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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学史
明代文学
第一章明代文学总论
明代（1368—1644），共277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嘉靖（1522—1566）前是中国中古文学的最后阶段，文学的发展波澜不惊，基本上是为中后期文学做准备；嘉靖以后，狂飚突至，中国文学进入近古时代，在欧洲恰好是文艺复兴时代。
第一节明代国情
工商业的发展市民的壮大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的转变
明代初期，朱元璋重农抑商，大批地方富豪被抄家没产，或被迫迁徙；对外则闭关锁国，明令“片板不许下海”，连素号繁华的苏州也变得“邑里萧然，生计鲜薄”（王锜《寓圃杂记》卷五）。
明代中叶以后，抑商政策松动，工商业重新崛起，苏州已是“比户皆工织作，转贸四方”（嘉靖《吴邑志》）；“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歌与市声相杂”（《寓圃杂记》）。
当时的工商业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元代的水平。
随着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随之崛起，特别是富商大贾凭借雄厚的资本操纵市场、行贿官员，成为新兴的特权阶级。
苏州控三江，跨五湖，人烟稠密，列肆栉比，“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杭州是丝绸名城，风景胜地，“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城市发展的同时，城镇人口激增，很多农民弃农经商，“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
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
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二）而很多原来仅有数十家的小村落，如吴江盛泽、震泽等地，都变成了人烟稠密的大镇。
城市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变化，有些学者抛弃了轻商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论点。
如前七子首领李梦阳说：
“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货财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
”（《空同集》卷四四《明故王文显墓志铭》）
竟陵派创始人钟惺说：
“货殖非小道也，经权取舍，择人任时，管、商之才，黄老之学，于是乎在。
”（《隐秀轩集·程次公行略》）同时，商人也爱结交文士，向慕文雅，如徽商吴文明雅爱三袁等名士，尝云：
“吾虽游于贾，而见海内文士，惟以不得执鞭为恨。
”（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一七《吴龙田生传》）袁宏道说：
“徽人近益斌斌，算缗料筹者竞习为诗歌，不能者亦喜蓄图书及诸玩好，画苑书家，多有可观。
”（《袁宏道集笺校》卷十）士商合作遂成为一种风习，“富者余赀财，文人饶篇籍，取有余之赀财，拣篇籍之妙者而刻传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
”（《隐秀轩集·题潘景升募刻吴越杂志册子》）“江南富族著姓，求翰林名士墓铭或序记，润笔银动数二十两，甚至四五十两。
”（俞弁《山樵暇记》）
于此同时，文学作品亦颇多“寄意于时俗”（《金瓶梅词话序》）之作。
唐寅诗云：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种田。
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唐寅）袁宏道想的是“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新，口极世间之谈”（《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徐汉明》）张岱自述往事则云：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螙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琅嬛文集·自为墓志铭》）明代文人大体来说是比较热爱城市生活，洋溢着浓郁的世俗气息的。
第二节王学左派与俗文学的发展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和三省制，独览军政大权。
一方面“雄猜好杀，本其天性”，另一方面年老方定天下，子孙柔仁孱弱，“不得不为身后之虑”（赵翼《廿二史札记》“胡蓝之狱”条）其中坐胡惟庸狱死者至三万余人，坐蓝玉狱死者亦有一万五千余人，“两兴大狱，一网打尽”。
明祖好严刑峻法，臣子“稍有触犯，刀锯随之，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
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
”（《廿二史札记》“明祖晚年去严刑”条）甚至“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亦可“诛其身而没其家”。
（朱元璋《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十三》）明太祖生性猜忌，凡文字中有“贼”、“僧”字样，一律视为对自己的影射，施以重刑。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贺表》，因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被处斩。
杭州教授赵一夔作贺表，内有：
“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句，太祖览之大怒：
“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
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
”遂斩之。
（黄溥《闲中古今录》）明成祖朱棣命胡广等人编写《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且废弃以往注疏，仅用朱注作为标准答案，以此统治思想。
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通用文体，于太祖洪武八年（1384）开始实行。
冯桂芬在《改科举议》中说八股取士：
“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
……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
”朱元璋及其子孙还实行了厂卫制，建立了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等特务机构，由大太监把持，对百官进行监控，如魏忠贤制造的东林大狱，有309人入东林党，轻者“削籍”，重者“禁锢”，或“钉以铁钉”，或“以沸汤浇之”，手段相当残忍。
朱元璋死后，思想专治渐次放松，到明中叶，阳明学兴起，有明一代思想俱在其笼罩之中。
王阳明（1472—1528），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筑室阳明洞中，自号阳明子，后人称其为阳明先生。
王阳明主张“致良知”，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传习录下》）“致良知”，就是顺从良知辨别善恶的本能，以扬善除恶。
阳明的“致良知”，其是是孟子的性善说和尽心说的发扬光大，是将自己之“心”当成衡量一切的标准。
他说：
“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
”“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
”（《传习录》）“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传习录》）所以后人称其学“心学”。
下面的故事最生动地说明了王阳明“心”的观念：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
“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先生曰：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传习录下》）
王阳明的弟子们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心学”，其代表者为王艮（1483—1540），艮，字汝止，号心斋，泰州人。
他当过监场工人，做过小贩，三十八岁从学王阳明，后来建立了泰州学派。
王艮把高深莫测的阳明学平民化了，他的名言是：
“百姓日用即是道。
”（王艮《王心斋先生遗书》卷一《语录》）他的学说主张是“修己”、“安身”，他说：
“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
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
”（《语录》卷一）他将自身与道德视为一体，说：
“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
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
须尊道尊身，才是至善。
”（《语录》卷一）孟子仁人志士的舍生取义，在王艮那里成了较近人情的“守道尊身”，因而得到社会上下普遍的喜好。
王艮之后有李贽，他是王学左派最有力的发扬者。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
吾，又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人，他中过举人，做过河南辉县的教谕、云南姚安知府等职，五十四岁退出官场，万历十六年在湖北麻城县龙湖芝佛寺剃发为主持，万历二十九年被当地官绅所驱，至北京附近之通州投奔友人马经纶。
万历三十年被人奏劾入狱，同年三月在狱中自杀。
李贽是“童心说”的倡导者，他说：
“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焚书》卷三《童心说》）小孩子都具备童心，但随着阅历的丰富，学了很多所谓道理，遂至迷失本心，他说：
“盖方其始者，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
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
”童心迷失，就是丧失了内心的真率，性情的自然，所以他主张做人要自然真实，将个人之性情看得高于一切，所以也并不回避对声色的需求，他说：
“盖声色之来，发于性情，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
故自然发于性情，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性情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
”（《焚书》卷三《读律肤说》）他甚至说：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李贽《焚书》卷一《答耿中丞》）
由此出发，他崇尚自然真率，直抒胸臆之文，他说：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文也。
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
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
”（《焚书》卷三《杂说》）
伴随着阳明学的发展与深化，俗文学真实感人的特点越来越被文人所接受，他们开始大声赞叹一些本不登大雅之堂通俗的戏曲小说，如李贽说《西厢记》与《水浒传》是“古今至文”（《焚书》卷三《童心说》）袁宏道将词、曲、小说与《庄子》、《离骚》、《史记》、《汉书》并提，称《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觞政》）冯梦龙认为“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欲“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
（《序山歌》）《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被明代文人推崇为“四大奇书”。
其中像汤显祖和冯梦龙本身就是通俗文学的大作家，也是李贽童心说的信奉者。
第二章《三国志通俗演义》
第一节常识性问题
1、何谓历史演义
历史演义，就是用通俗的语言，将战争兴亡、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
2、三国故事的流传情况
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到隋唐两代，文艺表演中已有三国节目，杜宝《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看水上杂戏，就有曹操击蛟，刘备跃马等内容。
李商隐《娇儿》诗：
“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宋代的“说话”，已有“说三分”的专业艺人霍四究。
苏轼《志林》载：
“王彭尝云：
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
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
现存最早的讲史话本是元至治年间（1321－1323），《全相三国志平话》三卷，不分回，未题编者姓名。
福建建安虞氏刻本。
扉页三栏，上下题名，中栏图画。
书内正文插图，连环画式，版框两栏，上图下文。
吴俊甫镌刻。
在戏曲舞台上，现存元代的三国戏有40多种，如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单刀会等皆已具备。
3、《三国演义》的版本
现存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壬午年（1522）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该书24卷，240则，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
卷首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蒋大器）《序》、嘉靖壬午修髯子（张尚德）《引》。
有两种影印本，一种为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以涵芬楼藏本为底本，因卷首缺张尚德《引》，误称《明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其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上图藏本为底本，于1975年再次影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排印出版。
嘉靖本虽
非罗贯中原本，但以后刊本多从此本出。
后又有假托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将240则合并为120回，回目由单句变成双句。
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以李卓吾本为基础，对回目和正文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增删，并作了详细的评点，拥刘反曹的倾向更为明显，成为后来最流行的本子，常简称《三国演义》。
4、作者：
罗贯中，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祖籍东原人（山东东平），流寓杭州。
贾仲明《录鬼簿续编》：
“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1364）复会。
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
”可知他生活在元末明初，在1315至1385年之间。
一些记载说他是施耐庵的“门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是“有志图王”者（王圻《稗史汇编》），曾“客霸府张士诚所”（清顾苓《塔影园集·跋水浒图》），但都不见得可靠。
第二节《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拥刘反曹思想解读
1.正史中的拥刘贬曹思想是遮遮掩掩的：
陈寿《三国志》，奉魏为正统，蜀吴皆为僭国。
尊曹氏父子为“帝”，给予“纪”的规格，称刘氏父子为“先主”、“后主”，给予“传”的档次，而且《魏书》的篇幅是《蜀书》的三倍。
但具体评介上，却说曹操“矫情任算”、“明略最优”，而说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
”感情倾向与帝魏思想是有冲突的。
东晋人习凿齿《汉晋春秋》认为“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
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
”要“以晋承汉”，而非“以晋承魏”。
南朝刘宋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延续了尊曹魏为正统的观点，但又强调“王道不足于曹”，刘备“信义著于当年”，曹操是个“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人物。
司马光《资治通鉴》，仍以曹魏为正统，但却说曹操“暴戾强伉”，“蓄无君之心久矣”；而说刘备“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
南宋朱熹《通鉴纲目》，以蜀承汉祚，“名正言顺，舍此安归？
”此后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家均以蜀为正统，魏吴为僭国。
史学家们的思想和感情终于一致起来了。
2．民众的拥刘反曹思想是始终如一的
《三国志》裴注引用了不少民间传说，如《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
‘须臾觉我。
’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
”而《关张赵马黄传》注引《云别传》：
“初，先主之败，有人言云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掷之曰：
‘子龙不弃我走也。
’顷之，云至。
”类此，皆说明早在西晋民间便激荡着一股拥刘反曹的思潮。
赵翼《廿二史札记》言南北朝时“称勇者必推关张”，“可见二公之名，不唯同时之人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
威声所垂，至今不朽。
天生神勇，固不虚也。
”吕布、许褚何尝不是“天生神勇”，关张“威声所垂”，实际是刘备集团的德声所垂。
唐代杜宝《大业拾遗录》载有“曹瞒浴谯水击水蛟”的水傀儡节目。
据《三国志集解》卷一引刘昭《幼童传》：
“太祖幼而智勇。
年十岁，常浴于谯水，有蛟逼之，自水奋击，蛟乃潜退。
浴毕而还，弗之言也。
后有人见大蛟，奔退，太祖笑之，曰：
‘吾为蛟所击而未惧，斯畏蛇而恐耶？
’众人问，乃知，咸惊异焉。
”而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中则记载有“死诸葛走生仲达”的故事，可见唐代民间对曹刘的取舍倾向。
北宋如《东坡志林》所载，则拥刘反曹的思想更为明显。
元代的《三国志平话》是宋元三国故事的一个总结，其写曹操是一个“志不在社稷，假忠欺志，卒为身谋”王莽式的奸雄，刘备则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仁主；元代的三国戏现存21种，莫不以蜀汉人物为中心，或拥刘反曹，或拥刘反吴，都是以对蜀汉的态度如何作为褒贬人物、抑扬吴魏的标准。
3．《三国志通俗演义》拥刘反曹思想的根源
第一，它是民众参政意识的体现。
儒家知难而进的入世精神、王道济民的政治主张、事父事君的纲常教义、立功立德的价值观念、舍生取义的人格追求、华夷之辨的民族操守，对华夏民族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的塑造上起了决定作用。
而宋元以来“说破兴亡多少事，高山流水有知音”的说话故事，其实代表了“庶民之议”，是一部打开的民众心史，是说给有志王天下者的英雄史诗，其渴望安国兴邦的仁君贤臣，贬斥祸国殃民的奸雄贼子，实际上是二千年来儒家思想熏陶浸润的自然结果。
第二，曹丕称帝标志着两汉盛世的结束，此后近三个世纪的纷乱分裂的局面造成了人心思汉，而使曹氏父子代过，成了奸臣。
作为开国之君，其口碑如何，还看其能否带来国泰民安，天下统一的政治局面。
曹丕篡汉，随之而来的是三国纷争的局面，是以后的西晋八王之乱，再以后是南北分裂，北部中国的汉族人民第一次接受少数民族的统治，这一切必然使人心思汉，思两汉的文治武功，以至思蜀汉的庄敬自强，而曹操也就变成了王莽式乱臣贼子。
第三，中国人的文化心态是儒家的，重道德甚于重成败，刘备更符合儒家的理想。
史书载，曹操击陶谦，“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
”官渡之战破袁绍亦坑杀降众达七万余人。
赤壁兵败，从华容道逃走，“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
”当期势位已定之后，对于手下谋臣更是大加杀戳，孔融、杨修、许攸、荀彧先后遇害。
刘备为人以信义为本，三请诸葛，“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白帝托孤，“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与关张“桃园结义”，情同骨肉，“恩若兄弟”，不仅是君臣的理想关系，也是中国人人际关系的风范。
总之，曹丕篡汉后的政治局面是三国故事拥刘反曹思想的外因，刘备的宽、仁、忠、义更符合民众的理想君主形象，这是拥刘反曹的思想的内因，两者统一在儒家思想“仁”的理念上，统一在民众欲使“仁者在位”的参政意识上，此遂使刘备成为“千古一帝”，尽管蜀汉很小。
第三节《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主旨
1．纷纭不一的主题说
袁本《文学史》在注释14归纳了九种关于主题的观点。
《明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归纳了十七种关于《三国演义》主题的观点，甚至有“主题模糊说”和“无主题说”，作者在解释这种现象时说：
“在《三国演义》主题研究中，意见纷呈，而各家说法又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这是因为《三国演义》作为研究客体，它本身内容丰富而又复杂，能为各种主题论提供文本的内在根据。
作为研究主体，研究者本身的认知能力、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乃至社会经历等差异，也可造成对主题研究的歧见。
”（139）和其它古典小说中的争论一样，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也陷入越争越多的窘地。
2．《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本旨（采自张锦池《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说给有志王天下者听的英雄史诗，作为中国历史小说的扛鼎之作，它的独特审美价值，在于宣扬了一种“三本思想”：
民心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兴邦之本，战略为成败之本，这种“三本思想”贯穿全书，成为作者褒贬诸镇的准则，不吐不快的方略，使作品成为一部千古不朽的“形象的资治通鉴”。
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民心为立国之本
实力与民心向背的关系：
从三个实力派人物的不同命运来考察。
视民如仇、嗜杀成性的董卓。
董卓曾把持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带甲数十万，有吕布、郭汜等人为将，筑郿坞，坞盖宫室仓库，屯积二十年粮食，期望“霸业成时履帝王，不成且作富家郎”，可谓兵多将广，财大气粗，但最后死得很难看，“卓极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卓脐中以为灯光，明照达旦，膏流满地。
百姓过者，手掷董卓之头，至于碎烂……城内城外，若老若幼，踊跃欢欣，歌舞于道。
男女贫者尽卖衣装，酒肉相庆曰：
我等今番夜卧，皆可方占床席也！
”此在董卓生前视民如仇、嗜杀成性。
“尝引一军出城外，前行到阳城，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引军围住，尽皆杀之，掠其妇女财物，收万千余件，都装在车上，悬头千余颗于车下，连轸还都，先报董太尉杀贼，大胜而回。
城门外焚烧其头，以妇女财物尽散与宿帐军士。
”（《废汉君董卓弄权》）又曾将北地招安降卒数百人，在宴请百官之时，“于座前或断其手足，或凿去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锅煮之。
皆未死，于酒桌几前反复挣命。
百官战栗失箸，卓饮食谈笑自若。
”（《司徒王允说貂蝉》）其视民如草芥，如荀爽劝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他答说：
“乱道！
”“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
”结论，董卓之死：
死在全失民心，不死不足以平民愤。
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的曹操。
一方面，为父报仇，兴兵徐州，号令部下“尽杀徐州所辖之民并四下郡县百姓”，“草木不留，吾之愿也！
”俨然另一个董卓。
另一方面，破袁绍后，号令三军：
“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之罪！
”又仿佛千古贤相。
结论：
这种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的作法，其实是曹操收拾民心、成就大业的法宝，但同时也让他落下了奸臣的恶称。
宽仁长厚、与民同心的刘备。
桃园结义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为毕生抱负。
做安喜县尉，“署县事一月，与民秋毫无犯，其盗者皆化为良民。
”在新野，新野人歌曰：
“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
”败走江陵，十万百姓相随，玄德傍百姓而行，宁可被曹操大军追及，亦不肯暂弃百姓。
入成都，“百姓香花灯烛，迎门而接。
”结论：
刘备的宽仁爱民，成就了他的帝业，也使他成为千古仁君的典型，是罗贯中按照人民理想中的“好皇帝”的模式创造了他。
二．“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人才为兴邦之本
外宽内忌，拙于用人的反面典型袁绍。
不听许攸掩袭许昌之计，反疑其收取贿赂，致令许攸转投曹操。
又疑张郃、高览有降曹之心，迫使二人投奔曹操，不听田丰、沮授缓守之计，将其下狱，败军之时，又恼羞成怒而杀田丰。
结论：
袁绍战败时喊“天丧吾”，其实他和项羽一样，都是刚愎自用而不善用人之过，所以罗贯中引诗叹曰：
“河北栋梁皆折断，本初焉不丧家邦！
”
“知人善察，难眩以伪”的曹操。
玄德兵败投曹操，荀彧欲杀之，曹操曰：
“方今用英雄之时，杀一人而的天下之心。
”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诸将欲追之，曹操曰：
“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
汝等皆可效之。
”官渡之战胜利后，曹操于袁绍所弃图书中检出曹军通敌之信，荀攸曰：
“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
”操曰：
“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
”尽皆将信焚之。
但曹操待人也有谲诈残忍一面，如杀杨修、荀彧，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他的才能的发挥。
结论：
唐太宗祭曹操之言曰：
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可算是给曹操的盖棺定论。
知人善任，用人不疑的刘备。
白帝托孤，“君才胜曹丕十倍，必安国而成大事。
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
”显示了他的绝对聪明，也绝对真诚。
陈寿《三国志》云：
“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其他如对赵云，对马稷，都显示出其知人善任的领袖才能。
结论：
刘备以其卑弱的出身，最后三分天下有其一，实赖其有用人之能亦有用人之德，不仅成为一代雄主，而且留下千古美名。
三．“汉界楚河，唯智胜也”：
战略为成败之本
官渡之战，“南军无粮，利在速战；北军有靠，宜且缓守”，这是官渡之战的总形势，但袁绍急求成，不听田丰、沮授缓守之计，在战略犯了重大错误，致使七十五万大军，为曹操七万之众所破。
赤壁之战，刘备、孙权坚持了联合抗曹的战略，孔明、鲁肃是最大的智者和战略家。
夷陵之战，刘备不听群臣劝阻，执意为关羽报仇，结果为陆逊所败，其实是蜀吴两国两败俱伤，曹操坐收渔翁之利，加快了三国归晋的过程。
结论：
可见战略思想在战争中的指导作用，亦是罗贯中所要宣扬的一个主旨。
第四节《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人物形象
1．一般观点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重要人物形象，是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高峰和不朽范本。
研究它，既可以总结类型化艺术典型的特点和经验；又可以从这一范例考察中国古典小说中艺术典型所经历的发展过程，证明由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是普遍的规律，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并没有例外，从而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关于古典小说创作方法的某些定论。
（傅继馥《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范本》）
“他们的性格特征，一般都显得比较单一和稳定，有点像戏曲中程式化、脸谱化的表现，容易给读者以强烈、鲜明的印象；也有点近乎雕塑，在单一、稳定，乃至夸张之中呈现出一种单纯、和谐、崇高的美。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33页。
）“小说所塑造的这些具有特征化性格的人物，往往没有内在的冲突，缺少性格的发展变化；有时将主要特征夸大过分，造成了失真之感，鲁迅所指出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就是明显的例子。
”（同上，34页）
“《三国演义》写人物，与它的截然分明的道德评判相关联，有一种‘类型化’的倾向。
他们的品格性情，大都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出来。
……这种单纯鲜明的性格，犹如京剧的脸谱化表演，容易为读者所把握。
”（章培恒《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
“认为《三国志演义》塑造的人物形象是‘类型化典型’，其含义是说人物形象没有个性，只是某种抽象伦理品德的化身。
‘类型化典型’以‘类型化’修饰和限制典型，意指它是典型的一种形态。
我则认为既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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