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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学心理描写艺术比较
摘要：
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分别孕育了双方各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和小说发展历史，其中小说在心理描写艺术方面的差异和特色备受人们关注。
中国古典小说表现人物行动重于内心，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多通过典型的细节动作与特定的情景氛围等外在形象因素进行间接的动态表现，让读者从中感受和体验。
西方古典作家则特别重视细致入微地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善于直接深入到人的心灵，去剖析和挖掘人们隐蔽的，多侧面，又富于变化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
心理描写；小说创作；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特色
一般地说，文学要表现人性，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人的某些心理特征。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在小说创作中注重心理描写，这是中、西方作家共同的理性认识和追求。
但中西小说是在不同的土壤中培育出来的果实，由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的不同，它们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尤其是在心理描写方面存在差异。
中国古典小说在人物描写上以其动作性强在世界文坛上独树一帜，作家往往通过对人物言行的逼真刻划，通过对生活事件和生活环境的细致描摹来体现出作品人物的精神和作家主观的评价。
西方古典小说家则极其重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划，把人物的精神情感放在突出的位置，往往以小说挖掘人物内心活动的过程来衡量小说的艺术水平，并通过大量的带有作家主观色彩的心理描写更好地宣达自己的艺术主题。
本文旨在展示中西小说心理描写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并探讨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
一、中西小说中的心理描写
所谓心理描写，就是艺术地刻划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形象，这是小说创作中极为重要的表现手法。
小说重在写人，而写人若不写其心理，就会使人物形象失去了灵魂。
正如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所说的，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
我国古典小说，从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经唐代传奇，宋元明话本拟话本，到明清章回体长篇小说，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作为小说艺术表现手法之一的心理描写，是与其母体相伴而来，并且随着小说体裁的发展而逐步成熟的，它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色。
随着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的产生，心理描写艺术便从其母体中诞生了。
从当时的志怪、志人作品来看，作者采用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来刻画人物性格的手法比较多，也比较普遍。
如《笑林•汉世老人》[1]里有这样一段描写：
或人从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自堂而出，随步辄减，比至于外，才余半在，闭目以授乞者。
这儿吝啬者这种不愿意借钱给人，却又不好意思拒绝，但又实在舍不得的矛盾心理，并没有人物的内心独白，也没有作者的客观叙述介绍，完全是通过人物的外表情态和行动结果表达出来的。
到了唐代传奇的兴起，我国古典小说的创作出现了一次大的飞跃。
具体表现在创作思想上，已经从过去的无意作小说，发展为有意识地进行艺术加工；在故事情节上，从“粗陈梗概”发展为“叙述宛转，文辞华艳”[2]；在人物塑造上，从过去不注重人物性格和心理描写，发展为作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性格、心理活动的刻划。
唐代传奇中的心理描写比较具体细致，如爱情故事中写男方想多见一见女方的心理，《李娃传》里这样描写：
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
生忽见之，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
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勒取之。
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
竟不敢措辞而去。
[3]
从唐传奇发展到宋元明话本、拟话本，我国古典小说又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化。
由文言短篇发展为白话小说，是小说文体上的一大革命，给故事情节、人物刻画、心理描写带来了相当明显的发展，然而这时的心理描写还不是很完善的。
只有我国古典小说发展到长篇章回小说，尤其是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时候，心理描写才可以说真正成熟了。
《红楼梦》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突破了封建的旧传统，而且在艺术技巧方面也突破了旧传统的写法，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
心理描写在《红楼梦》里已很普遍，出现了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把人物复杂细微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感情，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出来。
如第三十二回，黛玉听到宝玉称赞他从来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以后，作者这样描写：
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
所喜者：
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
所惊者：
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
所叹者：
你既为我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为知己，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哉；既有金玉之论，亦该你我有之，而又何必来一宝钗哉！
所悲者：
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今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
医者更云：
“气弱血亏，恐致劳怯症。
”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呵。
想到此间，不禁滚下泪来。
[4]
《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描写林黛玉埋香冢泣残红。
黛玉看到凤仙、石榴等等各色落花重重地落了一地，不禁感慨万千，引起了内心的思索，由花开花落联想到自己的悲凉身世。
而又正值饯花之期，不免感花伤己，于是便肩扛花锄，手拿花帚独自去葬落花，并在葬花冢旁边哭泣边唱出了“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5]这段流传千古的葬花词，他的描写简直分别不出哪是心理描写，哪是环境描写。
但又分明是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的完美融合。
从晚清开始，中国的封建统治渐趋没落，大批文人在与外界的接触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潮流的脱节，并积极主动地吸收西方外来文化。
于是近代文学从作家身份、文学观念，到文学题材、接受对象都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显示出与此前封建社会时代文学明显不同的特色。
中国知识分子并于20世纪初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在内的文学运动。
其中“小说界革命”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彻底颠覆了将诗文列为正宗的传统文学观念，开辟了一个小说统治文坛的新局面。
随后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化启蒙大潮，现代小说不仅占据了文学的正宗地位，而且在形态上也逐渐完成了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
小说把艺术表现的重点由人的外部生活世界转向人的内部精神世界，由重视表现外在的人的关系和行为转向重视表现人内在的思想、感情、意绪、和心理，这形成了小说艺术特质从古典到现代的重大转变。
而这一点正是“五四”小说所代表的中国文学和文学现代性变革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小说基本上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
如鲁迅的《狂人日记》、《白光》、《兄弟》、《伤逝》，郁达夫的《沉沦》，冰心的《烦闷》，郭沫若的《残春》等作品都广泛采用了心绪化的叙述和心理化的描写。
文学中心理描写艺术的发展与人类自我主体意识的成熟程度和社会历史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程度紧密相联。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体，不同的作家那里，文学心理描写有着不同的特点。
其中心理描写艺术在欧洲文学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形成了欧洲文学的特色。
一般的说，在欧洲的早期文学（神话、史诗及一切民间口头创作）中没有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心理文学主题和心理描写。
古希腊罗马文化是欧洲最早的古代文明，它冲破了神话传统的藩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诸如世俗的观念、理性的精神、人文的传统，等等。
这一切导致了在古希腊罗马社会生活中，人的价值的上升和神灵偶像的贬值。
人的精神生活在这种精神文明较浓的氛围下开始获得其审美的价值。
欧洲文学中早期心理主题与心理描写就是在这种文化条件下产生的。
在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心理主题与心理描写大多是对神话观念的扬弃和对神话内容的世俗化处理相联系的。
古希腊文学古典时期的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对古老的神话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在他的名剧《美狄亚》中，寻取金羊毛的神话英雄伊阿宋和美狄亚的故事被世俗化为当时雅典社会的夫妻家庭悲剧。
美狄亚在杀子前的独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妻子的爱子怜子又不得不杀子复仇的二重化心理。
美狄亚的心理动机完全排除了某中外在的最高力量——神祗的影响，而为人本身内在力量的驱使，是世俗生活中被遗弃女子的愤激反抗和决绝抗争，也是心灵受伤害后人之常情的极端化体现。
古希腊罗马作家在探索人的内心世界方面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但这种心理描写的发展线索在中世纪被中断了。
欧洲中世纪文化是典型的专制文化，它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基础是一成不变的宗教信条。
在这种政治环境和文化条件下，人的个性普遍受到了压抑，精神生活受到了禁锢。
因此，在中世纪文学中，我们实际上看不到具有一定深度心理描写的作品。
但这种情况由于但丁的出现而根本改变了。
但丁在他青年时代创作的《新生》等诗篇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内心生活体验的宝库。
从文艺复兴时起，到19世纪末期，欧洲心理描写艺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是欧洲封建专制文化不断走向危机与衰落、资产阶级文化不断走向成熟与繁荣的文化过渡时期。
在这一文化过渡时期，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不断得到传播与发展，个性与人的精神生活的审美价值在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中不断得到升值和肯定，这一切因素都刺激着心理描写艺术的发展。
文艺复兴时代是重新发现人、肯定人的时代。
积极地探索人的内心世界成为这一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创作主题之一。
在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塞外提斯的《唐吉诃德》、拉伯雷的《巨人传》等作品中，心理主题的开掘与心理描写的深度不仅可以同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优秀作品相媲美，而且具有更大的完美性，他们为早期文学长廊里创造出了一个个异彩纷呈的经典形象。
在戏剧创作领域，莎士比亚以大量细节和精致的描绘表现了人类心灵的激荡和微妙的幻化。
著名的心理剧《麦克白》就是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
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近代心理描写艺术逐渐形成两种方法与风格，一种是从主观的角度，由内向外地抒发与表现内心体验与情感，这种风格可称为“浪漫”风格，它成型于感伤主义文学，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得到最完美的体现。
如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忏悔录》、斯泰恩的《感伤的旅程》、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谬塞的《世纪儿忏悔录》、雨果、霍夫曼、蒂克、诺戈里斯等的作品。
另一种是从客观的角度，由外向内对内心进行理性的解剖与分析，这种风格可称为“现实”风格，他在古典主义文学中产生，并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达到了它的辉煌期。
心理描写的现实风格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形成了它的经典形式。
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中，个人及其主体意识已经显示出其在社会文化中的独立品格。
在19世纪中期与后期的现实主义文化中，个人及其主体意识更加成熟，更加富于理性。
个人的独特性格、心态、道德生活与精神追求，日益成为社会审美的中心之一。
同时，这也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心理分析所要展示的主题。
斯汤达在他的《红与黑》中，塑造于连这个艺术形象时，不厌其烦地大段大段描写主人公于连的欢愉、自得、希冀、懊悔、嫉妒、绝望等等的心灵奥妙。
西方古典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在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托尔斯泰在俄国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一大贡献是，把此前作为说明人物心理动机的心理描写，变成关照和开掘人生的一种方法，并且独创了展示人物心理的独特方法——“心灵辩证法”。
他善于深入细微的描写连接心理两极的环节，尤其是善于描写心灵发展的隐秘过程，其中的一些描写，还达到了意识流的高度。
托尔斯泰对安娜·卡列尼娜临死前痛苦不安、恍惚慌乱的思想情绪的描绘。
《复活》中“法庭”一场，在揭露聂赫留多夫的内心活动时，用十分细腻的笔触，层次分明地表现了男主人公在法庭上巧遇玛丝诺娃时的矛盾、紧张、惶惑的精神状态及其内心进行的激烈斗争，均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心理描写的典型例子。
西方小说家为了突出人物性格，还不惜使用大段介绍性的心理描写、直抒胸臆的抒情描写以及灵魂剖析等手法。
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思基的《白痴》、《罪与罚》等小说在这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他的作品中具有后来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某些特点。
日本评论家小林秀雄在《论〈罪与罚〉》中指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尔扎克终结的地方开始了全新的事业，他把‘人间喜剧’的舞台中心移到了人的内心世界，这是近代小说史上的一件大事。
陀氏的小说体现出明显的“内倾性”特征，对20世纪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陀斯妥耶夫斯基被人们认为是现代主义的鼻祖。
20世纪欧洲心理描写艺术主要沿着两条路线发展。
一条是以理性心理分析为基本特征的现实主义心理描写路线，主要体现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作家和部分欧美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中。
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萧伯纳的《巴巴拉少校》，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另一条路线是以非理性的精神分析和艺术呈现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主义心理描写路线，主要体现在西欧现代派文学中。
如艾略特的《荒原》，卡夫卡的《变形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意识流小说，它不重视描摹客观世界，而着力于表现人的内心真实。
作家的描写对象也转入了人的心理层面，淡化外在物理时间而关注人的心理时间。
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作品。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中西小说在心理描写方面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和发展进程。
西方小说在刻划人物性格或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时候，往往采用静态描写的方法，挖掘人物内心的潜意识，善于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的开阔地，捕捉每一瞬间的变化并把它精细、准确地加以再现。
我国古典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则紧密结合环境描写、故事情节和人物行动简练而又传神地进行动态描写。
人类的心灵是复杂而多变的，这便决定了心理描写也会是多种多样的。
可以由作家以剖析方式代人拟心，让人物自己“直抒胸臆”；更可以“心照不宣”，悄无声息地把人物的“心”呈现给读者，让读者去体察。
剖析是西方的认知方式，是理性的思辨；东方更重于意象的感知，是感性的沟通。
二、形成中西小说心理描写艺术差异的原因
虽然人类社会千差万别，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情感、心理和思维结构等却有许多共通之处。
从而使得不同的国家、民族、时代的文学存在着共同的文学规律。
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为使人物形象真实丰满，洋溢出生命的灵性和活力，人们异常注重心理描写。
然而，中西小说创作中的心理描写尽管不是先天就不同的，但它们与生俱来就脱胎于不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中。
这注定它们各自与本民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终究形成了中西小说创作中两种不同风格的心理描写艺术特色。
（一）不同的社会历史
首先是中西方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对形成中西小说心理描写差异的基础作用。
我们知道社会生活是人们进行创作的源泉，小说中呈现的人物心理描写，必定要受到当时当地社会发展的制约。
展开心理描写必须首先具备可以描写的对象，也就是活跃多样的思想、富有个性的心理和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同时，社会又可以赋予作家进行自由挖掘、捕捉、表现这些心理的使命和空间。
换句话说，社会的发展既给作家提供了心理描写的可能条件，又向作家提出了进行心理描写以反映人的精神面貌的动力和要求。
社会的发展进步在读者和作者、客体和主体两方面共同制约影响着文学创作中心理描写艺术的发展。
在西方，古希腊罗马以后中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封建宗教的神学主义主宰着一切，人们的思想僵化愚昧，情感心理基本上失去了个性色彩。
社会既不给作家创作提供丰富的心理原型和素材，又牢牢束缚着作家自身的思想和手脚。
因此，代表中世纪文学主体41的宗教文学多是概念化、公式化的说教。
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14世纪以来，西方产生了声势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
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现实生活中，“人”取代了“神”，大家宣扬人性，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竭力提倡个性解放。
由社会的沃土和时代的精神孕育出来的各具个性的心理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原型；对“人”的高度重视，促使作家集中注意力，去“发现”各种各样的“人”，并对其活跃多姿的内心世界进行大胆发掘和全面曝光。
随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与小说艺术自身的不断成熟，使19世纪西方小说在人物心理描写方面达到了很高水平，以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心理描写成就最为显著。
从中国小说的最早形态——魏晋南北朝志人志怪小说始，至明清长篇章回体小说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国一直处于封建社会的统治之下。
封建社会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最核心的思想基础，强调社会政治化和人格道德化，从而使封建知识分子的创作观念往往立足于宣传和维护封建社会制度及其道德伦理。
这种大气候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成为一个没有个性的社会，社会的最高原则体现为“五伦”关系，人们讲仁义礼智，讲忠孝节义。
文学价值的取向也定型为用伦理意识来关照一切，形成人物形象固定的本质属性：
善恶观念、礼欲观念。
这样，社会既不为小说作家进行人物心理刻划提供足够的生活素材和心理原型，也不要求甚至阻碍他们去深入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直至清末，中国封建制度的衰落瓦解和西方外来文化的渗入，人们在文学作品中逐渐呈现出了与固有传统不同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状态。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中国古典小说真正开始了向新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的转型。
中西方不同的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也对形成中西小说心理描写差异产生重要作用。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中西方逐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族性格特征和审美标准。
一般说来，西方民族性格外向，个性鲜明突出，感情热烈奔放，善于赤裸裸地袒露自己立体多面而真实活跃的内心世界。
其文艺理论也重视创作时的强烈激情，如柏拉图认为诗人“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6]，就难以创作。
而中华民族性格内向、谨严，感情深沉、矜持、含蓄，以岿然不动为自尊自重。
在这种民族性格影响下，人们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追求弦外之音、韵味之旨。
含蓄美被奉为艺术的正宗，成为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
中西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别也很大。
西方长于抽象的理性思辨和分析，而中华民族则长于形象的直观和类比联想，偏重于感受和体验的整体思维和综合思维。
中、西民族不同的性格特征和思维方式，从内容到手法上决定着小说中人物心理刻划的差异。
其实性格特征、思维形态也是一种心理内容，中华民族内向含蓄的性格特征和善于依靠形象进行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自然成为小说家塑造人物内心世界的原型。
由于性格的内倾，作家不容易发现、捕捉具有鲜明个性的心理；也由于感性直觉的形象思维方式具有不易分割的整体性特点，不像理性思辨方式那样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可分割性，从而使小说作家对人物心理难以进行细致明晰的条分缕析。
因此，不善直陈心曲的内向性格、崇尚含蓄的审美标准、形象感受型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古代小说作家对人物心理刻划多通过特定的情景氛围与典型的细节动作等外在形象因素进行间接的动态表现，让读者从中去感受和体验。
中西方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也是形成中西小说心理描写差异的关键原因。
中国古典小说兴盛的明清两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处于萌芽状态，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尚未形成像西欧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那样一套独立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用以对抗封建思想和专制制度。
如果说小说的中心以描写个性为主，那么个性化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有的观念，是自由竞争的产物；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封建主义，要求社会民族、家族宗族的观念高于一切，而个性的要求、“自我”的意识则是与封建意识形态水火不相容的。
这样，封建专制，就成了压抑和阻挠人个性发展的元凶了。
反映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主人公就只能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政治及审美需要的人物了。
而西方古典作家特别重视细致入微地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这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较为完善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强大有密切关系。
与宣扬神是整个世界主宰的宗教观念和扼杀个性、否定人的价值的封建专制相比，新兴资产阶级从生产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人的智慧，强调主宰世界的是人。
这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已经从宗教禁欲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建立了以人性为基础的新的思想观念，人的自身价值得到了肯定。
在文学方面，作家认为近代社会已经具备了发现个性，研究个性的条件，小说应该成为反映人的个性的文学。
而人的个性是复杂的，所以小说作家必须把笔触直接深入到人的心灵，去剖析和挖掘人们隐蔽的，多侧面的，又富于变化的内心世界。
（二）不同的文化传统
首先是中西小说自身不同的起源与发展历史。
中国古典小说以描写人物的外部形象、行动言语为重点，较少进行静态的、细腻的心理刻划，这和中国古典小说的起源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知道古代的小说受“说话”这种口头文学的影响很大。
唐宋话本、明代拟话本、明清以来的长篇小说的题材，原先大都是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
“说话”是一种采用“感官听说”的说唱文学，主要是通过说书人生动传神的声音，配合与故事情节内容相一致的动作、手势、体态、表情等表现人和事物，而且大都用第三人称“他”来对观众进行叙述。
行为动作和音容笑貌的描绘比较便于说书人表情达意，比较便于形象直观地投入故事中传达信息，也容易使观众借此表演快速领会故事的主旨、情节、线索和人物间的悲欢离合，唤起听众的共鸣。
受“说话”影响至深的明清长篇通俗小说，尤其是章回小说的形式和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明显地留有说话人的叙事传统和讲唱表演的痕迹。
这对于当时中国古代文化尚未普及，知识层次较低的听众来说，是一种最佳的领会文学精华和参与文化娱乐的方法。
而大量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不但会使说书人缺少动作表演，也容易冲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分散听众的注意力，造成场子里气氛沉闷，故说书人一般要尽量避免静态心理的冗长剖析。
不过，西方在中世纪，甚至在16世纪，小说要求在身份相同的大庭广众中公开朗读。
但中西小说在嬗变过程中受说唱文学的影响是不同的。
中国古代小说成熟的明清长篇小说明显地保留着说唱文学和民间故事的烙印。
西方小说则通过其发展过程中基督教文化和近代文化的“断裂”而摆脱了说唱文学的羁绊。
18世纪爆发的启蒙运动，为了宣传、鼓吹各种思想，将人们从封建意识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启蒙家们纷纷以文学为武器，创作了大量的哲理小说、游记体讽刺小说、教育小说等。
启蒙文学家们迫切需要掌握能充分表现人的复杂内心世界的新方法。
于是在感伤主义文学出现后，以第一人称向读者直陈自己思想感情的新小说——书信体小说便迅速应运而生。
由于人物以第一人称形式直接进行自我剖析，并和读者进行零距离沟通，可以产生更为亲切、感人、深入的艺术效果。
因此，启蒙运动中产生的新小说在人物心理描写方面，是对中世纪演说式小说的“裂变”，其艺术经验给用第三人称创作的小说以很大影响。
之后以第三人称创作的作品中，故事叙述者越来越隐蔽、淡化，成为“影子”，从而让读者与人物有了更多的直接接触和交流，使人们进一步融入到故事中与人物进行沟通对话。
其次是中西小说有着不同的结构模式。
中国古代的小说，在《金瓶梅》之前，并不能充分显现人物性格的发展历史。
作品经常以人物简史、群体形象、大跨度历史进程的史体结构为主，不像西方小说一样集中针对性地展现一两个主人公完整的历史命运。
无论是描写历史沧桑变幻的《三国演义》，还是描写家庭兴衰的《金瓶梅》，都是一群人物的联系、争斗和纠葛，在相互冲撞的矛盾冲突中展现各自的人生命运，形成史体结构的艺术画卷。
在这种小说结构形式中，尽管人物依然是作家构思的焦点，并在众多的人物中，重点突现一部分人的历史命运。
但它的整体情节结构，并非为一两个人物设置，而是以一两个主人公时隐时现的历史脉络为主，不时将笔触伸向旁人历史而适时收回，继续叙述主人公经历，如此往返，交替渐进，既构成主要人物的性格历史，亦显现了众多人物的命运发展。
于是“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断断续续，个人自有一传”[7]的史体结构，便成为现实主义的缩影，典型地再现了真实生活。
而西方从骑士传奇开始，在构思上就多以一二人物为中心组织故事情节，重视人物内心活动的细腻描写。
近代小说家则以熟练的技巧，虚构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情节塑造主人公，诸如顽强刚毅的鲁宾逊，不幸苦命的苔丝，浅薄虚荣的爱玛，自尊自强的简爱，使之成为“现在或过去真实生活的典型”。
并形成了在人物塑造中展现时代风貌，使小说按照人物性格的发展来进行的特点。
这种以一两个主要人物为主线的结构模式，使作家有精力有余地去精雕细刻人物的完整形象，一会儿写到身外，一会儿写到内心，犹如天马行空，从容自如，从而完成对典型形象的主体描绘。
再次是中西小说受其它文学样式的影响不同。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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