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城市黑人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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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美国城市黑人问题
２０世纪美国城市黑人问题
胡锦山（厦门大学历史系）
摘 要 美国黑人是美国各种族中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在其城市化过程中所引发的一些城市问题也最棘手。
从城市中居住区分离的角度看，居住区隔离造成一系列连锁性影响，随之产生了北部城市中事实上的学校种族隔离体制，黑人不得不接受较差的教育，进而又加剧了黑人的就业问题。
反过来，学校隔离和就业困难又使居住区隔离现象更加严重，更难以解决。
对于这些不平等现象，美国黑人曾进行过多次斗争，联邦政府也曾试图加以解决，但在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的情况下难以奏效。
50年代末60年代初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之后，黑人居住区隔离和经济贫困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给高度城市化的美国罩上一层阴影。
关键词 黑人 聚居区 种族隔离 城市化
美国通常自诩为世界上最平等、最民主的国度，但现实的美国却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国家。
它按照社会阶级划分社会等级，人们由于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获得社会报酬的机会。
在美国社会中，绝大多数黑人因其群体特征，即肤色——种族特征而被划入社会底层，他们被剥夺了享有与白人同等待遇的权利。
尽管本世纪持续不断的黑人由南部农村迁往城市的大迁徙运动，绝大部分原因出自逃避南部的种族主义，但由于北部和西部黑人人口逐渐增多，造成城市中就业竞争加剧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出现与恶化，白人敌意加强，结果是使种族歧视与隔离由基本限于南部的地区性问题蔓延为全国性的问题。
本世纪以来的两次黑人大迁徙，使南部的农业人口迅速向城市人口转变，美国各大城市中黑人人口一直呈上升趋势，所占城市人口的比例更是越来越大。
到1970年，美国黑人人口中81.3％为城市居民〔1〕。
黑人已成为当今美国最为城市化的一个民族。
而且，不少城市中黑人人口已超过全市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使得城市特别是北部城市中的黑人问题愈演愈烈，城市中种族歧视与隔离有增无减。
黑人的居住、就业与教育这三个主要社会问题，相互交织，恶性循环，构成20世纪美国城市种族聚居区的核心问题，并成为美国政府和黑人运动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一、聚居区——黑人居住隔离
今日美国北部城市中种族隔离居住模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的黑人第一次大迁徙。
聚居区史学派的著名学者阿伦·斯皮尔在其对芝加哥黑人聚居区的调查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1914年大迁徙前，芝加哥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种族聚居区，市内不多的黑人基本上散居于各个社区邻里中〔2〕。
社会学家奥利弗·祖兹对底特律市的黑人增长情况做了系统考察，发现在1908年时，底特律尚无黑人聚居区，甚至到1915年时，黑人的居住仍散布全市〔3〕。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开始了第一次黑人大迁徙，随着黑人人口的激增，当黑人再度试图去白人居住地段找房子时，他们遇到了白人居民和房地产经纪人的强烈抵制，于是北部城市出现了第一批种族聚居区。
二战开始后的第二次大迁徙使越来越多的黑人涌入城市，第一次大迁徙产生的种族聚居区不断发展扩大，在美国北部各城市又出现了第二批种族聚居区，而且是随着黑人的不断到来而恶性发展。
北部城市中的种族隔离居住模式已成为极普遍的现象。
当代黑人作家克蒙德·布朗真实地记载了南部最贫穷的人——黑人分成制佃农在来到被描绘为充满无限经济机遇，并且没有“肤色问题”的纽约后，却发现这块“希望之乡”是“一个贫民窟聚居区，满腔仇恨和愤懑的人拥挤在这个大城市肮脏腐臭，遍是被白人抛弃的破旧房子地带。
”〔4〕由于白人的种族歧视和抵制阻挠，黑人根本无法住进白人社区，所以当城市黑人人口在成倍增长时，大批新来黑人仍被迫挤进早已拥挤不堪的黑人聚居区。
例如在底特律市，1940年时该市约有15万名黑人居民，到1941年夏就已激增至近19万名黑人。
这导致该市住房问题紧张，由于该市的“习惯与法律惯例”，黑人只得住在原已拥挤不堪破败肮脏的种族聚居区中。
1943年该市住房委员会制定了一个有关黑人居住隔离的政策，并声称：
底特律市住房委员会“尊重底特律社区中的种族特征”，“决不对此做出改变”〔5〕。
二战结束后，黑人涌入城市的速度并未减弱。
1950年时，黑人占巴尔的摩市总人口的20％，但仅占用该市2％的房屋。
洛杉矶一块以前住过7000日本人的地方却拥挤着3万多黑人居民。
在芝加哥，每一平方英里住9万黑人，但仅住2万名白人。
而且城市黑人的住房质量远不能与白人住房质量相提并论，黑人城市住宅有24％没有自来水、私人厕所或浴室设备。
而美国城市全部住宅中只有10％没有这些设备。
1952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对此这样评论道：
“今天黑人公民在全美国的劣等居住情况下束手无策。
”〔6〕
50年代美国黑人的迁徙人数与速度都在增多加快，在这十年中，仅纽约市的黑人人口就增加了46％，底特律黑人增加了60％，洛杉矶黑人增加了96％，密尔沃基的黑人人口增加了187％〔7〕。
城市黑人聚居区问题越发严重。
同一时期，又有大批军人复员重新安置，战后生育高峰，50年代美国增加了28％的人口，而且这些人口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市中。
这诸多因素造成的城市人口激增，使战后初期和50年代美国城市普遍出现房荒现象。
1949年初，纽约莱维特父子公司在纽约长岛的纳索县买下一块1500英亩的马铃薯地，并开始在此建造一批共有17500户单元住宅。
正苦于住房紧张的纽约市白人中产阶级纷纷前来购买，争先迁往市郊，其它各大城市也竞相效仿，白人郊区化趋势加强。
战后美国经济的腾飞，市郊高速公路的大批修建，以及交通工具的日益普及、便利，更促使大批白人中产阶级放弃城市中心地带，搬迁到郊区居住。
由于战后在郊区新建的住房都是由私人修建的，几乎仅限于出售租借给白人，所以城市中不断增多的黑人只好住进白人腾出的久已失修破旧的住房里。
白人向郊外徙的人流为不断涌入城市的黑人迁徙人流所平衡。
1950～1960年间，据统计美国12个大城市有200多万白人迁往郊区〔8〕，这样，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员在城市中所占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这12个城市中的某些城市的黑人人口已超过城市居民的一半，或接近于一半。
然而，黑人并未走出种族聚居区，而是被进一步与白人隔离开来。
对黑人的住房歧视不仅仅是私人的行为，而且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
战后联邦住房政策进一步促成了黑人聚居区的发展。
在联邦住房管理局对联邦资助的住宅制定的条例中就有种族隔离的规定，即“邻里间如欲保持稳定的关系，就有必要使房产继续为相同的社会和种族等级所占有。
”这无疑是加深美国邻里间的种族偏见与歧视。
联邦住房政策中对黑人居住隔离带来最大恶果的是1949年开始的“城市更新城市”（UrbanRenewalProgram）。
这一计划的主旨是解决城市内混合居住区的破败萧条状况，美化城市，它主要是在白人居住区内或附近清除贫民窟——黑人住房。
用美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冯埃卡特的话，这一计划是将“消灭贫民窟这一高尚目的与阻止黑人进入白人社区的自私动机混在一起。
”〔9〕在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中，联邦政府是先将城市内的破败混合居住区或黑人聚居区的一片土地购买来，然后通常是再将该地块承包给私人建筑公司用于非居住建筑或建造豪华住宅，以此获利。
在50年代，旧金山的黑人聚居区菲尔莫尔在拆迁前，黑人住在一些破旧的公寓大楼里，每套单元住房每月房租为39美元；然而拆迁后，在这地块上新建的是每套共有三个卧室的豪华型公寓大楼，每套住房租金为每月595美元。
这种住宅绝非低收入家庭所能承担，于是拆迁时搬进其他低房租黑人聚居区的黑人家庭无法再重新搬回原住址，这无疑使旧金山的黑人聚居区状况进一步恶化〔10〕。
据美国民权委员会1965年6月对美国77个城市的调查，在这77个城市中共进行了115项复兴计划工程，有4.3万户家庭被重新安置，其中3万户为非白人家庭。
这些非白人家庭只有一小部分在政府公共住房中重新定居，大部分迁入了早已拥挤不堪的其他黑人聚居区内〔11〕。
对这些城市更新土地使用情况调查显示：
用于公共事业如公园、停车场、娱乐设施等的土地面积占37％，作为商业和工业之用的土地占27％，只有36％用于住房建设〔12〕。
而这些住房又基本是为上层阶级设计的。
所以，据统计，1950～1960年间，芝加哥新建造的28万套住房，黑人所得不足0.5％〔13〕。
黑人因种族原因被排除在一般住房市场之外，破败萧条的城市聚居区成为极大多数城市黑人能找到住房的唯一地方。
据统计，1950年在纽约市68.2％的黑人住在完全隔离黑人区，仅29.9％住在混合区；而在白人中，65.9％住在完全白人区，32.8％住在混合区，芝加哥黑人中81％住在完全隔离区，底特律和圣路易斯都有74.1％的黑人生活在完全隔离区〔14〕。
大多数黑人又因经济原因被迫住进人口高度密集地区的非标准的破旧住房。
据1960年的一份有关调查，大约70％白人的住房为标准住房，而70％的黑人是居住在非标准住房〔15〕。
较之50年代，黑人住宅状况进一步恶化。
对这些非标准住房，白人房主从不加以维修，致使许多黑人住房摇摇欲坠。
但房主却对这类住房征收超标准房租。
1968年，国内动乱总统咨询委员会基于对新泽西纽瓦克市的调查，指出，“非白人一直在为住房付出比正常价格高出10％的‘肤色税’。
这种情况在国内大多数聚居区中都存在。
”〔16〕70年代这一状况也未能改善，据1975年的一份调查，纽约市的黑人所交房租要高于正常价格的3～6％〔17〕。
黑人不只要为其住房付出更高的费用，而且还不得不为食品和一切生活必需品花费比白人更多的金钱。
据1966年《纽约邮报》调查，“哈莱姆的食品价格比全市平均价高20美分。
同样的肉，在哈莱姆每磅售价1.69美元，市内平均价为1.15美元。
”〔18〕
由于居住上受到严格限制，黑人被迫与白人相隔离，随之产生了北部城市中事实上的学校种族隔离体制。
黑人不得不接受相对差的教育，进而又加剧了黑人的就业问题。
二、教育——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学校体制
在北部城市，黑人儿童所碰到的教育问题与南部不同。
在1954年之前，南部各州的法律明文规定黑人儿童不得进入白人学校，只能在黑人学校就读。
为此南部黑人进行了长时期的斗争，最终于1954年赢得了取消公共学校种族隔离的法院裁决。
但最高法院这一裁决却只适用于南部，因为北部并没有一州在法律上规定黑人儿童不得与白人儿童同学校学习。
但北部许多城市的教育法中却规定：
儿童应就近在他们所居住地区的学校上学。
由于北部严重的种族隔离居住模式，这一规定实际上就造成了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学校体制。
这一隔离体制由于不受法律制裁故更难以消除。
1960年时，在纽约市的589所小学中，有95所学校的学生95％为黑人儿童，全市125所中学中22所中的黑人学生占全校学生的85％以上〔19〕。
隔离的学校是不会存在平等的教育的。
这种隔离学校体制造成的后果是黑人学生的文化水平要比白人学生低得多；60年代黑、白中学毕业生的“成绩水平”有着三年的差距。
如60年代初对哈莱姆聚居区20所小学和4所初级中学的调查，1960年时在校学生为31469人，基本上都是黑人学生。
这些学校教师中仅有50.3％持有市教育委员会颁发的许可证书（纽约市全部学校平均为78.2％的教师得到许可证书）。
在对三年级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调查中发现，高于标准程度的学生占21.5％，低于标准程度的占30％，与纽约市和全国三年级学生阅读能力相比，哈莱姆三年级黑人学生阅读能力要远低于纽约和全国同级学生的中等水平，六年级学生的差距就更大了，只有11.7％的学生高于标准水平，低于标准水平的高达80％，仅相当于纽约市四年级学生的平均水平。
进入高中以后，来自哈莱姆聚居区的黑人学生已比纽约市同一年级的学生差有三年程度〔20〕。
哈莱姆聚居区中的教育差距说明了黑人学校教育质量低劣，造成了学生群体程度不断下降。
当然，这并不是哈莱姆特有的现象，而是美国黑人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
费城教育委员会副主席亨利·尼科尔斯1967年在电视中指出，75％的黑人学生到毕业时将是“功能性文盲”（functionalilliterates），其原因在于学校官员对黑人的态度〔21〕。
还有一个造成黑人学校教育质量低劣的因素是教育经费不足。
美国各级公共教育经费均由税收支付，这样，大部分负担落在州和地方社区身上。
其中州政府提供了全部公共教育基金的40％，10％来自联邦政府，而余下的50％则来自地方学区，并且几乎完全来自财产税。
由于各社区之间财力差距甚大，学校的设备、质量和教育计划有着明显的不平等，也造成了一种极不公平的现象：
“贫穷地区的贫穷公民常常要为孩子的劣等教育缴付比率很高的地方税；而富裕地区的有钱人的孩子享受优等教育，所付的地方税却较低。
”〔22〕
在美国，传统上将教育视为提高个人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阶梯，教育也经常被称为“伟大的平衡器”。
而在二战以后年代里，黑人聚居区的学校所起到的作用是压制黑人，而非解放黑人。
学校隔离也进一步严重影响了美国城市的居住模式。
随着黑人增多，城市公共学校黑人学生人数不断上升，城市里白人纷纷举家迁往以白人学生为主、教育质量较好的学区。
于是，内城居住隔离加剧，学校的质量与经费也由于白人的迁往郊区而加速恶化。
当富有的郊区能够以最新的设备资助规模宏大的教育设施时，内城学校却处于衰败之中。
自从50和60年代白人向郊区迁移以来，城市中许多公司也跟着移向郊区，因而美国大多数城市中心的税收一落千丈。
这样，郊区学校再一次获利，内城学校亟需资金，却又一次失利了。
这种情况，使城市黑人极为不满。
60年代初，在纽约哈莱姆区、波士顿、芝加哥等城市，黑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学校事实上的隔离体制，要求组建黑、白人混合的学校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学校，黑、白学生同校，取消种族隔离。
消除黑白人间的教育差距，建立种族合一学校体制，和黑人也要参加学校管理是60年代民权运动、城市暴力斗争所要争取的目标之一。
但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却未能解决这一种族教育不平等问题，直到现在，北部公共学校事实上的隔离制仍普遍存在。
迫于压力，1969和1970年北部各地法院先后命令所有学区对整个城市所有地区的学生入学要一视同仁，建议城市和郊区都考虑用校车接送儿童的方式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然而实施情况难以令人满意，有些地区甚至发生白人家长砸毁校车事件。
而且，当联邦各级政府敦促公共学校更好地实行种族混合时，许多白人家长加速逃往郊区，或将子女送进私立小学。
这就使许多公共学校中的黑人学生占了多数，为数不多的白人不足以形成种族人数平衡的局面。
1978年最高法院在一项裁决中表明，不能单纯利用种族因素来保证一定数目的黑人进入学校或其他部门，这使在学校里取消种族隔离的努力遭到了进一步的挫折。
事实上种族隔离学校体制和不良的教学质量使黑人青年难以在社会上与白人竞争。
因此，造成年轻黑人的失业比率长期居高不下。
十二年之久的隔离教育，也使许多黑人青年和白人青年认为种族隔离是天经地义之事，白人青年自然而然产生“白人至上”意识，黑人青年则萌生了卑微低下感。
三、就业——机会不均等与失业现象
1964年一份对哈莱姆黑人聚居区青年就业情况调查报告指出：
“在哈莱姆黑人区黑人青年中的失业状况是极其令人震惊的：
1960年黑人男性青年失业人数是白人男性青年失业人数的两倍。
女性青年的差异更大，黑人女性青年的失业人数是白人女性青年失业人数的两倍半。
而且自1960年以后，黑人失业状况是越来越糟……。
”〔23〕然而，纽约市的黑人失业状况并不是美国国内最糟的。
实际上，还要略好于美国其他地区。
据全国城市联盟的统计，1961年纽约市区的黑人工人失业率为10％，同年美国的黑人工人平均失业率要比纽约市高出四个百分点，达到14％，其中芝加哥的黑人失业率为17％，克利夫兰高达20％，底特律的黑人失业率更是高达39％〔24〕。
黑人的高失业状况是自二战结束后就开始的。
战后，随着军火工业的部分停产，海外士兵归国复员，就业日趋困难，对黑人的就业歧视也随之加剧。
1946年6月公平就业管理委员会宣布结束工作，各工厂纷纷大量裁减黑人。
一位黑人妇女目睹归国黑人士兵流浪于聚居区街头，无所事事，就曾发出这样的疑问：
“大战的考验我们都能承受，可现在能否在聚居区过安宁日子却成了问题”。
〔25〕在此后的日子里，这一问题非但未能得到解决，相反，由于白人中产阶级相继逃离城市中心，迁往郊区，城市中工业和商业也随之移到郊区，造成城市中心财政困难，就业率下降，聚居区黑人的经济和教育等状况加速恶化，这一问题也愈加严重。
二战以来，黑人在美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对地大大下降了。
1948年，黑人的失业率为白人的一倍半（白人为3.2％，黑人为5.2％）。
朝鲜战争之后，黑人被解雇的现象进一步加剧。
1952年黑人的失业率为5.4％，到1954年上升为9.9％，以后持续上升，到1961年经济萧条时期，黑人失业率高达12.4％。
从1952～1964年，黑人失业率平均为10.2％，为白人平均失业率的两倍〔26〕。
1965年瓦茨暴乱前，洛杉矶瓦茨区的黑人失业率达到34％，这个数字超过了1930年大萧条的失业率〔27〕。
对于黑人来说，比高失业率更为严重的是就业歧视问题。
由于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国内劳动力短缺，黑人离开南部农村来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但他们马上遇到的是十分严重的歧视现象。
二战初期，黑人基本上被排斥在国防工业部门之外。
例如，1941年在航天工业中就业的人数近9000人，黑人却只占17人，钢铁工业部门就业人数为3.5万人，黑人为245人。
造船业中只有1.7％为黑人工人。
在康涅狄格、巴尔的摩和洛杉矶等城市，由于劳动力严重不足，许多工厂开始从其他地方引进白人非熟练工人，而不雇佣当地黑人。
1942年9月，南卡罗来纳查尔斯敦的国防工业合同签约人计划从其他地方雇佣9千名白人工人，而当时该市有4千名黑人失业〔28〕。
就业平等与同工同酬是不存在的。
1943年政府的一份劳工市场调查报告中指出：
“现有的一切事实证明，雇主的歧视是黑人就业率不足的主要原因。
”〔29〕当黑人获得一些报酬较多职位较高的工作后，白人工人在种族主义分子挑动下，经常举行所谓的“仇恨罢工”，抗议雇佣黑人工人。
这类罢工极易发展成为迫害黑人工人的种族暴乱。
仅1943年，美国就有47个城市发生了这类种族暴力事件，其中底特律市的骚乱造成了25名黑人的死亡。
白人雇主的歧视与白人工人的抵制，使绝大多数黑人工人只能从事非熟练和半熟练工作，只能得到低于标准的工资。
1959年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通过对纽约市制造业的情况进行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在纽约市服装制造业中，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主要集中在技术要求较低、工资低微的工序和生产低廉大路货的车间中。
在这个工业部门当中，他们提升去搞技术或要求较高的工作的过程是缓慢的。
在技术要求较高的生产上衣和套服的部门中，这个少数民族工人阶层几乎很难见到。
”〔30〕尽管二战以来，黑人工人的工资有所增加，但由于遭受歧视，黑人与白人工人间实际收入的差距却在加大。
1954年，黑人工人每小时平均收入与白人工人平均收入相差0.90美元，1959年下降为相差1.45美元〔31〕。
从1952年到1958年，黑人中等家庭的收入为白人中等家庭收入的57％下降为51％〔32〕。
直到本世纪60年代初时，在黑人被雇佣的地方，有80％的黑人都在经济阶梯的最底层工作，而在这一层工作的白人只有40％。
例如在洛杉矶市，1960年时，城市里95％的废品回收工人是黑人，80％的街道清扫工和95％的保管员是由黑人承担的〔33〕。
还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不利于处于经济底层的黑人就业。
战时美国的经济曾成功地吸收了巨大的非技术劳动力，战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生产自动化，取代了许多简单工序，再迁入城市的黑人已难以找到足够的非熟练工作职位了。
自动化的发展对就业劳工提出了更高程度的文化要求。
但长期以来黑人所受的隔离且不平等的教育必然使黑人在与白人就业竞争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而且，“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大批少数民族成员上升到社会上层地位。
”〔34〕美国的白人社会一直不为黑人提供相关的职业培训与提高训练，借以阻挠黑人获得较好的职业。
一直在城市中发展的工业，五六十年代随白人迁入郊区。
于是聚居区居民被遗弃在就业机会日渐减少的城市中心。
而且，从50年代初起，新兴的工厂企业、商业公司等约有一半是在城市的郊外兴建的，这无疑也减少了城市中心黑人居民的就业机会。
被郊外工厂企业等雇佣的黑人则不得不乘坐票价不断上涨的公共交通工具奔波于聚居区与郊外，增加了他们的经济压力。
60年代美国城市种族骚乱连绵不断，对白人商业企业带来极大损失，这加速了这些企业公司的迁出市区。
据统计，1965～1971年间，仅芝加哥就有一千多家公司从市中心地带搬迁到郊外，其中包括5万个就业机会〔35〕。
聚居区黑人的就业机会不断减少。
四、黑人聚居区中的其他社会问题
长期以来，城市黑人的就业不足与中高收入阶层黑人的人数较少，极大地影响了黑人的经济状况。
1960年，黑人中等收入水平为年收入3085美元，白人为5427美元，美国71％的黑人家庭年收入低于5000美元，白人家庭为39％〔36〕。
1966年时，有36％的黑人家庭收入甚至不足3000美元，黑人中等收入水平为年收入3971美元，白人则两倍于黑人，为7170美元〔37〕，黑人与白人的经济差距是越来越大，黑人聚居区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为就业——生存而拚搏对黑人聚居区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它严重地破坏了黑人家庭结构，许多无法找到就业机会的男人离家出走，以使他的妻子儿女可符合得到“对无依无靠儿童资助”或具备领取其他救济的资格。
1966年，白人有8.9％的家庭为单亲家庭，而黑人则为23.7％〔38〕。
在这种依靠救济环境中长大的儿童经常得不到正常的教育，于是使他们比他们的父辈更不易找到工作。
还有一些黑人干脆不找工作，依赖救济维生，这进一步又造成黑人聚居区内的犯罪率和吸毒率等都要高于其他地区。
在黑人聚居区内，黑人的婴儿死亡率和成年人死亡率都要远远高于白人，聚居区也是高发病区，肺结核、梅毒、肺炎等的发病率都五六倍于白人同样病的发病率。
可是，聚居区内的医疗服务业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自50年代起纷纷迁往郊区。
以芝加哥为例，1950～1970年间，城市中心行医的医生平均每年损失100人，内城10个最穷聚居区内医生从占人口的0.99‰减少0.25‰，而郊区10个最富社区医生的比率从1.78‰，增加到2.1‰〔39〕。
在解放了一个世纪，并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城市化之后，美国黑人仍处于年深日久、已经制度化了的种族歧视的奴役之下。
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是无法通过国家的几条法律和黑人的几次行动得到解决的。
在城市，黑人的生活被限制在了聚居区中，即使有适宜的聚居区之外的住房可以得到，黑人也无力取得；他们无法为抚养和教育他们的子女提供有益于身心的环境；也无法更充分地参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而且，黑人所面临的问题绝非只此一端。
聚居区的居住隔离、学校隔离和就业不平等更破坏性地造成了黑人的失意感和被疏远、遗弃的感觉。
随着黑人经济每况愈下，城市黑人对白人的仇恨情绪越来越强烈，而警察对黑人的暴行和骚扰则更进一步激化了种族矛盾。
黑人动辄被警察殴打、逮捕、投入监狱。
警察根本不是维持聚居区治安秩序的人，而是强化白人种族统治，残暴压制黑人的代表。
1968年的国内动乱调查报告中记载了黑人对警察的不满，在丹佛市的一个黑人区，82％的人相信存在警察的残暴行为；在洛杉矶的瓦茨区，74％的黑人认为警察对他们不够重视，或者对黑人使用过侮辱性语言〔40〕。
实际上，60年代的城市种族骚乱，有许多完全是由于警察的暴行而引发的。
无可否认，民权运动对提高南部黑人的社会地位和壮大黑人中产阶级的队伍起了根本性作用，但它却未能根除美国的种族主义，从而也就不能解决城市黑人的居住隔离、教育隔离和就业不平等等社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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