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战争有关的高中语文课外阅读素材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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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我一生的信仰
:
施立松-
1943年春天的重庆，战火笼罩下的歌乐山，仍然夜雨巴山，春意盎然。
一天傍晚，王右家打扮一新，准备外出与罗隆基会合。
这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正要出门时，她的好友杨云慧泪流满面地找上门，来讨要写给罗隆基的情书。
惊愕之余，王右家还是淡定的，一如她一贯的优雅从容。
她知道丈夫的情书就放在书房书
橱第二个柜子里。
只是她和他曾有约定，婚后要给彼此空间，对女人们写给丈夫的情书，她并不在意，从不翻看。
她知道丈夫罗隆基是优秀的，颇有女人缘，但她相信他，相信十余年如一日的鹣鲽情深，不是那些莺莺燕燕可改变的。
然而，当她拉开抽屉，顿时大吃一惊。
抽屉里整整齐齐排列着一封封粉色的信封，信封上还编了序号和时间，短短一年多，两人居然写了近百封信。
她有些惊慌失措，顾不得矜持，颤抖着从中抽出一封，信笺是精美的薛涛笺，还有淡淡的清香，只看了几眼，她
便花容失色。
她万万没想到，他们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她流着泪一封封读下去，那感觉不啻死囚默读自己的判决书。
那些情意绵绵的字句像一把锋利的刀子，一刀一刀把她的心切成碎片，痛得她几乎窒息。
她曾经为他众叛亲离，为他辗南北，饱受世人讥讽，她以为他们会相爱相惜，一生一世，不离不弃。
12年前，20岁的王右家貌美如花、时尚知性，刚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成归国，在一个时尚沙龙上，王右家遇
到了风流倜傥的罗隆基，一见面，两人就一见倾心。
罗隆基火热的政治热情、出色的口才、渊博的学识，俘获了王右家的芳心，她不在乎他尚未与妻子离婚，更不顾家人强烈反对，也不理朋友当面讥讽，与
罗隆基同居了，并跟着罗隆基远上天津，辗北平。
在当时，女子与人未婚同居，是惊
世的，与有家室的男人同居更是骇俗的。
王右家的父亲因她任性而疯狂的举动，一气之下跑到关外，至死都不原谅她。
民国时期，罗隆基是多方政治势力拉拢的对象，他也在各方间游刃有余。
抱得美人归后，罗隆基志得意满，他同时担任两家报纸的主编、社长，住两所房子，开两部汽车，领两份薪水。
蒋介石邀他上峨眉山，周恩来请他一起吃饭，王右家始终不离左右。
婚后，王右家和罗
隆基的生活是甜蜜而美好的，人前人后，他都亲切地称她骡子。
罗隆基在南开大学授课时，还带着王右家去听课。
凭着闻弦歌而知雅意的聪明才智，王右家很快成了沙龙女主人，还得了通天教主的诨号。
一次在重庆，王右家跟罗隆基一起出席公务活动，有记者有意刁难她：
王小姐，你的信
仰是什么?
王右家大声地说：
是爱，爱情是我一生的信仰。
而今，誓言犹在耳，爱却已如此不堪。
她留下了三封重要的信，其余悉数物归原主。
没有哭闹，没有责问，她悄悄离开了。
在她的心里，爱情是神圣的，不能
背叛，不能亵渎。
她曾笑称自己是人生的叛徒、家庭的叛徒。
这一回，她竟然要做爱情的叛徒。
她走后，罗隆基到处追寻。
她跑到成都，他追到成都；她逃到昆明，他追到昆明。
她却始终不见他，甚至因为他在机的机场等着，她都不肯下飞机。
他写信百般哀求，请人从中
说和，也没有留住她离去的脚步。
他饱蘸深情和忏悔写就的《无家可归》，让许多人唏嘘不已，却仍然没能打动她与他见上一面。
后来，她干脆不声不响地先去印度，后赴英国，完全消失在他的视线里，直至最后协议离婚。
与罗隆基一生相爱，别无所求的梦破碎了，但是，王右家仍相信爱，相信爱情依然美丽纯粹，依然会有永远，美丽永远是女人最受用的名片。
离婚后，虽然王右家已人到中年，但风韵犹存，追求她的人很多。
这回，她嫁给了已故电影明星阮玲玉的前夫唐季珊，成了他的第五任太太，有人嘲笑她老大嫁作商人妇，更有刻薄的媒体笑称她为王又嫁，她淡然一笑说，爱情并不是文人们的专利，商人也可有爱情，我相信季珊历尽沧桑，更懂得爱情婚姻。
婚后，两人迁居台
湾，在台北郊区山顶上买了一座别墅，琴瑟和谐，生活富足自在。
但不久，唐季珊与一位酒吧女郎打得火热。
王右家又一次踏上离家出逃的路。
亲友苦口婆心劝她，年已老色已衰，怎可如此任性，男人逢场作戏总是难免的，睁一眼闭一眼不就过去了吗?
何况，如果不甘心，他做初一你也做十五哇，爱需要包容的。
爱需要包容?
也包容背叛吗?
她冷笑了：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被亵渎的爱情，于她，是白袍上的黑污，是肉中的尖刺，是破碎一地的玻璃心，难再续。
最终，她还是逃了，一个人流落异乡，晚境苍凉，潦倒病死。
苏尔特上空的琴声
:
李良旭-
扎尔西瓦原是黎波里大学音乐系的一名大三学生，如果不发生内战，
再有一年，扎尔西瓦就要大学毕业了。
他和好朋友比亚里早就商量好了，毕业后，他们就
回到家乡苏尔特的一所中学去当一名音乐老师，他们决心用音乐来向孩子们传递温暖、和平和友谊。
他们在学校举行的招聘会上动情地
说，音乐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它能抵御尘世间的一切丑陋和糟粕。
利比亚内战爆发后。
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扎尔西瓦告别了大学，参加了推翻卡扎菲
现政权的反对派武装。
一切都是那么的仓促，他甚至还没有受到过一次正规的军事训练，就匆匆地带着他心爱的吉他奔赴战场了。
战争，对他来说，是好奇也是兴奋。
比亚里没有随他而去，他参加了卡扎菲领导的军队，不久。
两人就失去了。
战斗打响后，卡
扎菲领导的军队，节节败退，最后退缩到了他们的家乡苏尔特。
利比亚过渡委与亲卡扎菲的武装在苏尔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苏尔特是原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老家，是当时卡扎菲仅剩下的几个控制地区之一。
苏尔特的攻城战斗。
进行得十分残酷，战斗呈胶着状，双方打得难分难解。
[来源:
学+科+网Z+X+X+K]
过渡委领导的武装逐步缩小了对苏尔特的包围圈，最后，卡扎菲武装只能龟缩在
几栋楼房里进行顽强抵抗，狙击手不时地向外发射着子弹、火箭弹。
扎尔西瓦还是穿着在校时的西服，如果他手里没有端着AK--47冲锋枪，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个军人。
不过，与其他战士不同的是，他肩上还背着一把吉他。
扎尔西瓦与几个战士隐蔽在一幢建筑物后面端着枪，不断向对方隐藏的建筑物里猛烈扫射，对方也毫不示弱地进行疯狂反击。
双方你来我往。
谁也不甘心失败。
扎尔西瓦身边的几个战友受伤了，鲜血染红了他们身上的衣衫，他们倒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扎尔西瓦一边不停地给受伤的战友安慰和鼓励，一边不时地探出头来向对方射击。
扎尔西瓦枪里的子弹打光了，他赶紧拿起受伤战友的枪进行射击。
一会儿，他们枪中的子弹也打光了。
情况不妙，如果对方发现他们没有了子弹，一定会马上发起冲锋。
情况开始变得十分危急，扎尔西瓦心里顿时紧张起来，作为一个从没有受过一天军事训练的人来说，此时此刻，面对战场上这种残酷的形势，他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了。
慌乱中，扎尔西瓦摸到了身边的那把吉他，那一刻，他的心顿时变得柔软起来。
他抚摸着这把吉他，不禁感慨万千，他曾经和比亚里立下誓言，要用美妙的音乐来歌颂生活、歌颂爱，但是现在他却用枪代替了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想到这里，他百感交集。
眼睛里闪烁着滚滚泪花。
扎尔西瓦轻轻地抚摸着琴弦，琴弦被拨动了，发出了一声悦耳的弦音。
此时，这优美的弦音好比天籁之音，远远胜过那枪炮的刺耳呼啸声。
他情不自禁地弹奏起了自己最心爱的乐曲《我美丽的家乡》。
顷刻间，这美妙的音乐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响起。
扎尔西瓦身边的几个受
伤倒地的战友听到这音乐，眼睛里也闪烁着晶莹的泪花，他们好像忘记了伤痛、忘记了战争，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声中。
突然。
扎尔西瓦停下了拨动琴弦的手指，屏气凝神，侧耳细听。
他依稀听到在激烈的枪炮声中，也传
来了这首《我美丽的家乡》。
听着，听着，扎尔西瓦不知不觉中已是热泪盈眶，他喃喃地说，是比亚里!
是比亚里!
是比亚里在弹奏。
战争。
让这两个好朋友分道扬镳；战争，又让他们在这烽火连天的战场上相逢，只不过现在是作为敌对双
方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厮杀。
他们不能相见、不能拥抱、不能倾诉，只能向对方射出一串串愤怒的子弹。
是战争让他们相逢吗?
不，是音乐，是音乐让他们在战火纷飞的苏尔特上空相逢了，他们相逢在枪炮的呼啸声中。
那一刻，扎尔西瓦似乎忘记了这是战场的前线，他仿佛置身于学校演出的舞台上。
置身于教授学生的课堂上，他尽
情地弹奏着这优美的旋律……
不知不觉，枪炮声渐渐地变得稀疏起来，天空中久久地回荡着这首美妙的琴声。
这琴声，如泣如诉，如怨如哀，在硝烟弥漫的苏尔特上空传出很远很远……
在苦难中微笑
:
于坚-
美国国家档案馆里面有一批照片，自194
6年洗印完毕后就再没有人动过。
照片大部分是当时美国军队中的摄影兵拍摄的，大约2.3万张，拍的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印战场的实况。
战争被摄影兵客观、冷静甚至有点机械地拍下来，就像拍摄一场特殊的劳动，而战场只不过是一个生产车间。
这些照片仅仅被视为资料，完工后就被归档封存，并没有像摄影家的作品那样到处被展览。
60多年过去了，这批照片由于它的资料性而被遗忘。
如果不是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还在记挂着它们，它们很难有重见天日的机会。
其实这几个人并不知道这些照片的存在，他们只是对中国抗战时代的历史无法释怀。
历史就是父亲，今天就是儿子！
（章东磐）这个时代莺歌燕舞，谁还记挂着那些血雨腥风的场面呢？
这个时代患着历史的白痴症，它假装那些伟大的父亲、智慧的父亲、苦难的父亲或者黑暗的父亲、魔鬼的父亲从未存在过，仿佛这是一个外星人的时代。
但这几个历史的孝子，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后裔，百折不挠，一定要为那些父亲还原真相——尊严或耻辱、光明或黑暗、伟大或卑劣。
于是他们必然找到这批照片，这些照片在等着他们。
章东磐组织了一个小组，远涉重洋，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关中印战场的2.3万张照片中精心遴选出500张，编辑成一本书——《国家记忆》。
是的，这绝不是几个人的记忆，而是一个国家的记忆，国家应当珍藏这些照片。
记住历史，尤其是记住抗战这样的历史，使子子孙孙永不遗忘，这是国家民族之事。
既为国家记忆，我以
为这个行动也是国家行动，这种行动似乎意味着历史意识、国家胸襟以及资金什么的。
而事实上这只是几个民间人士自筹资金、耗时两年做出来的一本书。
没有什么国家背景，章东磐小组像业余的考古工作队一样，出土了一批抗战照片，为的是国家记忆。
从2.3万张照片里挑出500张来呈现一段历史，尤其是抗战这样的历史，有点勉为其难。
历史总是被天使化或者妖魔化，同样的历史，你可以装聋作哑，任它尘封，也可以从批判的立场去选择，从赞美的立场去选择。
对于抗战历史，过去的历史记忆总是抹杀一大批在场者，彰显另一批在场者，同样浴血奋战，同样的功勋，却被狭隘的意识形态所遮蔽。
简单的道理，在面对民族敌人的时候，还有什么意识形态呢？
抗日，那就是人们必须顺天承命的唯一意识形态。
如果说在19
37年以前，中国各种政治力量都无法超越狭隘的利益，那么日本人的侵略则启示了超越性时刻的到来——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团结抵抗，这是中国唯一的主义、唯一的意识形态。
遗憾的是，当战争烟消云散，这种伟大的超越也随之被遗忘了。
章东磐小组的历史眼光非同凡响，他们继承的是那段历史的超越性，他们的记忆乃是胸怀广阔的记忆。
对于抗战历史，人们通常的进入角度是受难——尸体啦、暴行啦、轰炸啦……而
在《国家记忆》中，我惊讶地发现人们在苦难中微笑。
愁眉苦脸是一种态度，
笑容满面也是一种态度。
在《国家记忆》一书中，微笑弥漫在许多画面中。
那是什么年代？
轰炸机像雨季的乌云一样不散，到处是炮火硝烟，餐桌旁边随时有人死去，但人们在
微笑。
封面是一位暗含笑容的士兵，他刚刚笑过或者就要微笑。
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怎么可以笑呢？
我以为大约只是强调一下战士在面对死亡时的乐观主义精神。
我试图把这本书中面带微笑的图片找出来，结果发现我错了——我应当把没有笑容的图片找出来，因为它们太少。
我不得不说，微
笑，是《国家记忆》中的普遍表情。
编者在第136页忍不住用了面带微笑一词。
第6页，全体在笑。
第17页，18个孩子在笑。
第15页，全体在笑。
第137页，全体在笑。
第245页有27个人，看得清表
情的有15个，其中8个人在微笑着。
第324页，全体在笑。
第330页，7个人一齐笑。
第338页，5个人在笑。
第339页，继续笑。
第343页，10位女士在笑。
第396页，笑得非常灿烂。
第397页，笑得满幅都是牙齿。
就是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一章，笑容也频频出现。
第579页，一位伤兵在微笑……似乎人们在嘲笑那个没有笑容的战争魔鬼，这是一种微笑的反讽？
在第329页，一位中国空军士兵正微笑着给自己的情人写信，旁边就挂着那位美女的照片。
在别的时代、别的地方，我们
很难看到这样的照片，或者说，历史没有这样的心情，例如在奥斯威辛。
抗日战争固然残酷，但它并不毁灭爱情，爱情在炮火中蓬勃生长，生命的激情、生活的希望前所未有地被激发起来，人们比平时更意识到生活的意义，因此他们在受难时仍然微笑。
而在某些时代中，历史长时间一片黑暗，时代的方向像它本身一样，只有当下没有永恒，人们平安无事但心灰意冷。
资本社会依靠伟哥似的娱乐节目催发的爆笑，其实暗示的恰恰是永恒的缺席和生活价值的虚无感。
在精神受难，人们普遍死心、灰心的时代里，也许并没有战争，只有压制生命的平庸和目光短浅的现实主义，发自内心的微笑反而难觅踪影。
战争解放
了生命，战争释放了激情，战争与革命不同，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暴力，而战争引发人道主义的觉醒。
当日寇的飞机俯冲向中国大地的时候，人们内心的生命意识被激发起来，那是肉体受难的时刻，也是心灵自由的时刻。
这些照片大部分是摄影兵拍下的，很多照片中缅印战区美军通信兵第164照相连。
可以肯定，拍面带微笑的照片并非他们的任务。
人们在战争中微笑，也许不符合读者对战争场景的观念和想象，不符合读者从历史教科书中得到的那些概念。
但作为客观事实，摄影兵无法不把这一面带微笑的抵抗记录下来。
摄影兵不是摄影师，照相机只是他们的步枪。
摄影兵在记录抗战历史的时候，并没有刻意选择微笑。
我注意到本书中也有卡帕拍的几张照片，摄影师卡帕的照片无疑有着人道主义的立场，他总是选择那些英勇悲壮的瞬间。
但摄影兵不同，
他们只是在执行将军们要求记录这场战争的命令，他们不需要人道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民族解放战争之类的政治立场。
人们在射击、人们在挖掘战壕、人们在包扎伤口、将军视察防线……在1946年的某天，咔嚓！
他们的照片只是资料，不会出现在《时代》或《生活》杂志的封面。
战争当然是悲壮的、残酷的、惨烈的、苦难的，但是人们对待苦难的心态并不苦难。
苦难是外部的，人们的压力战争，而不是内心，那是历史的苦难而不是心灵的苦难。
这是一个时代的表情，在苦难中微笑。
战争是被迫的，战争是个人意志无法选择的历史运动，生活环境被战争限制，
但心灵是自由的，反抗是自觉自愿的。
心灵没有被限制，苦难限制的只是生活方式。
人们没有被强迫，心灵的抵抗不是苦难而是喜悦，这种抵抗没有丝毫的压抑，是自觉自愿、心甘情愿的，是心灵之自由所致。
与奥斯威辛的苦难不同，那里的人们不仅行动上失去了自由，内心也失去了自由。
哀莫大于心死，所以在那里，人们连强作欢颜也不能。
可以下令让他们微笑，但无法命令那笑容不僵硬。
只有当心灵是自由的、快乐的、喜悦的时候，人们才会在苦难中微笑。
一张照片就是一处时间的遗
址，历史照片固然反映人们在历史中曾经做过什么，也自然地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的心境。
其实心境是照片最难于掩饰的，因为它从不听命于表面。
越是不刻意捕捉心境，心境越是袒露无遗。
这种例子在罗兰·巴特的《明室》一书中有很多。
罗兰·巴特在书中列举的那些照片，正与《国家记忆》一书中陈列的照片相仿
。
（照片）可以在事情的意义上说谎，却永远不会在事情的存在上说谎。
对一般观念（文化意义），摄影无能为力，然而，在使我们确信真实性这一点上，摄影的力量却高于人类思想所能构想并且已经构想出来的一切。
（《明室》）这就是《国家记忆》令我惊讶的原因，它远远超出了我对历史的想象和观念。
还原历史记忆的过程也像历史的细节一样生动，不是抽象的国家概念，而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人。
遗憾的是此书没有留下一张章东磐小组的集体合影，我相信那是一微笑的人。
在不确定的世界
:
李翔-
我在华盛顿有幸见过罗伯特·鲁宾一次，当时他已经出任著名智囊
机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
其人高大英俊，但讲起话来不像他在自传中所表现的那么谦逊。
会上，一个中国人抱怨说美国的媒体为什
么只盯着中国的阴暗之处，我们也做了很多好事儿啊，为什么媒体不能多报道一些光明面呢？
鲁宾当即反唇相讥道：
我从商从政多年，一直都不知道如何让媒体来多报道光明面，这点我或许需要向你们请教了。
如此聪明刻薄的一个人，本当面对命运时自信满满，他却将自己的自传命
名为《在不确定的世界》。
和他一起曾被《时代周刊》冠以拯救世界小组称号的艾伦·格林斯潘在金融危机前出版的自传，也取了一个有相似含义的名字：
《动荡年代》。
《黑天鹅》的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翻看记者威廉·夏伊勒的《柏林日记》，越看越觉得心惊，因为他发现按照这位伟大记者的描述，即使在纳粹崛起、德国一步一步走向灾难之时，柏林人也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按照塔勒布的说法，就是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历史或各种事件都会面对突如其来的黑天鹅现象，整个处境完全被不确定性改变——这个判断随后被斯蒂芬·茨威格的描述证实。
大概每一代人都会感慨自己所处时代的艰辛，为不确定性所苦。
但的确很少再有一代人能同上个世纪那些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人们相比。
斯蒂芬·茨威格在自己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说：
在以往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命运多舛……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饱尝了以往历史有节制地分别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
。
以往，充其量是这一代人经历了革命，下一代人遇到了暴乱，第三代人碰到了战争，第四代人饱尝了饥馑，第五代人遭遇了国家经济的崩溃。
斯蒂芬·茨威格成长的年代可谓是一个最后的美好世界，许多作家都曾用无比留恋的态度描述过这个世界。
比如彼得·德鲁克，再比如石黑一雄，后者的《长日留痕》借一个英国管家之口回忆了那个世界。
茨威格则说：
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
在那个时代，谁也不相信会有
战争、革命和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切过激的行动、一
切暴力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似乎已经不可能。
19世纪在自由派的理想主义之中真诚地相信自己的这个世纪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
人们用蔑视的眼光看待从前充满战争、饥馑和动乱的时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的时代；现如今，只需要再用几十年的工夫，一切邪恶和暴虐就都会被彻底消灭……在这个和平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普遍的繁荣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迅速、越来越丰富多彩。
这种乐观主义的论调在当时几乎成为共识。
塞缪尔·亨廷顿曾引用过一个例子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时全世界最知名的一个记者在自己出版的一本书中论证说，由于各国之间在经济上非常依赖，战争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当后来被公认
为战争导火索的那件事情发生时，茨威格正在公园里读俄国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列夫·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两位俄罗斯最
伟大作家的命运就这样同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命运在个人记忆中发生了一点关联。
公园内的音乐会突然停止。
好奇心驱使茨威格向人走去，不久，他就发现中断了公园音乐演出的是一纸电报。
电报上说，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和夫人在波斯尼亚观看军事演习时遇刺身亡。
即便如此，人们对悄然走近的战争仍然浑然不觉。
在奥地利，人们想到的是皇储的缺点，丝毫没有当时人民想到老皇帝时内心的柔情与尊敬。
大家认为这只不过是皇室诸多不幸中新增加的一个。
没有人想到这值得用战争来报复。
弗朗茨·斐迪南的名字和形象很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后就会从历史上永远消逝。
尽管已经有人在鼓动和暗示要进行一场报复，报纸上开始喧闹起来，但没有人特别在意。
无论是银行、商店还是私人，都依然如故。
这种和塞尔维亚无休止的争吵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作家收拾好行装，准备去度假。
夏天从来没有这样美好过，而且看起来还会越来越好。
一位种植葡萄的老农愉悦地向茨威格谈论起这样的天气如何有利于葡萄的生长。
在比利时谈论起可能发生的冲突时，茨威格坚定地说：
如果德国人把军队开进比利时，你们就把我吊死在那根路灯的杆子上。
战争一步步逼近，但人们就是顽
固地不愿相信战争会来临。
即使在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之后，在火车上，人们也是每到一站就下车打探消息，然后内心希望能有一只坚强的手把脱缰的命运重新拽回来。
体之可悲正在于，当这件无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每个人都被抛掷入历史的磨盘中时，大众却又陷入另一种癫狂。
维也纳全城的人都头脑发昏，对战争的最初的惊恐突然变成了满腔热情……当年的炮灰们
脖子上围着花环，钢盔上绕着橡树叶当桂冠，像醉汉一般欢呼着向自己的葬身之地走去。
而大街上则人声鼎沸，灯火通明，好像过节一般。
茨威格惊恐地发现。
不要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人们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要多一些先见之明。
面对逼近的战争，或者在个别国家逼近的暴政，人们同样是茫然无知。
我必须坦白承认，当我们1933年和1944年待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时候，每当一件事闯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几个星期以前都认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茨威格写道。
另一个绝妙的例子是茨威格和他在俄罗斯的出版人的对话。
他跟我说，他以前曾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有过非常好的光景。
我问他，为什么他不像许多人那样在革命爆发后就立刻离
去？
‘啊呀，’他回答我说，‘那个时候谁会相信，像一个什么委员会和一个什么士兵共和国这样的事情会持续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呢？
’
这些事情发生时的情景又加深了安逸生活的假象。
1934年2月，茨威格本人待在维也纳，当时，倾向希特勒的奥地利政府与奥地利最有实力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之间发生了冲突。
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共和国保卫同盟与警察和军队发生了武力冲突，巷战进行
了三天三夜，这是西班牙内战之前，欧洲最后一次民主与法西斯的较量。
但是茨威格本人却对此毫无察觉。
就像当年慕尼黑的老百姓，一觉醒来，才从《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上得知，他们的城市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
当时，维也纳市内的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平静，而郊区的战斗却非常激烈。
后来当有人向茨威格打听维也纳发生了什么时，我，作为革命的见证人的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告诉他们：
‘我不清楚。
你们最好去买份外国报纸看看。
’也就是说，即使是在距离现场不远处的公众，对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是不甚了解的。
经常回看历史的好处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你能从中看到人类自身在做决定时的愚昧。
一部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类的愚昧史，它讲述人类如何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且错误地做出反应。
在茨威格的回忆录里，你可以看到人们如何因迷恋现有的生活，而迟迟不愿面对即将到来的残酷现实。
人们拒绝去相信突如其来的一次事件会打断他们设想中的历史，而在事情发生之后，又以错误的态度投身其中，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国民族主义的狂热。
大众误认为被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历史，是自己欢迎的历史。
它教会我们，
对于自认为很确定的事情，我们最好不要太确定。
在战争中坚守文明
:
马俊岩
1940年10月22日，三个英国绅士在伦敦荷兰屋图书馆的废墟里安静地读书。
这时节，
伦敦的天气已经相当寒冷。
一天前，伦敦刚刚下过雨，德国空军在伦敦西部发动了骚扰性的空袭。
自9月7日德国空军全力轰炸伦敦以来，伦敦
遭受重创。
到10月31日，有13000人死亡，市区1／5的房屋被炸毁，到处是断壁残垣，到处是火海，整个伦敦城弥漫着一
种刺鼻的焦糊味，缺水、缺电、缺煤气、缺少食物和药品，最缺乏的是防空洞，人们只得到废弃的隧道和地下铁里避
难。
在郊区，政府挖好了无数个大坑，准备集体掩埋在轰炸中死去的难民。
但是这些并没有将伦敦人打垮。
妇女们成立了防空志愿队尽可能地帮助有需要的人们，为对付德国空军投下的延时炸弹，绅士们成立了未爆炸弹清除队，在伦敦的街道和房屋间小心地扫雷，英国影星费雯丽甚至到地铁里为人们演唱。
人们依旧能够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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