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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秦穆公寻求贤士，西边从西戎取得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又从宋国迎来蹇叔，还从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
这五位贤人，不生在秦国，而秦穆公重用他们，吞并国家二十多个，于是称霸西戎。
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人民因此殷实，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意为国效力，诸侯亲附归服，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攻取土地上千里，至今政治安定，国力强盛。
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策，攻下三川地区，西进兼并巴、蜀两国，北上收得上郡，南下攻取汉中，席卷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之地，东面占据成皋天险，割取肥田沃土，于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使他们朝西事奉秦国，功烈延续到今天。
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
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蚕食诸侯领土，使秦国成就帝王大业。
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
由此看来，客卿哪有什么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呢！
倘若四位君主拒绝远客而不予接纳，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这就会使国家没有丰厚的实力，而让秦国没有强大的名声了。
陛下罗致昆山的美玉，宫中有随侯之珠，和氏之璧，衣饰上缀着光如明月的宝珠，身上佩带着太阿宝剑，乘坐的是名贵的纤离马，树立的是以翠凤羽毛为饰的旗子，陈设的是蒙着灵鼍之皮的好鼓。
这些宝贵之物，没有一种是秦国产的，而陛下却很喜欢它们，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一定要是秦国出产的才许可采用，那么这种夜光宝玉，决不会成为秦廷的装饰；
犀角、象牙雕成的器物，也不会成为陛下的玩好之物；
郑、卫二地能歌善舞的女子，也不会填满陛下的后宫；
北方的名骥良马，决不会充实到陛下的马房；
江南的金锡不会为陛下所用，西蜀的丹青也不会作为彩饰。
用以装饰后宫、广充侍妾、爽心快意、悦入耳目的所有这些都要是秦国生长、生产的然后才可用的话，那么点缀有珠宝的簪子，耳上的玉坠，丝织的衣服，锦绣的装饰，就都不会进献到陛下面前；
那些闲雅变化而能随俗推移的妖冶美好的佳丽，也不会立于陛下的身旁。
那敲击瓦器，拍髀弹筝，乌乌呀呀地歌唱，能快人耳目的，确真是秦国的地道音乐了；
那郑、卫桑间的歌声，《韶虞》《武象》等乐曲，可算是外国的音乐了。
如今陛下却抛弃了秦国地道的敲击瓦器的音乐，而取用郑、卫淫靡悦耳之音，不要秦筝而要《韶虞》，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不是因为外国音乐可以快意，可以满足耳目官能的需要么？
可陛下对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是否可用，不管是非曲直，凡不是秦国的就要离开，凡是客卿都要驱逐。
这样做就说明，陛下所看重的，只在珠玉声色方面；
而所轻视的，却是人民士众。
这不是能用来驾驭天下，制服诸侯的方法啊！
我听说田地广就粮食多，国家大就人口众，武器精良将士就骁勇。
因此，泰山不拒绝泥土，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
江河湖海不舍弃细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邃；
有志建立王业的人不嫌弃民众，所以能彰明他的德行。
因此，土地不分东西南北，百姓不论异国它邦，那样便会一年四季富裕美好，天地鬼神降赐福运，这就是五帝、三王无可匹敌的缘故。
抛弃百姓使之去帮助敌国，拒绝宾客使之去事奉诸侯，使天下的贤士退却而不敢西进，裹足止步不入秦国，这就叫做“借武器给敌寇，送粮食给盗贼”啊。
物品中不出产在秦国，而宝贵的却很多；
贤士中不出生于秦，愿意效忠的很多。
如今驱逐宾客来资助敌国，减损百姓来充实对手，内部自己造成空虚而外部在诸侯中构筑怨恨，那要谋求国家没有危难，是不可能的啊。
注释
（1）“由余”，亦作“繇余”，戎王的臣子，是晋人的后裔。
穆公屡次使人设法招致他归秦，以客礼待之。
入秦后，受到秦穆公重用，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称霸西戎。
“戎”，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
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
（2）“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
晋灭虞被俘，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
逃亡到宛，被楚人所执。
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用上大夫，故称“五羖大夫”。
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
“宛”（yuān），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
（3）“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委任为上大夫。
百里奚对穆公说：
“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
“宋”，国名，或称“商”、“殷”，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江苏、安徽接界之地。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臣剔成肸（即司城子罕）逐杀宋桓侯，戴氏代宋。
公元前286年被齐国所灭。
（4）“邳豹”，晋国大夫邳郑之子，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邳豹投奔秦国，秦穆公任为大夫。
“公孙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晋，后返秦任大夫。
“晋”，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陕西翼城县西），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
春秋时，晋献公迁都于绛，亦称“翼”（今山西翼城县东南），陆续攻灭周围小国；
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
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亦称“新绛”，兼并赤狄，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
春秋后期，公室衰微，六卿强大。
战国初，被执政的韩、赵、魏三家所瓜分。
公元前369年，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国灭祀绝。
（5）“产”，生，出生。
“并”，吞并。
（6）“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本纪》云秦缪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这里的“二十”当是约数。
（7）“孝公”，即秦孝公。
“商鞅”，卫国公族，氏公孙，亦称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死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长、大良造，因功封于商（今山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称商君。
于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两次实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被车裂身死。
（8）“殷”，多，众多。
“殷盛”，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
（9）“魏”，国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于公元前403年与韩景侯、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成为强国。
梁惠王时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因亦称”梁”。
后国势衰败，公元前225年被秦国所灭。
“获楚、魏之师”，指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
公元前340年，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大败魏军。
同年又与楚战，战况不详，据此，当也是秦军获胜。
（10）“惠王”，即秦惠王，名驷，秦孝公之子，公元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
于公元前325年称王。
“张仪”，魏人，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鼓吹“连横”，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辅佐秦惠文君称王，封武信君。
秦武王即位，入魏为相。
于公元前310年去世。
此句以下诸事，并非都是张仪之计，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就把功劳归功到他身上了。
（11）“三川之地”，指黄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
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
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
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取得韩三川全郡，重设三川郡。
（12）“巴”，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称巴子国，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一带。
战国中期建都于巴（今四川重庆节）。
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在其地设置巴郡。
“蜀”，国名，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
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灭蜀，在其地设置蜀郡。
（13）“上郡”，郡名，本来是楚地，在现在的陕西的榆林。
魏文侯时置，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县、延安市一带。
公元前328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前312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
秦国于公元前304年于此设置上郡。
（14）“汉中”，郡名，在现在的陕西汉中。
楚怀王时置，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
公元前312年，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秦于此重置汉中郡。
（15）“包”，这里有并吞的意思。
“九夷”，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在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
（16）“鄢”，音yān，楚国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
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
“郢”（yǐng），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
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攻取鄢，翌年又攻取郢。
（17）“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势险要，是著名的军事重地。
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公元前375年韩国灭郑属韩，公元前249年被秦军攻取。
（18）“六国”，韩、魏、燕、赵、齐、楚。
“施”，音yì
，蔓延，延续。
（19）“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侧或则，秦惠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公元前306年至前251年在位。
“范雎jū”，一作“范且”，亦称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张禄，受到秦昭王信任，为秦相，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封于应（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亦称应侯，死于公元前255年。
（20）“穰”，音rá
ng。
“穰侯”，即魏冉，楚人后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秦武王去世，拥立秦昭王，任将军，多次为相，受封于穰（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后又加封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被免去相职，终老于陶。
（21）“华阳”，即华阳君芈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将军等职，与魏冉同掌国政，先受封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北），故称华阳君，后封于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故又称新城君。
公元前266年，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
（22）“蚕食”，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
（23）“向使”，假使，倘若。
“内”，同“纳”，接纳。
（24）“陛下”，对帝王的尊称，“致”，求得，收罗。
“昆山”，即昆仑山。
（25）“随、和之宝”，即所谓“随侯珠”和“和氏璧”，传说中春秋时随侯所得的夜明珠和楚人卞和来得的美玉。
（26）“明月”，宝珠名。
（27）“太阿（ē）”，亦称“泰阿”，宝剑名，相传为春秋著名工匠欧冶子、干将所铸。
（28）“纤离”，骏马名。
（29）“翠凤之旗”，用翠凤羽毛作为装饰的旗帜。
（30）“鼍”（tuó
）亦称扬子鳄，俗称猪婆龙，皮可蒙鼓。
（31）“说”，通“悦”，喜悦，喜爱。
（32）“犀象之器”，指用犀牛角和象牙制成的器具。
（33）“郑”，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宣王弟友，公元前806年分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
春秋时建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县），有今河南中部之地，公元的375年被韩国所灭。
“卫”，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武王弟康叔，初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后迁都楚丘（今河南滑县）、帝丘（今河南濮阳县），有今河南北部、山东西部之地。
公元前254年被魏国所灭。
“郑、卫之女”，此时郑、卫已亡，当指郑、卫故地的女子。
“后宫”，嫔妃所居的宫室，也可用作嫔妃的代称。
（34）“駃騠”，音jué
tí
，骏马名。
“外厩（jiù
）”，宫外的马圈。
（35）“江南”，长江以南地区。
此指长江以南的楚地，素以出产金、锡著名。
（36）“丹”，丹砂，可以制成红色颜料。
“青”，青，可以制成青黑色颜料。
“西蜀丹青”，蜀地素以出产丹青矿石出名。
“采”，彩色，彩绘。
（37）“下陈”，殿堂下陈放礼器、站立傧从的地方。
“充下陈”，此泛指将财物、美女充买府库后宫。
（38）“宛”，宛转，缠绕。
”宛珠之簪”，缀绕珍珠的发簪。
或以“宛”为地名，指用宛（今河南南阳市）地出产的珍珠所作装饰的发簪。
（39）“傅”，附着，镶嵌。
“玑”，不圆的珠子。
此泛指珠子。
“珥”，音er，耳饰。
（40）“阿”，细缯，一种轻细的丝织物。
或以“阿”为地名，指齐国东阿（今山东东阿县）。
（41）“缟”，音gǎo，未经染色的绢。
（42）“随俗雅化”，随合时俗而雅致不凡。
“佳”，美好，美丽。
“冶”，妖冶，艳丽。
“窈窕”，音yǎotiǎo，美好的样子。
“赵”，国名，始封君赵烈侯，系晋国大夫赵衰后裔，于公元前403年与魏文侯、韩景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东南），有今山西中部、陕西东北角、河北西南部。
公元前三八六年迁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市）。
公元前二二二年被秦国所灭。
古人多以燕、赵为出美女之地。
（43）“瓮”，音wè
ng，陶制的容器，古人用米打水。
“缶”，音fǒu，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器。
秦人将瓮、缶作为打击乐器。
“搏”，击打，拍打。
“髀”，音bì
，大腿。
“搏髀”，拍打大腿，以此掌握音乐唱歌的节奏。
（44）“《郑》”，指郑国故地的音乐。
“《卫》”，指卫国故地的音乐。
“《桑间》”，桑间为卫国濮水边上地名，在今河南濮阳县南，有男女聚会唱歌的风俗。
此指桑间的音乐，即本书《乐书》的“桑间濮上之音”。
“《昭》”，通“韶”，《史记集解》引徐广曰：
“昭，一作‘韶’。
”歌颂虞舜的舞乐。
”《虞》”，按《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引南化本、枫山本、三条本等作“护”，当为歌颂商汤的舞乐。
“《武》”，歌颂周武王的舞乐。
“《象》”，歌颂周文王的舞乐。
（45）“太山”，即泰山。
“让”，辞让，拒绝。
（46）“择”，舍弃，抛弃。
细流，小水。
（47）“却”，推却，拒绝。
（48）“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即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
（49）“黔首”，无爵平民不能服冠，只能以黑巾裹头，故称黔首。
此泛指百姓。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式称百姓为黔首。
《史记·
秦始皇本纪》载：
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
“资”，资助，供给。
（50）“业”，从业，从事，事奉。
（51）“赍”（jī）送，送给。
这句是说，把武器粮食供给寇盗。
（52）“益”，增益，增多。
“雠”，通“仇”，仇敌。
减少该国的人口而增加敌国的人力。
（53）“外树怨于诸侯”，指宾客被驱逐出外必投奔其它诸侯，从而构树新怨。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
这件事是在秦王赢政十年。
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
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
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
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
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
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
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
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
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
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
“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
”这说的是下行公文。
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
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
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
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
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
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
“秦王拜斯为客卿。
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
‘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
请一切逐客。
’李斯议亦在逐中。
斯乃上书曰：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
”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
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
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
“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
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
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
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
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
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
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
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
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
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
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
《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
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
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
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
新序》：
“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
”），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
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
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
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
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
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
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
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与“却客不内”（虚笔）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
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
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
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
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
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
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
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
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
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
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
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
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
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
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
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
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
“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
”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
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
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
“烦（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
”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
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
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
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
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
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
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
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
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
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
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
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李斯（约前280年－前208年），秦朝丞相，河南驻马店上蔡县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千古一相。
李斯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
秦统一之后，李斯参与制定了秦朝的法律和完善了秦朝的制度，力排众议主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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