’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日益成为以政治手段处理全面危机的一种有效方法。

中医最后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准,也越来越取决于其对这种被现代政治包装过的新医规训的认同程度。

无独有偶,杨煦生认为,“必须置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视野之中”来把握中医的现代命运,而对现代中国来说,面对“世界”的“失魅”,中医的危机实质上属于“内部危机”:

中医的根本危机毋宁说是内部危机、自毁江山的危机,并且毁得充满真诚和善意。

中医能否持存,从社会学意义上,首先当然依赖于是否有制度性的自觉和立法的保障,是否能恢复其自主机制、自然文化生态,以继续应对各种意识形态化“现代魔魅”的侵扰。

真正深层的问题还在于,中医的生命力的保持,更是端赖于对与巫文化连接的那条脐带的悉心呵护,端赖于对生命的整体性和有机性的把握和坚持,端赖于对其自身发展史的不同形式的理性化成果的理解和发展。

而这一点是否可能、如何可能,这才是问题所在、危机所在。

在这个已经失魅的世界里,古典世界观的崩溃、神话式的和诗性的世界图景的消弭,实际上绝不仅仅是一个哲学课题或美学课题,而是一个赤裸裸的生活问题。

失魅所指的,就是古典式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崩溃之后,人的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都同样支离破碎的这么一种无情的事实。

就中医而言,如何应对现代生活对外在生态和内在生态的破坏和重构、对心理生活和心理结构的改塑,这才是真正的挑战性问题。

如今,自主创新在我国具有基于全球化意义的“政治正确性”,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基本战略。

在我国目前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之中,中医药被列为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领域。

从原理上看,这一规划的实质性意义是将国家战略与个人的健康战略通过“自主”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健康重建”成为可能。

虽然从内在性质上看,中医药具有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意义,但是从实践上尚需要从已经形成共识的中医药对健康的贡献着手,通过其对健康观念的重塑以及对健康促进的贡献,在恢复其作为“健康医学”的基础上,才能担负起使世界“返魅”的历史使命。

2健康共享与中医药的全球化

从“中医药”一词出现的频率来看,当代世界和社会对中医药的关注度在逐渐增强,尽管关注的方式各有不同。

就整体情况的发展走向来分析,尽管人们对中医药的“科学机理”尚不能充分理解和肯定,但是中医药的有效性正在成为其科学性的代名词,帮助人们消除多年来难以自我认同的心理障碍。

如今在中国,中医药的发展得到了不同以往的重视,人们将其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科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视为一个不可分的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而且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医药的新形象和新价值不断得到发展,人们认识到,中医药既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提升我国科技竞争力的可选择的路径。

综合来看,人们之所以能够突破老眼光而从不同的角度增加中医药的含金量,是因为人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从而得以逐渐看到了以前被偏见遮蔽住的中医药的原貌。

实际上,对于生活在当代世界的人们来说,中医药的原始面貌只是想象,思古之幽情虽然有助于淡化时间的作用,但是要真正把握中医药的性质还是需要文化和哲学的帮助。

因此,当我国政府在国际科技合作规划中强调中医药的原创性时,我们需要以文化和哲学的方式看待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变化。

在全球化作为一个时代特征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加深之时,中国政府提出了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

从表面来看,虽然这个与改革开放相衔接的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与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控制相关,但是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来看,实际上这是中国对世界贡献方式的转变,或者说,这是中国对全球负责任的一种体现。

而最彻底的贡献方式就是拿出我国最具原创性的知识体系。

因此,在国务院刚刚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之后,科技部就联合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门制定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2006-2020年)》。

在这个于2006年7月3日印发的文件中,中医药的“原创性”成为显示其作为原创知识体系潜力和优势的“根基”。

正是源于“原创性”及其潜力,中国政府选择了以中医药作为“突破口”,带动科技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与疾病进行斗争过程中积累的宝贵人类财富,它以独特的视角认识生命和疾病现象,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抵御疾病、维护健康的有效方法和体系,是目前保存最完整、影响力最大、使用人口最多的传统医药体系。

中医药学是最有望以我为主导取得原始创新突破、对世界科技和医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学科,中医药产业是我国具有原创性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

为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解决中医药现代化中的关键科技问题,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促进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药进入国际保健主流市场,并以此为突破口,带动我国科技竞争力的全面提升,促进中医药“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特制定本规划纲要。

与其它关于中医药的文件和规划相比,这份文件的特别之处就是突出了中医药的原创性,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强调这个提法是因为我国在其它科技领域比较缺少原创性的贡献,原始性创新成为我国自主创新最薄弱的环节。

不过,那些薄弱领域基本上属于物质科学的范畴,而在健康和医疗领域,如果能够正确看待、认识和应用我国自己的创造,那么相比之下,我国就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

因此,为了在新的形势下发挥中医药的作用,“以原创性为根基”就成为了纲要的首要指导原则。

回顾我国中医药的现代发展之路,我们感到,把“原创优势”作为“成功之本”来主导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这种认识和提法来之不易。

它表明,经过多年的曲折实践过程,理论界关于中医药现代化的道路之争、方法之争终于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统一,达成了共识。

在此之前的有关战略研究报告和成果中,学者们基于我国文化、科技、经济、社会,特别是人口众多的现实情况,对以原创性为基础的中医药的文化特性和科学价值已经作出了高度评价和战略性评估,认为这是未来时期中国发展战略的基础,具有基于原创优势的比较竞争优势。

而在中国建立有自己特色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方面,中医药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

在这些优势的基础上进行概括归纳,按照历史的惯性,人们在众多的可应用领域中发现,当今最能够发挥中医药优势的当属健康领域。

因此,在《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人类健康为本”被作为与原创性相协调的指导原则,表现出中医药的价值指向,其中“引导世界医疗健康模式的转变”成为理论上的“突破口”。

当然,要具体做到“引导”或“引领”,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准备,在当前中医药处于非主流的状态下,这种提法也只是一种理论预设,而且这种预设是与“原创性”能否发挥分不开。

考虑到在不少人看来中医药仍然只是一种本土化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依靠原创性能否具体开辟出其融入全球的路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关于中医药国际化的定义中可以看到它的复杂性:

中医药国际化是指中医的诊疗思想、方法及科学性得到国际科学界广泛认同;中医、针灸和中药全面融入世界各国主流社会,并被广泛地应用到各国的医疗保健实践中;中医药的诊疗服务合法化,并被纳入各国的医疗健康保险体系;中医药诊疗活动所使用的专属物品在世界各国经正式注册成为药品和医疗器械;具有现代人文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医疗康复保健理念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传播和普遍接受。

如果单纯从本土知识全球化的角度,我们看到要实现如上所述的中医药国际化,确实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其中既包括中医药在国际的本土化,也包括中医药在本土的国际化。

中国政府要完成这样一项任务,若是仅仅从国家间竞争的角度出发,恐怕难以走出民族主义的樊篱。

因此,这样的目标需要一项全球参与的巨大的知识创新工程来具体实现。

事实上,即便是国内中医药的现代化也早已超出纯粹地域的限制而成为一种国际文化交流的事件。

只是在若干年的实践过程中,人们尚没有找到一条相互间有效交流的途径,反而使误解向越来越深的地方发展。

因此在这里,开展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就自然成为推进现代化的动力,而促进健康则作为一种时代使命提了出来,从而使竞争的目的发生了变化。

如果这种竞争是基于对健康贡献的竞争,那么我们可以说,一是这种竞争的目的是善意的,二是其手段也将是“和谐”的。

在此之上,这种竞争就不仅是一种“共赢”的竞争,而且将是一种不与自然争利的文化事业。

在这个方面,中医药对世界的贡献将是思想性的而不仅仅是技术性的。

基于此种认识,我们对中医药的现代发展和国际合作与传播就可以看成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而打破那种将中医药科技合作仅仅看成纯粹科学与技术协作的工具性思维方式。

正是由于这种旧思维方式的限制,中医药的科学内涵才不能被现代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

其实,在寻找中医药被现代社会有效接受的途径时,科学内涵的揭示是必要的,也是应当下力气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

但是,考虑到问题的特殊性,特别是考虑到科学形态的具体情况及其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我们应当通过文化与科学的联系,找到一个和两者皆能够兼容的关键词,从根本上消除对话的障碍。

因此,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和情势,我们发现最能够与中医药的意义相匹配的倒不是“科学”,而是“健康”。

我们通过一个实际例子来说明其中的转变。

2006年3月21日,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曹春雨博士的陪同下,挪威科技大学的OddGeorgeNilson教授来到科技部国际合作司进行合作接触,这位皇家教授在交谈中被问及为什么对中医药感兴趣时,他说西方国家已经在转变自己的认识方式。

在此之前,人们是应用以科学为基础的方式看待和理解中医药,为此对中医药并不接受。

但是,人们在癌症等疾病的驱使下,不得不逐渐建立起以实践效果为理解的基本方式。

科学在中医药面前放弃了自己的傲慢,中医药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开拓了自己的发展空间。

为此,Nilson教授一方面尝试对中医药的合作研究,另一方面他表示出在挪威教授中医药知识,开展基础知识普及的愿望。

这次会见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当今世界的转型过程中,这种口述式的情景性启发远比权威刊物上的科学论文更具有基础性的价值。

反观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也正是由于“看病贵、看病难”等实际问题的解决不力才使得政府重新看待中医药作为卫生和健康资源的重要性。

事实上,在保障健康的需求上,国内和国外具有一致性。

正是对健康观念的不断深化,现代社会才在漠视之际,突然增加了对中医药的热情。

但是,热情的增加不一定带来健康水平的提高,在热情之外,我们仍然要保持一种适度的理性,才能真正评价中医药对世界、中国以及每个人的意义和价值。

因此,下面的说法应当具有中肯性:

与一般的需求相比,健康需求是最基础和最根本的。

但是,当今科技手段所传达给用户的信息并不能满足健康需求。

要实现“人人享有健康”需要工具、知识和道德的完美配合,否则只能半途而废。

所以中医药的应用和推广实际上是科教文卫事业的整体推进,市场容量极大。

改变一切阻碍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体制法规,以其科技先导性质进行统筹安排,将会加速我国优势产业链的形成,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

这里把健康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地位加以强调,认为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只有“工具、知识和道德的完美配合”才能实现世界卫生组织(WHO)“人人享有健康”的高远目标。

而对中医药来说,要发挥其对于健康的现代价值,实际上需要“科教文卫事业的整体推进”,而不是单纯的某一个方面的畸形发展。

在这方面,我国近百年的历史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以资借鉴。

只是从哲学上来看,经验能否上升为理论需要创造性的思维作为前提条件,而在没有更好的科学理论出现之前,虽然我们不能放弃对于科学理论的研究,但是,关于健康的理论也许就是一种比较合适的阐明中医药理论的外援。

我们隐约看到,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基础上,建设以健康为基础的社会正在成为社会的发展目标,而这个目标为中医药的现代应用和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3基于价值观的中医药自主转型

勾画适合中医药发展的社会环境需要传神之笔,并且需要想象的力量。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析方式本身就可能引致批评。

因为中医药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历史分不开的,如果以《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来算,中医药学至少已经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成熟了,而作为一种传统医学,它在中国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曾经遭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否定。

按照惯性的作用,这种否定应当影响到似乎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研究,因为分析中医药发展的社会环境,其在风格上就多少表现出“全盘接受”的价值导向。

不过,如果能够以开明的态度允许这样做,也许就能够发现以前不容易看到的中医药发展的基础路径。

在本文有限的篇幅之内不能够详细叙述那段中医药被否定的历史,但是从各个方面来看,那些有关过激的做法已经在近年引起了不同领域学者的反思。

虽然现在还没有对其采取否定之否定的方式,但是总体上来看,人们对那种直接割裂传统与现代的做法已经不那么欣赏。

至于人们能够以何种方式采取补救措施,应该取决于如何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如果按照僧肇《物不迁论》的观念,除了逻辑上的先后关系之外,传统与现代不会产生交织的关系。

其理很妙,只是这种理论没有办法解释作为古人的佛陀何以仍然生活在现代人的心中。

由此看来,要把握中医药在传统与现代关系中的真正位置,我们需要从哲学和宗教的现代化中寻找灵感,而不是直接实现拿科学说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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