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历史及范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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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历史及范围
第一章 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历史及范围
政治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又是一门介于政治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及其过程与地理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政治地理学的对象及性质
（一）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有最基本的范畴以及相应的由这些范畴构成的学科体系，以此与其他学科相区别。
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也不应例外。
然而，综观政治地理学在西方的发展，以及围绕政治地理学研究对象出现的种种流派，关于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迄今为止仍未形成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定义。
这我们可以从地理学史上出现的如下几个主要流派的观点中看出来：
有机组织学派的代表人物，德国的拉采尔（F.Ratzel）、德国的豪斯浩弗（K.Haushofer）和瑞典的契伦（Kjellen）主张，政治地理学就是对国家这个有机体所作的空间研究。
如豪斯浩弗就认为“政治地理学系研究政治有机体的空间及其结构的学问。
”①
政治景观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的惠特莱西（D.Whittlesey）、哈特向（R.Hartshorne）主张，政治地理学主要是对政治景观进行研究，如惠特莱西在其《地球与国家》中曾认为，“地球表面不同地方的政治现象的差异是政治地理学的本质。
”②
政治生态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的鲍曼（I.Bowman）、荷兰的范根堡（V.Valkenbury）主张，政治地理学主要研究人类所组成的社会集团如何从政治地理上适应其所居住的区域自然环境。
统一领域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的琼斯（S.B.Jones）则主张，政治地理学应研究政治观念如何转化成政治区域，以及在特定的政治区域内的政治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在琼斯看来，政治观念和政治区域是一个链条的两端，这个链条是这样的：
政治观念-决策-运动-区域-政治区域。
在这里，“政治观念在这个链条中，并不只是指国家观念，而是指任何政治观念”。
①政治区域是指任何政治组织活动的地理空间，“不管是一个民族国家、一个独立的区域、国家之下的一个区，还是一个行政区或地区”。
②
从以上几个流派关于政治地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中可以看出，政治生态学派、有机组织学派、政治景观学派都强调，政治地理学是对国家的空间结构及其内、外活动的研究，国家是研究的对象。
用荷兰地理学家范根堡的话来说：
“政治地理学就是国家地理学，并且为国际关系提供地理上的解释”③。
而统一领域学派则将国家这个有形的政治区域扩展到诸如大西洋联盟、共产主义国际体系、英联邦等这样的术语表示的大面积的政治区域上。
这样，就将政治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大了。
在我们看来，尽管对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派的主张有所不同，但对政治区域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地理学的主题。
政治地理学，一方面，从空间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和结果，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在地理空间中分布的一般规律和特征；另一方面，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地理空间的改变。
这种研究必然集中在对政治区域的研究上。
因为，人类所从事的政治活动都是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进行的，而地理区域则为人类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场所。
所以，人类的政治活动必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政治区域。
所谓政治区域，是指地球表面上任何按照政治标准划分的地区，它既包括一个国家或国家之下的行政区，也包括数国结成的区域。
政治区域作为一个基本范畴是由三个要素组成的：
①政治组织；②一定数量的人口；③地理区域。
任何政治区域都是这三个要素的有机统一体。
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三个组成要素的具体内涵有所变化，但这三个要素作为政治区域的组成部分是不会变化的，缺少其中一个要素，也就不能成为政治区域。
在当代，这三个要素都有其特定的内容。
我们所说的政治组织，既指各个有主权的国家，也包括各国国内的地方政治组织，如各级地方政府，还包括数国联合起来的国际组织和地方群体。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对空间的开发，当代的区域除指地球表面上的地域以及分割不同地域的界线外，还指地域之上的空间和大气层。
除这些有形的区域外，政治区域中的区域还包括无形的区域，如均势、集团等词语表达的区域。
人口除了指人口的数量、密度及其流动以外，还指种族、民族以及人们的政治行为等。
可见，政治区域的历史性、时代性，为政治地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内容。
任何政治区域都离不开三个基本组成要素。
①政治组织，这是政治区域与其他区域，诸如经济区域、社会文化区域、自然区域相区别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构成政治区域的首要条件。
狭义地讲，政治系统是指通常情况下合法的机构，包括“政府”、“国家”；广义地讲，包括实际和法定形式的政治行为，不仅包括国家的合法组织，也包括现实的政治生活，如地区群体、压力集团、政治势力等。
②一定数量的人口，这是政治区域和其他以人文特征为标准划分的区域的共同特征。
没有人，没有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自然界就不可能留下人类实践活动的烙印，各种区域的存在也就不可能。
正是人类的政治活动才形成政治区域，离开人，一切就无从谈起。
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曾说：
“政治系统是由国民或选民同立法者、行政官员和法官这些相互作用的角色构成的。
当每个人参加政治交流，组织政治利益集团，参加投票或缴纳捐税时，他就从非政治角色转为政治角色，因此，我们不妨说，每个人都是出入于政治系统的。
”①当然，人口数量可多可少，如有的城市可达几百万人，有的村庄只有几十人。
③地理区域，这是构成政治区域的必要条件，也是所有区域的共同特征，这是人类活动的空间表现形式。
地理区域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对有主权的国家来说，地理区域是指该国的领土；对国际组织来说，地理区域是指这些组织相应的空间，这些区域都是有形的，有其明确的界线。
也有无形的地理区域，这种区域很难考究其界线，如选举活动中选民态度的分布范围，国际政治中的均势等。
政治区域这三个组成要素并非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
就政治系统和人类的关系而言，政治系统并不是人类社会所固有的，而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随着“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和“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政治。
”②政治系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就政治系统和地理区域而言，政治系统离不开地理区域，地理区域为政治系统提供“政治资源”，具体表现在，任何一个政治系统必然受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影响，诸如国内的经济、自然环境和资源、教育和技术体系、种族和文化体系以及国际之间的贸易、外交、战争、交通和文化交流等都影响政治系统的功能。
政治区域正是这三个要素的有机统一。
（二）政治地理学的性质
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性质是由其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
概括起来，政治地理学的性质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历史性：
和其他许多学科相同，政治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它的历史性或时代性，这种时代性或历史性是由其研究对象本身的特征决定的。
政治区域本身之所以具有历史性，是因为其组成要素是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断更新其内容的，并改变其形式。
如政治系统，作为政治区域的组成要素，它的内容和形式在不断地变化。
在二战之前，国家是主要的政治组织形式，而战后出现的国际组织和地区群体改变了政治系统旧的存在形式，丰富了政治系统的内容。
人口作为政治区域的一个要素，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诸如大量移民、难民以及城市化都丰富了人口的内容。
仅就数量而言，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其人口增长的幅度也不同。
当前世界出现了三种人口增长类型：
西欧的零增长型、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增长型以及发达国家的低速增长型。
而地理区域的形式则更是变化不断，如有形区、无形区等。
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政治区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政治区域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就世界政区而言，19世纪的世界政区图和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政区图相比，以国家为尺度的政治区域的数量明显地增加了。
就某一国家内部而言，其行政区划也是随着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建设需要不断变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适应当时建设的需要，曾对旧中国行政区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在省和中央之间设立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1954年又撤销了六大行政区，恢复省作为一级地方政权，同时增设了民族自治区域等。
政治区域的这种历史性并不意味着政治地理学不是一门科学，因为，无论组成政治区域的三个要素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如何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这三个要素作为政治区域的组成部分本身是不改变的，这就决定了政治地理学这门学科的理论的稳定性。
所以我们可以说，政治区域的历史性或时代性并没有改变政治地理学这门学科作为一门科学。
相反，正是这种历史性或时代性不断地丰富了政治地理学这门学科的内容。
2.政治性：
与其他类型区域相比，政治区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阶级性，也叫政治性。
任何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国际组织在国内和国际活动中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代表一定的阶级，公众的政治行为也是代表某种政治倾向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列宁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①政治区域的这种政治性是随着政治组织，特别是像国家这样的机构的产生而产生，当然也随着统治阶级的统治机构的消灭而消亡，“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了政治性质。
”②就国际组织而言，许多国际组织都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在意识形态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这些也使国际政治区域具有不同的政治性。
如原来的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英等为主的西欧资本主义阵营就有不同的政治性质。
因此，在分析政治区域时，除了注意其历史性外，还必须注意其政治性。
3.综合性：
政治区域另一个特征就是综合性。
没有纯粹的政治，政治总是和某些集团的利益，特别是和经济利益相联系的，除此之外，政治也和军事、思想意识形态相联系，政治正是这些因素的集中体现。
区域也不是纯粹的空间，而是自然资源、人口等分布的空间。
所谓政治区域的综合性就是指任何一个政治区域都是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意识形态、资源、人口等的综合体。
政治区域的综合性要求我们在研究政治区域时，必须从多方面加以考虑，如当我们把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区域加以研究时，不但要研究政党、政府的空间结构，而且要研究国家的经济、军事、思想意识形态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同时还要研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以及人口分布的政治意义。
① G.E.Peary.屈彦远译.世界政治地理.台湾“教育部”出版，1960.
② D.Whittlesey.Theearthandthestate.NewYork：
1944.
① GlassnerMⅠ，deBlijHJ.Systematicpoliticalgeography.153～
② GlassnerMⅠ，deBlijHJ.Systematicpoliticalgeography.153～
③ ValkenbargV.Elementsofpoliticalgeography.NewYork：
1939.
① G.A.阿尔蒙德，G.宾厄姆·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①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
二、政治地理学的历史发展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政治地理学的思想萌芽历史久远，但是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这里，分别介绍政治地理学这门学科在西方和中国的发展简史。
（一）政治地理学在西方的发展
一般认为，政治地理学在西方的发展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③：
1.萌芽时期（古代—19世纪中叶）：
在西方，最早把政治现象和地理环境联系起来并加以阐述的思想家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前427—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一书中曾对城邦国家的地理位置作过论述。
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最合理的地理位置是四面邻水的岛国，岛国拥有足够的人口来防御外来的侵略，并在必要时援助邻邦。
由于海上影响会产生极坏的结果，所以，柏拉图主张，岛国应尽量减少海上接触。
只有奉行自给自足，远离外界的原则，才能达到经济繁荣、政治稳定、道德至善。
他主张雅典应该效仿这种模型。
古希腊的另一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也力图找出城邦的理想形式。
他在其《政治学》卷七中专门对此进行了探讨。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口和土地是构成理想城邦的基础条件。
就城邦的人口规模而言，他认为，一个城邦最适当的人口限度“就是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额”①，这就是说，城邦人口不宜过多。
倘若城邦人口多到彼此各不相知，就很难实行民主选举，“一个城邦，如果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人口太多了，虽然在物质需要方面的确可以充分自给，但它既难以构成一个真正的立宪政体，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邦”②，就城邦土地的性质和位置而言，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土地应该是有生产能力的，使大家各得所需，高度自给自足，同时，城邦的地理环境应该是敌军难以进入而居民容易外出的。
与柏拉图相同，亚里士多德也认识到海上敌对势力的危害性，但他主张最理想的城邦应该位于海陆相接之处，既利于防守自卫，更利于贸易往来；最后，亚里士多德就公民的素质和气候的关系作了探讨。
他认为，“寒冷地区的人民一般精神充足，富于热忱，欧罗巴各族尤甚，但大都沉缅于技巧而缺少理解，他们因此能长久保持其自由而从未培养好治理他人的才德，所以政治方面的功业总是无足称道。
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
”③唯独希腊各族处于欧亚两大陆之间，因而智勇双全。
总之，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理想城邦的必要基础条件有二：
一是“公民团体人数的多少及其所秉赋的品质”，二是“国境的大小及其土壤所应有的性状”。
④可见，亚里士多德早已注意到政治现象和地理环境的关系。
文艺复兴，特别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政治事务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法国律师琼·博丁（JeanBodin，1520—1596年）在对政治事件的分析和研究中，强调地理环境和政治事务的相互关系。
他认为，上帝使人类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其目的就是形成劳动地域分工，进行贸易往来。
英国人威廉·配第（WilliamPetty，1624—1687年）曾在克伦威尔共和政体中任职。
当英国想统治爱尔兰时，他花了近4年时间绘制了《爱尔兰图集》，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爱尔兰的文章，为英国统治爱尔兰提供依据。
在有关的论述上，他从地理环境这一角度探讨了国家的最优模型。
他主张，国家的规模不宜过大，位置不要距海太远，这有利于贸易发展。
国家的版图和资源是供人们使用的，因此，国家的最优规模是使其人民充分地利用和开发土地上的资源。
他还认为，人口过于分散是软弱的根源，人口应集中于粮食能得到充分供应的大城市。
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1689—1755年）在其1740年出版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也着重讨论了自然特征和政治现象的相互关系。
在他看来，在任何一个国家里，法律制度并非某一单一因素的产物，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法律的制定不仅与某国的历史、经济、军事、贸易、人口有关系，而且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
“法律应该和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态与面积有关系；和农民、猎人、牧民的各种生活方式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
”①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法的精神，“自然”因素和非自然因素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特征。
地理环境和政治现象的关系虽然早已引起古代、近代许多思想家的重视并作了许多论述，1750年法国学者图高特（Jurgot，1727—1781年）又把“政治地理”这一概念引入地理环境和政治过程相互关系的分析中，这些思想对政治地理学的形成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直到19世纪，政治地理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而只停留在空洞、抽象的思辨中，或停留于某些经验材料的堆积中。
2.初创时期（1897—1914年）：
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被系统化、理论化始于19世纪下半叶，对此作出重大贡献的主要有三位思想家，德国的拉采尔、英国的麦金德和美国的马汉。
（1）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说。
拉采尔（FriedrichRatzel，1844—1904年），1868年毕业于海德堡大学，学习动物学、地质学和比较解剖学。
1870年从军，在普法战争中两度负伤，1872年曾作为流动记者访问意大利，1874—1875年访问墨西哥和美国，1875年返回德国，辞去报纸职务，担任慕尼黑技工专科学校的地理讲师，1880年升为教授，1886年受聘莱比锡大学教授。
主要著作有《人类地理学》（1882）、《政治地理学》（1897）等。
在1897年出版的《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拉采尔首次对政治地理学作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国家有机体”说，被人誉为“政治地理学之父”。
他的“国家有机体”说主要包括如下的内容：
①国家是一个有空间性的有机体，拉采尔把达尔文进化论中的有机体概念引入对国家的研究上，在他看来，这个有机体是人民和土地的统一，具有生长、扩张和衰亡的生命周期，空间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国家必然要为保卫和扩大生存空间而斗争。
②斗争是国家生活的根本特征。
和生物进化过程中所遵循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样，国家为了生存和强大必然要扩展其领土，世界性强国必须占有足够数量的土地，尤其是战略要地。
世界强权力量的瓦解和替代过程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在政治地图上就是不同尺度的国家相互组合，国家的衰落就是由于对空间观念淡薄所致。
国家演变的历史就是为政治领域而斗争的历史。
③国家生长遵循七个法则：
A.国家的空间随人口的膨胀而生长，人口增长是国家扩张领土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B.国家领土应随其他方面，诸如商业和交通的发展而扩张；C.国家通过并入较小的领土单元而生长；D.边界是国家的边缘器官，是国家实力的显示器；E.国家在扩张领土过程中往往寻求最富有政治价值的土地；F.一国领土扩张的动力来自其他更发达的国家；G.领土扩张的趋势是在转换过程中发展和增长的。
（2）麦金德的“大陆腹地”说。
麦金德（Mackinder，SirHalford，1861—1947年）1861年2月生于林肯郡的盖恩斯巴勒，1880年入牛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和近代史，1899年担任牛津大学地理系主任，1903年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
他还是英国国会议员，英国枢密院顾问兼帝国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一度被选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副主席。
主要论文及著作有：
《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民主的理想与现实》（1919）等。
1904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了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论文，把地理学思想应用于政治之中，率先从全球角度来考虑世界政治地理的结构，对世界上大陆与水域分布的政治意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首创“心脏地带”说，这种思想在其后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麦金德看来，世界的政治力量可分为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
陆上力量最强的是欧亚大陆，欧亚大陆北部为冰块所围绕，其他三面为水域包围，是地球上最大的陆块。
在这块大陆中部，北以广阔的亚极地森林和沼泽地带为界，西面从匈牙利的普斯塔斯到中国东北的小戈壁，绵延6000多千米，构成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占据这个“心脏地带”的是骑马和骑骆驼的游牧民族。
世界海上力量的中心主要是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诸国，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具有撒哈拉沙漠的非洲。
麦金德认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主要是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对比。
早在14世纪中叶，占据“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为了建立陆上强国，就曾不断地入侵边缘地区，麦金德列举了金帐汗国向西欧、伊勒汗国向西亚以及游牧民族对中国的侵略，他说“当金帐汗国占领从咸海经乌拉尔山脉与里海之间的通道到喀尔巴阡山麓的钦察草原时，另一群游牧部落从里海和兴都库什山之间，向西南到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甚至侵入叙利亚，建立了伊勒汗国的统治。
第三支随后攻入中国北部征服了中国”①。
而海上力量在发现好望角之前，仅限于在入海河流航运的基础上。
“正是在入海河流航运的基础上，建立起河流阶段的文明，如扬子江畔的中国文明、恒河畔的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埃及文明。
”②麦金德认为，发现通向印度的好望角航路最主要的政治效果就是加强了海上力量，用麦金德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以前，“欧洲被关在南面不可逾越的沙漠、西面无边莫测的大洋和北面、东北面冰雪或森林覆盖的荒原之间，而东面和东南面又经常受到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优势机动性的威胁。
”③好望角的发现使得边缘地带诸国摆脱了陆上强国的控制，活动范围增加了30倍以上，如英国、加拿大、美国、南非、澳大利亚和日本就是陆上力量难以达到的地方。
不仅历史上有海上强国和陆上强国的对峙，而且现实世界中仍然如此。
尽管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出现增加了海上强国的机动性，但横贯欧亚心脏地带的大铁路更增加了陆上强国的机动性，这条铁路从西端维尔巴伦④到东端的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全长达9000多千米，把幅员辽阔的心脏地带的人口资源、棉花、小麦等的潜力挖掘出来，又由于铁路运输较之海洋运输便捷，远洋运输必然会被拒之门外。
因此，处于心脏地带的陆上强国俄国仍然是一个枢纽区域，“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
”⑤如果这个枢纽国家再向边缘地区扩张，并利用其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建立世界帝国仍然是可能的。
因此，麦金德主张，海上力量必须在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这些桥头堡部署部队，阻止俄国集中全力建立舰队。
通过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分析，麦金德对地理环境和政治事件的关系作了理论上的概括，他认为：
“各个时代的社会运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相对的自然特征进行的，”⑥而“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赖以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
”⑦
1919年，麦金德在《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一书中仍然坚持海陆力量这种二分法，但在形式上和内容上作了修改。
在形式上，陆上力量主要出现了由欧洲、亚洲、非洲组成的“世界岛”（worldisland），海上势力出现了从欧洲环绕非洲到印度洋的海域组成的“世界海角”（worldpromontory）。
在内容上，陆上世界出现了两个“心脏地带”（heartland），一是亚洲的多山地区，另一是东欧。
尤其东欧，它是欧亚大陆的唯一通道，是联结黑海和波罗的海、易北河和亚得里亚海的中心。
通过分割东欧使欧亚大陆的政治力量得到平衡。
由此，麦金德提出了格言式的口号：
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
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二战开始后，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大规模入侵，麦金德又重提心脏地区的资源和自然特征的重要性，主张战后应该分割东欧，清除德国力量，重组这一地区政治地图，形成在德国东面有强大的苏联，西面有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联盟这样一种政治地理格局。
（3）马汉的“海权”思想。
阿尔弗雷德·萨伊尔·马汉（M.T.Mahan，1840—1914年），美国海军上将，曾在新港海军学院任海洋历史学与战略学讲师，1886年出任该校校长。
1902年被推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会长，1889年，他的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influenceofseapoweruponHistory1660—1783）出版了，提出了著名的海权思想。
马汉认为，成为世界强国的先决条件就是控制海权。
国家强盛与否固然与国家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有关，但国家的自然特征比这些人文因素更为重要。
为了证实这种观点，马汉对1660年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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