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普对哈耶克的评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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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普对哈耶克的评价
哈耶克关于政府和强制的荒谬理论的认识论理由在哈耶克那系统的反理性主义中找到了。
这个反理性主义本身首先在于哈耶克反对认知性伦理的观念这个事实。
哈耶克是个文化相对主义者（这样的人，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甚至不考虑进攻与防卫在道德上有明确区分是可能的）。
（2）第二——以一种更戏剧性的方式——哈耶克的反理性主义在他的“社会进化理论”里表达了出来了，在这个理论里，自利、尝试、错误和学习，暴力和自由、以及国家和市场（社会）都系统地排除在了社会变化的解释因素以外，取而代之的是含糊不清的“自发性”和一种集体主义的、整体性的、有机体般的“文化群体选择”。
（哈耶克把卡尔·门格尔作为他自己理论的先驱来引用是错误的。
门格尔可能会嘲笑哈耶克那个进化理论是神秘主义。
门格尔的继任者不是哈耶克，而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他的“社会理性主义”。
）
关于伦理
“此外如果文明是不想要的道德的逐渐进化的产物，那么，我们都不曾知道任何普遍适用的伦理体系，不论我们对接受这点会有多么勉强。
”此外，“进化不可能是公正的……的确，要坚持所有将来的变化是公正的，那就是在要求进化会走向一个终点。
进化带领我们前进，正是因为它带来了许多我们不能想象或预见的东西，更不要说去预先判断它的道德属性了。
”或者，“要假装知道进化的合意的方向，对我而言这显得充满了傲慢。
在指导下的进步就不是进步。
”（哈耶克能否给前东欧**主义国家指导的问题就这么些了：
他的建议，除了“自发进化”之外就没什么了。
）
哈耶克的反理性主义非常典型的一点就是他没有证明这个必须该证明的、反直觉的论题，他甚至根本就没有试着使它看起来有道理。
就是这个反理性主义使得哈耶克所陈述的——通常只是零散分布在一些书页里——是一些似乎根本不同的其它东西。
例如，“没有财产权的地方就没有正义”，约翰·洛克的一段可能不会更理性主义的话被带着赞许性的态度引用：
“‘没有财产权就没有正义’是一个就像任何欧几里德所证明了的命题一样确定的命题：
因为财产权的概念就是对某个事物的权利，而命名为非正义的观念是侵犯或违反那个权利；很明显这些观念，这些赋予它们的名称就是这样被确立的，我像知道三角形有等于两直角的三个角一样清楚无误地知道这些命题。
”
最后，哈耶克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地方是，在一页之后，正当人们还在想如何将洛克式的欧几里德伦理学的观念同普遍适用的伦理之“不可能性”相调和的时候，哈耶克又突然以一种辩证式大回旋回到了他的相对主义起点：
“财产权制度，就像现在所存在的那种，几乎不会是完美的；的确，我们仍然不能说这种完美会包含在什么东西里。
”“传统的财产权概念在近些年来已经被认为是可更改的，非常复杂的一件组合，它最有效的组合方式在任何领域里都还没被发现。
”特别是芝加哥学派（科斯、德姆赛茨、贝克尔等）的探索“已经打开了市场秩序的法律框架的未来改进的新的可能性。
”
哈耶克并不认为洛克的财产理论和芝加哥学派是不可调和的，也不认为这值得提及。
按照洛克的观点，对自己的所有权，原初占有（宅地），生产和自愿交换是普遍适用的伦理规范。
洛克的私有财产权理论是正义理论，洛克是道德绝对主义者。
相反，芝加哥学派的代表否认理性的、普遍适用的伦理的可能性，芝加哥不存在正义。
谁有什么，谁没有什么，谁是攻击者，谁是受害者，对科斯及其同事而言完全是不确定的，也与过去所做的事无关。
相反，财产权利只是在人们中间分布着，随着环境的变化又被再分配，按未来经济效率最大化的方式再分配。
期望最能有效使用资源的人——以货币来“衡量”——将会成为其所有者；为避免有争议的行为，将不得不承担更小的货币成本的人，在这个财产权争议中被宣布为攻击者；在时间进程里的任何一点，最有效的使用者或“以最低成本规避者”的角色从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时，财产权利因而必须被再分配。
关于社会进化
哈耶克那神秘主义的，集体主义的自发社会进化理论在如下章节里开始见光：
1.“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行为的模式一代一代地传下去，选择的过程就发生了，其中导致整个群体中更有效的秩序形成，因为这样的群体会比其它群体更占优势。
”
2.“在因为采纳这些规则的群体更占优势从而这些规则得以普及的情况下，没有人曾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些群体占优势了，以及为什么其规则被广泛采纳了。
”
3.“文化……是一种学习到的行为规则，它从来没被‘发明’，行动着的人对它的功能通常也不理解……，海选和过筛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以因为同样不可知的或纯粹是偶然的理由而采纳某些实践的群体所具有的略微的优势为导向的。
”“人不是因为聪明才采纳新的行为规则。
人是因为服从了这些新的行为规则才变聪明的。
”“我们从来没有设计我们的经济体制。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智慧做这件事。
我们跌跌撞撞地撞到了它，它带给了我们没有预见到的高度，产生了可能会带领我们毁灭它的野心。
”
4.文明“不是人的设计或意图的结果，而是自发性的结果：
它起源于无意识地遵循某些传统和主要的道德实践，这些东西大多数人们都倾向于不喜欢，它们的重要性大多数人都未能理解，人们不能证明它的有效性，虽然它们靠进化选择的手段非常快地传播着——那些碰巧遵循它们的群体相对的财产和人口的增加。
”“道德传统超过了理性的能力。
”“心灵不是文化进化的指路人，而是其产物，它更多的是基于模仿而不是基于洞见或理性。
”
那么哈耶克的理论包含着如下三个命题：
（1）一个人开始一项自发的行动——在不知道为什么，为了何种目的的情况下；又，一个人还要把这个做法持续下去，不为任何理由——无论它是否导致成功（因为没有目的、目标，就无所谓成功、失败）。
（文化突变）
（2）新的做法被其它群体的成员模仿——再一次，没有任何动机和理由对模仿。
这个做法的扩散，到群体的所有成员都采纳它时，就停止了。
（文化传播）
（3）其它群体的成员并没有模仿这个做法。
那些自发采纳及无意识模仿一种更好的道德实践的群体会显现出相对更大的人口增长、更多的财富，或在其它方面的不知何故的“占优势”。
（文化选择）
哈耶克称这个理论解释了私有财产权、劳动分工、交换及货币，还有政府的进化。
但事实上，这些实践和制度给这种理论的彻底荒谬性的证明提供了最好的例子。
（这样哈耶克就不得不让自己的理论一次又一次地自相矛盾）。
文化突变
哈耶克的理论也许适用于蔬菜（既是如此它也会陷入麻烦之中，因为哈耶克明确地采取了拉马克主义），但它绝对不适用于行动着的人。
每一种行为都包含了对稀缺资源的有目的的运用，并且每一个行动者都总能分清成功的行为和不成功的行为。
哈耶克那种无意识的自发的行动的概念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
行动总是有意识的、理性的。
因此哈耶克的理论会导致不可避免的两难局面：
如果人把哈耶克的理论用到他自己身上，那么他写书的行动就只不过是毫无目的地散布观念。
对于这件事，其真与假、成功与失败的问题根本就没出现。
或者，哈耶克的写作代表着一种有意识的行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理论就明显是错的，因为无论如何它都是在启迪他自己（以及我们）关于社会进化的过程，哈耶克就不再是自发地行动了，而是在试图有意识地、理性地塑造社会的变化。
具体到关于私有财产制之起源的问题，只有必要在其命题
（1）中插入一些实践，比如对先前无主的财货的原初占有，或者资本品的生产，我们就立刻认识到了其荒谬性。
占有和资本品的生产都是有目的的活动。
人进行原初占有或资本品生产是因为人喜欢更多的财货而不是更少的财货，认可所占有的土地或用资本进行的生产具有更大的物质生产力。
即使对一件资本品的发明，比如一件锤子或斧头，最早纯属偶然，但这项发明仍然只因它对什么目的有用这一点而得到认可，从而任何对已经发明的实践的复制都是有意识的、带着理性的。
文化传播
哈耶克那通过无意识的模仿的“自发协作”理论也是同样的荒谬。
对原初占有以及间接的、对其它人用资本进行的生产的模仿，其动机同样是想要更多的个人财富。
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动机。
无论是外力、变化或自发性对于解释它而言都不是必要的。
它们也没必要被用来解释劳动分工和相互交换的出现。
人们认可并且已经认可了劳动分工和自愿交换相比自给自足会导致更大的物质生产力。
同样关于货币经济的起源，人们也不必等待自发的突变。
在存在不确定性的环境里，在任何物物交换经济里，滞销一定会出现（只要供需的双方面一致性不存在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还是仍然会增加自己的财富，如果她认可财货不仅仅可以用来作个人使用，而且还可以用来作交换的媒介——为转售的目的，又，如果她随后在获取用来换取较不适宜于销售的财货的另一件更适宜销售的财货上获得成功。
对作为交换媒介的一件财货的需求又进一步增加了这件财货的可销售性。
这个实践会被其它人模仿，目的在于解决她们自己的销售问题，在这个模仿的自行增强的过程中，迟早一种普遍的交换媒介——一种商品货币——会出现，它区别其它一切商品的独一特征是，它具有最高的可转售性。
这一切的出现都不是源自机会。
在任何的地方，无论是财产权的起源还是交换和货币，个人的目的、洞见和自利都在发挥作用。
的确，哈耶克的理论有如此明显的错误，以至于他常常退到第二种更温和的理论变种上。
按照这个版本，劳动分工和交换是“人的行动的无意识的结果”，“是人的行动而不是人的设计的结果”。
人们联合起来的过程或许不是完全无意识地发生的，但也基本上是无意识的。
一个行动者也许有能力认识到她从占有、生产、交换和货币的使用上之所得，在这样的范围内，进化的过程看起来是理性的。
但是，行动者不能认识到她的行动的间接效果（并且据说这些对社会这个整体而言无意识的、非刻意的结果决定着个人实践在进化上的成功和失败）。
由于这些结果不能被知道，所以社会进化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非理性的，不是有个人的真或假的观念和洞见所激起的，而是被盲目的、无意识的群体选择的有效机制所造成的。
然而这个变种同样也是矛盾的、荒谬的。
首先，用行动的无意识的的、间接的结果来刻画行动，在一口气之后又立刻指称了这些结果，这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间接的结果能被指称和描述，它就是有意的。
不然，如果它们的确是无意的，那关于它就没有任何可说的了。
一件关于它的一切都无可名状的事，明显不会对任何人的行动有可以确认的影响，它也不可能弄来对不同群体在不同的进化上的成功负责。
这样，从一开始，像哈耶克那样把社会理论家的任务描述为是解释“被发现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无意的模式和规律”是荒谬的。
社会理论家的任务是解释人的行动的直接的及间接的（不是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结果，由此对人的行动逐渐进步的理性化作出贡献——扩展关于可能的（能意指的）目标的知识，以及各种目标相互间是相容还是不相容。
其次，这个温和的版本同样不能解释劳动分工、交换及货币的起源。
我们可以在开头认可哈耶克，说第一次实施了一项交换或获得了交换媒介人认识到的只是她自己的所得（不是间接的，社会结果）是可能的。
她可能不知道（人类从一开始显然也不知道）作为一个交换者和货币使用者，她为世界市场的发展，通过唯一的普遍的交换媒介（历史上是黄金）而整合，稳定的人口增长，更广泛的劳动分工以及持续的全球经济财富的增长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
此外我们在今天（或任何此刻）从原则上不可预测未来财货的多样性、数量、价格和在人们中的分布。
但是从这里，哈耶克的这些怀疑主义、反理性主义的结论——“有指导的过程就不是过程”，“我们不能预先判断进化结果的道德属性”，“我们从来没有设计我们的经济制度而只是跌入了它他里面，它仍然有可能导致我们毁灭”是得不出来的。
因为即使一个人没有立刻领会她自己的行动的间接的社会结果，我们也很难想象这种无知能持续多久。
一旦在具体的交换者之间重复出现交换，或一旦一个人看到自己的获得一种交换媒介的实践被他人复制，人就会开始认识到她自己的行为不是单边有利而是双边有利的。
即使人仍不能系统地预测未来市场的发展及未来财富的形态和组成，那么，只要知道了相互交换和交换媒介的本质，人们就会同时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原则和个人的与普遍的经济进步的原则：
自愿交换产生的无论什么结果都是公正的，经济进步包含了基于私有财产权的认可的劳动分工的扩大，以及使用货币及货币计算的普遍化的扩大。
即使劳动分工，货币及经济计算随着时间流逝而变成了一种例行的公事，对公正和经济效率的基础的认可绝对没有又彻底消失。
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一旦劳动分工彻底崩溃（战争）或货币彻底崩溃（恶性通货膨胀），人们就会想起这一点。
她们禁止无意识地等待未来的进化过程
——她们自己的灭绝。
相反，她们能认识到像这样的崩溃，并且知道（而且已经知道了）如何系统地从头再来。
此外就像哈耶克所引用的卡尔·门格尔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例子所明确证明的，在人获得意识之前，甚至都不能停止一场灾难。
一旦一个人已经理解了这些人的思想，人就能在对人的活动的社会效果的完全理解中行动。
进化不是在作为行动者的个人头顶上发生的，相反，它已经成了一个有意识的计划和带着经验的的社会变化。
在经济整合过程中的每一次进步和每一次灾难都能被确认出来并加以解释，特别是有意识地确认灾难可以使得人们或者在灾难真的发生之前就作出有意识的调节，或使有意识地纠正错误成为可能。
此外，正如人们不会因盲目地跌入毁灭之中而受指责，人们也必然不会在预见到了的经济衰退面前保持被动和无力。
相反，在任何时候人都能系统地拓展可控制的——从而是可纠正的——错误的范围。
对任何经济上的整合与协作的制度性的中断——比如政府征收、税收、货币贬值和贸易限制——必定有着公众中的多数人的赞成。
没有这种公众意见的支持，不管会有多么勉强，继续执行下去必然是不可能的。
这样，为了阻止衰退，改变公众的意见是不多不少恰好必要的；而公众的意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观念或意识形态所改变。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无意识的经济衰退只有在公众中的多数人都遵循哈耶克那“自发”行动的建议——真正不知道为什么行动，以及在处于不要“知道进步的方向这个极端的自负”的自由之下才是可能的。
当然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无意识地行动。
但是根据哈耶克的建议，一个人只该关注其行动和财富的直接的原因和结果。
而关于任何间接的、肉眼不可见的原因和结果的知识和观念都被认为是不重要的、专断的，甚至是幻觉。
人们例行公事的参与劳动分工，只是因为她认识到了其直接的优势；认识到税收、货币贬值和贸易限制的直接的危害。
然而，人不可能认识到由于参与了劳动分工，她同时间接地提高了其它从字面上说甚至处在地球上最后一个角落的市场参与者的福利，以及个人的盈利越大，人对公众的财富的贡献就越大。
她也没有认识到由于政府干涉其他人，不论是其邻居还是世界另一端的人而造成的直接的损害总是间接地减小了她的生活水平。
但是这种无知有着致命的结果；因为不理解自己行动的间接的原因和结果的人，其行动会完全不同。
她会行动得好像一个人在经济上的有利或不利与另一个人的没有关系似的，因而在政府干涉其它人的事情上保持中立或不关心。
或者她会按一人之所得是另一人之所失的看法而行动；那么她就会甚至欢迎政府的征收、税收、货币贬值或贸易限制，把它们当作是在对“不公平的”失败者的“偿还”（多是倾向于自己或自己一类人）。
只要这种知识态度普遍存在于公众意见之中，那稳步上升的政府征收、税收、通货膨胀、贸易限制，以及随后持续的经济衰退，就实在不可避免了。
然而，哈耶克的建议是错误的、荒谬的。
不可能无意识地行动或有意识地无知。
即使人的行动的间接的社会原因或结果是不知道的，它们也仍然是（可能有一些推迟或经历一些时间）有效的。
这样，知道它们对任何人来说都总是有好处的。
相反，哈耶克的建议的唯一受益者却是政府。
只有国家和政府的代表在传播那种哈耶克式的意识（虽然它们自己会认为那是“假意识”）上有私利，因为面对着无知的公众，政府发展起来更容易。
但普遍在政府机构之外的公众没有款待这种假意识的兴趣（从而比政府知道得少）。
让人的行动由正确的意识形态指导对个人来说是有利的，从而人总是能够接受意识形态的启蒙。
知识比无知更好。
正因为有知识更好，所以它才同时具有感染力。
但是，只要公众被启蒙了，其大多数认识到每一个人参与交换经济会同时有利于其它市场参与者，政府对每一个互利的双边交换网络的干涉，不管出现在哪里，针对什么人，总代表着对一个人自己的财富的攻击，那么经济衰退就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
相反，公众不是对政府干涉保持漠不关心甚至欢迎的态度，而是不支持甚至反对这些干涉，在这种公众意见的氛围里，不会发生经济衰退，而会产生有意识的社会合理化和提升经济整合水平。
文化选择
按照哈耶克的说法，无论如何，进步都与启蒙无关。
人几乎不能认识到经济衰退的原因，由于那种洞察力几乎不存在。
就像一个人无意识地跌入了爬不出来的深渊一样，人也会盲目地跌入进步之中。
并不是对的或错的观念决定着社会进化的过程，是神秘的命运在决定。
进步是自然产生的，当一个群体碰巧采纳了更好的实践，就不知何故地比那些采取着更坏的实践的群体“占优势”。
且不论这个理论同哈耶克所再三观察到的文化进化比生物进化更快这个事实不相容，还有两个理由可以判定它错误。
首先，这个理论包含了在人类社会里无法适用的假设。
其次，如果无论如何要它适用，那么这个理论就会变得空洞，哈耶克又要再一次把自己变成国家的辩护者——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要造出这个理论，哈耶克必须首先假定存在着相互隔离的群体。
哈耶克在生成新的“自发的”实践会在群体内——但不是（为什么）在群体外——被盲目地模仿的时候引入了这个假定。
如果这个实践被普遍的模仿，如果只存在着一个群体，文化选择从定义上说就是不可行的。
没有某种竞争者，就没有选择。
此外，没有选择，进步的概念就没法合情合理地使用了。
对于“自发地”——没有目的或理由——而产生的及自发的普遍化的实践，我们所能说的一切就只能是：
只要它还在被实践，就表明它还没有消失掉。
然而，相互隔离的群体的假设，这个哈耶克必须引入以拯救他的文化进步（在他的反理性主义的行动和社会理论内）的概念的假设，立刻让他的理论产生了一系列不可克服的问题。
首先，可以断定哈耶克的理论不适用于现在。
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原初占有和财产权、资本品的生产、交换和用货币作计算等实践都已经普遍分布了
——没有哪个群体不知道、不存在这些实践——还有，全人类都通过了相互交换的网络相连接了。
在这方面，全人类都是一个群体。
任何以前存在的不同群体间的竞争都同普遍的实践不相干了。
普遍的实践永远都在任何选择机制之外；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原初占有、资本品生产、劳动分工和交换的合理性，除了它们还没消失掉之外，就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了。
哈耶克的理论同样不适用于前现代的原始社会。
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存在着相互隔离的群体。
但即使在当时，占有、生产和交换的实践都已经是普遍的了。
任何部落，不管有多原始，没有一个不知道，不实践它们的。
对于任何承认实践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行动的行动理论和社会理论而言，这些事实不会产生任何问题。
对这样的理论来说，这个事实是很容易解释的：
每个群体都独立地认识到了相同的、普遍有效的法则。
但对哈耶克而言，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却成了一个理论难题。
因为如果占有、生产、交换和货币是自发突变、盲目模仿、机械地传播的结果，就像哈耶克所声称的，这就无法解释——除了诉诸机会——为什么每一个群体，在完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会发展出完全相同的行动模式。
根据哈耶克的理论，人们反而应该指望人类，至少在其早期，会产生出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行为和社会品种。
事实上，如果哈耶克是对的，人们就应该假定在人类之初人们采纳不占有、不生产、不交换的实践的几率和采纳占有、生产、交换的实践的几率一样多。
因为这明显不是哈耶克要去解释其反常性的情况。
不过，一旦他确认了造成这个事实的明显理由——采纳前者的人会立刻死亡，而后者是不可缺少的生存手段——他就会承认人类理性的存在，从而同自己的理论相矛盾。
其次，甚至对于孤立的群体而言，哈耶克的文化选择理论也不能解释无意识的文化进如何会发生。
（他对“占优势”这个概念的解释从而也是模糊的。
）孤立的群体——甚至更多的情况是，靠贸易相联系的群体——不会相互间竞争。
这个在生物进化理论中非常熟悉的假定，即不同的有机体为着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而参与着零和的竞争，不适用于人类社会，从而任何从一种现象的存在到其更好的适应（这在生物学里，在一定限度内是可能的）的追溯的企图在这里都要失败。
一群孤立于其他人的人，她们遵循着占有、资本品生产和交换的实践，并未因此而减少了其它群体的财货的供给。
她增加着自己的财富，但未减少其他人的财富。
如果她开始同其它群体的贸易，它甚至会增加其它群体的财富。
在人类群体之间，存在着的不是竞争，而是自给自足的独立或是相互促进的协作。
文化选择的机制在这里是不能生效的。
哈耶克，在他自己制造的难题里，还是指出了几种可能性。
“占优势”意味着要么一个群体变得比另一个群体更富有，显示了更大的相对人口增长，要么一个群体用武力击败了另一个群体并吸收了它。
且不论这些标准并不相互兼容——无论是什么情况，比如，人口多的群体被人口少的群体以武力击败——它们都没有解释进步。
明显的最似是而非的标准——财富——是失败的标准，因为不同群体的不同财富对于她们的生存还是灭亡都没有关系。
两个群体相互独立地实践着占有、生产和交换。
然而，这两个群体的成员既不是在生理上相同，又不是处于相同的外部自然条件（土地）之中。
从这里我们会推导出她们各自行动的结果——财富——也会不同。
这对个体还是群体来说都是一样的。
对个体而言，同样，我们认为，采取同一个占有、生产和交换的实践，会产生不同的财富。
但是从
“更多的财富”推导“更好的文化”是不合逻辑的。
更富裕的人不代表更好的文化，更穷的人也不代表更坏的文化，只有在同一个文化内，一个人才能比另一个人相对更富。
从而，没有发生任何选择。
富人和穷人共同存在——同时，这两者共享同一个文化的结果是富人和穷人的绝对财富都在增加。
同样，人口规模也不能作为文化选择的标准。
群体规模，同样，丝毫没有暗示“更好的文化”。
任何对个体适用的事情对群体也适用。
从一个人没有生物学后代这件事而言，不能说她在活着的时候遵循着别的更坏的实践。
相反，按相同的法则行动着的不同个人会产生不同数量的后代。
在从富人到穷人，没有孩子的人并未处于同有孩子的人的竞争之中。
她们或相互独立存在，或相互协作。
即使一个群体从字面上说灭绝了或一个人自杀了，这仍然没有暗示任何文化选择。
因为生存的人遵循着同样的占有、生产、交换的法则，那些灭绝的人在生前仍然是遵循着它们的。
第三个标准，军事上的征服，它只是在带领一个群体走出孤立或整合群体而进行一场零和的竞争方面取得了成功。
然而，军事上的成功所代表的道德进步并不比杀人者相比受害者的道德优越性更多。
此外，征服（或谋杀）的出现并不影响普遍法则的有效性，即，无论是杀人者还是被杀者都不能免除的东西：
为了引入群体间的军事冲突，哈耶克必须首先作一个假设，即至少在一个群体里新的实践自发地产生了。
除了遵循原初占有、资本品生产和交换的实践外，必须要有人开始拿出这个观念：
一个人也可以靠强行剥夺占有者、生产者和交换者的方式来增加个人财富。
然而，一旦这个实践，按照哈耶克的理论，被所有其它群体的成员盲目地模仿，那相互反对的战争就会此起彼伏。
很快就没有什么东西能留下来继续被占有，而所有群体的成员都会灭绝——不是因为文化替代和选择的机制，而是因为它们自己的愚蠢。
每一个人都可以独立地占有、生产和交换，但并非每一个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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