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他乡的故事卢旺达篇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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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在盧旺達首都基加利，已看不到腥風血雨，那些營養不良、凸眼大肚的饑饉兒童也在這個城市內絕。
雖然城市內沒有甚麼社會建設，但簡單的經濟活動已慢慢恢復。
盧旺達人經歷過死亡威脅，現在對生活的要求都好低，一般都很懶散。
這個病菌比人活得更好的地方，受到世界各地救援組織的關注，時至今日，已有超過一百個志願團體在盧旺達提供各種援助。
在基加利，街童隨處可見，他們都是戰亂後的孤兒，行乞的有、遊盪的有，這已成盧旺達的特色。
這些兒童固然沒有讀書的機會，晚間更可能會聯群結隊在街頭露宿，家對他們來說或許已成一個虛無縹緲的概念。
在這樣一個絕望的國度，卻可以找到一些中國人的蹤，究竟他們是被甚麼吸引，飄洋過海而來？
他們希望盧旺達給到自己甚麼呢？
在絕望異鄉隙縫中尋找希望一個年輕醫生的夢想
出乎意料地，盧旺達竟有一位年輕的中國針灸推拿醫生在行醫。
楊棟，二十六歲，來自浙江省，他的到來原來是為實踐自己的理想：
「我的性格本身不太喜歡在同一個地方久留……我喜歡自由一點，自由的工作才能令生活輕鬆，太多無謂的壓力會令我覺得沒意思。
」
跟大部分中國人一樣，楊棟想要的是一個令他在事業、前途上有更大發展的機會。
出國的地點在哪裏根本不重要。
所以當朋友介紹他來盧旺達，他沒考慮多久便決定以此地作為出國的第一站。
在某程度上，其實不是楊棟選中盧旺達，而他們的相遇只是偶然。
目前盧旺達有六成的基本醫療設備仍未達到最低認可水平，楊棟受聘的雖是私人醫院，但環境、規模都只是普普通通。
不過正因為盧旺達落後，才突顯中國醫生和中國醫術在這裏的優勢。
「盧旺達人比較尊敬和相信我們，把病治好，他們會感謝我們。
雖然針灸、推拿得到盧旺達人的接受和認同，但楊棟在朝八晚六
的工作時間中，每日平均只看到十個症。
因為每次二千盧郎（約五十港元）的診金，已是盧旺達人差不多一半的月薪了，這不是他們可以承擔的數目。
活在細菌和愛滋病病毒的樂園
於是，伴盧旺達人一齊生活的，除了是貧窮，還有黃熱、瘧疾、霍亂、傷寒這類腸道病，以及由蚊咬引起的傳染病。
這裏不單是細菌的樂園，亦是愛滋病病毒的天堂。
自一九八三年發現第一宗愛滋病病例後，至今已有十八萬盧旺達人死於愛滋病。
現在盧旺達的愛滋病帶菌者總數已有三十七萬！
因此，楊棟會為病人用專用的試管盛載治病用的針，這種針更要經過消毒，避免傳染愛滋病。
「沒有專用的針，很多病人會害怕而不敢打針，所以我們就買了試管。
入夜後，沒有娛樂消遣，沒有夜市的盧旺達就更顯得一片死寂。
這個時候，絕大部分人會留在家裏度過漫漫長夜。
楊棟就在自己的宿舍中，一個人做飯，一個人吃飯，但是他說：
「孤單不是吃飯的問題……有時有孤單感覺、有時沒有；
心情好時沒有，心情不好時，會有一點。
想家更是必然的，「不想家是不可能的，但想到只獃在宿舍也是不可能的。
」但想到離家的選擇是自己做的，盧旺達更給自己一個可以發展事業、一償心願的機會，所以楊棟願意繼續留守在這裏，即使要面對疾病和寂寞。
「目前來說，我想在這裏開設醫院，朋友說是可行的，他們正為我打聽具體的條件，如需要甚麼設備和政府是否容許等。
而這個國家的律師說，這不是很大的問題，因為盧旺達需要醫療的幫助。
這個年輕的中國醫生躊躇滿志，在盧旺達找到人生的目標，對將來充滿希望；
但相對盧旺達人來說，經歷了四年前的大屠殺後，希望已被鮮血和眼淚完全洗掉！
沒法磨滅的歷史片段
在這個由仇恨和傷痕組成的國家，楊棟心裏也有說不出的無奈，「總覺得圖西族人都不喜歡胡圖族人。
圖西族人會告訴你，胡圖族人很壞，殺了他們很多族人。
因為死無全屍的人實在太多，就在為了紀念種族大屠殺而建的ReberoGenoirde墳場內，已埋葬了過萬具無法辨認身分的屍骸，舉目所見的十字架都是無姓名、無身分的。
天生比圖西族人黝黑和矮小的胡圖族人，為了宣洩要平起平坐的憤怒，會用刀斬去圖西族人的腳板！
為了一點虛無的種族自尊，殘害別人的身體，摧毀自己的人性，是多麼可悲的一件事！
「有個小女孩父母被殺了，手被子彈打穿，傷了神經，沒法提起……醫治後，現在手腕可以動，可以寫字；
又有一個被人斬了整隻手的女孩，一直在痛……我為她打了五次針，她說有效，後來卻沒來了，因為她沒有錢。
」楊棟有不少醫治種族仇殺受害者的經驗。
屠殺遺留下來的傷口楊棟可以醫治，被戰火破壞的建築物可以修葺，但盧旺達人心中的傷痕在甚麼時候才可以治癒呢？
這一頁黑暗的歷史片段，試問有哪個經歷過的人，是可以忘記的？
把中國飲食文化帶到非洲的打工皇帝
這場血洗種族的大屠殺令盧旺達全面破毀，一切由零開始。
當日二百萬難民，今日已大部分返回家鄉，而貧民區和山區便成為他們棲身之所。
但由於政府功能已差不多癱瘓，根本無人組織他們重投耕作，即使有救援物資，但在這個沒政府管治的地方，分配不均已見怪不怪。
相反，在人口只有廿萬的首都基加利的市中心，日用、食用物品一應俱全；
在這裏，有錢就有享受。
而在貧困的盧旺達人群中，出現了月入一千美元，相等於當地人六十倍月薪的打工皇帝中國廚師曹亞森！
締造打工仔的傳奇
曹亞森，四十二歲，一九九五年從中國安徽省到非洲烏干達當廚師；
第二年他得到盧旺達最高級中餐館的老闆賞識，以月入一千美元和總廚一職邀他跳槽，成為基加利打工仔的傳奇人物。
每天早上，曹亞森都會帶同黑人助手穿梭各市集，搜購餐館當日需要的材料。
跟隨曹亞森購物的過程中，市場上的小販一見到外國人就特別落力推銷貨品，反映本地人的消費力偏低。
至於商店賣的，大部分都是來自鄰近國家的進口貨。
曹亞森為餐館買的亦多為進口貨，他解釋：
「盧旺達這國家生產的物品很少，沒有甚麼東西，因為沒有甚麼工場。
」這些進口貨的價錢亦相當昂貴，一卷廁紙售價約五港元，而生油更要二百六十港元一罐！
另外一間印度人開的超級市場，賣的牛、羊、雞、豬皆由肯雅入口，每斤要五十港元！
而且他們不歡迎盧旺達的貧民光顧，只有有錢人才有資格做顧客！
相比之下，基加利菜市場的小販檔取價則很便宜，售的除產量豐富的蔬果外，還有二手日用品。
最令人意外的是，一間寫「Tofu」的中國豆腐舖竟出現在盧旺達！
曹亞森說豆腐是黑人在很久以前跟中國人學的，來光顧的人除了中國人，還有黑人和歐洲人。
透過市場，可看到盧旺達城市人的生活水平。
菜市場上充斥一群又一群衣衫襤褸的小孩，在他們身上，我們可知道盧旺達中另一類人街童的故事。
兩種典型的盧旺達人
盧旺達的街童隨處可見，比官方估計的三千個有多沒少。
他們有些在街頭工作，部分有家可歸，亦有部分以街為家，也有些在街頭流連露宿的，更有些是孤兒！
即使有家可歸，他們的家也在荒涼、偏僻的山頭，跟市中心相比，可謂由文明走入落後。
舉目無人、山路崎嶇、簡陋破爛、無水無電，
皆可用來形容他們的「家」。
百分之九十九的盧旺達家庭皆以木生火，嬰孩的唯一食糧是人奶，但許多媽媽連自己都未能吃飽，所以超過四成五歲以下的小孩都是發育不良的，而一家人的晚飯往往只是野生的土豆。
他們每日生活都沒有特別規律，晚上家人返家後才知是否賺到錢，買到食物。
這樣的家庭在山區多的是，雖然貧窮，但盧旺達人卻完全不介意，或許他們都知道自己根本無能力改變命運，惟有認命好了。
然而，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在盧旺達有錢有享受的大有人在。
曹亞森當總廚的中國餐館正好反映這一情況。
餐館供應的炒飯、小菜，平均收費接近一百港元。
來光顧的有總統、高官、商人，他們一頓飯的消費起碼一千幾百，等於貧窮家庭全年的使費！
「我把中國的飲食文化帶到非洲來！
在貧富懸殊的國家中，曹亞森憑中國廚藝獲得有錢人的賞識，可謂名利雙收，他亦十分自豪。
「中國烹調在全世界都享負盛名，它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以往非洲都不懂吃，現在我把這種飲食文化帶到這裏來了！
他們都說好吃。
現在餐廳中只有他一個中國廚師，另外他亦收了一個黑人徒弟。
在盧旺達煮出名堂，曹亞森的代價是朝九晚十二，一星期做足七天！
中國人刻苦耐勞的特質，亦是典型機會主義者的代表，曹亞森未出國前的遭遇可印證這一點。
曹亞森高中畢業後下放到農村五年，一九八○年才返回城市工作、結婚，生活穩定。
但為了一償讀大學的心願，他每天晚上仍參加補習班，最後考上大學法律系。
三十一歲的他，畢業後卻沒有做律師，反而覷準海南島是一個發展節能電燈的市場，便毅然跑到那裏創業。
但當時海南島仍十分缺乏電力，碰到很多困難，甚麼也幹不成。
創業失敗並無打擊他，為了事業，他甚至犧牲婚姻。
直至一九八九年，他兩次申請到美國留學失敗，引發他學習烹飪的計劃。
「學了烹飪到外國打工，收入高可以用來交學費和租房子……原來已想出國，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跑到海南島，又想到美國……」
一九九五年，機會終於來了，他被聘到烏干達，之後又來到盧旺達當總廚，但他志不在此，現在他的計劃是到鄰國布隆迪首都布津布拉，開一家屬於自己的中餐館。
向前看不回頭
帶不足一萬美元，穿過重重關卡，坐了四小時車程，曹亞森終於抵達布津布拉。
途中他說心情未算太複雜。
但卻預期會遇到很多困難，投靠的亦只是一個未知可靠與否的印度朋友。
但是，他有顆熱熾的心，「我想我會成功的，只是不成功也不算失敗，頂多不怎麼賺錢，慢慢就會好起來；
要往前看，不回頭看！
布津布拉是一個細小美麗的山城，由於布隆迪是軍管國，局勢尚算穩定。
在首都布津布拉最漂亮的著名景點LakeTanganyika旁，棕櫚樹下，曹亞森訴說他對未來的憧憬：
「最大的希望是在城裏先把餐館開起來，然後希望生意好一些，等我有錢，我會在這裏湖邊租一塊地方或買一塊地方，建一間小巧玲瓏的旅館。
來到這個隔絕城市煩囂、緊張的土地，曹亞森期待發生的非洲版「秋天的童話」，可會成真？
每個離開家園，去到異地生活的中國人，背後的原因未必相同，但他們總會有一個共同的希望，希望有天可以再次踏足故鄉，對曹亞森來說，他也期望衣錦還鄉的一天。
「我想過，如果現在有錢，我明天就回家去看看……因為我回去，要花一千多美元，另外我有很多朋友，我不能說在外國賺不到錢！
我必須沒有錢也扮作很有錢，我要令朋友非常愉快，請他們吃飯。
雖然現在經濟不容許，回不了老家，但他希望布津布拉的飯店開業後，生意會好，之後他便可回去看母親，他想念的母親。
盧旺達是曹亞森過境之地，同時也是另一個家庭重聚的國家。
中國商店老闆的故事
自一九九四年，在盧旺達做生意的人都紛紛撤離，但張麗增夫婦卻洞悉盧旺達缺乏天然資源，無能力自給自足、須依賴外來品的情況，大膽來到首都基加利，尋找做生意的黃金機會。
一九九六年，張氏夫婦開設了這裏唯一一間的中國商店，憑親戚的協助，直接由國內輸入各式家庭用品、衫褲鞋襪、食品等，減低成本，實行薄利多銷。
他們能迎合客人口味，店內生意很好。
但同時亦引來竊匪的垂涎，曾發生過偷竊事件，至於損失多少，張麗增卻不願多提。
盧旺達人的處事態度經常為張麗增帶來麻煩，就如店內的六個工人，他說都不可靠，因為他們會不時偷走一些細小的貨品，由於習以為常，兩夫婦為免要重新請人，都會不了了之。
「好的工人很難找，盧旺達人上班賺了錢卻沒有計算怎麼用法，三天、五天花光了這個月的錢，便跑來借。
而且貧富懸殊在盧旺達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張麗增認為：
「窮的很窮，富的很富；
因為愈窮的人愈不想幹，愈富的人卻愈想動腦筋賺錢，把自己搞好。
一家三口異地重逢
開業近兩年，雖遇到不少困難，但張氏夫婦認為生意總算走上軌道，於是在一九九七年把女兒接來盧旺達一起生活。
因為跟父母團聚，張苗成為盛產孤兒的盧旺達的唯一一個中國女孩！
爸爸姓張，媽媽姓苗，兩個人的姓氏成為愛女張苗的名字，而三個人相聚，才可合成一個圓滿的家。
回溯六年前，為了賺更多錢，得到更好的生活，張麗增在一九九一年跑到德國做廚師，一九九三年張太去了烏干達為姐姐打理生意，女兒張苗就留在浙江省，由姨媽照顧。
一家三口，分別居於歐洲、非洲和亞洲，六年後，幾經轉折，他
們終於在一九九七年四月重逢，地點是第四個國家非洲的盧旺達。
但是這個國家始終不是張家真正的家。
「如果要選回家的時間，現在剛好。
國內的生活比較輕鬆一點，這裏太累了。
」張麗增對多年來漂泊異地的生涯，已感到十分疲倦。
儘管現在生意已經穩定下來，張氏夫婦都覺得不管到甚麼國家，年紀大了便不能幹活，總是要回家去，「不可能留在國外，落葉歸根，這是中國人的傳統。
「這裏甚麼都不好。
」張苗
飄洋過海，終日營營役役，張先生、張太太歸咎於自己讀書少，所以縱使他們只是盧旺達的過客，仍堅持把女兒接來，讓她在這個法語國家讀書，學多幾種語言。
下一代比自己活得好、有成就，始終是父母最大的安慰。
張苗也明白父母對自己的期望，所以她由剛來時一句話也聽不懂，到現在總算能說和同學、老師溝通到的法文，不是沒有下過苦功的。
張苗現在讀的學校是所女子中學，學費昂貴得足以比一個盧旺達平民的年薪高，但她與父母一樣，知道在這裏唸書只是跳板。
「我不可能在盧旺達發展，他們不太文明，甚麼都不好。
初中以後，我想去法國，或遲些到說法語的國家唸大學。
張苗不喜歡盧旺達，但因為父母的安排，她被迫暫時留下來。
至於將來的路怎樣走，她有權選擇；
對於明天，她還存有希望。
忘不了以往看不到明天
張苗與父母分開六年，最終也可回到他們身邊。
相對地，經歷過大屠殺的二十萬個孤兒，他們已無法再嘗一家團圓的滋味。
有些孤兒入住了由紅十字會所辦的孤兒院，在表面上他們不愁衣食，有書讀，有人照顧，生活無憂無慮。
但亦有些年紀較大的孤兒，卻因為父母被屠殺而流乾眼淚，對父母的不幸遭遇和自己茫茫的前
路，欲語還休。
國家為小孩帶來的不幸，跟張苗完全扯不上關係，但她絕對見到，亦感受得到他們的無助和無望。
盧旺達的一切看似無助和無望，但是中國人憑自己的能力，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
年輕針灸醫生楊棟希望在這裏開醫院；
打工皇帝曹亞森儲夠錢去布隆迪開中餐館；
中國商店店主張麗增夫婦同女兒團聚。
這幾個在盧旺達的中國人，對未來都抱希望，都有積極的理想，但是這裏的主人，盧旺達人的未來又會是何去何從呢？
*採訪後感
（一）
盧旺達應從哪裏說起？
戰亂？
種族仇殺？
世紀絕症？
饑荒？
不，不。
我並不能真真正正，完完全全體驗到。
只想跟大家分享兩件親身經歷。
在海灘遇到一名盧旺達小童，他用一條長白布條綁在額上，在我這個黃皮膚、黑頭髮的中國人面前翻斛斗和踢腿。
每天早上，當我和攝製隊離開酒店外出工作，總發現一群盧旺達小童尾隨，他們稱我們做「Master」。
有一次，其中一名小童對我說了不下十次「Please,please!
」。
我正想掏出一個碎銀時，他在我面前踢了一下腿，哦！
他說的是「BruceLee」！
張國文（採訪員）
*採訪後感
（二）
電話我每日和它糾纏的時間足以「煲熟」多碗粥，關係之親密令一切再無驚喜。
不過，一九九八年九月八日晚上七時卅分，當我瀕臨放棄尋找盧
旺達的中國人時，電話筒終於傳來一把身處該地的中國人的聲音，我忽然明白，電話的發明原來是那麼偉大的一件事。
中國人我的身分，亦是每日接觸的主要民族，執筆之時，便有一個中國人（阿妹）在距離我不遠處「煲電話粥」！
不過，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七日期間，當我身處一貧如洗的盧旺達首都基加利，看見向命運低頭、棄權的盧旺達人，找到辛勤工作、建立事業的中國人，我忽然明白，中國人的可愛、可敬和可親。
回想一行五人的攝製隊在盧旺達的日子，一切都彷彿是個笑話。
甫落機便被人扣查行李，對峙雙方偏偏雞同鴨講；
因為攝影器材不准過關，我們被勸班師回港，「當冇過」；
中國駐當地大使館以我們持BNO為由，界定我們是英國人，拒絕提供任何形式的協助；
五位精明的香港人被當地人騙錢，竟然反抗乏力；
乘坐殘破不堪的「戰車」來往盧旺達與鄰國布隆迪，頗有車在人在的豪氣……。
幸好，一切已成過去了；
幸好，當地的中國人十分歡迎這一小撮來自遠方、互不相識的「朋友」。
廚師曹亞森為我們安排大小事務；
開商店的張麗增一家三口在盧旺達共度的第一個中秋夜，我們成為席上貴賓，吃個肚滿腸肥；
針灸醫生楊棟帶我們造訪貧民區；
還有布隆迪的彭先生沒有「上電視」，卻暗中幫忙我們不少。
他們都使我們採訪順利，心情再度愉快。
原來天各一方，忽然有機會碰頭，縱使再會無期，但我肯定，誰也忘不了誰！
私人感情上，我和曹亞森相處最久，也最友好。
他是我第一個聯絡得上的盧旺達中國人，永遠忘不了留給他第一句空氣中的說話是：
「我找你找得好苦呀！
」而他的回應是笑問：
「是嗎？
」既不問我是誰，也不問我從哪裏來，共同的語言，令不相識的我和他不再陌生。
到達盧旺達遇上很多、很多問題，也是他為我們奔走、想法子，攝製隊亦成為見證他往布隆迪開餐館的第一批「觀眾」。
分手之時，我
就像第一次聽到他的聲音一樣忍不住鼻酸，卻忍住了想流的淚。
較早前，他從當地致電給身處香港的「老友」：
「我的餐館開起來了！
」這次，不再心酸，相反，隔萬水千山，我倆拿電話，一直笑不攏嘴。
知道《尋找他鄉的故事》有好收穫，安慰到不得了！
別人的故事，引起另一群別人的注意或共鳴，作為他們的中間人我這個說故事的人與有榮焉。
有信心盧旺達的中國人一直安好，卻想問：
盧旺達，你甚麼時候才變得更美更好？
袁藹慈（採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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