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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一

影响国家统一的主要因素

毫无疑问，国际因素是台湾问题形成的最主要原因，也是今天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主要障碍。

国际因素不仅严重制约着中国的统一进程，而且通过「外因对内因」的作用，深刻地影响了岛内民众的国家认同和心理倾向。

「崇美哈日」、「反共拒中」的意识形态在台湾之所以盛行，台独意识之所以喧嚣，其背后都有国际因素的影子。

国际因素对台湾问题的影响也不全然都是负面的。

其在化解台独危机，牵制台湾当局不敢轻举妄动、制造重大恶性台独事件方面，还具有不可低估的制衡能力。

今年以来陈水扁当局「废统」等台独闹剧的失败，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因素的考量无所不在。

随着主权理论的发展变化，在全球一体化的考虑下，不仅地区安全局势的变化、就连国家的内部冲突也被纳入国际组织干涉的范畴。

客观地说，由于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的介入和干预，对于抑制全球范围的战争爆发和冲突升级，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也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起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应有作用。

世界在变，国际因素也在变。

对于台湾问题而言，国际因素变化的主要表现在：

它已不是决定台湾前途命运的根本因素。

台湾问题的解决、台湾未来的走向，把握在海峡两岸中国人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在其它任何国际势力的手中。

何以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

首先，国际因素虽然能够阻碍海峡两岸以武力方式达成的统一，但无法阻挡海峡两岸以和平的方式达成统一。

其次，国际因素只能以「软力量」的方式影响台湾的人心向背和价值取向，由此影响中国统一的进程，而不可能通过武力等军事手段强行阻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

第三，台湾政治演变已经发展出一种民主体制，选票决定一切，任何国际势力都无法强行干预台湾民众的选择。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和平发展及和平统一战略的经久延续和贯彻推行。

说到底，中国统一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大陆是否能够很好地解决自身内部的发展问题，不断提高综合实力及国际地位；是否能够不断地增强对台湾同胞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吸引力；是否能够以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心态来面对台湾同胞，共同发展、共商国是、共议统一、共创未来，共同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而努力！

德国模式、也门模式对我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启示

论述德国模式、也门模式对中国统一的启示。

1德国模式对中国统一的启示

二战后德国经过长达四十多年之久直至1990年才重获统一。

现在尽管还有许多

现实问题亟待解决但不可否认德国正收获着统一所带来的巨大好处。

如今德国不仅在

其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周边国家“只有朋友而没有敌人”的目标还成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

在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民众意愿之下东西德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合并实现了国家统一。

在这一过程中西德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西德既坚持原则又善于提出新思想、新思路始终把实现德国统一作为自己的目标

提出了“一族两国”论创造出一种两德之间不是外国关系的特殊模式。

二西德能够抓住机遇积极创造条件推进国家统一。

在东欧剧变中西德抓住这一统一

德国的大好时机。

三西德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这是实现统一的根本保证。

强大的经济实力为西德推行维护

和促进国家统一的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四从两德统一的结果来看德国的统一是一种典型的吸纳型统一。

吸纳型统一是指实力较

弱的一方“加入”实力较强的一方且完全按照后者的模式改造自己。

尽管中国的统一问题因其特殊性与德国的统一问题有着本质的不同但西德在推

进国家统一时所采取的一些做法以及这些做法背后的思考模式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

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一大陆须坚持一个中国框架的底线。

与东德与西德相比两岸关系应定位为“台湾地区对大陆地区的关系”。

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维护国家统一。

采用一个中国框

架两岸若在以后商谈政治议题时可不用或少用一个中国原则的提法尽量使用一个中

国框架的提法。

一定要坚持一个中国框架的底线这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防止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情况。

第二两岸应抓住当前难得的历史机遇积极创造条件签署和平协议。

当前

两岸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折迎来了和平发展的机遇期。

但进展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并未

触及政治层面。

目前两岸仍处于敌对状态之中而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是突破

两岸关系政治瓶颈、实现两岸关系全面正常化的根本途径。

因此要实现两岸关系的可持

续发展两岸就必须抓住当前难得的历史机遇积极创造条件签署和平协议。

借鉴两德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签署的《基础条约》两岸可暂时搁置争议把在该问题上的分歧写进和

平协议之中。

但是必须把“台湾和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写进两岸和平协议之中。

只有这

样才能表明该协议只是一种中国内部两个行为体之间签署的协议。

第三吸纳型统一模式不适用于两岸两岸可采取合作型统一模式。

虽然吸纳型

统一模式也是一种和平统一模式但它不适用于两岸。

吸纳型统一模式指实力较强的一方

吸收或吞并实力较弱的一方。

而中国的和平统一是谁也不吃掉谁即“不是大陆把台湾

当然也不是台湾把大陆吃掉”。

根据目前两岸之间的现实状况两岸更需要的是一种以实现

国家统一为导向的过渡或过程模式以保障在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

国家统一。

两岸和平统一的一贯主张是实行“一国两制”而不是“一国一制”。

因此两岸不

适合采用吸纳型统一模式但可走合作型统一之路。

合作型统一模式强调“和平统一不是

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

两岸合作型统一模式通过深化和完善已有

对话交流机制积极构建一些新型对话交流机制签署和平协议展开对统一后的国家制

度框架的谈判以实现国家统一。

第四中国要继续努力发展经济确保强大的经济实力能成为实现统一的根本保证。

台湾的人均GDP远高于大陆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大力发展经济从国富做到民强。

2也门模式对中国统一的启示

南北也门建国后由于南北双方各自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长期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严

峻的冷战环境统一进程一度停滞不前。

最终也门通过“一体化”实现国家和平统一。

一体

化统一是指民族国家分裂后由分裂双方共同主导通过合作方式完成国家统一的进程。

也门一体化统一进程受到了全球权力结构的影响、地区权力结构的影响和国家权力结构

的影响也门从国家分裂到一体化统一的进程与复合权力结构的转变密切相关。

中国大陆提

出的“一国两制”实质上也是一种一体化形式的统一政策。

因此也门统一模式研究对深入认

识中国统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当前中国的和平统一进程受到复合权力结构的影响。

全球硬软权力结构均已发生变化

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及其对台海的影响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美国成为了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关键因素。

地区硬软权力结构变化不大地区大国日本虽已与两岸关系缓和但中国大

陆与日本政治关系冷淡、中国台湾与日本政治关系密切这些不利因素不容忽视东亚地区仍

处于霍布斯文化状态成熟有效的东亚区域组织和共同体尚未实质启动区域组织规范对两岸关系影响实属有限。

国家权力硬软结构有较大的变化大陆与台湾政治军事对峙情形已不存在经济社会交往不断深入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提上历史日程。

在当前中国统一进程中国家硬权力结构已趋缓和国家软权力结构趋向一体化整合。

在此良好形势下重视全球与地区层面权力结构因素及其转变显得尤为重要。

就此中国外交在推进国家一体化统一大业中应关注以下情形在全球层面上中美不同政治制度的友好共处以及中美经贸关系的深入有效合作将有助于减少美国在和平统一问题上的阻碍在地区层面上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以及东亚区域主义的推进将有助于改善中日政治关系并将有利于构建中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地区机制与规范。

也门统一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作者：

夏路

2010年09月30日　　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7月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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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战后出现的民族分裂国家中，1990 年也门统一是一体化统一模式的唯一案例。

本文尝试以复合权力结构为视角，通过对也门一体化统一进程中全球硬权力结构、全球软权力结构、地区硬权力结构、地区软权力结构、国家硬权力结构、国家软权力结构六项内容的变化进行比较研究，论证“复合权力结构影响也门一体化统一”的研究假设。

该结论对中国“一国两制”一体化统一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复合权力结构与也门一体化统一问题

也门是阿拉伯文明的摇篮，在历史上原为一个统一国家。

近代历史上，也门先后沦为土耳其、英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

1914年英国与土耳其签订《英土条约》，将也门分成南北两个部分。

1918年，趁土耳其一战战败从也门北部撤军之际，亚哈雅国王征服了其他部族，建立了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

1962年，也门“自由军官”集团推翻了封建旧制，宣布成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YemenArabRepublic，YAR），不久后选择了资本主义阵营，史称北也门。

五年后，也门南部人民取得了抗英斗争的胜利，宣布成立南也门人民共和国（People’sRepublicofSouthYemen，PRSY），1970年改国名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People’sDemocracyRepublicofYemen，PDRY），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史称南也门。

南北也门建国后，统一问题便立即提上议事日程。

但由于南北双方各自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长期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严峻的冷战环境，统一进程一度停滞不前，并引发了两次边境武装冲突。

1972年，关系缓和后的南北也门签订了统一协定，成立了联合宪法起草委员会。

1982年1月双方通过了《统一宪法（草案）》，并开始了广泛的经济与社会合作。

九十年代末，东欧剧变以及苏联从南也门撤军，使南也门面临严峻的经济困境与外部孤立。

由此，南也门主动加快了与北也门政府的合作，从而促成了南北双方从经济一体化到政治一体化的实质转变。

1990年4月，双方领导人签署了《统一协定（草案）》，首次正式宣布了统一条款。

5月21日，南北也门议会确定统一后的国名和首都。

22日，南北也门宣布统一，改国名为也门共和国（RepublicofYemen，YE），定都萨那。

一直以来，也门之所以能够通过一体化模式实现从国家分裂到统一的巨大转变成为学者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但以往的也门统一问题研究多偏重于行为体取向，认为该进程是单向历史发展的结果。

然而，在国家统一这类变革性国际问题中，影响形势发展的并不仅仅是行为体本身，还有行为体之外的权力结构。

民族分裂国家统一问题需要研究者超越行为体的层面，去发现既定历史场景中的宏大规律。

整体性、系统性的“结构取向”将比“行为体取向”的研究方法更具解释力。

为此，本文尝试构建“复合权力结构”的视角对也门统一进行重新解读，探讨影响其一体化统一进程的关键性权力结构因素。

众所周知，传统权力结构理论有两大经典：

肯尼思·华尔兹的“体系权力结构”与亚历山大·温特的“社会权力结构”。

它们提供了结构的地位、结构的内涵以及结构的层次三大有益的研究视角，但在理论构建上存在明显的不足。

体系权力结构作为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强调了权力结构的中心地位；关注到了硬权力结构，却忽视了软权力结构；重视全球权力结构，却忽视了地区和国家权力结构。

社会权力结构作为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强调权力结构的决定性作用；注意到了硬权力结构与软权力结构的结合，但过于偏重软权力结构；重视全球和国家权力结构，但忽视了地区权力结构。

传统权力结构的不足，不仅源于其概念本身的缺陷，更源于新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单独解释国际政治现象的薄弱与偏差。

借鉴传统权力结构的成果与不足，本文拟提出“复合权力结构”的新范式，尝试为民族分裂国家一体化统一问题的分析提供综合而深入的研究视角。

复合权力结构是一种多维力量的综合体系，横向包含硬权力和软权力两项内容，纵向涉及全球、地区、国家三个层次。

就内涵而言，硬权力结构是指通过有形的刚性力量影响其他行为体行事的能力体系，主要涉及地理位置、人口状况、军事力量等内容；软权力结构是指通过无形的柔性力量影响其他行为体行事的能力体系，主要包括经济交往、社会文化、制度规范等内容。

就层次而言，全球权力结构是指世界上各大陆国家之间形成的相互依存的状态；地区权力结构涉及区域内国家单位之间的相互联系；国家权力结构包括分裂双方的内部结构与互动。

以“硬权力—软权力结构”为横坐标，“全球—地区—国家权力结构”为纵坐标，复合权力结构可以细化为全球硬权力结构、全球软权力结构、地区硬权力结构、地区软权力结构、国家硬权力结构、国家软权力结构六个合成指标。

其重要参考因素分别为：

极的关系、意识形态、区域大国、区域主义、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社会。

也门统一问题的产生是复合权力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全球硬权力结构来看，也门的分裂与美苏两极争霸密切相关。

冷战时期，“谁控制了中东，谁就控制了两极之间直接交往的要道之地”。

美苏在中东地区的争夺，把位于“红海之峡”战略要地的南北也门推到了对峙的前沿。

1972年与1979年南北也门之间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边境战争，军事冲突的背后均有苏联和美国的身影。

从全球软权力结构来看，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斗争固化了也门的分裂状态。

1962年美国将新生的北也门政权纳入美西阵营。

1967年南也门成立后逐渐一边倒向苏东社会主义阵营。

不同社会体制的对峙使得南北也门之间的鸿沟一度难以跨越。

从地区硬权力结构来看，地区大国沙特的干预影响了也门的分裂。

为了维护在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经济大国地位和传统宗教文化利益，沙特不希望也门成为统一的强大邻国。

七十年代沙特加大了对北也门的支持，扶持南北也门的部落势力，与南也门政权进行激烈对抗，此举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南北也门的分裂。

从地区软权力结构来看，中东红海地区的敌对霍布斯状态是也门分裂的重要地区背景。

北也门新生共和政权成立后不久，埃及支持的共和派与沙特支持的王室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持续八年之久的战争。

地区国家的介入使北也门内战久拖不决，导致北也门在英国撤军的关键时期未能有效地与南方革命力量达成合作，错失了国家统一的良机。

从国家硬权力结构看，南北也门内部的政治军事纷争加剧了国家的分裂。

19世纪以来，奥斯曼土耳其与英国在南北也门的殖民政策，造成了北南双方在政治倾向、经济形态以及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宗教部落的争斗不仅使南北也门内部难以整合，而且加剧了分裂双方的敌意与对立。

从国家软权力结构看，也门的分裂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国内社会制度的对立。

七十年代北也门在接受美国与沙特的大量经济援助后，采取了资本主义制度。

与此同时，从英国殖民地独立的南也门政权接受了来自苏联、东欧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宣布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理论指导。

对立的意识形态、迥异的政治社会制度，加深了南北也门双方之间的矛盾，固化了国家的分裂状态。

也门的分裂受到了复合权力结构的影响，1990年也门一体化统一也是复合权力结构中的全球、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全球权力结构与也门一体化统一

也门一体化统一进程受到了全球权力结构的影响，其中全球硬权力结构体现为以美苏为特征的两极因素，全球软权力结构表现为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

从全球硬权力结构来看，“美苏两极的失衡”与“苏联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影响了也门一体化统一的进程。

美苏在该地区势力的此消彼长也影响着大国对也门统一的支持态度。

六十年代，美国在中东处于攻势时倾向于支持也门统一进程，认为“在目前世界历史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挑选一种”。

但此举遭到了苏联的强烈反对。

七十年代末，在中东处于攻势的苏联开始支持南也门主导的也门统一进程。

此时美国方面也予以反对，并向北也门提供了价值3.6亿美元的现代军事装备[6]182，也门统一进程再度受挫。

八十年代末，美苏缓和为也门的统一提供了契机。

1990年北也门总统萨利赫访问美国，南也门也与美国复交，美国明确表示支持也门的和平统一。

与此同时，苏联也不再阻碍也门的统一，并默认了南北双方一体化的经济政治合作进程。

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减少了也门一体化统一进程的外部阻力。

苏联介入中东地区初期，在自身势力尚未巩固以及所支持的南也门国家实力尚处弱势之时不赞同也门统一。

南也门也明确表示,“也门的统一应该以‘渐进性’和‘革命性’作为基础”。

七十年代中期，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得到提升以及苏联与沙特关系改善后，苏联开始明确表示，“深感也门人民寻求国家统一的渴望”，并敦促南也门政权寻求也门的和平统一谈判。

然而，随着中东局势的动荡，安德罗波夫对也门统一问题并不热心。

八十年代末，深陷阿富汗战场、面临严重国内危机的苏联提出了与西方缓和的新思维政策，明确了从包括也门在内的中东地区的战略撤退政策。

国际形势的变动，大大减轻了美苏对中东事务的干涉，有利于南北也门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和实施统一计划。

从全球软权力结构来看，“苏联在南也门影响力的下降”与“美苏默认南北也门主导统一”影响了也门一体化统一进程。

也门是苏联的重要“腹地”。

作为苏联在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盟友，南也门首都亚丁曾是苏联在西亚、北非地区最大的使馆驻地。

苏联在南也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每年提供2.5亿美元支持南也门的经济生存，先后派出了7000多名苏联军事专家，提供了30多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7]51八十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外交政策的巨大转变对南也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1990年初，实力大衰的苏联停止了对南也门约4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南也门领导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失去了最为重要的支持。

为了应对国内政治动荡与经济危机，南也门主动要求提前与北也门合并，并得到了北也门的积极响应。

苏联与美国对也门一体化统一进程的默认减少了国家统一的外部阻碍。

对苏联来讲，当南也门与北也门对比实力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苏联对也门统一问题一度闭口不提。

1978年苏联与北也门关系缓和后，苏联第一次明确表示支持也门统一，对“南北双方在《科威特协定》下兄弟般友谊的发展表示满意”。

八十年代末，苏联在南也门撤退之际，改善了与北也门的关系，不再对也门统一持否定态度。

对美国来说，其对也门统一进程的政策主张也出现了从反对到支持的转变。

1990年统一前夕，北也门总统萨利赫访问美国后，美国向其提供了价值4,200万美元的援助项目，明确表示支持也门统一进程。

1990年4月底，美国与南也门复交，此时正值南北双方实现国家统一的关键时刻。

综上，也门从国家分裂到一体化统一的进程与全球权力结构的转变密切相关。

全球硬权力结构的转变为：

美苏两极在全球与中东的力量从平衡转为失衡；全球软权力结构的转变为：

美苏在南北也门影响力的平衡状态因苏联在南也门撤退而转向失衡（如表1）。

表1：

全球权力结构与也门一体化统一

类别

国家分裂

国家统一

全球硬权力结构

两极在全球与地区的平衡

两极在全球与地区的失衡

全球软权力结构

两极在分裂双方影响力的平衡

两极在分裂双方影响力的失衡

三、地区权力结构与也门一体化统一

也门一体化统一进程受到了地区权力结构的影响，其中地区硬权力结构体现为沙特阿拉伯的地区大国因素，地区软权力结构表现为阿拉伯国家联盟这一区域组织因素。

从地区硬权力结构来看，“沙特与南北也门的缓和”与“沙特默认南北也门合作统一”影响了也门一体化统一的进程。

沙特与南也门经历了从友好至波折，再到关系改善的转变。

1976年沙特与南也门建立了外交关系。

然而，七十年代末苏联中东南下政策的实施以及苏联与沙特的交恶，沙特与南也门关系急转直下，并引发了大规模边界冲突。

直至1983年，随着国际与地区形势的缓和，双方外交关系才逐渐步入正轨。

沙特与北也门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对立到友好的转变。

1962年北也门成立时，沙特对新生的革命政权持敌视态度。

1970年7月，沙特正式承认北也门，并向其提供了全方位的援助。

至八十年代末，两国一直保持着较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表示将“共同应对边境战事，维护边境的完整、安全与独立”。

沙特与南北也门关系的缓和与平衡发展，在地区层面上保证了也门统一的和平主义取向。

沙特对也门统一从“反对”到“默认”的转变，消除了也门一体化统一进程的最大地区性障碍。

南北也门建立初期，沙特支持南北也门各方的君主派或保守派势力，防止其周边出现反阿拉伯君主制的政体存在。

在两次南北也门边境战争中，沙特都全力支持北也门，并明确反对也门的统一进程。

然而，随着沙特与南也门关系的改善，沙特对也门统一的态度也出现了转变。

1979年2月，在第二次南北也门边境战争中，沙特逐渐减少了对北也门的军事援助，转而谋求在南北也门之间的平衡。

沙特积极促成南北双方的停战和谈，并为也门国家和平统一进程提供了相关建议和框架。

冷战后期，为了应对苏联在红海地区的势力扩张，沙特不再反对也门统一，并努力将统一进程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

沙特对1981年成立的也门统一最高委员会表示支持和赞赏，并为1985年南北双方油田合作提供了相关的经济和技术支持。

1990年也门实现统一后，沙特立即表示祝贺并予以承认。

从地区软权力结构看，“南北也门处于阿盟之中”与“也门统一问题受阿盟规范制约”影响了也门一体化统一的进程。

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于1945年3月成立。

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是阿盟的创始会员国；六十年代，北也门革命政权取代王室旧制后仍保留了在阿盟的席位；七十年代南北关系紧张时，阿盟曾一边倒向北也门；八十年代初，阿盟为北也门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支援，并在其地震受灾时筹集1300万美元物资用于灾后救助。

南也门独立后不久也加入了阿盟，与其内部成员国分别缔结了各项经济合作协定。

然而，70年代中后期，南也门与苏联结盟后遭到了阿盟的排挤。

1978年，南也门因策划暗杀了北也门领导人加什米而备受阿盟孤立。

80年代初，南也门纳赛尔派领导人上台后，对阿拉伯国家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政策。

80年代中期，随着沙特与南也门关系的缓和以及南北边境战争的终止，阿盟结束了对南也门的经济制裁。

之后，阿盟成为了南北也门双方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性渠道。

阿盟对地区和平状态的追求以及对南北也门边境纷争的成功调解，为也门一体化和平统一进程搭建了洛克文化①的平台。

阿盟的《亚历山大议定书》规定：

“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武力解决阿盟两个成员国之间的争端……阿盟理事会在有可能爆发战争的阿盟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别国之间进行协调，使它们达成和解”。

1972年第一次南北也门边境战争爆发时，阿盟副秘书长亚菲率领调解团与南北双方领导人分别会谈，要求双方军队各自从边界后退10公里。

在阿盟调解委员会的斡旋下，南北双方达成停火协议，签署了《开罗协议》，为也门一体化统一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

1979年第二次边境战争爆发后，阿盟调解委员会再次奔赴也门进行斡旋。

在阿盟的压力下，处于战势上风的南也门停止了对北也门的攻击并逐步撤军。

在阿盟的敦促下，南北也门首脑在科威特进行会晤，就撤退军队和停止敌对活动等问题达成了相关协议，并签订了在一年之内完成国家统一的《科威特协议》。

总之，也门从国家分裂到一体化统一的进程与地区权力结构密切相关。

地区硬权力结构的转变为：

沙特与南北也门两方均实现了缓和；地区软权力结构的转变为：

南北也门均被纳入阿盟这一区域组织之中，洛克主义区域文化的转变为也门一体化统一提供了地区平台（如表2）。

表2：

地区权力结构与也门一体化统一

类别

国家分裂

国家统一

地区硬权力结构

地区大国与分裂一方关系的对立

地区大国与分裂双方关系缓和

地区软权力结构

分裂双方不受区域组织规范制约

分裂双方受到区域组织规范制约

四、国家权力结构与也门一体化统一

也门一体化统一进程也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