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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若冲突中国必须赢

中日若冲突中国必须赢

  中日关系,既是周边问题,又是大国关系。

把钓鱼岛问题当成当前中日关系的重点和焦点问题,是战略误判;认为非重点问题就不会影响国家安全和改革开放进程,同样也是战略误判。

  大势

  不能孤立地看待钓鱼岛问题,也不能孤立地看待中日交恶问题,要把这一切放在国际格局的大视野中去看。

  全世界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中国崛起,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快速崛起不适应、不包容,甚至不接受。

新世纪以来,美国已视中国为其全球霸权的主要挑战者。

日本向来自诩为“亚洲领头雁”,但GDP现已被中国超越。

这一变化使日本备感失落,受到刺激。

所以它一改在国际问题上不事张扬的套路,一反常态地跳出来,挑战中国。

  中国面对的一切国际问题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美国人很有战略眼光,不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布局了日本这个战略棋子,而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我们周边晃悠,尤其是最近。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处于历史最低点,这当然是日本造成的。

与东盟关系因为南海纠纷和美国使用其影响力分化东盟而造成紧张;中美关系日趋转向一种战略性对抗关系。

  中日对立,绝非只因历史旧怨。

当今世界,各种争斗,争的是国家、民族、政权的生存权。

美国跟我们争的,是这个;日本跟我们争的,也是这个。

只不过日本的诉求、格局比美国小而已。

从这个角度看,中日两国迟早要发生一场对抗和危机,即使不在钓鱼岛,也会在其他方面。

  两千多年的中日交往,两国基本是“强弱型”关系,从古代到近代是中国强日本弱,日本学习中国。

1868年日本走上明治维新道路后,日本强中国弱,日本反过来侵略中国。

而随着中国崛起的步伐加快,中日将第一次面临“强强型”关系。

如何处理好这一全新的关系,两国都不适应。

过去二十年是日本衰落的二十年,却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二十年,日本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和不安全感成为日本右翼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土壤。

这就注定了两国关系必然会出现较大的波折,当然也预示着调整和转机的到来。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和举措,既是其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意识形态的必然。

日本以钓鱼岛之事向中国发难,有日本与中国争夺东北亚及太平洋主导权的战略考量,更不能排除是利用外部压力,促变中国国内思潮的政治设计。

1986年,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就给日本官房长官建议说,中国的崛起挡不住,但有一个办法可以暂时摁住,就是让中国分裂。

  冷战时期中日友好,是对抗苏联的需要。

冷战后中日友好,有弱化美日同盟、牵制美国的考虑。

两个历史阶段中,美国都是重要角色。

中、日为邻,永远无法改变。

中、美两国作为影响世界的大国地位,也永远无法改变。

能够改变的是关系。

目前,美国从历史和自身利益出发,需要日本和中国斗,却不允许日本胜,更不要说全胜。

美日关系更复杂,对日本来说,美国既是对手,又是“恩人”。

  美国既是日本安全的有效保卫者,又是日本成为世界大国的最大障碍。

美国利用日本,日本也利用美国。

历史上给日本造成最大伤害的是美国,给美国造成最大伤害的也恰恰是日本。

同时,美国主控着日本再军事化的步幅,也决定着日本对中国强硬到什么态度。

日本国家战略既受到美国的强烈影响,又有想摆脱这种影响的强烈倾向。

单凭日本自身之力很难战胜中国,美日同盟则有可能。

中国崛起,是中国在寻求突破。

日本挑事,也在寻求突破,它想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

中、日都想破局,但都被美国限制着。

中、日、美三国原有一个战略平衡,这个战略平衡被中国快速崛起打破了。

知日

  1931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到日本访问,回国后他说,六十年来,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认识和心理,是“抗日”、“师日”、“亲日”、“仇日”,但就是缺少“知日”。

其实到现在,“知日”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因此,我才认为,把钓鱼岛问题当成是当前中日关系的重点和焦点问题,是战略误判。

认为非重点问题就不会影响国家安全和改革开放进程,同样也是战略误判。

  有一种观点认为,安倍政府上台后,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圈圈拧螺丝,迫使中国不得不在他每一步举措后做出强硬回应,而这正好中了安倍的圈套。

中国越强硬,安倍越高兴。

有人认为,在有些问题上中国小题大做,使个别战术级别的问题被搞成了战略级别问题。

其实,正是中方的“小题大做”,才一举夺回了钓鱼岛的主动权。

钓鱼岛再也不可能回到20世纪80年代那种日本单方面管控状态。

近代以来,日本曾两次打断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但前两次都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过于孱弱。

现在中日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我们可以有效反制日本企图第三次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干扰。

如果再次被打断,这将是中国的耻辱,是日本最大的成功。

  日本一直渴望从一个“战败国家”走向“正常国家”。

二战结束已近七十年,它的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

这是日本全民族的愿望,人们可以延缓它,但无法阻止它。

这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对此,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

  今天在日本,和平力量和右翼势力共存。

日本今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之间的角力,当然也取决于国际社会对它的影响。

从现在看,日本右翼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那就是过于依赖美国。

日本的这些做法恰好被美国利用和引导,从而使日本离“正常国家”越来越远。

  1954年又是甲午年,那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年份。

就在那一年,日本成立了自卫队,恢复了武装。

同样是在那一年9月,日本民主党成立(此民主党非今天的民主党,而是右翼的“自民党”的前身),三天后,安倍晋三出生。

安倍曾说过:

“我属马,我将像强有力的、轻松跨越障碍的骏马一样,不退缩,不胆怯,排除困难。

  据外媒报道,他在2007年下台后,深感自己执政经验和准备不足。

为此,专门自费报名参加了多个政经补习班,恶补相关知识。

他的目的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安倍舞剑,意在修宪”。

他想使日本自卫队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军队,从而实现日本战后九十多位首相梦寐以求却未能如愿的目标,从而也使自己成为战后最伟大的日本首相。

  观其言行,我倒觉得他还有另外一个更宏大的目标:

恢复日本民族的精神。

二战后,对中国来说,固然国家残破,却在烈火中重生;对日本而言,则是精神遭到重创,整个民族精神上的完整性至今也无法恢复。

在安倍的诱导下,目前日本政界出现了一种怪现象:

各种政治派别竞相比试谁对中国的立场更强硬。

日本政治右倾化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正朝极右化演变。

这已经属于精神层面的范畴,需要引起我们的格外关注。

  现在预判安倍政权的长短,还为时尚早。

安倍政权奉行的内外政策有很大的冒险性,但执政地位还比较稳固,与过去“八年七相”不同。

对安倍失信、说话不算数等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品质,而应看到这是日本国家的问题。

  冲突甚或战争

  中日两国“历史问题现实化”和“现实问题历史化”已形成恶性循环,如此发展下去,两国间会发生冲突甚或战争吗?

  石原慎太郎制造的钓鱼岛收购闹剧是出于个人政治目的,日本政府就此被“绑架”。

安倍上台后,巧妙地对此闹剧加以利用及诱导,进一步扩大了事态。

然而,钓鱼岛事件以来,从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碎片式的、漏洞百出的、前后矛盾的应对举措中,可以看出它还不是蓄意预谋。

看上去动作频频,实则毫无章法。

眼下可以肯定的是,日本政府尚未做好为钓鱼岛不惜与中国一战的准备。

  战争,并非安倍政权的首要目标,但战争却是其可以凭借的政治手段。

对安倍而言,最好的局面是,通过营造战争氛围,从中获取其想得到的利益。

保持目前这种态势对日本而言至少有三点好处:

其一,国内制造业相当部分进入军备生产,刺激经济;其二,联合东盟和印度对抗中国的军事压力,最大限度地淡化那些国家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记忆;其三,向美国讨价还价。

而如果真的发生战争,对日本来说也不吃亏――和平宪法将直接失效,安倍等日本民族主义者将如愿以偿。

  海洋争端在中日,战与不战在中美。

在美国尚未完全对日本打开牢笼、松开缰绳的情况下,日本要做的并不是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是以持续不断的小型冲突,逐步完善自身军事体系,同时一步步突破美国的限制。

  今后一段时间,钓鱼岛方面甚至包括南海方面,可能出现两种冲突,一种是“偶发性冲突”,一种是预谋性冲突。

我们特别要警惕后一种。

  日本人生性好斗,有军事冒险的天性。

它最善于搞突然袭击。

回顾历史,在面对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次决定国家命运的全面战争中,日本都是靠偷袭取得主动。

这是它的文化所决定的。

冲突形式将是“冷兵器”对抗,也就是舰船相互冲撞。

这属于心理战范畴。

日本是这方面的高手。

对战争,前人有过精辟概括:

小战靠战术武器,中战靠国力,大战靠战略思想。

中日如在钓鱼岛发生冲突,很可能是有限的战争,即小规模战争,主要靠战术武器。

  钓鱼岛如发生冲突,必靠海、空军。

西方媒体称,日本海军实力,世界第二,已经超过俄罗斯,仅次于美国,虽然它还叫自卫队,其实只差航空母舰没有造,是标准的现代化海军。

日本空军的战机保飞率始终维持在90%的水平,高于美国空军的80%。

  中日不断对抗会使中日双方向和平的方面越走越远,向战争的方向越走越近。

而一旦中日陷入军事冲突,对中国而言只有一个选择,必须打赢,没有退路!

  对日本而言,有三种结果:

赢了获益极大,输了损失不大,讲和部分受益。

对美国而言有更多选择。

日本不怕败,中国不能输。

否则,就会引起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

  2014年又是一个甲午年。

因对甲午荣耀的记忆和渴望,刺激日本军国主义“回光返照”,日本民间有不少叫嚣“第二次甲午战争”的声音。

安倍也叫嚷要“第三次开国”。

中国国内也有高涨的民族情绪。

中日两国民族情绪是一种较量。

日本领导人被这部分日本民众的民族情绪所挟持。

因此,在钓鱼岛,中国不主动打第一枪,但也要造成让日本不敢打第一枪的态势。

  我们必须以不惜战争的决心,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

作为军人,我们必须用“打仗的决心”争取和平。

既可以通过战争捍卫和平,也可以通过和平捍卫和平。

  破局

  蔡锷曾说过:

“中国要图强,必须越过日本这道坎。

”中日这场斗争是战略竞争,决胜的关键不仅取决于硬实力的比拼,也要看软实力,看谁在战略指导上更胜一筹,看谁在实现国家目标的道路上走得更稳,看谁在战略判断、战略指导上更少犯错误。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日对抗是一场综合国力的较量。

  自清朝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列强一直怀有艳羡心理,再加一点自卑。

孙中山改变了这种心态,在对外交往中变得坚定、自信。

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称得上大体健康。

起初他坚决不抵抗,后来抵抗起来也够坚决。

  毛泽东比蒋介石还要自信,在日本赔款上也一笔勾销。

最自信的人要属邓小平。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访日,中日两国互换《中日和平友好协定》。

而就在五天前的10月17日,靖国神社接收了14个甲级战犯的牌位。

10月18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福田赳夫还参拜了靖国神社。

邓对此并不理会。

邓的不理会是最大的理会。

日本人知道他们永远不是邓小平的对手。

从1979年开始,日本开始对华贷款,截至2010年底,累计向中国提供贷款27884亿日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出了相当的气力。

今天,中日两国领导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从履历上看,我们的领导人无论在知识、情怀、历练、吃苦等方面,都远远高于日本领导人。

新生代领导的博弈,充满了历史责任感。

这不仅是领导人与领导人之间的博弈,更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

  华盛顿说:

“如果一个民族长久地仇恨或崇拜一个民族无法自拔,这个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隶之邦。

”对待历史,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侵略国道歉诚恳与否上,是没有走出弱者心理的表现。

这一点,美国做得比较好。

美国作为战胜国,对日本有天然的心理优势。

在美国人看来,历史当然不能遗忘,但可以宽恕。

  战后的日本,在对待其发动侵略战争的态度上的确无耻,它既不诚恳向中国道歉认罪,又喋喋不休地说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意在反诉美国,这是战败国小儿科式卑微心理作祟。

中国人必须在心理上清醒和强大起来。

我们的自信和强大,是最终战胜敌人的法宝。

仅在经济上反超日本,尚不足以使国人建立对日本的信心。

中国人民如果能把历史变成“镜子”而不是“包袱”,面向未来,开辟未来,就真正超越了历史。

  对待日本这样的国家,领袖个人的力量显得特别巨大。

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开始交往,国与国之间无法沟通,只有田中角荣和毛泽东、周恩来这些第一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使两国关系步步推进。

  中日关系从田中角荣开始,很大程度上是靠个人之间的关系来维护的,周恩来、郭沫若、廖承志等人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既符合东方的传统,又符合两国的利益。

韩国尽管强烈批评日本领导人参拜――强度超过中国――但从未中断和日本的高层交流。

日韩间因为独岛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但根本没有武装冲突的迹象。

  中日关系越是困难,中美关系越是重要。

钓鱼岛紧张局势是否进一步升级,幕后最重要的因素来自美国。

美、日两国虽是平等结盟,但实质是美主日仆。

中日关系背后真正的操控者和决定者仍是美国。

从美国的角度看,下一场战争最好不是由美国参加的战争,而就像历史上的代理人战争一样,由美国提供军火来消耗可能成为对手的大国国力。

那么选择哪两个国家呢?

有人说是中国和日本,也有人说是中国和印度。

从反面看,这就是中国的假想敌是谁的问题。

当前,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改善或部分改善对美关系,就不能对安倍和日本右翼力量釜底抽薪――我们应清点并打好手中每一张可能影响美国的牌。

  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日本国内有着巨大的右翼势力,另一方面,日本还有强大的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力量。

真正阻止日本修宪的关键因素还在日本国内。

日本军国主义若真的死灰复燃,首先要通过的就是国内民意这道槛。

这道门槛不易跨越。

从日本反右翼势力的一些表现中,可以感觉和触摸到这股力量。

  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台湾方面对于钓鱼岛主权特别关注。

最早的“保钓”运动,也是从台湾开始的。

日本的经济两头在外,其能源的进口和产品的出口,有90%以上要通过台湾海峡。

如果在新世纪的钓鱼岛冲突中,两岸建立互商互联机制,共同御敌,日本将腹背受敌,首尾难顾。

钓鱼岛问题也是“一个中国”诉求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韩国是崛起中的中等强国。

韩国在反目问题上与我有共同点。

在对日关系上,台湾、韩国都是可以团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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