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我国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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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我国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
如何认识我国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
对“政府腐败”的理性解读
济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俞宪忠教授（博士）
任何国家的国民大众都渴望能够拥有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机构和官员群体，但任何国家的政府机构活动和官员群体行为又都与国民大众的发展要求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偏离或背离，或者说各国都普遍地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政府腐败现象。
因此，各国政府模式的差别不在于是否存在腐败现象，而在于其腐败现象的规模和性质，在于由制度设计给定的政府官员与国民大众关系的背离或偏离，最可怕和糟糕的是两者之间关系的根本对立。
有效治理因两者关系扭曲而引致的各种政府腐败现象，既是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政府创新改进的核心要义，也是国民大众和谐发展的根本诉求。
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考察公共物品交易活动中的商业欺诈行为，进而理性解读“政府腐败”四个中文汉字所蕴含的内在含义，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发展意义。
一、公共物品交易中的商业欺诈
有国家就有政府，因为政府是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机构。
既然如此，政府就拥有管理社会和支配资源的各种强制权力（power）。
但社会是由公众构成的，是公众缴纳的税金养活了政府官员，并承担了政府运行的所有费用，老百姓把他们交给国家的税金作为交易价格而支付给了政府，所要购买和消费的就是政府官员执政为民的这类政府公共产品服务。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而认定，公共产品虽然不具有排他性、竞争性和增加一个消费者其边际成本为零的特征，但公共产品不具有免费供应的经济特征，其生产和提供有着很高的稀缺成本和很大的资源代价，在宏观层面上也具有宪法合约性和经济交易性，因而也存在着商业欺诈的可能性。
国家是经营管理整个社会的“超级企业”，[1]政府是生产和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厂商组织”，官员是公共服务产品的“推销者”或“售卖者”，老百姓是公共服务产品的“购买者”或“消费者”，税金是公共物品的“市场交易价格”，政府官员与社会大众之间的交易对象是“为人民服务”之类的公共产品服务。
因此，政府理应为社会大众服务，政府官员自然也就成为社会大众的公仆。
政府官员与社会大众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说，社会大众是委托人，而政府官员则是代理人，政府官员受社会大众的委托来管理社会。
组织化的国家即政府机构特别是人格化的政府机构即官员这样的社会权力群体，理应尽职尽责地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到想做好事、能做好事、做成好事。
但是，从古至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政府并不必然为社会大众服务，其官员经常地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谋取自己的私利，政府也经常袒护它的官员，人民的合法权利（right）经常受到官员权力的骚扰,也就是权不为民所用，心不为民所系，利不为民所谋。
当出现了这种情况时，我们就说有了政府腐败。
在老百姓按照政府预先制定的公共物品交易价格———税种和税率而交纳了“商品货款”——税金后，政府却向百姓交付了坑民、害民和扰民之类的“腐败产品”，在实质上就是“商业欺诈”，并必然导致公共物品服务交易在买卖双方之间的非常不对称和政治市场的极端紊乱。
当这种商业欺诈达到“规模经济状态”并持续一定时间时，就会引发整个公共物品服务市场体系的崩溃、倒塌、断裂和毁灭之类的政治动荡发生，其动荡程度与腐败程度成正相关。
腐败是对官员有利而对百姓有害的事情，而且由大面积的高度腐败所引致的社会动荡成本或政治危机费用最终也是由百姓全部承担或买单。
因此，百姓既痛恨政府官员腐败，更害怕社会动荡发生。
政府腐败的政治含义是官民对立，其法律含义是权力侵害权利，其市场含义是商业欺诈，其经济学含义是存在道德陷阱，其管理学含义是信息不对称。
可以肯定，有国家就有政府，而有政府就有腐败，就存在“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这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可以理解为政府常态。
政府所具有的支配公共资源的超垄断权力特征与政府官员的经济人特征结合在一起，内在地蕴含了各种腐败的潜在巨大可能性。
我们都经常与政府打交道，政府应当做什么我们也都知道，政府也应当是我们所熟悉的东西。
但政府是笼统的，而官员则是具体的，政府官员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也真是让人有些难以琢磨：
我们着实有些看不清，为什么有些好官员为人民服务，有些坏官员为自己服务；我们确实摸不准，为什么官员有时候好有时候坏，很多的官员晚节不保；我们常常感到揣不透，为什么提拔的时候好好的，不久就变成了贪污犯；我们也为此弄不明，为什么刚刚上任的政府高官，几乎在转瞬间就发现是巨贪；真是令人搞不懂，为什么百姓已经缴纳了公共物品的价款——税金，而在交易公共物品时还要再另付一笔钱——送礼才能办成事……很是令舆论哗然、社会愕然和百姓愤然，这里潜伏了太多太大的危险。
当我们细心品味“政府腐败”这四个中文汉字的时候，深感我们的先人在造这四个字的时候，也是挖空了心思的，设计得极为巧妙，已经为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科学合理并具有普适性的政府原则。
或者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四个字深刻的政治含义，或者是虽意识到但没有做到，也或者是既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做到。
不管如何，反正是古今中外出现了大量的“政府腐败”现象。
我们有必要看看“政府腐败”四个汉字里面蕴含了哪些对我们有启发价值的政治信息，尽管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
二、如何分析政府的“政”字
“政”字由“正”和“文”两部分构成，其中的“正”就是品行端正、一身正气、作风正派、正大光明、堂堂正正的意思，反正是不能走歪门邪道去做坏事，绝对不能去做那些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
作为政府官员或公务员，你必须敬业尽职地为老百姓做些好事，这些好事就是你份内的事情。
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大小我们暂且不说，最起码你应当心里时刻想着雇用你的主人，尽力地想着去生产和提供“为人民服务”之类的公共产品。
倒不是说像极左的政治家那样要求他的臣民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无私奉献似的政治觉悟、思想境界和崇高水准，而是说这是政府官员或公务员最起码应当具备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要求。
百姓用税金交了钱，你就应当及时给人家合格或优质的公共商品。
如果政府官员或公务员缺乏一个“正”字，那麻烦可就大了。
对老百姓来说，政府官员或公务员要么是一群不能做任何事情的无德无才的“废品”，要么是一群非常能专门祸害老百姓的有才无德的“危险品”，既不是不祸害老百姓的有德无才的“成品”，更不是能够为老百姓做大好事的有德有才的“精品”。
“正”字对政府官员或公务员要求的是必须具备时刻想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修养，更应该遵守国家法律，因为法律是道德底线和伦理下限。
但是偏偏有些政府官员不上台便罢，只要一上台，就首先想着如何去干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取各种个人利益之类的寻租之事，既非法又缺德。
就像房子是我的我就要收取房租，土地是我的我就要收取地租一样，权力是我的我就要收权力租，于是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寻租活动。
什么时候会停止寻租活动呢？
就是被逮住的时候。
但每到这时候又通常哭哭啼啼，一把鼻涕一把泪，后悔无穷，但为时已晚。
因此我想，除了健全法制、严格选拔和加强教育之外，还有三个办法可以使用：
一是让某位政府官员任职辖区的百姓对该官员的从政资格认定具有决定权；二是让新闻媒体和舆论对该官员有无劣迹具有揭露权和监督权；三是建构新就职官员在就职前对辖区百姓的宣誓制度。
这些方法虽然不可能根除官员腐败的败德行为，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弱化官员的寻租活动。
“政”字中的“文”就是要求政府官员或公务员要有文化修养，要具有才气、才能和才干，正而八经地接受过职务类别和职务层次所要求的文化教育和职业训练，既要懂得技能性的自然科学，也要懂得管理性的社会科学。
说得更通俗更清楚一些，就是要具备基本的系统知识和职业技能。
不然的话，即使他们很愿意卖力地提供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公共产品，但由于能力所限，也会心有余而不足，也不可能做到很好地执政为民。
我们何以评判政府官员或公务员的文化层次、能力才干、系统知识、创新潜能和职业技能等状况，其答案要点之一就是要看他们的学历和学位。
因为学历和学位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信号，它反映了一个人的聪明等级和努力程度，任何一个聪明而不努力或努力而不聪明的人，或者既不聪明也不努力的人，都不可能获得较高的学历和学位。
学历和学位也反映了一个人的理想热情和目标追求，一个不想做大事业的人或者一个没有较高目标追求的人，也不会有动力去获得更高的学历和学位。
拥有较高学历和学位的人，不仅能够从事简单劳动，而且也更能从事复杂劳动。
相反，没有较高学历和学位的人绝对不能从事任何具有科技含量的复杂劳动，而仅仅能够从事简单劳动。
固然也存在“有水平而无文凭和有能力而无学历”的人，而且还取得了很大成功，这样的偶然性个别案例绝对能够找得到，而且在芸芸众生中还不止一个。
但是，这类现象是非常偶然和极其个别的现象，属于极小的概率事件。
也就是说，有水平与无文凭之间以及有能力与无学历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科学意义上的必然联系，缺乏科学研究的相关度，没有任何可检验的价值和含义，从这里我们得不出具有任何科学普适价值的理论原则和政策含义。
甚至我们完全可以说，在统计学上我们完全可以把此类事件置于忽略不计的地位。
但是，偶然出现的诸如比尔盖茨虽然学历学位较低而极具创新成就的这类个别案例，在文化教育极不发达的国度里往往具有非常大的百姓交流价值和口头谈论意义，具有很“令人吃惊”的冲击效果和宣传效应，也很容易作为口头信息在人们之间加以快速地相互传递。
真是所谓的谣言千遍成“真理”。
古今中外的大量可检验事件证明，在所有的成功者当中，虽无文凭但有水平和虽无学历但有能力的人仅占极少数，相反，既有文凭又有水平和既有学历又有能力的人却占绝大多数。
真正的必然联系是在有文凭与有水平之间以及有能力与有学历之间，既有文凭又有水平以及既有能力又有学历的人数，不知道要是虽无文凭但有水平以及虽无学历但有能力的人的多少倍，这是真正必然意义上的大概率事件，只有从这种普遍联系的角度，我们才能找到普适性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可检验性的推广含义。
如若不然，为什么当代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在努力普及基础教育、奋力开展职业教育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想获得正规的普通全日制高校的教育文凭和学历，难道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政府和全世界的人们都在长期地发昏嘛，毫无理性地把极其稀缺的国民资源配置在教育领域。
我们绝对不能以个别代替一般、以特殊代替普遍、以偶然代替必然，极其遗憾的是很多权威性媒体长期地都在进行这种以点代面的误导和以偏代全的宣传。
我们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是：
文凭=水平、学历=能力、学位=地位。
中国人在古代发明的科举制度，说到底就是对政府官员的文化要求和素质引导，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除造纸、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之外，中国对人类文明的第五个重大贡献。
但是，令人可惜的是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技术在中国被用来制作迷信书籍、烧香拜佛和节日对联之用，传到西方后欧洲人用来制作学校培养人才的教科书；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技术被中国人用来制作结婚、送葬或节日使用的炮仗，传到西方后被欧洲人用于推进工业化进程和开拓国际市场等活动；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定位技术被中国人用来辨风水、定宅基和看墓位，传到西方后被欧洲人用于像西班牙人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18.32,-0.63,-3.32%）和葡萄牙人加马1498年发现印度那样的远程航海等活动；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被中国人用来制作占卜算卦的黑色读物和色情之类的黄色书籍，传到西方后被欧洲人用于出版科学读物和创办发表学术论文的报刊杂志之类的科技研发及知识传承创新等活动；而中国人发明的科举制被中国人用在仅限于文科的八股文写作比赛和达官贵人选拔乘龙快婿的活动，传到西方后被欧洲人用于大规模地发展基础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选拔政府官员或筛选国家公务员等人力资本的现代化运动。
他们把市场化经济、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运动、民主化政府、科学化管理和大众化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现代化浪潮。
这一系列的科技创新和制度变迁活动，造就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一个又一个现代化发达国家，这就是西方崛起之谜。
其中标志人力资本最重要信号的学历和文凭的贡献率绝非一般，还可能居于首位。
一般而言，具有较高学历和学位的人，不仅愿意和想着为老百姓做好事，而且也有能力或有可能为老百姓做好事，通常在事实上也为老百姓做成了一些好事情。
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以及其国民生活水平之所以高于其他国家，其背后的重要支撑就是它们有着七八百年的高等学历和学位教育历史，而中国比清华大学更悠久一点的北京大学也仅仅建校于1898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进行博士学位教育。
中国人很聪明，在古代造字的时候，在一个“政”字里面，就从政治方面对政府及其官员提出了基本的从政要求，认为在国家公共机构中工作的政府官员和公务员，要具备德才兼备的从政素质。
如果能够做到这两点，就具备了一个好政府的基本要素。
如果德才兼备的人能够被选拔为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也从人格化和主体性的意义上表征了制度方面不存在重大问题。
三、如何思考政府的“府”字
“府”字由“广”、“人”、“寸”三部分构成。
“广”是广阔、广大、繁杂和很多的意思，既代表政府拥有很大很多很高很强的权力，也表明政府管了很多的事情。
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所管理的事情越来越多，政府对社会介入的程度也越来越深，政府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社会变得越来越小。
也许是受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的“启发”，或许是由于凯恩斯主义干预思想的影响，政府为了防止受到一个效率很高但想干坏事的（集权）政府的危害，我们故意建立起一个效率低下的（民主）政治制度”。
[2]几乎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机构。
不论是否故意，即使是坏事情，只要政府要做，并且打着“公众需要”或“国家利益”的幌子，也往往能够做成。
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思认为：
“没有国家办不成事，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
老百姓有很多事情自己无法解决，需要政府机构提供很多优质高效的社会公共产品服务，例如保障国防安全、生产公共产品、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服务等。
老百姓所支付的购买这些公共产品的价格就是他们按照法律所上缴给政府的税收。
但“政府是一群人——一些是被选上的，一些是被任命的，一些是被雇佣的……”，[3]确切地说是一群拥有权力的“人”，这些“人”就是我们现今所说的政府官员或公务员。
他们必须拥有权力，没有一定的权力去支配各种资源，就不可能为社会大众做事情。
天上不会掉馅饼，国防安全、法律公正、交易秩序、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只有支配、使用和消耗一定的资源，才会生产和提供公众所需要的各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但是，政府官员有了权力也不一定就为老百姓做事情。
这些拥有权力的“人”也是人，他们既是“政治人”，更是“经济人”。
作为“政治人”，他们完全有可能具有权力欲，甚至个别人会成为统治狂，因而有可能过度地使用公众赋予他们的公共权力，从而构成对老百姓正常生活权利的不合理扰动或搅动。
作为“经济人”，他们也有妻儿老小，也有人之为人的七情六欲，也有各种各样的私利需要满足，马克思老人家就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4]他们也完全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化公为私而极大化地谋取个人私利。
这些情况都是因权力过度使用而导致了权力侵害权利，政府官员的权力侵害了社会百姓的权利。
因此就需要制定完善的法规，使政府官员只能在为百姓服务的合理边界之内有分“寸”地使用公共权力，以防止出现“权力侵害权利”和官员祸害百姓的不良现象。
这就要求在政府中工作的人必须是能够有分“寸”地使用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的人，当他们面对支配资源的各种权力寻租诱惑时，能够真正做到执政为民。
如果不好的人在不好的制度下通过不好的路径进入了公共机构，就必然会不好地使用公共权力而使百姓的生活不好，从而形成和出现不好的腐败政府。
政府自产生以来，从未出现过其权力太小或过弱的情形，总体上来说，都是权力过大。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简直是在为虎作伥，这也是政治家们对其具有厚爱和偏好的根本原因所在。
由有分寸地使用权力的人组成的政府，是企业家和百姓的上帝或天堂，而由无分寸地滥用权力的官僚阶层组成的政府，则是企业家和百姓的魔鬼或地狱。
如果政府及其官员拥有过度的政治权力，同时就意味着拥有过多的干预能力，通常情况下会滥用行政权力。
在政府权力急剧扩张的同时，厂商和百姓的自由选择权益必然会受到来自其政府“代理人”的外在排挤和强力压缩，他们的权利将会大大缩水，其结果就是妨碍厂商的经营自主和百姓的行动自由。
政府是否具有适度权力，官员能否有分寸地使用权力，说到底是一个民主与法制的制度安排问题，其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是民主还是专制，是分权还是极权（集权），是人治还是法治，是权力之上还是权利至上。
如果没有相当和相应的制度创新安排，民主、法制、自由、权利都将得不到任何保障。
在现代全球化开放框架下，国家之间日趋剧烈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而且首先是政府之间的竞争，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更为严峻的制度竞争。
“对（越来越多的）交易成本产生影响的各种制度现在都服从于国家间的制度竞争。
全球化影响着民族国家的制度体系。
……在那些正在丧失竞争地位的国家里，在那些正面临着可移动资本、人员和企业净流出的国家里……迟早，会出现外部对国内制度发起挑战的可能性。
……全球化——在近几十年内和整体上——仍然充当了推动国家制度演变的主要动力。
这种演变的方向是更少对产权进行政治性再分配和更多的竞争自由。
”[5]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任何渐进性的改革和开放安排，都不可能真正摆脱路径依赖型的巨大“发展陷阱”，当内部安排不能适应外部冲击时，就必须重新反思和选择新的“发展路径”，就需要进行制度变迁方面的“发展革命”。
切记“君为舟也，民为水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当企业家和百姓负担不起他们为政府官员支付的“代理成本”时，当他们的权利被权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时，他们就会选择不再用手投票，而是用脚投票，及时终止他们与政府的“公共物品”交易。
四、如何品味腐败的“腐”字
“腐”字由“府”和“肉”两部分构成，“府”是指政府或官府，也就是指官员或公务员的办公机构。
古今中外的所有腐败现象或案例，几乎都是发生在与支配公共资源有关的领域，或者说是发生在财产权利模糊虚置和产权边界不明晰的地方，都与政府行为或政府官员活动高度相关。
腐败总是发生在使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和不负责任地挥霍公共资源的事情上。
在私人财产权利非常明晰的地方，由于产权固有的稀缺性和排他性特征，所有财产总是监护得非常有效，一个产权主体不可能任意支配另一个产权主体的财产，不可能采取不当方式去侵吞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占有和消费本来就属于自己的财产更不能称之为腐败。
如果要想得到属于别人的东西，就必须采用合法的市场交易方式来完成，这就意味着必须付出足够的交易成本，人们的行为就会变得极其谨慎。
在私人产权极其明晰的领域，即使发生像企业家那样的“道德陷阱”之类的“腐败”现象，也大大小于政府官员支配公共资源的领域。
因此，通常意义上的腐败现象，总是指向政府活动的官方场合，有着特殊的政治含义。
因此，腐败的“腐”字总是与“府”字联系在一起。
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吏治腐败与法制腐败视为最大的腐败和一切腐败根源的原因所在，官府的“府”很好地道出了腐败的性质、原因、领域和特征。
重要的是一个“肉”字，戏猜大概有这样几种意思：
或者是指鱼“肉”百姓的不良行为，如行贿、受贿和索贿等权钱交易之类的寻租活动，因为官员是靠取自百姓的税费来养活的。
也可能是指官员的生活比百姓好，官员的碗里有“肉”吃，而且还往往不要花线买；而百姓的碗里没“肉”吃，喝点残羹剩汁还要花个大价钱。
又可能是指官员高高在上，百姓只不过是没有思想的一群“肉”体，因而需要官员来管理、控制、支配、统治和调教。
更可能是指“肉”腐烂了以后所散发出来的臭味，没有一个人愿意闻到这种刺鼻恶心的味道，都想躲得远远的，谁也不愿靠近。
还可能是指色情“肉”欲，因为确实有一些政府官员以权谋色，张五常教授就曾坦率而幽默地说道：
“几个月前，在《新闻周刊》就腐败问题作的一次采访中，我说了一句现在被很多人知道的话：
把一个漂亮女人放在我的浴室里，赤身裸体而又要求我不要激动，这是徒劳的。
”[6]美人与权力打交道，自然是为了获得巨额的“漂亮收益”，一旦发现某位官员包二奶和嫖娼，或者与自己的下属有染，或者接受了别人送来的美人“礼品”，就必然存在权色交易等严重的经济问题。
因为官员自己的合法收入无法应付这些色情开支，官员也在合适的条件下很难挡得住美色的诱惑。
官员的色情消费必须使用公共资源才能够进行支付，但几乎所有暴露的官员色情腐败事件都是由于交易冲突而引发的，而不是被政府监察机构所检查发现的。
这种情况几乎成为一个社会公认的官场铁律：
政府官员一旦存在和出现色情问题，就必定存在经济问题，腐败与色情之间高度正相关。
一个活灵活现的“肉”字与“府”字连接在了一起，而且是“府”在上而“肉”在下，极其生动形象，会令人浮想联翩。
既会使人想到很多案例和故事，也会想到很多只干坏事而不干好事的政府官员，还会想到……反正能够勾起你的无限遐想。
我们可以想象，谁也不会愿意有一个与“腐”字相关的政府来管理自己，但是当一个与“腐”字相关的政府频繁出现和“持续发展”时，那些弱小而又分散的百姓通常又无法与腐败的政府进行社会博弈。
通常的情况是：
百姓带着一天的疲惫、困惑、徘徊、彷徨、沮丧和迷惘进入了希望的梦乡，有时候夜里做梦想得明天很精彩，但早晨起来却发现自己新的一天仍然很无奈。
于是就有了做官为宦的思想，于是就想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于是就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够像官员那样风光无限，于是就有了当官的热情、志向、抱负、愿望和理想，而且做得越大越高越好，即使自己实现不了这个目标，也会拍着自己孩子的肩膀，谆谆地教导他们说：
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一旦这种权力本位而非权利本位或官本位而非民本位情况，达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规模状态，就会彻底地固化成了社会的风气时尚或价值标准，就会成为全社会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和选择取向，官本位而非民本位就会很自然地内化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
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就会普遍趋于“抢租”和“寻租”，而不是“创租”，掠夺行为就会四处泛滥，机会主义就会肆虐盛行，败德行为就会到处蔓延，整个社会就会毫无诚信、道德和法制可言。
人们因此就不会愿意从事能够把国民经济蛋糕多快好省地做大做好的创造性生产活动，而愿意选择分割国民经济蛋糕的非生产性“抢租”、“掠租”、“分租”、“偷租”、“寻租”等欺诈活动。
官员权力总是具有分配性而非生产性或具有消耗性而非创造性的典型特征，最大化地获取租金的最好路径就是为官从政和获得权力，越是贫穷的国家就越是如此。
因为在这样的贫穷国家中，创租总是要耗费资源和时日，不如寻租来得更快，权力比权利更有效用，权力是支配和分配各种资源和国民福利的根本尺度。
到了这时候，整个社会就不再会有什么有价值有意义的创造性活动可言了，因为创租者冒着风险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租都被有权力的人抢走了，这样的社会就会是一个租金耗散的社会。
说到底，国民经济蛋糕和社会持续进步首先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分配出来的，固然分配对创造也有着巨大的推动或抑制作用。
在寻租活动十分猖獗的社会中，创租活动得不到很好的激励，寻租优势群体与官僚特权阶层总是同一部分人，任何试图把寻租活动改变为创租活动的改革努力和社会转型，都会变得异常艰难并富有风险。
而且这种传统会具有很大的发展惯性，这就是制度经济学上所谓的“路径依赖性”，也是发展经济学上频繁出现的一个“发展陷阱”。
本来嘛，社会分工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政府官员作为一种职业来存在和从事，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利用手中的权力为社会和百姓做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也能较好地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还可能会流芳百世。
更何况人是万物之灵长，管理人也是一种极其高深的学问和本领。
但是我们对此既不可过褒，也不可过贬，只是以平常的心态来看待之就可以了。
学而优则仕的真正含义是：
只有学而优的人才可以做官，做官的人必须从学而优的人当中选拔，这是从学而优的群体中选拔“优质高效”的政府官员的制度安排。
否则，如果学而劣则仕，政府官员就会成为社会大众的公害。
但决不能将学而优则仕理解为所有学习好的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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