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北大版)Word文件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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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二、批《武训传》的实质
（一）净化文化界思想，促成毛泽东个人的文艺观念在全国思想文艺阵地的占领，以期在思想上完成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二）清扫民营电影业，实现限制私营经济的发展战略。
孙道临：
“自《武训传》以后，民营电影业一蹶不振，直至衰亡。
”
1950年，我国拍摄国产故事片29部，1951年仅有1部。
三、批《武训传》的教训
（一）文艺问题只能通过文艺界内部以争鸣的方式求同存异，决不能无限上纲为政治问题，更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争端
（二）在争鸣过程中，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多刀切”的观点，防止左的、极端的观点趁机作祟禁锢和扼杀文艺发展的祸源，毒化人心与时风、士风的祸源
列宁：
《一本有才气的书》
这是忿恨得几乎要发疯的白卫分子阿尔卡季·
阿维尔钦柯所写的一本书：
《插在革命背上的十二把刀子》，一九二一年在巴黎出版。
考察一下，切齿的仇恨怎样使这本极有才气的书有的地方写得非常好，有的地方写得非常糟，是很有趣的。
当作者用自己的小说写他所不熟悉的题材时，艺术性就很差。
例如，描写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私生活的那篇小说，就是这样。
敬爱的阿维尔钦柯先生，恶言恶语很多，只是写得一点也不象！
我要告诉您，
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各方面的缺点很多，在私生活方面也是如此。
不过要写得好，就必须了解他们。
而您却并不了解他们。
然而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阿尔卡季·
阿维尔钦柯是用来描写他所非常熟悉的、亲身体验过、思考过和感受过的事情。
他以惊人的才华刻画了旧俄罗斯的代表人物——生活优裕、饱食终日的地主和工厂主的感受和情绪。
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看来，革命就是这样，并且正应该这样。
烈火般的仇恨，有时（而且多半）使阿维尔钦柯的小说精彩到惊人的程度。
有些作品简直是妙透了，例如，描写经历过的和经历着内战的儿童心理的《被践踏的幼苗》，就是这样。
然而真正动人的地方，还是在作者谈到吃的时候。
旧俄罗斯的阔人们怎样大吃大喝，在彼得格勒（不，不是在彼得格勒，而是在彼得堡）怎样花十四卢布五十戈比或者五十卢布吃一顿小吃。
作者馋涎欲滴地描写着这一切。
这是他所熟悉的、这是他体验过和感受过的，他在这方面是不会搞错的。
情况非常熟悉，描写十分逼真。
……
在我看来，有几篇小说值得转载。
应该奖励有才气的人。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02—103页。
第二节对《红楼梦》研究中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俞平伯以《红楼梦简论》为题，扼要发表在1954年3月号的《新建设》上。
主要说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1.《红楼梦》的传统性；
2.《红楼梦》的独创性；
3.著书的情况。
主要观点是：
《红楼梦》“源本西厢”，“直接受金瓶梅的影响”，“得力于庄子”；
“《红楼梦》的立意与写法在中国文学史里史无前例”等。
《红楼梦研究》棠棣出版社1953俞平伯先生
（1900——1990）
山东大学学生李希凡、蓝翎先后在《文史哲》（1954年9月号）和《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号）上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文，尖锐地反驳了俞平伯的观点。
引发运动。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
李希凡、蓝翎请出去
总之，俞平伯先生在论证传统性问题时一再解说：
“它不是东拼西凑，抄袭前文，乃融合众家之长，自成一家之言”。
但从俞平伯先生的实际分析里，我们却只能得出红楼梦作者起个抄袭专家的结论，至于什么是红楼梦的传统性，却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但究竟什么是红楼梦的传统性呢？
我们认为文学的传统性意味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继承与发扬，人民性的继承与发扬，民族风格的继承、革新与创造。
而最根本的是艺术的美学态度问题，即它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从这些方面去探讨红楼梦的传统性就容易接触到问题的中心。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54.10.16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
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
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
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
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
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
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驳俞平伯
《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态度,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何其芳:
《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
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艺术的时候，就不能限制于只考察作者和作品本身，必须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阶级的情况，政治的情况，以及文化思想情况，然后才可能判断作品表现的思想是属于什么阶级或什么阶层，然后才可判断它在当时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文学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同时又指出文学艺术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特点。
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文学艺术的时候，就不能限制于只考察作者的阶级立场和主观思想，必须充分了解它们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全部社会生活所包括的客观思想和社会意义，忠实地描写社会生活的古代的杰出的作家，他们的作品的内容总是突破了他们的主观意图和阶级偏见的限制，通过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本身总是显示了比他原来所意识到的远为巨大远为深刻的意义。
恩格斯把这称为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何其芳:
二、问题的实质
在哲学及其学术领域内彻底清除自由主义思想残余，树立政治的、阶级的、社会的一元化批评观。
三、教训
（一）不能混淆学术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不能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学术问题。
（二）不能武断地简单地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将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划等号
（三）学术自由不容践踏。
第三节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一、分歧的由来
（一）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1938]
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胡风：
成功地反映了特定阶段的民族现实，就自然是民族的形式。
（《论民族形式》）（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二、原则分歧
（一）关于五四新文学的性质
（二）关于现实主义
毛泽东：
五四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具有社会主义因素，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部分。
（合法性叙述与历史性叙述）
胡风认为：
“五四”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是世界资产阶级文艺的一部分。
用他的原话说，就是：
“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积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
那不是笼统的‘西欧文艺’，而是：
在民主要求底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文艺；
在民族解放底观点上，争求独立解放的弱小民族文艺；
在肯定劳动人民底观点上，想挣脱工钱奴隶底运命的、自然生长的新兴文艺。
关于现实主义。
胡风的现实主义简单概括为“主观战斗精神与客观现实的融合”。
原话是：
新文艺底发生是由于现实人生的解放愿望，所谓“言之有物”的主张就是这种基本精神底的反映。
但说得更确切的是，“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
《我怎样做起小说来》）这里才表出了真实的历史的内容，而不止是模模糊糊的“物”了。
于是，才能说“为人生”，要“改良这人生”。
然而，“为人生”，一方面须得有“为”人生的真诚的心愿，另一方面须得有对于被“为”的人生的深入的认识。
所“采”者，所“揭发”者，须得是人生的真实，那“采”者“揭发”者本人就要有痛痒相关地感受得到“病态社会”底“病态”和“不幸的人们”得“不幸”的胸怀，这种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底战斗的生命，我们把那叫做现实主义。
（此外，胡风还就：
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理论问题表述了自己的意见。
）
列宁:
《列夫·
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党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
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
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
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
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
“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
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团子。
”
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
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
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
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
胡风说：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
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可以不要立场或少一点立场。
这就把生活肢解了，使工农兵的生活成了真空管子，使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之前就逐渐麻痹了感受机能；
因而使作家不敢也不必把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当作生活，因而就不能理解不能汲收任何生活，尤其是工农兵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就使作家脱离了实践，脱离了劳动，无法使现实内容走进自己内部，一天一天干枯下去，衰败下去，使思想改造成了一句空话或反话。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
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
这就使得作家即使能够偷偷地接近一点生活，也要被这种沉重的复古空气下面的形式主义和旧的美感封得“非礼毋视”，“非礼毋听”，“非礼毋动”，因而就只好“非礼毋言”，以至无所动无所言了。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这就使得作家变成了“唯物论”的被动机器，完全依靠题材，劳碌奔波地去找题材，找“典型”，因而，任何“重要题材”也不能成为题材，任何摆在地面上的典型也不成其为“典型”了。
而所谓“重要题材”，又一定得是光明的东西，革命胜利了不能有新旧斗争，更不能死人，即使是胜利以前死的人和新旧斗争，革命胜利了不能有落后和黑暗，即使是经过斗争被克服了的落后和黑暗，等等，等等。
这就使得作家什么也不敢写，写了的当然是通体“光明”
的，也就是通体虚伪的东西，取消了尚待克服的落后和“黑暗”也就取消了正在前进的光明，使作家完全脱离政治脱离人民为止……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三十万言书》第247—248页。
胡风（1902——1985）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2009年8月21日<
北京青年报>
报导:
标题：
“胡风案”告密者舒芜去世此案曾牵连两千多人
舒芜（1922.7.2
——2009.8.18）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与按语（节选）
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赏，并从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教育。
（序言）
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
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
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
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
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斯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按语）（1955.6.15）
三、问题的实质
彻底清算非《讲话》思想，扫除“同人”文学团体，树立毛泽东个人的文艺思想的绝对权威性与意识形态的同一性。
（罢黜百家，独尊毛术）
中国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品格至此断裂！
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由此被扼杀！
文化专制思想重新复活！
历史的悲剧令人深思！
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
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列宁：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年）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马克思：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942年）
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
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
第四节其他文艺政策与理论主张
一、“双百”方针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这是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方针，是促进文学艺术发展的方针。
二、“中间人物论”
1962年，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创作会议。
会上，邵荃麟同志就当前的创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说：
“强调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英雄人物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
幻灯片62
三、“根本任务”论和“三突出”理论
1966年，江青提出，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
这就是“根本任务”论。
这是违背创作规律的谬论
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1939）
1969年，姚文元改定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创作论：
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
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此即“三突出”。
它是违背创作规律的谬论。
第二讲迎接新的时代到来
一、在新的时代面前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标志着解放区与国统区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归于一统，拉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序幕。
解放区作家及国统区左翼作家：
胜利者的姿态，喜悦、歌唱；
如周立波、胡风、闻捷等；
国统区自由主义作家
（1）：
合作的姿态，小心翼翼；
如巴金、老舍等；
国统区自由主义作家
（2）：
观望的姿态，紧张敏感；
如沈从文、张爱玲等。
第四条道路。
二、沈从文：
五月卅下午十点北平宿舍（1949年5月30日）
很静。
不过十点钟。
忽然一切都静下来了，十分奇怪。
第一回闻窗下灶马振翅声。
试从听觉搜寻远处，北平似乎全静下来了，十分奇怪。
不大和平时相近。
远处似闻有鼓声连续。
我难道又起始疯狂？
两边房中孩子鼾声清清楚楚。
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孤立于人中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
绿色的灯光如旧，桌上稿件零乱如旧，靠身的写字桌已跟随了我十八年，桌上一个相片，十九年前照的，丁玲还像是极熟习，那时是她丈夫死去二月，为送她遗孤回到湖南去，在武昌城头上和[凌]叔华一家人照的。
抱在叔华手中的小莹，这时已入大学，还有那个遗孤韦护，可能已成为一个青年壮士，——我却被一种不可解的情形，被自己疯狂，游离于群外，而面对这个相片发呆。
幻灯片70
十分钟前从收音机中听过《卡门》前奏曲，《蝴蝶夫人》曲，《茶花女》曲，一些音的涟漪与坡谷，把我生命带到许多似熟习又陌生过程中，我总想喊一声，却没有作声，想哭哭，没有眼泪，想说一句话，不知向谁去说。
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
我似乎完全回复到了许久遗忘了的过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绝，而又不悉悲哀为何事，只茫然和面前世界相对，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
我没有疯！
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
为什么？
究竟为什么？
你回答我。
我在毁灭自己。
什么是我？
我在何处？
我要什么？
我有什么不愉快？
我碰着了什么事？
想不清楚。
幻灯片71
我希望继续有音乐在耳边因旋，事实上只是一群小灶马悉悉叫着。
我似乎要呜咽一番，我似乎并这个已不必需。
我活在一种可怕孤立中。
什么都极分明，只不明白我自己站在什么据点上，在等待些什么，在希望些什么。
夜静得离奇。
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
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
翠翠，三三，我难道又疯狂了？
我觉得吓怕，因为一切十分沉默，这不是平常情形。
难道我应当休息了？
难道我……
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
很奇怪，为什么夜中那么静。
我想喊一声，想哭一哭，想不出我是谁，原来那个我在什么地方去了呢？
就是我手中的笔，为什么一下子会光彩全失，每个字都若冻结到纸上，完全失去相互间关系，失去意义？
沈从文墓：
这是一块自墓穴后凿取来的不规则的天然五色巨石，前面集沈从文手迹，刻有沈老富有哲学内涵的语句：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背面刻有至亲敬诔的挽联：
“不折不从，星斗其文；
亦慈亦让，赤子其人”。
马悦然：
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遗憾
（原载于台湾《联合报》副刊2000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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