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鲜为人知的抗战生命线苏联军援的西北通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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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鲜为人知的抗战生命线苏联军援的西北通道
鲜为人知的抗战生命线：
苏联军援的西北通道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会发现：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或者说鼎盛时期，大西北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汉唐盛世”的形成，固然有很多历史的原因，但绵延于大西北广袤地域上的“丝绸之路”，则是最直接的推动力量之一。
古罗马的制造业、波斯的手工艺品，以及西域各国的歌舞文化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并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发展功不可没。
汉朝以后的2000多年里，大西北和“丝绸之路”成了我们国家和民族兴衰的一个“晴雨表”。
公元1931年9月18日后，在日军启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一些决意担负起救国救民重任的领袖和集团，又一次将目光投向大西北和“丝绸之路”。
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无疑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不动声色的转移到甘北、宁夏，背靠外蒙，打通苏联援助的通道，看蒋介石拿我们有什么办法。
”懋功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开始将目光转向有着共同理想信念的遥远北方邻国苏联
1935年6月26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第13天。
川西北夹金山下的两河口（也叫抚边），毛泽东的临时寓所内，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张国焘、刘伯承等人，在这里举行了红军会师后的第一次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在会上，军委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周恩来提出：
“主席，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了，是不是应该确定一下我们今后的总体战略和红军下一步的落脚点。
”
“是呀，听说部队官兵对我们这次战略大转移的议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同四方面军会师后，大家对今后何去何从比较茫然，是该解决红军的出路问题了，也应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交待了。
”毛泽东回答。
看着周恩来还要讲什么，毛泽东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哦，对了，恩来，听说在江西时，共产国际曾经有一个电报，要我们不得已时，可以向甘肃、宁夏一带运动，打通苏联援助的大通道，建立背倚蒙古的苏区，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
“知道，确有这样一个电报。
不过，时间已经过去快一年了，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态度有无变化。
”周恩来答到。
当大家发言结束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发言。
他说:
“我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是富庶的区域，防守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共产国际既然有过这样的指示，相信会从蒙古方向策应我们。
”中共和红军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上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
必须尽快在西北寻求新的落脚点，打通国际通道，取得苏联的策应和支持。
30年后的1965年，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他的外国朋友安德烈·马尔罗时还指出：
“当时向西北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可能与苏联接上联系，打通苏联援助的通道，没有别的选择。
”此时已经定居加拿大多伦多的张国焘也颇有感触的回应：
“不是张学良、杨虎城救了共产党，是苏联援华的西北国际大通道壮大了共产党，没有西安事变，西路军也会占领宁夏或者进入新疆，共产党也会在西北立足，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
”
“要打小鼻子（日本），没有大鼻子（苏联）支持怎么能行?
北伐战争、冯玉祥五原誓师、新疆盛世才平定内乱，哪一个没有苏联人的帮助？
！
”武昌城内马占山力劝张学良同新疆盛世才结盟“联苏联共”
当中共高层领导人聚会懋功两河口，确定立足西北，接通苏联援助的国际大通道的时候，时任国民党“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也加快了业已开始的“打通西北通道，争取苏联援助”的步伐。
1935年4月的武昌城，虽说不上热浪滚滚，可也不像东北那样依旧春意绵绵。
在马占山下榻的公寓内，张学良和马占山畅谈了好几个昼夜。
期间马占山曾经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半认真的问到：
“我的张副总司令，这么大热的天气，你让官兵们怎么'剿匪'？
他们可都是打咱们东北来的呀！
”
马占山没有就“义勇军战败”之事责难张学良，而是坦诚的指出了在他看来张学良不该犯的三个错误：
一是不该在对蒋介石缺乏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就匆忙“易帜”，拥护南京政府；二是不该在“九·一八”事变后，绝对服从蒋介石的命令，放弃东北三省。
“这一点就是张大帅活着的话也不会允许的”，“蒋介石的势力不在东北，他当然无所谓，咱们可就不同”三是不该回国后宣扬法西斯主义，听从蒋的调遣“剿匪”、“剿共”。
“共产党有什么不好，苏联不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吗？
这次官兵们（指义勇军）战败，蒋介石不管，国民政府连个屁都不敢放，最后还不是人家苏联人帮了忙，让官兵们过去避难”。
马占山讲到第三点时，张学良显得有点激动，他时而问马占山：
“义勇军到底还有多少人活着？
听说撤退中不少人被冻死了，是不是真的？
”并感叹：
“我这一辈子恐怕是再也没有脸回去见东北民众了。
”得知义勇军绝大部分官兵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已安全回到了新疆时，张学良再次流露出对苏联的感激之情：
“苏联人帮了我们东北军的忙啊！
”
马占山没有坚持要张学良完全脱离蒋介石，“能够在南京政府中占据要职，对东北军今后的发展也许还有好处”。
但马占山针对张学良在拥蒋的旗帜下又想单独在抗日战场上有所作为的想法，尖锐的指出：
要抗日就得联苏、联共，现在惟一能够给我们抗日帮上忙的只有苏联，而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又是紧密联系的。
没有苏联帮助，抗日不会有好的结果，没有中共的支持配合，很难取得苏联的真心帮助。
马占山还风趣地对张学良说:
“要打小鼻子，没有大鼻子支持怎么能行？
北伐战争、冯玉祥五原誓师、新疆盛世才平定内乱，哪一个没有苏联人的帮助？
！
”
张学良与马占山武昌会谈后，中国的时局仍在扑朔迷离的变化着。
此前，即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蒋介石重点围剿的中央红军先后突破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开始向川西北的方向发展。
6月，几乎在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一部到达陕甘交界区域同刘志丹、高岗等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领导的中央红军也翻越了川西北的夹金山，同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
至此，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后蒋介石不断调整的“围歼红军军事计划”已事实上破产。
而最让张学良忧心的是，突破重围的红军全都来到了他的防区，不论是否情愿，他都处在了与红军作战的最前沿。
这年12月，再次被“剿共”搞得晕头转向的张学良，在参加完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后旋即乘机来到上海，同他的故旧，因宣传抗日而被国民党囚禁的杜重远商榷东北军今后发展的大计，杜重远力主张学良开通苏联援华抗日西北大通道。
同杜重远会晤后，张学良紧接着又会见了滞留上海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
李杜也表示：
在目前情况下，争取苏联援助抗日是很重要的，苏联援助抗日最佳路线选择只能是西北而不是东北，也不是华北。
他的看法是：
通过华北援华抗日必须经过蒙古，而蒙方是否愿意还是个未知数。
另外，华北靠近前线，苏方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不大会愿意接受，即便开通了也不利于保持运输线的畅通。
东北就更不用说，在日军完全占领的情况下，透过这里援助那不就是等于对日公开宣战？
苏联说什么也不会冒这个代价。
西北就不同，远离前线，日军鞭长莫及。
李杜和杜重远近乎完全一致的看法，更加坚定了张学良经甘肃和新疆取得苏联援助的信心，加之李杜非常热心地为张学良同中共和苏联的联系牵线，随后不久张学良同中共和红军的联系实际上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1936年3月3日，张学良在第一次同中共代表李克农秘密会晤中提出的四个问题中，有两个涉及到“大通道”：
“红军东征抗日势单力薄，为什么不争取同是共产党的苏联支持？
”“如何尽快同苏联取得联系，打通苏联援助的通道？
”4月8日，在张学良第二次同中共代表周恩来、李克农会谈达成的若干协议中，再次肯定了第一次会晤中达成的“双方共派代表赴苏联寻求支援”，“由东北军派代表赴新疆同盛世才协商苏联援助的通道问题”。
同中共第二次会谈后不久，张学良即派出其高级幕僚“西北剿匪总部”上校秘书栗又文（盛世才的同乡好友）、东北军一○五师旅长董彦平（盛世才在日本陆军大学时的同学），二人赴新疆同盛世才筹划“苏援大通道”的事宜，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前的20多天，栗又文才回到西安，董彦平仍在新疆和盛世才协商。
栗到新疆后，经常是含泪倾听义勇军官兵要求重回东北抗日诉求的，同时他也对当时新疆在苏联支持下的进步景象感同身受，对联苏抗日充满期待。
栗又文回到西安后同张学良的谈话，包括滞留新疆的义勇军官兵强烈抗日的愿望，对于张学良随后不久发动的西安事变产生很大影响。
西安事变后不久，杜重远也只身前往新疆，开始了在他看来最有希望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西北国际大通道”艰难之旅。
尽管翻云覆雨的盛世才不久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杜重远投入监狱，但他始终认为：
拯救东北民众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惟有开通苏联援华抗日的“西北国际大通道”不可。
1937年的7月7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
遭受抗战初期国防军事力量重大损失的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将目光转向苏联，“打通西北国际大通道，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成为当时国民政府最优先、最紧迫的工作。
向来视苏俄为“洪水猛兽”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全面抗战，而美英等西方国家的观望态度，不得已而为之，派出1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赴苏争取抗日物资的援助，而当时的苏联政府也出于国家最高利益，力避尔后可能出现的“两线作战”的考虑，同意给中国政府力所能及的援助，但前提是中、苏双方要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对此，蒋介石在并未了解苏方真实想法的情况下就表示拒绝，认为这是苏联强迫中国与其结盟的一种勒索。
斯大林听说蒋介石的态度后非常震怒。
基于斯大林的强硬态度和当时别无选择的现实，蒋介石不得不改变态度，他电告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团：
只要不丧权辱国，尽快开通援华抗日的西北国际通道，苏方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
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的核心是一方遭受侵略和面临重大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条约的另一方将予以必要的援助，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苏联政府援华抗日物资法律地位问题，为后来开通从苏联阿拉木图，经过新疆伊犁、迪化、哈密到兰州的陆地和空中“国际援助通道”铺平了道路。
8月23日，依据条约中规定的相关义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从各个军兵种中，紧急抽调40多人，组成抗日武器采购团。
为保密起见，对外称“欧洲实业考察团”，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为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冲为副团长，陆军少将黄光远为随团秘书，分空军、步兵、炮兵、坦克等几个主要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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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考察团乘坐的客机在兰州短暂停留，利用飞机加油检修的机会，杨杰、张冲和部分成员与西北战区最高军事长官朱绍良和正在兰州休息的马步青，就购进武器的运输和接管问题进行了商讨，并达成四点协议：
一、西北战区负责所有购进武器的接收和分发工作；
二、少量急需的作战飞机由苏方或我方驾驶员，驾驶经迪化--哈密--酒泉空中航线直接飞往兰州，再分配到其他战区；
三、大量飞机、坦克采取在哈密组装，先由苏方用车辆将部件运到哈密，组装后的飞机由哈密经酒泉飞往兰州，其它武器由西北战区派车辆接运到兰州，再分配到其他战区；
四、国际援助通道开通后，任何人不得从事与之相悖的活动。
马步青深知这最后一条是为他专设的，也明白这其中的用意，便当场表示：
虽然马家军在同中共红军“西路军”长达半年多“厮杀”中元气大伤，但还是要“倾其全力，保障‘河西’沿线畅通”。
商谈结束后，朱绍良设宴招待了考察团一行。
饭后起飞，经酒泉到达安西过夜。
8月29日，考察团从安西起飞，经哈密到达迪化。
统治新疆的盛世才这个时候已经和苏联建立起了“准同盟”的关系，苏联甚至派出一个骑兵加强团（苏方的番号为“苏联工农红军俄罗斯骑兵第八团”，我方简称其为“红八团”）进驻哈密，帮助盛世才稳定东部疆土，严防马家军向新疆渗透。
在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基础上，盛世才也与中共建立了“统一战线”，上百名共产党人在新疆省府和各级地方部门担任要职。
反之，对南京中央政府虽说表面上保持着从属关系，实则只是虚与委蛇。
考察团抵达后，盛世才一反常态，表现出异常的热情，先是派人将大家接到省府招待所居住，伙食非常丰盛，每顿都是酒肉侍候，考察团成员外出活动也是副官和众多随从全程“陪同”。
由于按约定接运考察团的苏联专机未到，根据杨杰建议，考察团成员分成三个层次走访和拜会新疆相关部门负责人，了解和掌握开通“国际援助通道”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
在同盛世才的会见中，杨杰特意说明：
此行名义上是到欧洲考察实业，实际上是要到苏联洽购抗日武器，武器购妥后，拟从新疆的伊犁--迪化--哈密运往兰州。
他要求盛世才大力协助，作好洽购武器的转运工作。
盛世才似乎早已听到这方面的风声，杨杰讲的时候，他不时点头表示认同，杨杰还没有完全讲完，他就毫不迟疑地回应：
“抗日是全民族的大事、大局，新疆再有困难，也是小事、小局，小事服从大事，小局服从大局，这个道理我盛某明白，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保证‘大通道’畅通。
”
在对一些省政府部门和基层的走访调研中，考察团成员普遍感到开通国际援助大通道，就新疆而言，既有有利的条件，也有不利的因素。
有利的是，新疆尤其是迪化，局势相对稳定，有一种团结向上的力量，普通民众的思想甚至比内地还要先进，抗日的氛围非常浓厚，《新疆日报》对抗日的宣传较之内地任何一家报刊都不逊色，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都比较好（主要是苏联专家和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当时考察团成员并不完全了解这些情况），只要讲清道理，工作开展起来比较容易；不利的是新疆和整个西北地区交通运输比较落后，基础设施差，且政出多门、管理体制比较混乱，要完成抗日物资的运输任务，必须设立专门的运输机构。
对此，他们以考察团的名义，将此意见整理上报到南京中央政府。
蒋介石对此意见非常重视，专门责成交通运输部门“认真研判，尽速处理”，并要求当时的行政院予以经费支持。
这样，大通道开通前，几乎一夜之间，兰州到新疆伊犁4000多公里的“大通道”沿线，各级“中运会”（中央运输委员会的简称）应运而生。
实践证明：
“大通道”能够成为后来最困难时期中华民族的“生命线”，苏联援华抗日的物资能够源源不断的进入我国，“中运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9月1日，也就是考察团到达迪化后的第四天，苏联政府的两架图波列夫飞机终于来了。
第二天天刚一亮，考察团全体成员便乘坐这两架飞机，前往当时世界有名的红色首都--苏联的莫斯科。
两天内全部确定采购武器种类，10天内掌握所有武器包括6种不同型号飞机性能。
中国工作人员的良好素质和高效率，引起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的高度关注，他要求部下向中国抗日武器采购团成员看齐考察团一行乘坐的飞机分别在塔什干和奥伦堡停留一个晚上后，于1937年9月4日在莫斯科军用机场降落。
根据苏方陪同的一位将军预告，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拟于3天后接见考察团一行，他要中方人员在两天时间里拿出初步方案，并对口协调了苏方有关人员参与中方的工作。
离开南京时，大家只是根据当时国内战场情况拟制了急需武器的清单，现在则需要对照苏联现有武器的实际，对方案进行调整。
在实地了解了苏联的武器情况后，所有成员都感到事情并不像在国内时想像的那么简单：
一是苏方出于诸多原因的考虑，卖给我方的武器有严格限制，不是所有先进武器都能采购到；
二是考虑到国际上的反应，特别是日本方面的因素，除极少量武器（主要是个别飞机）准予直接投入战场外，大部分武器都是要将其零部件运到新疆的哈密或兰州组装，这就出现了零部件计价的非常烦琐的问题；
三是苏方要求各种进入中国战场的武器，都要有非常透明的分配和使用计划，这更是在国内时没有预料到的，需要和国内不断沟通和协调。
从4日晚上起，大家便按照各自的任务分头投入到紧张工作之中，连饭都是专人打到现场凑合着吃。
经过两天多的紧张工作，终于在6日晚饭前确定了购买武器的种类和数量，主要有:
两种型号的坦克100辆，包括当时最先进的“T-26”坦克；3种不同类型的火炮1300多门，机枪1400多挺；6种型号的飞机1000架（后实际交付985架），包括3种类型波里卡尔波夫战机、两种类型的SB二型战机和图波列夫战机；6000多吨战场急需的军械、汽油、器材、药品。
9月7日上午10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中方部分人员。
宾主寒暄之后，应斯大林的要求，杨杰团长首先介绍了我国国内的情况：
“抗战爆发前我军飞机总数不过600架，两个月来被日军直接毁于地面的飞机就达400多架，我们的空军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现在日军的飞机想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想轰炸什么目标就轰炸什么目标，想怎么轰炸就怎么轰炸，就连我们的国都南京都不能幸免。
如果不能尽快扭转这种局面，我方军民的损失将会更加严重，其长远的后果更是堪忧。
”
杨杰讲到这里的时候，斯大林突然插话：
“在你们看来，目前最大的威胁就是空中的轰炸？
那么，还有没有比空中轰炸更大的威胁？
”杨杰稍显迟疑后便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是的，现在我国军民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轰炸中丧生，每天都有工厂、桥梁、发电厂被炸毁。
”杨杰还详细罗列了他所知道的几次轰炸惨案：
“7月10日，日军对北平进行4次轰炸，造成我方4000多人伤亡；7月13日，日军轰炸天津，3000多人伤亡；8月13日，日军轰炸上海，12000多人伤亡；8月中旬后，日军对南京实行连续轰炸，每天都有数百名平民死亡。
”
全神贯注而又若有所思的斯大林又一次接过杨杰的讲话：
“轰炸是可怕的，但比轰炸更可怕的，是你们内部的不团结。
解决轰炸的问题苏联政府可以帮忙，可以向你们提供急需的战机、高射火炮，但搞好内部团结主要还是要靠你们自己。
”讲到这里，斯大林露出欣慰的神情，“不过现在好了，国共两党开始合作了，这一点很重要，只要国共两党真心合作抗日，只要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胜利一定属于你们。
至于你们抗战急需的一些物资，特别是作战飞机，我们将尽力满足。
”斯大林的话音刚落，第一个露出笑容的杨杰站起来鼓掌。
因为任何援华物资、武器计划和方案，最终都还要斯大林拍板。
会见中苏方其他成员对于援助的一些实质性问题避而不谈的情况，也给中方人员这方面的强烈印象。
斯大林的表态，使参加会见的中、苏双方工作人员都松了口气，毕竟几天来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
紧接着，斯大林详细询问了苏方工作人员援华方案的情况，并不时讲一些自己的意见，原计划不到半个小时的会见，一直持续了90多分钟。
12年后，在云南发动武装反蒋的杨杰，还经常对部下讲起赴苏采购武器的难忘岁月，他告诉部下：
“社会主义不是‘洪水猛兽’，抗战初期惟一支援我们抗日的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未来的中国必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我对此坚信不移。
”1949年9月19日，杨杰--这位在抗战初期最困难时期，出色完成赴苏武器采购任务，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下不朽功勋的爱国将领，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享年60岁。
斯大林会见考察团后的4个小时，即1937年9月7日下午3点，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的要求，中方代表团提前1天，将苏方需要的侵华日军陆、空武器类型、性能和我方拟采购的苏式武器种类清单送交苏联国防部。
9月8日，在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密切配合下，我方拟采购的40余种苏制武器种类、数量最后敲定。
9月10日，考察团随行按照各自任务性质，分成6个小组到莫斯科近郊苏军指定的几个秘密地点接受拟采购武器专业培训。
几个小组中，空军组的人员最多，任务也最重。
苏联空军教官和中国空军小组共约20多人，住在一个大型军用机场的宿舍楼内。
飞行理论课在室内进行，时间安排很短，半天多一点，然后就到机场练习实际飞行，飞行动作完全按照《苏联红军军事操典》进行。
在实际飞行之前，苏联教官引导中国试飞人员详细观看飞机的内外构造，讲解各个部件和仪表的性能、作用和操作方法，并随时对各种器械仪表进行示范操作，使试飞者能够了解自己将要使用飞行器的一切情况。
对中国人员来说，试飞中最危险的是单座飞机，不能由教官带领中国飞行员同机教练飞行，苏联教官单独驾驶作示范飞行后，中国飞行员紧接着就要驾机升空。
据后来担任国民政府空军总司令的王叔铭回忆，当时苏方教官和我方成员都很紧张，苏方自己这方面的成功率不到90%，也就是说10次试飞往往就要发生一次事故，而这样的事故意味着什么，大家心里都很明白。
但我方飞行员在100多次单座飞机试飞中都非常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苏方教官为此多次称赞中国飞行员“素质好，是世界一流的”。
双座战机试飞中，中国飞行员良好的素质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为此，还时常发生一些让苏联教官大惊失色的事情：
我方购买的双座飞机，是比较新型的战机（苏方主要是想通过售给我方少量的这种战机，在中国战场检验其实战性能），苏联飞行教官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飞机，因而实际上是同中国飞行员一起共同学习和训练，要求比单座飞机严格得多，往往是5次以上正常飞行之后，才讲解较为复杂的飞行动作，以避免发生飞行事故。
但此次来苏的中国飞行员，抗战爆发之前已经在国内接受过严格系统的训练，都有近千小时的飞行经历，在掌握苏联新飞机操作技术后，他们艺高人胆大，大都在第二次试飞时，就做一些翻身滚动的高难度动作，搞得苏联教官既“提心吊胆”，又不好意思，虽然在集体场合怒骂和训斥，私下里却非常钦佩和欣赏。
从9月10日到9月20日，短短10天时间里，包括空军组在内的所有中国成员，全部掌握了所采购武器的基本性能和使用方法。
这种速度是苏军通常条件下训练时间的四分之一，被苏军教官称为“中国神话”。
结束了速成培训的中方人员，随即开始与苏方人员一起对首批运往国内的武器进行清点、装车和伪装工作。
10月1日，考察团全体人员结束了在莫斯科的活动，赶赴所有采购武器在苏联的最后集中地阿拉木图。
10月2日，空军组长王叔铭带领部分中国飞行员驾驶亲自组装试飞过的轰炸机、歼击机从阿拉木图起飞，并顺利抵达新疆重镇伊犁。
当天苏联大规模援华车队驶出阿拉木图，朝着中国境内进发，10月3日到达伊犁。
自此“西北国际大通道”正式开通，并很快进入紧张繁忙的运营阶段。
尽管那时国民政府的消极腐败已为众人所指，但以杨杰为首的中国抗日武器采购团，还是创造了至今看起来都堪称一流的业绩。
他们高效率的工作作风，在当时的苏联领导阶层、尤其是国防军工部门产生了强烈反响，也引起了斯大林的极大关注，甚至对斯大林一段时期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位在中国人民最困难时期慷慨解囊的风云人物不止一次地要求部下“向中国抗日武器采购团成员看齐”，“学习中国军人的工作精神”。
考察团离开莫斯科赴阿拉木图的前一天，正在苏联休假的宋庆龄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设宴款待考察团全体成员。
考察团能够顺利完成武器采购任务，宋庆龄也是功不可没的。
考察团在莫斯科期间，宋庆龄作为苏联政府和斯大林的特邀贵宾正好也在这里。
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对中国抗日战场情况的了解，大多是从宋庆龄处得知的。
名义上休假的宋庆龄，一点也不比考察团成员轻松。
她先后3次同斯大林会见，介绍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空前灾难，力陈援华抗日的理由，进而坚定了斯大林援华抗日的决心。
她还多次到苏联国防、军工等政府部门介绍中国抗日战场的形势，在当时的苏联政府内部形成了一种同情、支持、援助中国抗日的良好氛围，对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最终援华抗日政策的形成发挥了特殊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只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需要高度保密，宋庆龄在这方面的贡献才不为大多数国人所了解而已。
正是宋庆龄前期卓有成效的铺垫工作和后期有力的策应和配合，中国政府才能够顺利从苏联采购到抗战急需的武器，才能够在抗战初期最困难的情况下，使中国的军队避免了更大的损失甚至崩溃和战败。
从1937年8月29日，杨杰率赴苏抗日武器采购团抵达迪化，到10月3日首批苏联援华抗日物资通过新疆霍尔果斯口岸进入我国（首批援华飞机则是10月2日），时间只有35天。
如果说以杨杰为团长的中国考察团在苏联表现出很高的工作效率的话，那么在此期间新疆为国际大通道畅通而进行的一系列紧张、艰辛的准备工作也同样彪炳史册。
考察团离开迪化后的第二天，新疆军政当局就成立了以盛世才为首的、有各主要厅局室负责人参加的“转运抗战物资因应小组”。
根据考察团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在不到3天的时间里，拟定了开通苏援国际大通道有关的30多个大项建设的方案，在总人口不足500万的新疆，紧急动员了50多万各路建设大军。
新疆各族人民依靠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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