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桥梁建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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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桥梁建筑
中国古代桥梁建筑
我国古代的桥梁建筑，历史悠久，成就卓越。
数千年来，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土、木、石、砖、藤、铁等建筑材料，建造了数以百万计、类型众多、构造新颖的桥梁，点缀着祖国的江山，增添了壮丽色彩。
黄河两岸古都首府众多，物资运输多赖骡马大车、手推板车，故以平坦宏伟的石拱桥和石梁桥居多；东南水乡，河流纵横，湖沼棋布，运输以舟船为主，所以遍布着驼峰隆起的石拱桥；西北、西南，峰峦层叠，谷深崖陡，难以砌筑桥墩，因而多用藤、竹、木等材料建造索吊桥和伸臂木梁桥；闽中南、粤东等地，质地坚硬的花岗石满山遍野，历代所建石梁桥比比皆是；云南傣族等地区，竹林丰富，独具一格的竹芭桥、竹梁桥、竹吊桥，至今尚存。
我国古桥不仅艺术造型上有高度的成就，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而且在建桥理论、构造处理、平面布局以及施工方法上都有不少独特创造。
在十二世纪前一直处在世界桥梁的领先地位，为世界工程界所重视。
如元朝时在我国做过二十多年官吏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北京的卢沟桥以及杭州市的桥梁作了详细的记述，认为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其它桥梁可以与卢沟桥相比拟，使欧洲开始瞩目中国桥梁。
1577年某个葡萄牙人自中国回国后也讲过，福建闽中大石桥数量多，石梁大，雕琢精美，并对江西赣县浮桥倍加赞赏，说“全世界建筑工人应数中国第一”。
沙皇彼得一世曾委托斯巴萨列使团于1675年五月来华时，请求中国派桥梁专家到俄罗斯去传授建桥技术。
最近，世界著名的科学技术史专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中国古代桥梁“在宋代有一个惊人的发展，造了一系列巨大板梁桥，特别是福建省，在中国其他地方或国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和他们相比的”。
这些桥梁“几乎每座都是非常美观的”，“是合理与浪漫的巧妙结合”。
他还认为欧洲十四世纪开始采用的较半圆形拱先进的弓形石拱桥，是从中国传到欧洲去的。
一、梁桥
梁桥外形平直，古时称为平桥。
把木头或石梁架设在沟谷的两岸，就成了梁桥。
梁桥的构造最简单，出现也最早。
早在原始社会时，我国就有了独木桥和数根圆木排拼而成的木梁桥。
战国时期，单跨和多跨的木、石梁桥已普遍在黄河流域及其他地区建造。
1972年对春秋战国时齐国的国都山东临淄的挖探中，首次发现了梁桥的遗址和桥台遗迹，两处桥梁的跨径均在8米左右。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录了在山西汾水上有座有三十柱，柱径5尺的木柱木梁桥，桥始建于春秋晋平公，是见于古书记载的最早的一座梁桥。
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战国时的苏秦对燕王讲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名叫尾生的鲁国人，与一位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女子没有来，尾生为了表示不失信约，水涨上来也不走，抱着梁柱而死。
相传尾生抱着桥下木柱墩而死的桥梁，就在陕西省蓝田县东南五十里的蓝峪水上，是座多跨木梁木柱桥，称为蓝桥。
闻名中外的渭水三桥——中渭、东渭和西渭桥，座落在咸阳故城附近的渭河上，是三座多跨木梁木柱桥。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中渭桥全长约合525米，宽约13.8米，接近南京长江大桥汽车道宽度；它由750根木柱桩组成了67个桥墩，68个桥孔，平均每孔跨径7.72米，中间桥孔跨径达9米；在木柱桩群上加盖顶横梁组成排架墩，再在排架上搁置大木梁，然后铺上木桥面，桥两侧设雕花木栏杆。
中间桥孔高而大，两边桥孔低而小，呈八字形，既能使高大楼船顺利通过，又可以迅速排除桥面雨水，防止腐朽。
两端桥堍〔tù兔〕上竖立着华表、镇水妖石件、石灯柱等，作示标、照明之用。
这座桥始建于战国时的秦昭王，秦始皇时又作了改建和加固。
修桥是为了把渭河南面的兴（长）乐宫和北面的咸阳宫联系在一起，用渭河象征天上银河，架桥南渡以效法牵牛星座，以显赫天子的超凡。
到了汉朝，又重修了中渭桥，增建了东渭桥和西渭桥。
刘邦死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诛除诸吕，并率领群臣在中渭桥迎候代王刘恒（汉文帝）入长安即位。
汉将李广利出兵匈奴时，丞相刘屈氂为他祖道送行，至渭桥而别。
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朝汉时，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在渭桥下列队相迎，汉宣帝登上渭桥时，人们高呼万岁。
东汉末年董卓入关时焚毁了中渭桥，魏文帝曹丕修复了它。
唐武德末年（626年）突厥颉利可汗寇泾州进至西渭桥的北面，唐太宗李世民出玄武门到了桥的南面，隔着渭水与颉利交谈，并结盟于西渭桥上。
由此可知，在汉唐时代，渭水三桥是送往迎来的重要交际场所。
咸阳地区文管会在七十年代初发掘了唐朝东渭桥的遗址。
该桥座落在今天渭河耿镇公社周家大桥，桥宽约20米，桥梁基础由青石砌成。
青石一般长1米，宽0.5米，厚0.2米。
青石之间有用铁水浇铸的铁栓板相连，石缝中灌以铁水，石头之间打有松木桩，规模之大，施工之精细，在古桥梁史上是罕见的。
《唐六典》说：
天下石柱桥有四座，河南洛阳的天津桥、永济桥和中桥，西安的灞桥。
灞桥位于西安东北二十里的灞水上，是一座石柱墩木梁桥。
自汉朝建桥后，两千年间一直是长安与潼关以东的交通咽喉，又是古人折柳送别的所在，所以李白《忆秦娥》词写道：
“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千百年来屡毁屡建，直到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化了九个月才建成了今天的多跨梁桥。
桥长近400米，67孔，每孔净跨6米左右，桥宽约7米。
桥墩由六根石柱组成；每根石柱用四层石磙叠砌，底部用石盘承托，石盘下打了十一根柏木梅花形桩；六根石柱顶端盖上一根石梁，把六根石柱合成一体，形成了今天所说的石排架墩，是桥梁史上最早的一种轻型墩。
又在桥墩之间和桥墩上下游各4米宽的河床内筑有厚约1米的白灰三合土护底铺砌，以防止冲刷桥基。
1957年将它改建为公路桥时，曾对桥墩、桥基进行了科学鉴定，发现桩木未朽，石墩牢固，河床护底完整无损，可以承受60吨坦克或载重卡车的荷载，高超的造桥技艺令人惊叹。
因此当时仅将老桥的木梁石板桥面改换成钢筋混凝土板梁，古桥就成了现代的公路桥。
旧灞桥古为今用，独具一格。
到了北宋时，战胜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了。
当时福建泉州地区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泉州湾等港区，帆樯林立，百舸争流；市集上中外商民熙熙攘攘、川流不息。
处于泉州湾洛阳江口上的渡口（万安渡），因水阔五里，上接大溪，每当风潮交作，便无法渡过，急需把它改建成不受潮汐影响的石桥。
但又苦于海潮汹涌，无法施工。
相传当时的泉州太守蔡襄给海神写了一封求助信，派了一名叫下得海的公差前去投递。
下得海随着涨潮入海送信，潮落而归，得了仅有一个“醋”字的复信。
蔡襄看信后领悟其意，说海神令我在八月二十一日酉时动工造桥。
到了那一天，果然海潮退落，经过八昼夜的紧张创建，终于使万安桥屹立在洛阳江入海的喇叭口上。
万安桥又名洛阳桥，是我国第一座濒临海湾的大石桥。
它始建于宋皇祐五年（1053年），实际上化了六年另八个月。
桥长360丈，宽1.5丈，有47个桥孔的长石梁桥，共化费了一千四百万文。
造桥时，首先在江底沿着桥梁中线满抛大石块，形成一条横跨江底的矮石堤，作为桥墩的基址。
估计这条石堤长500余米，宽25米左右，高3米以上。
这种桥基的开创，是建桥史上的重大突破，现代称它为“筏形基础”。
然后再在矮石堤上，用一排横、一排直的条石砌筑桥墩。
为了使桥基或桥墩的石块连成一体，不能沿用以前用腰铁或铸铁水来连结的办法，因为铸铁件很快会被海水腐蚀。
而在石堤附近的海面上散置贝壳类软体动物——牡蛎，利用它附生在岩礁或别的牡蛎壳上的特点，把松动、散置的石块、条石胶聚成一体。
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别开生面、行之有效的办法。
为此，不准在万安桥附近捕捉牡蛎就成了历代沿用的一条法律。
最后，又利用潮水的涨落，把重达7～8吨的石梁一根接一根地架设到桥墩上，把桥建成。
因此，万安桥也开创了浮运架梁的记录，直到今天，浮运架梁仍是建造现代桥梁的好方法，不同的是机县设备现代化了，浮运重量提高了成百倍。
“闽中桥梁甲天下”。
这是对南宋时闽中地区大量建造石梁石墩桥的真实写照。
由于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南宋政治中心又南迁临安（今杭州），万安桥的建成为大量建造滨海长大石梁桥提供了技术与桥工等，所以南宋时，闽中地区大量建造石梁石墩桥。
仅《泉州府志》中就记载了一百十座，其中五里以上的长桥有四、五座。
特别是在绍兴年间（1131～1162年），每年都要造一华里以上的石梁桥，为建桥史上所罕见。
这个时期所建的石梁石墩桥无论在长度、跨度、重量、建造速度、施工技术、桥型和桥梁基础等方面部达到了崭新的水平，在中外建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仅以安平桥和虎渡桥为例：
安平桥俗称五里西桥，座落在晋江县安海公社。
始建于宋绍兴八年（1138年），化了十四年才建成，总长811丈，五华里多，362孔，为世界上少见的古长桥，誉为“天下无桥长此桥”。
据《安平志》记载，因桥太长，建桥时就在桥上造了五座亭子，以便行人少憩〔qì气〕。
而且一桥分属两县，桥中“水心亭”作为晋江县和南安县的分界。
在郑州黄河大铁桥于1905年建成以前的七、八百年中，安平桥一直是我国最长的桥梁。
解放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开始又拨巨款作全面修缮。
1240年建成的虎渡桥，又名江东桥，位于漳州市东四十里的柳营江（九龙江）上，现桥长285米，25孔，桥高约15米，1933年起已利用旧桥墩桥基改建为公路桥。
它采用了悬挑四层的石墩以增大桥下净孔，最大的石梁长23.7米，宽1.7米，高1.9米，重达207吨，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梁桥。
即使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要开采、运输、架设如此巨大的石梁，也是十分困难的。
至于七百多年前人们是如何建成虎渡桥的，至今还是个谜。
江南水乡的石梁石墩桥，为了便利于舟船通航，常常做成中孔高大、边孔低小的八字式或台阶式，两边桥头还砌有几级台阶踏步以便行人上桥。
在绍兴至杭州的运河边还有一种纤道桥，桥不是跨河而是与河流平行，是为了纤夫顶着刺骨的西北风拉纤运粮，当时纤歌声声，低沉悲愤。
绍兴城东的八字桥是座宋代城市石梁桥，布局巧妙，东西两端运用不同的落坡以适应地形地物，既保证了水陆交通和拉纤过桥，在建造中又可以不拆除房屋，适应街道走向。
有些古石梁桥在桥下设闸或在桥上设渠道，使一桥多用。
据说浙江钱塘县的石涵桥闸为唐朝李泌所建，白居易在《钱塘湖石涵记》中说，由于北面有石涵桥闸，南有笕决湖，每一寸厚的蓄水可灌溉农田十五顷（近1500亩），一昼夜可灌溉五十余顷，真是“涵开涵闭管年丰”，可见石涵桥闸作用之大。
当河谷宽度超过10米，中间又不便砌筑桥墩时，石木简支梁桥就难以胜任了，为增大木梁桥的跨度，古人创建了伸臂木梁桥。
它采用圆木或方木纵横相隔叠起，由岸边或桥墩上层层向河谷中心挑出，犹如古建筑中的层层斗拱。
伸臂木梁桥起源于公元四世纪以前，记载中的第一座桥建在甘肃与新疆交界地区被称作段国的地方，当地人称它为“河厉”。
它层层挑出的外形，如鸟展翅，加上桥中间一般无墩，故又称飞桥。
从古至今，它遍布于西北、西南各省和广西、湖南、福建、浙江等省木材比较丰富的地区，一孔的最大跨度达33米。
桥上有桥屋或桥廊，屋廊内有彩画、佛座仙像，桥景似花，所以又称它为花桥或大花桥，逢年过节花桥又成了人们娱乐、庙会、赶集的场所。
广西三江程阳桥是一座四跨石墩伸臂木梁桥，座落在侗族自治县林溪河上，为侗族地区特有的风雨桥，建于1916年，全长64.4米，宽3.4米，高16米。
五个墩台上各有民族形式的宝塔型、宫殿型桥亭，桥亭檐层层向上，如翼如飞，亭与亭之间以廊相接，亭廊的板壁上，有许多侗族图案的雕刻。
整座桥均由三江盛产的杉木制成，最大杉木头径达53厘米；构件间的连接没有一颗钉和铁件，全部用榫结合或竹木梢。
桥墩上木梁支座处运用杠杆原理将桥跨中负载分三次逐层传递到桥墩上，桥亭为桥梁增添了彩色，不仅是行人憩息躲雨纳凉的雅所，起着防止木梁、木桥面受雨腐蚀的作用，而且能镇压住木梁支座，达到重力平衡。
由此可见，我国侗族人民心灵手巧、智慧非凡。
程阳桥已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象程阳桥的桥亭那样，把功能与装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事例，在我国古代桥梁中还有不少，这是我国桥梁艺术的一大特色。
伸臂木梁桥的挑出层次总是有限的，一般不超过四、五层次。
同时施工费工费料，刚度差，变形较大，难以跨越20米以上的河谷和承受较大的荷重。
湖南醴陵的渌江桥，始建于宋宝祐年间（1253～1258年），它用五层挑梁，在第四层挑梁处加了斜木撑，跨度近20米，是伸臂木梁与撑架相结合的桥型。
由此，再发展到木撑架桥以及木拱桥。
浙江泰顺县的仙居桥，就是撑架与拱式相结合的木桥，建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九月。
全长41.4米，净跨35米，宽5.3米，高12.7米。
这种被当地人称为“蜈蚣桥”的木桥，在泰顺县有几十座，最大的“三滩桥”，净跨达42米，最古的“叶树阳桥”建于明景泰五年（1454年），1965年拆除，改建成石拱桥，存在了五百一十一年。
据1980年的实地调查，这种桥型在浙江云和、庆元、龙泉等县，福建东北的政和、屏南、寿宁、祐荣、宁德等县还有不少，并多出于福建巧匠之手。
二、浮桥
浮桥古时称为舟梁。
它用船舟来代替桥墩，故有“浮航”、“浮桁”、“舟桥”之称，属于临时性桥梁。
由于浮桥架设简便，成桥迅速，在军事上常被应用，因此又称“战桥”。
我国建造浮桥的历史十分悠久，《诗经·大雅·大明》中曾记述周文王为娶妻而在渭水上架起一座浮桥，离今天已有三千年了，是建造浮桥最早的记录。
它比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记，波斯王大流士侵希腊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所建造的世界上最早的浮桥还早五百多年。
据后人考证，当时浮桥是稀贵之物，周代礼制规定，只有“天子”一人才能使用，用毕就要立即撤除。
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只准“天子”上浮桥的规矩也崩坏了。
到汉唐时期，我国浮桥的运用日益普遍。
千百年中，建过的浮桥难以统计。
许多地区在建造永久性桥梁以前，总要先造浮桥，以便摸索并了解水情，然后再寻求合适的永久性桥型，前述洛阳桥是一例。
据粗略统计，仅在长江和黄河上就曾架设过近二十座大型浮桥，其中大部分属军用浮桥。
公元前541年的春秋时期，秦景公的母弟后子鍼因自己所储财物过多，恐怕被秦景公夺财杀害，在今天山西省临晋附近的黄河上架起浮桥，带了“车重千乘”的财富由今陕西逃往晋国，这可算是第一座黄河大桥。
第一座长江浮桥，是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东汉光武帝在与四川割据势力公孙述作战中，公孙述曾在现今的湖北宜都县荆门和宜昌县虎牙之间，利用险要的地势，架起一座浮桥，即江关浮桥，以断绝汉光武帝的水路交通。
以后被汉光武帝的水师利用风势纵火烧毁。
隋大业元年（605年）在河南洛阳洛水上建成的天津桥，是第一次用铁链联结船只架成的浮桥。
唐太宗李世民作过一首诗，其中四句是“暂低逢辇度，还高值浪惊，水摇文鹢〔yì益，一种鸟〕动，缆转锦花萦〔yíng营〕”，用来描绘他乘坐御车渡越浮桥时，船头上善于搏击风浪的鹢鸟图形和缆索上的朵朵锦花，在江河波涛上摇曳动荡的景象。
军用浮桥
军用浮桥在军事进攻中用得最多。
例如晋武帝秦始十年（274年），名将杜预率军南征，在富平津（现河南孟津附近）架设河阳浮桥。
架桥前，一些大官认为，过去的“圣贤”都未做过，架桥是不会成功的。
杜预以周文王在渭水上架浮桥为例，进行说理力争，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终于架成了浮桥。
河阳黄河浮桥自杜预建成，经历代重修，直至宋政和七年（1117年）再建，前后竟达八百余年，是浮桥史上的首创。
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在统一南唐的战役中，宋军先在石牌口镇用大船载搭巨竹试架浮桥成功，攻克安徽当涂以后，宋太祖即命令将浮桥移架至采石矶。
宋军仅化三天时间，就在采石矶架好浮桥，长短不差尺寸，数以万计的军队就如在平地上行军一般，在浮桥上迅速通过，大军渡过长江，一举拿下南唐首都金陵（今南京）。
太平天国的水陆三军沿长江行军宿营时，也曾建造浮桥居中连接两岸，形成夹江为营或夹河为营的阵势。
这样既可切断清军上下游的联系，阻止其进攻或退却，又可以把江河两岸的太平军连成一气，水上陆上互相支援，声势浩大，纵横自若。
清军望而生畏，胆战心惊，不知所措。
咸丰皇帝惊呼：
“攻陷汉阳，占据江面，搭造浮桥，围扑省城（指武昌），势甚猖獗。
”当时以唐正财、宾福寿、陈国良等为首的太平军水营在十多年中就架过许多军用浮桥。
据记载，在长江上他们就架设过六座以上的浮桥，有为进攻用的，有为防御用的，也有为城乡人民贸易、交往用的。
为太平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把建造军用浮桥技术提到了崭新的水平。
浮桥的构造和架设，一般是用几十或几百只船艇（或木筏、竹筏、皮筏），代替桥墩，横排于河中，以船身作桥墩，上铺梁板作桥面。
桥与河岸之间用挑板（古称栰板）、栈桥等连接，以适应河水的涨落。
舟船或者系固于由棕、麻、竹、铁制成的缆索上，或者用铁锚、铜锚、石锚固定于江底及两岸，或者索锚兼用。
浮桥要适应江河水位起落，随时可以调节，正如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描写惠州东新桥诗中所写：
“机牙任信缩，涨落随高低。
”调整的方法，中小河流一般用挑板，大河用栈桥；对年水位落差大的季节性河流，采用拆卸或增装船节。
宋朝唐仲友在浙江临海做官时，要在兴善门外修建中津浮桥，临海距东海很近，潮汐使灵江水面一日涨落常常相差数米。
唐仲友在建桥前，先制成了1∶100的桥梁模型在水池中试验，然后再开始建造。
修建中采用一端固定于河岸，另一端用可随水位上下而升降桥面的多孔栈桥来衔接浮桥与河岸。
其原理与形式已与现代浮桥大同小异了。
唐仲友的《中津桥记》，对浮桥作了详细描述。
架设军用浮桥，速度第一，这就要有周密的筹划和相应的施工方法。
北宋在采石矶架设长江浮桥以前，先由名叫樊若水的能人用小船带着丝绳在采石矶江面上往返丈量几十次，准确地测出了江面宽度；宋太祖又命令预先造好黄黑龙船数千艘，又以大舰载巨竹絙[gēng耕，竹制缆索]运至石牌口试架浮桥。
正由于筹划周密，所以才能在三日内“不差尺寸”地架好一千多米长的平坦浮桥。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军在1852年12月30日攻克汉阳后，为攻取武昌，当天晚上就在鹦鹉洲至白沙洲、南岸嘴至大堤口之间架起两座总长近三千米的长江浮桥，速度空前。
架桥方法是，先在汉阳江岸把二艘、三艘或四艘船联成一段一段浮桥单元，然后衔尾徐行江中，组拼成桥。
这样能使众多的人员同时操作，大量作业在江岸进行。
架桥的材料，是鹦鹉洲的木条、汉阳城的板障，就地取材。
浮桥固定的办法，开始仅采取在两岸固定，后因大风奋发，江水喧逐，加用重三、四十斤的铁锚固定于江中，而不用难以取得的巨型缆索，千方百计加快建桥速度。
他们还在江中急流之处以筏代舟，以减少迎水面，降低桥身水压。
筏用大木排数层纵横交叉组成，四面用牛皮、木板构成围墙。
墙上可以开设炮眼枪洞，以供对外射击。
筏上设有“瞭楼”，以便观察敌情，建有简易房屋，以供兵员住宿和储存粮食、武器之用，备有大桨数十把，以便在江中游动。
筏牢固坚实，迎水面比舟舰小，太平军称它为“龟船”。
用它来组成军用浮桥，是一种创举。
1854年11月在广济田家镇的长江上，太平军利用南岸突出江中的半壁山驻扎营垒，同时横江架设浮桥一座。
浮桥的江中部分也用了三个大木筏，桥两边用木板民船作桥脚，筏和船与横江四道铁链、七道篾缆相连。
筏和桥面上安炮，船上置枪，以阻截自武汉顺江东下的湘军船队。
为了防止炮弹引火烧桥，桥面上铺了沙，船中贮了水。
这样山上、桥上相互配合，使来势凶猛的敌人数日个能攻克。
军用浮桥作为一种军事交通工具，敌方要破坏它，自己要保卫它。
占代军用浮桥多用木船组成，因此毁桥的一方常用火攻，东汉江关浮桥就是一例。
抵御火攻的办法很多，有在桥面铺沙，舟中蓄水的，有在浮桥上游或上风方向设置铁索等障碍物的，也有用战船阻截敌方火攻船只的。
南北朝时，西魏与东魏交战，西魏的纵火船从上游顺流而下来烧东魏的浮桥。
东魏用装有长锁链和钩钉的小船上百艘阻截，将纵火船钉牢锁住拖向岸边，使浮桥安然无恙。
唐朝史思明叛乱，唐名将李光弼和他战于河阳。
史思明采用火攻来焚毁唐军战区中的浮桥，唐军事先用大木、长竿、铁叉等组成拦截工事，待史思明纵火船靠近浮桥时，将纵火船统统叉住，使之不能前进，很快自焚，保卫了浮桥。
破坏浮桥也有用潜水凿船方法的，如南宋初年，金兵南犯，筑浮桥于淮河上，运兵渡河；宋兵挑选了一批善于潜水的战土，潜游到浮桥船底，将船凿沉，破坏了金兵的浮桥和原定的渡河作战计划。
此外用陆军强攻破坏对方浮桥的战例，也比较常见。
军用浮桥的军事作用不言而喻，就是地处交通要冲的浮桥也多具有军事作用。
如明朝洪武初年（1368年）在今兰州皋兰县西北建成的镇远黄河浮桥，一直是去西北的要冲。
明马文升曾上言道：
“陕西之路可通西凉者，惟兰州浮桥一道，敌若据此桥，则河西隔绝，饷援难矣。
”即镇远浮桥一旦失守，甘肃河西走廊等大片领土就会丧失。
因此，历代王朝对重要浮桥，除雇工维修管理外，还派兵守护。
如清王朝对东北的辽河、浑河、太子河、苏子河、大小凌河等河流上的浮桥，都派有几十名水手守护，隶属于水师营管辖。
对黄河、长江上的浮桥，州府官员还要经常向朝廷及时呈报情况。
宋朝皇帝还主张奖励维护浮桥有功者，惩罚防护浮桥不力而被水冲毁者。
宋大观三年（1109年）徽宗赵佶曾下诏规定，使桥毁坏的将官等要判徒刑二年发配一千里，对官渡桥不修整者要打一百板子；他还在宣和三年（1121年）对黄河上伾[pī批]的天成、圣功两座浮桥卫护失职的官员作降职处分，并对失职的人员各打一百大板。
以上种种，可见浮桥是何等重要。
三、索桥
索桥主要是用藤、竹制成的绳索以及铁链等架设而成。
又称吊桥、悬索桥，古书上称为絙桥、笮桥、绳桥。
在我国云贵川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雅砻江、大渡河、乌江、北盘江上以及秦岭山区、台湾山区，常常可以看到各类索桥。
在西藏喜马拉雅山北的雅鲁藏布江，峡谷深邃，急流飞瀑，千百年来，两岸往来就是靠各种索桥。
1977年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也是通过墨脱县横跨在雅鲁藏布江上的藤网筒桥到对岸去作科学考察的。
西藏人民还把铁索桥称为扎桑巴。
古代的索桥绝大多数是单孔的，仅有云南省跨越怒江的惠人桥（又名潞江桥）等少数几座是双孔的。
贵州盘江桥、四川沪定桥、云南霁虹桥等在国际桥梁史上负有盛名。
国外不少桥梁专家认为索桥首创于我国，指出“中国大约在3000年以前已开始建造吊桥”。
《汉书·西域传》已有“以绳索相引而度”、“悬绳而渡笮”的记载，宋《太平寰宇记》说自《汉书》以下至州郡图籍中所谓的“笮”，即系“土夷人于天水之上置藤为桥”。
可见藏、彝等少数民族，对我国首创索桥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四、五世纪藏族的汤东杰布（1385～1464年，或名甲桑珠古，意即“铁桥活佛”）就是当时在雅鲁藏布江以及西藏其他江河上修建铁索桥的工程技术专家。
据说他曾画了一座跨度为138米的雅鲁藏布江铁索桥简图，并于1420年左右建成，是我国古代跨度最大的铁吊桥。
桥两端有塔，宽度仅容走人。
目前已查证的最早索桥是四川益州（今成都）的笮桥，它建于秦李冰任蜀守时（公元前251年），距今二千二百余年，跨城南面的检江，又名夷星桥，是当时按北斗七星形状建成的七座桥中的一座。
西汉王褒在《益州记》中记载，笮桥在司马相如宅院南一百步，建造时用三个大铁椎来系桥柱紧竹索（现今铁椎仅有二个）。
《晋书·桓温传》记载，永和三年（347年）桓温伐蜀进攻成都时，曾与李势战于笮桥，可见，时隔近六百年后，笮桥仍在。
相传诸葛亮曾在这里为出师东吴的费祎饯行。
解放初期在考察司马相如的抚琴台时，曾在今天南门大桥西面的锦江河上，发掘出古代桥基下的大铁椎，证实该处是笮桥的故址。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他的游记中记录了西南龙川东江上的一座藤桥，“桥长十四、五丈，以藤三、四枝，高络于两崖，以树杈中悬而反下，编竹子藤上，略可置足，两旁亦横竹为栏，以夹之。
盖凡桥巩而中高，此桥反挂而中垂，一举足辄摇荡不已，必手揣旁枝，然后可移，止可渡人，不可渡马也”。
台湾省高山中还有藤网吊桥。
索桥刚度很差，随风摇晃，初过索桥者不免有胆战心惊之感。
唐僧智猛《笮桥赞》中说：
“冰崖皓然，百千余仞；飞絙为桥，乘虚而过；窥不见底，仰不见天；寒气惨酷，影战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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