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第二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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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第二讲
《中华文化》第二讲：
儒家文化
一、儒家学派与儒家文化
（一）儒家与孔子
先秦学术，西周时尚“官师合一”，春秋时天子失官，分裂为私家之学，汉人分为十家，“儒”乃其一，其余九家为道、墨、法、农、阴阳、名、纵横、杂家、小说。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按：
主管教化）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儒家学派创始于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
先世是商后宋（建都今河南商丘）的贵族。
在鲁国曾任相礼（司仪）、委吏（管理粮仓）、乘田（管理畜养）一类的小官，后又任中都宰、司寇。
长期聚徒讲学，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之说。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钱穆说他是“中国史上平民学术之开始”，是“将古代的贵族学术传到平民社会的第一人”。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25章《孔子》曰：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
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
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故称之为“圣人”、“素王”，西方学者则比作耶苏。
但孔子不是教主，其学说不是宗教。
（二）、儒家学说的主要特点与思想精髓
儒家由于出于古司徒之官，其职业决定了其学说有如下两个主要特点：
1、精通“六艺”之学。
“儒”的职业，决定了必须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古称“六艺”。
精通六艺，也就是“士”。
因此，儒家都注重文献。
孔子曾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未必都可靠，但他整理过上古文献，而且卓有成就，应是事实。
2、“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儒家塑造了尧、舜、文、武理想的社会模式，前者是“内圣外王”、以德服人的典范，后者代表周代的典章制度和礼乐教化。
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1、讲“仁义”。
儒家不重“神道”（不语怪力神乱），也不讲“君道”，而重“人道”，也就是“平民之道”，即“仁”。
《论语》中有一百零九次提到“仁”，故“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仁者爱人”，它是人心的境界与功能。
“仁”的内容可归纳为孝、悌、忠、恕四字。
所谓“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这是人与人相处之道。
“义”即“宜”，是做该做的事。
孔子说：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是要把“宗教化的政治”变为“人道化的政治”，以德治人，即以人为本。
2、提倡“民本主义”。
即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
强调“民为邦本，本因邦守”；“民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曰：
“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
”又说“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因此，儒家重视关心民生疾苦，要求满足人民基本物质生活的需要，尊重人的个人尊严。
3、儒家提出“中庸”。
不偏叫中，不变叫庸.。
儒家主张温良恭俭让，主张“和为贵”，“天人合一”，尤其是《礼运》所记孔子的“大同”思想，以“天下为公”的理想主义，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儒家文化总体说来是积极的，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建设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当然，儒家思想、儒家文化也有缺点，主要有：
1、太看重现实政治，常偏向社会上层而忽略下层，容易权利势者维持旧秩序所利用；
2、常偏向大群体而忽略小“我”的生存状况，故佛家认为它只能治外，不能治内（心）。
这为佛教留下了空间.
3、太注重人类而忽略自然。
这为道家留下了空间。
二、儒家的礼乐文化（见教材P29）
（一）、礼、乐及其典籍
1、什么是礼、乐?
《说文解字》：
“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从示从豊（“豊”礼器）。
”则礼为礼器，引申为祭神的宗教仪式。
《周易·豫卦》象词：
“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
”《礼记·乐记》：
“乐者敦和，率神以从天；礼者辨宜，居鬼以从地。
故圣人作乐以从天，制礼以配地。
”可见礼乐都与上古的祭祀活动有关，是巫文化的产物。
孔子认为“礼由仁生”。
“礼”虽是神道的、宗教的，而“仁”则是人道的。
于是，儒家用礼、乐建构起一整套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并完成了由神道到人道的转变。
可以说，整个封建文化，也就是礼乐文化。
所谓“礼乐文化”，原本是人类原始时代的习俗系统，包括信仰、祭祀、生产、生活、习惯、经验、知识的积累。
司马迁在《史记·礼书序》中说，制“礼”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们节制欲望的习惯和品德，以维系社会生活的秩序。
它延续和发展下来，就成为文明社会的整套制度。
梁启超也说：
“无文字的信条，谓之习惯。
习惯之合理者，儒家命之曰‘礼’。
”（《先秦政治思想史》P81，上海书店、中华书局1986年版）总之。
“礼”既不是法律，也不是道德，那么，究竟是什么?
在我们看来，“礼”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数百年来的习惯”。
整整一部《仪礼》都是记载古代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习惯的。
随着第一代文明的灭亡，文化也发生变异，唯中国文化保持着原生态，仍沿“礼”（习惯）的方向发展，大约在西周时代基本定型，成为中国独特的礼文化发展模式，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系统，大体与“文化”同一概念。
“礼乐”并不属儒家所有，儒家只是礼乐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已。
古代的“乐”，不是今天“音乐”的概念，它包含音乐、舞蹈、诗歌，以及说唱相结合的样式。
“乐”是礼教的重要内容。
礼与乐相配合，追求的是一种天地、社会、国家、家庭、个人全面的协合的境界，从礼的角度讲是“大顺”，从乐的角度讲是“大和”。
因此，尽管乐与礼的形式不同，但它们所反映的内容是一样的，两者所达到的效果也是一样的，故乐亦是礼，古代的祀仪活动，都必须配乐，《通典·礼典》曰：
“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
”
2、礼书。
现传的礼书经典有《周礼》、《仪礼》、《礼记》三部，号称“三礼”。
《周礼》旧称《周官》（《史记·封禅书》）。
《周礼》大致成书于战国，但成书并非一时，所反映的制度，最早是西周，大部分与春秋时事相合，最晚的不下战国。
此書分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礼）、夏官（掌邦政）、秋官（掌邦禁）、冬官（篇亡，现为<考工记>.掌邦事）.
《仪礼》本称《礼经》（《汉·艺文志》），一称《士礼》（《史记·儒林传》、《汉艺文志》），六朝以后通称《仪礼》。
《仪礼》大致成书于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
《仪礼》主要记载各种礼的仪文礼节，指导人们如何去履行各种礼仪规范。
《礼记》是一部关于“礼”的资料汇编，其中有关于《周礼》、《仪礼》的研究论文，关于“礼”、“乐”的通论，也包括一些零散的“逸礼”。
《礼记》的目的，是阐发各种礼仪中的意义，追述其中的沿革，以指导上至国家之治理，下至修身立命的根本准则和方向。
3、乐书。
乐和乐教是古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典籍中的“六经”包括“乐”，但古《乐》经早已亡佚，有关“乐”的理论，较完整地保存在《礼记·乐记》中。
“乐”也是礼，古代的礼仪活动，如宗庙祭祀、朝聘、宴飨等等，都必须配以乐，故曰“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通典·礼典》）。
下面一般只谈“礼”，其实“乐”已在其中矣。
（二）、“古礼”的主要内容
古礼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内容十分丰富。
《礼记·中庸》曰：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礼器》又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十九章，据《周礼》、《仪礼》，将“礼”的内容概括为十一个方面，比较周详，这采用其说。
大略为：
1、国土之区画。
设九州：
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
（详《周官·职方氏》）又设畿、服。
九畿：
国畿之外，有侯畿、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蕃畿（详《周官·大司马》）九服：
“王畿”之外，有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畿（详《周官·职方氏》）。
对封国、王畿，都有详细的区画。
2、官吏之职掌。
国家社会之治，行政官吏在所必设。
古代设官之源，大多出于《周官》。
官分卿、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等，又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属，每属又有六十小属，共有官五六万人（详《周官·小宰》）。
3、乡遂之自治。
周王城为中央政府，郊甸则为自治之地。
《周礼·大司徒》：
“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
”又《周官·遂人》：
“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先駉，五駉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汉同而名异。
比、闾到乡（遂），都设有官（详见（《周官·司徒》）。
其官多由民举，而受天子之命；其职等于王官，而为地方自治之领袖。
4、授田之制（附兵制）。
即所谓井田制，分三种：
画地为井而公田者；画田为井而以其中百亩为公田者；不画井而但制沟洫者。
乡遂十五万家，家出兵一人，各以六万五千家为六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
7这样，既能均贫富，又寓兵于农（详《周官·遂人》、《大司徒》、《小司徒》、《大司马》等）。
5、市肆门关之政。
周代贾人亦授贾田，农商可兼治。
周之掌市肆关门者有：
司市、质人、廛人、泉府、司门、司关、掌节，市官又可自辟如胥师、贾师之类，有如今之各类市场管理人员（详《周官·司市》、《廛人》、《泉府》、《司门》等）。
6、王朝之教育。
周代教育，王朝、乡遂分为二途。
王朝有成均（大学）、辟雍、上庠等，地方有乡学。
王朝掌教育之官为师氏、保氏；乐师则掌小学教育，大司乐掌大学教育。
师氏所教曰三德（至德、敏德、孝德）、三行（孝行、友行、顺行）；保氏教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仪（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旅之容，车马之容）；乐师教小舞，大司乐教乐德、乐语、乐舞（详见《周官·保氏》、《师氏》、《乐师》、《大司乐》）。
7、城廓道路、宫室之制。
都邑有城郭，城郭四面十二门，道路有五沟（水路）、五途（陆路），树以林（详见《周官·大司徒》、《量人》、《司门》、《司险》及《考工记》）。
宫室则有明堂、宗庙、朝堂、宫寝、民居，详《考工记》等。
8、衣服饮食医药之制。
王后卿大夫的衣服有专官掌之，来源于诸侯所贡、嫔妇所贡、征敛所得。
庶民衣服自备（详见《周官·大司徒》、《司裘》、《弁师》、《掌皮》等）。
食以谷为主，以周给为要（见《周官·司稼》、《膳夫》等）。
医则属太宰，而万民得以从而治之（见《周官·疾医》、《医师》等）。
9、礼俗。
对各种礼俗进行规范，是“三礼”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周礼》有五礼：
吉、凶、兵、军、嘉（详见《礼记·祭统》、《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等）。
《礼记》以《仪礼》为基础，分礼为八类：
冠、昏、丧、祭、射、乡、朝、聘。
（见《礼记·王制》、《礼运》、《昏义》、《大戴礼记·本命》等）。
前四类是围绕人一生之生老病死的过程；后四类主要是贵族男子一生的活动。
10、乐舞。
乐舞虽起源很早，但至《周官》始备言六律、五音、八声（见《大师》、《典同》、《大司乐》等），《礼记·乐记》备言锵锵鼓舞之制。
《仪礼·大射仪》、《乡饮酒礼》言陈乐之法。
王国维《乐诗考略·释乐次》根据《诗经》，对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各种乐舞有详细考证，可参读。
11、王朝与诸侯之关系。
最要者为六事：
命官（《周官·太宰》、《典命》）、贡物（《周官·太宰》、《小行人》、《大行人》）、盟约（《周官·司约》、《大司寇》）、朝聘（《周官·小行人》、《大行人》）、刑罚（《周官·大司寇》、《布宪》）、哀恤（《周官·小行人》、《掌客》等）。
由上述可见，“礼”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是整个社会的构成纲领和人们行为的准则，笼罩着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故古人十岁上小学，学幼仪，十五岁开始学成人礼，二十岁入大学，专门学礼，七年小成，九年“大成”，年已届三十，故曰“三十而立”。
《论语·为政》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
距。
”研究者以为就是学“礼”。
上述“三礼”所记载的周代礼制，如果都曾付之实行，则恐不胜其繁。
朱熹的说法是：
“大抵说制度之书，惟《周礼》、《仪礼》可信，《礼记》便不可深信。
《周礼》毕竟出于一家，谓是周公亲笔做成，固不可。
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尽。
（《朱子语类》卷86）此说较通达。
（三）、“古礼”的基本功能
在《仪礼》八类礼仪中，冠、昏、丧、祭占了四类，说明宗族关系处于核心地位。
《仪礼》是围绕男子特别是贵族男子一生的活动建立起来的。
男女有别，庶长有别，贵贱有别，目的是维护宗族的利益。
贵族宗子是宗族的核心，对内掌握着宗族大权，对上协助君主治理国家，对外主理所在地方的自治。
儒家修身治国的理论，就是从这种功能中总结出来的。
在《仪礼》与《周礼》相结合的结构中，则是以《周礼》（国家制度）为经，以《仪礼》（社会礼仪）为纬，其主要目的是治理国家，理所当然地是以国君为核心。
国君治理国家有“二柄”，一是推行礼治，二是掌管爵赏刑罚大权。
二大类虽结构、功能上有差别，但本质上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君权与宗权的统一。
作为国君，他一方面掌握着君权，另一方面，他又是天下或国家的大宗，因此也掌握着宗权。
《仪礼》虽是习俗，但它被制度化后，又成了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手段，取得了强行推行的意义。
古礼的基本功能，决定了国家形成的道路。
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论述，国家形成的道路有三种：
一是改造氏族机关，使之成为国家机关；二是设置新的机关来排挤掉氏族机关而成为国家机关；三是部分改造氏族机关、部分设置新的机关以代替氏族机关，从而形成国家机关。
中国走的是典型的第一种道路，即把氏族血缘组织改造成国家。
周人能将其统治扩大到当时的全国，用的是宗法分封制，但宗法分封制是由氏族分孽演变而来。
氏族大了，变成族团（胞族、部落），族团联合而成部落联盟。
因此，中国文明的出现不是国家的产物，恰恰相反，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发展的结果。
在国家产生以前，若没有漫长的文明发展，国家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展，国家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秦、汉以后的礼乐
1、秦汉是古礼与新礼的交替期
春秋、战国时代，是古封建制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过渡的时期。
所谓古封建制，一是分封制，即裂土分封；一是宗法制，即同血缘关的人的组合。
古礼的基础，是建立在忠君与孝亲、尊与慈、敬与爱、悌与友完全统一的基础之上的。
但从春秋时的晋国开始，就取消了公族制度，从而造成了宗法分封制的破坏，治国不再是一家一宗之事，走向国君与六卿联合执政。
后来又变为卿大夫专权.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列为诸侯，专制制度转化成了国家制度，而郡县制又带有中央集权的特征，于是形成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
故从三家分晋起，晋国已完成了古封建制向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过渡，礼制的基本环节已被破坏，所谓“礼崩乐坏”是也。
晋国的巨变，基本上奠定了以后两千年以法治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格局。
2、汉以后的的礼乐文化及其特点
“三礼”所反映的礼仪制度，是所谓“古礼”系统，也就是三代至春秋、战国时的礼制文化。
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了中国全境由古封建制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过渡。
到汉代，制订新礼的必要性日益突出，经高祖，到武帝时，新礼方始制订。
《史记·礼书》记载了这一转变过程：
“至秦有天下，悉内（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
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
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
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
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
“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
今大国专治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
”孝景用其计，而六国畔逆，以错首名，天子诛错以解难。
事在《袁盎》语中。
是后官者养交安禄而已，莫敢复议。
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馀年不就。
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
上闻之，制诏御史曰：
“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
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
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
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
”乃以太初之元（前104）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
”要之，三代以前是纯正古礼时期，春秋是变礼时期（古礼变而犹存）。
战国时，古礼已成过去，是古礼的记录、整理和义理阐发时期。
秦统一中国，彻底实现了由古封建制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过渡，而汉至武帝时，则是“新礼”（所谓“汉亦一家事”，即汉之“典法”））的制作期。
汉以后的“礼”“乐”（新礼）文化，也就是各朝的主要制度，它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
其特点，一是从三礼中寻找三代礼乐制度的遗制，二是上引《史记·礼书》的“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以成“一家之事”，即不拘泥于古礼。
《隋书·礼仪志一》曰：
“秦氏以战胜之威，并吞九国，尽收其仪礼，归之咸阳。
唯采其尊君抑臣，以为时用。
至于退让起于趋步，忠孝止于动止，华叶靡举，鸿纤并摈。
”“汉高祖既平秦乱，初诛项羽，放赏元勋，未遑朝制。
”“武帝兴内制而爱方术，至于鬼神之祭，流宕不归。
”“而高堂生于所传士礼亦谓之仪，弘畅人情，粉饰行事。
洎西京以降，用相裁准，咸称当世之美，自有周旋之节。
黄初之详定朝仪，太始之削除乖谬，则《宋书》言之备矣。
梁武帝始命群儒，裁成大典。
……陈武克平建业，多准梁旧。
……（隋）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
”以上是汉至隋代的制礼作乐概况。
简单地说，汉以后礼乐文化的特点主要有两点：
一是“因”，二是“革”，也就是前引《史记·礼书》所述汉武帝时所定的两条基本原则。
（五）、“礼”“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1、“礼”是文化之根。
“礼”“乐”产生于生活习俗，起源于文字发明以前，世界各民族皆然，并非中华民族所独具。
由于上古文化可以通过礼仪的形式保存下来，故原始的“礼”是各民族文化的“根”。
但其他古老民族之“礼”，随着第一代文化的灭亡而与上层建筑以及经济基础绝缘，特别是欧洲中世纪以后，文化转向为宗教神学，而礼俗并没有转变为礼制。
独其在中国文化中，“礼俗”发展为礼制，进而发展为礼义，所谓中国乃“礼义之邦”是也。
中国之“礼”一直贯穿古今，成为中国文化之总名，对此，西方学者倍感惊异。
故在中国，“礼”是一个独特的概念，它与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法律、宗教、哲学思想等结合在一起，又为其他民族所无。
礼俗、礼仪、礼制、礼规、礼义，构成中国人民的行为规范，一直贯穿到近现代。
因此，礼、乐是中国文化的根。
（2）、国家是文明发展的结果。
中国形成国家的道路，基本上是内部的自然演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即国家产生文明）。
因此，中国五千年文明完全是事实，西方学术界以文字为文明标志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
（3）、“礼”是文化的积累。
人们通过礼仪，一代一代地传递经验、知识、信仰。
礼仪较之语言，是一种比文字稳定得多的形式，它类似于文字的功能。
成熟的礼仪，可以代替文字，成为文化是否发达的标准，甚至成为文明出现的标志。
从宋、明时代起，礼制与理学家的观念相结合，特别是对妇女的人身限制等，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故“五四”以后大力反对“封建礼教”，是应当肯定的。
但破旧必须立新，国家及国民大众的行为规范，到今天虽已有了不少建设，但尚待完善，有的还亟须重建。
三、“新儒学”——宋、明理学概述（见教材P27）
儒家思想发展到宋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传统的儒学与佛、道相融合，而产生了“理
学”，也就是“新儒学”。
因此，研究宋以后的文化，就必须研究“新儒学”。
（一）、理学的产生
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
自十一世纪产生到十七世纪衰落，历时七百多年，比经学、玄学、佛学统治时间都长；而它对文化的影响则直到清末，即使今天，一些学者认为仍是存活着的传统文化。
1、理学的产生及其在宋代的发展
“道学”又称“理学”，——其实“道学”、“理学”的概念略有不同，“道学”只适用于程、朱一派，而理学还包括心学，是个更宽泛的概念。
冯友兰称之为“新儒家”（《中国哲学史》上册），西方学者翻译为“新儒学”（Neo-Confucianism），日本学者称为“新儒教”。
我们一般称“理学”。
理学是宋代学者融合儒、佛、道三教而兴起的一门学问。
理学家为了宣传的需要，认为它产生于三代，古圣贤相传相授，到孟子后便‘不得其传的“绝学”。
实际上，所谓“道学”的基本理论，既不起于“三代”，也不缘于文王、周公，而是肇端于中唐时代的韩愈（768—824）、李翱（772—841）。
韩愈写了著名的《原道》，提出从周公到孔子圣贤相传的所谓“道统论”。
李翱汲收了佛老思想，推崇“寂然不动”的不动心境界，比韩愈更关注人的精神修养问题。
宋初胡瑗、孙复、石介“三先生”都鼓吹“道统”，而直接创立道学的，是北宋中叶的周敦颐、张载、邵雍（1011—1077）、二程（颢，1032—1085；颐，1033—1107）。
周敦颐首先提出“道”、“无极”、“太极”等一系列重要范畴，故被后代尊为“理学鼻祖”。
张载提出“气”、二程又提出“理”，探索自然与社会背后的主体问题。
他们将《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作为尧、舜、禹渊源授受的儒学“道统”的内涵和精髓，并将其解释为“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朱子语类》卷78），从而将“道统”与道德伦理观念紧密结合起来，并以正统儒学自诩，将自己的学说与先秦儒学直接挂钩，并将汉、唐佛学排斥在正统之外，凸现出宋学的核心和主流。
中经王安石“新学”及苏轼“蜀学”的打压，到南宋朱熹集其大成。
理学在宋、明两代勃兴，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最基本的有如下两点。
（1）、它适应了重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需要。
封建知识分子认识到佛、道教理与儒家的纲常相建背，削弱了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力，是造成唐末五代政治混乱、伦理败坏的根源；但传统的儒学经典又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必须重新对儒学经典加以阐释和进行哲学论证，使之在理论上能与佛、道相抗衡。
这是理学之所以产生并成为时代思想主潮的根本原因。
（2）、儒学要与佛、道二教抗衡，必须将作为伦理之学的儒学哲学化，否则就不可能树立起它的权威地位。
于是，理学大量汲取了佛、道二教的思辨成分，建构起严密的哲学体系，并将它“出世”的修养方式引向“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向，使之由神学观念回到现实世界，也使哲学的终极由彼岸回到此岸，使理学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使其价值观不仅为统治集团所认同，而且深入人心，对社会心理产生深远的影响。
那么怎样对理学定位呢?
有学者认为“理学不应该被视为封建社会后期没落的意识形态或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观念的体现，而是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亚近代的文化表现，它正是配合、实适了社会变迁的近世化而产生的整个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并应在‘近世化’范畴下得到积极的肯定现理解。
”（陈来《宋明理学·引言》）
（二）、理学的基本理论
理学家讨论的核心，是以“性与天道”为中心的哲学问题。
“性”指人性，理学家也指物性；天道即理或“天理”。
最主要的是下面三个问题。
1、“道体”问题，也就是理学家的宇宙生成论。
他们所说的太极、无极、太虚（张载），朱熹归纳为“理”：
“衣食，动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朱子语类》卷62）；陆九渊归纳为“心”，“心”就是“理”。
理学家的宇宙运行图式为：
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万物。
这实际上就是《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翻版，同时接受了佛教哲学的思辨。
理学家所说的“理”或“天理”，是唯一的绝对，“天下只有一个理”（《二程遗书》卷18），“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同上卷2上）。
一切皆是由“天”产生的，而“天理”又是上帝的同义语：
“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同上卷11）。
这就是说，“天理”、“天”、“帝”都是同一内涵，“天理”成了自然的创造者，但又不是人格神，朱熹认为现象背后的本体是“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语类》卷1）。
表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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