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词惯用语和成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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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词惯用语和成语
第九讲典故词、惯用语和成语
一．典故词
汉语中有一类词汇现象是被学界所长期漠视的，那就是典故词。
虽然有了几部典故词典，但是似乎从没有人将典故词作为一种词汇现象，与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缩略词语、成语、惯用语等同等看待，从纯语言学的角度加以全面的考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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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词是一种极有特色的词汇现象，也是一种极为复杂的词汇现象。
说它有特色，是因为它迥异于我们所熟知的任何一种词汇现象，说它复杂是因为它无论在构成成分、构成方式、音节形式、词义形成、词义架构、词义色彩等等方面均较之我们所熟知的任何一种词汇现象均要来得缺乏恒定，充满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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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典故词的构词特色
典故词在构词上极具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现在构成成分的变异性、音节模式的多样性以及构成方式的丰富性等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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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成成分的变异性
所谓构成成分的变异性，是指典故词的构成成分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同一个典故可以形成意义相同的诸多表述形式，这一点很不同于成语、惯用语等构成成分相对比较稳定的词汇形式。
如“红叶题诗”是各种典故词典都收录的一个典故词，但是同时存在的还有“红叶诗、红叶留诗、御沟红叶、传波红叶”等形式；“王敦击壶”也是各种典故词典都收录的一个典故词，但是同时存在的也有“击唾壶歌、叩唾壶歌、击壶歌、击歌壶”等形式。
“诗题红叶”、“王敦击壶”的各种表述形式构成了两者的众多自由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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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同一个典源会存在那么多的表述形式，主要是：
（1）对典故的多侧面概括所致。
同一个典故，不同的人可以着眼于不同视角，用各种形式去表述。
如“王祥卧冰”的典源是：
王祥早年丧母，继母朱氏不善良，经常在其父亲面前诋毁他，结果他父亲也讨厌他。
然而一旦父母生病，王祥则竭尽孝道。
继母冬天想吃鲜鱼，王祥在天寒地冻中脱衣剖冰捕鱼，河冰突然破裂，两条鲤鱼跃出水面；继母想吃烤黄雀，又有几十只黄雀飞入王祥的帐篷，他拿它们来供奉其继母。
乡里的人为此惊叹，以为是王祥的孝道感动了上苍。
这个典源涉及王祥竭尽孝道的两个事例，有人着眼于“捕鱼”一事，便将此概括为“王祥卧冰”、“卧冰求鲤”、“冰鲤”等典故词；有人着眼于“捕雀”一事，便将此概括为“王祥黄雀”、“黄雀入帐（幕）”等典故词；也有人将两个事例一并关注，甚至加以抽象，于是便有了“冰鲤黄雀”、“王祥之孝”等典故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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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单一事件的典故，也会因关注细节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典故词。
如“四知金”的典源是：
东汉时有“关西孔子”美誉的杨震赴东莱太守任时途经昌邑县，县令是杨震昔日举荐的荆州秀才王密，王密便于夜间怀揣黄金十斤赠送杨震。
杨震问他：
“为何我了解您而您不了解我呢？
”王密道：
“我在夜间送礼，无人知晓此事。
”杨震道：
“此事天知，神知，我知，你知，谁说无人知晓！
”王密惭愧不已，怀揣黄金而回。
有人着眼于该典故中杨震的言语，便有了“四知”、“四知金”等典故词，有人着眼于事件发生的时间，便有了“暮夜金”、“金投暮夜”等典故词，也有人着眼于事件的起因，便有了“报杨金”、“故吏金”等典故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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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典故词悠久的传承、沿用历史所致。
典故词一般均是由明代以前的上古、中近古汉语中产生并使用，而后代代相传，沿用至今的，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传承阶段。
在这样一个漫长的传承、沿用过程中，一个典故词出现多种书写形式是极其正常的。
加之典故的运用者一般都为文人，文人们在运用前代典故时，或者出于不愿重复、刻意创新的需求，或者是为了诗文的平仄、押韵，或者故意不让别人一眼看破他（们）是在用典，也会不时地改造最初的典故表述形式，这样势必会造成同一典故的同一意义的众多表现形式。
如“山公启事”的典源是《晋书•山涛传》中的一段表述山涛任吏部尚书时善于甄拔人才的文字，南北朝时庾信的诗文中作“山涛启”，徐陵的诗文中作“山公启”；唐代杜甫的诗中作“山涛鉴”，张九龄、李商隐等的诗中作“山公启”、“山公启事”；宋代黄庭坚的诗文中除作“山公启”外还作“山公识”；清代吴伟业、蒲松龄等的诗文中则作“山公启事”、“名贤启事”“山公鉴”等。
其中有的是出于不愿重复、刻意创新的心理，有的则明显是为了诗文的平仄、押韵。
又如“辽东鹤”的典源是《搜神后记》中的一则辽东人丁令威学道成仙，化作白鹤回故乡的神话故事，唐代的杜甫在其诗文中作“辽东鹤”、“令威丁”等，白居易在其诗文中作“华表鹤”、“丁鹤”、“令威”等，宋代陆游则作“辽天鹤”、“令威”、“鹤归”、“鹤归辽海”、“辽天华表”、“化鹤”等。
一个作家在使用相同的典故时使用了各种表述形式，有的竟多达六七种，除了刻意创新，诗文的平仄、押韵需要之外，恐怕还有一个使用典不露痕迹的写作意图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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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音形式的多样性
所谓语音形式的多样性，指的是典故词没有典型的、或者说是标准的音节形式。
我们知道，成语典型的音节模式是四音节，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四字格”。
我们平时一提到成语，马上想到的便是成语的音节模式——“四字格”，同时，我们一看到“四字格”马上就会想到它可能是成语。
同样，惯用语典型的音节模式是三音节，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字格”，我们平时一提到惯用语，马上想到的便是惯用语的音节模式——“三字格”，同时，我们一看到“三字格”马上就会想到它可能是惯用语。
而典故词可以是双音节的，也可以是三音节、四音节的，还可以是五音节、六音节的，当然是以二、三、四音节最为常见。
从两个音节到四个音节，跨度这么大，就很难说它有什么音节模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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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构成方式的丰富性
所谓构成方式的丰富性，指的是典故词的内部结构形式丰富复杂，非一般词语所能比拟。
其构成方式至少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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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取复合式合成词的种种构成方式。
有偏正型的，如“鸡肋、徐榻、月老”等；有动宾型的，如“绝弦、忘年、挂笏”等；有联合型的，如“豕亥、吐握”等；有主谓型的，如“舌在、豹隐”等。
其中以偏正型、动宾型居多，补充型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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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用短语的种种构成方式。
有属于主谓短语的，如“江淹梦锦、郭纯孝母、晏子论罪、曾参杀人、千金答漂母”等；有属于偏正短语的，如“安乐窝、李膺门、季孟之间、常棣之华”等；有属于动宾短语的，如“傍人门户、夺锦袍、登龙门、哭秦庭”等；有属于联合短语的，如“一箪一瓢、倚门倚闾、南阮北阮、罗雀掘鼠”等；有属于连谓短语的，如“乘车戴笠、上车折袖、借箸以筹、割席分坐、卖刀买犊”等。
其中以主谓短语最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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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复句形式。
如“穿井得一人”、“才高居不难”、“身在曹营心在汉”、“日近长安远”等。
（二）典故词的词义特征
同构词一样，典故词的词义也有别于一般词语的意义，极具特色。
关于典故词的词义特征的探讨，我们孤陋寡闻，只看到一篇文章，那就是王光汉的《论典故词的词义特征》。
这篇文章提出了典故词词义的五大特征：
（1）典故词是文化词语，因而典故词的词义只是文化意义。
（2）典故义有较为明确的源头。
而源头有规定典故义的作用，典故词取义一般不会超出其源头取义所规定的范围。
（3）典故义与典故词的字面义差距较大，相距甚远。
（4）典故词义的横向考察——事典词语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取义具有多维性。
（5）典故词义的纵向考察——引申的单一性。
其中有些是可取的，也有一些是不够准确的，更有甚者是一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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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词义同字面义相距甚远
确如王文所言，典故词义同其构成成分的意义相距甚远，从构成成分的字面意义很难推知整个典故词的词义。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早于王文面世的《汉语词义的显性理据和潜性理据》以及《论汉语词义的理据性和非理据性》两文中已有所讨论，我们将词义与其构成成分意义之间存在的“这种联系比较隐晦、间接，转弯抹角，不够清楚，若仅仅依照字面意义直接去推求、理解词义，往往会不得要领”的关系看作是“汉语词义的潜理据性”的具体表现。
其中有一段文字是专论典故词的，兹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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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属于潜理据性词义的，恐怕要数由典故演化而来的词了。
例如：
A组：
问鼎、临池、染指、四知金
B组：
桑梓、涂鸦、先鞭、妃子笑
说它们典型，是因为它们不像“股肱、园丁”等，在语素义同潜性理据词义之间还有一个显性理据词义作为纽带，人们的类比、联想还有一个触发点、落脚处。
而“问鼎、桑梓”等，或者是对古代人物掌故的简要记录，或者是古诗文词句的浓缩，不需要类比联想，也类比不起来，联想不开去，只需要了解出典，就能理解词义。
在这里，语素义只是提供了一点线索，一点蛛丝马迹。
其中A组词的背后都潜伏着一个故事，如“四知金”的出典是……后人便用“四知金”指称非义之赠。
“四知金”三个语素只是简洁、含糊地记录了这个故事的中心内容，在“四知金”三个语素义的组合同“非义之赠”这个词义之间，如果说也有一个纽带的话，那就是它们背后的那个关于杨震拒收黄金的故事。
其他如“问鼎、临池、染指”等也如此。
B组词则是古诗文词句的浓缩，如“桑梓”取自于《诗•小雅•小弁》：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
”说的是：
家乡的桑树和梓数是父母种的，对它要表示敬意。
后人便用“桑梓”指称自己的故乡。
其他的如“涂鸦”取自于唐代卢同的《添丁诗》：
“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
”后人以之形容字写得很坏；“先鞭”取自于《世说新语•赏誉》注引《晋阳秋》：
“刘琨与亲旧书曰：
‘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
’”后人用之表示占先一着；“妃子笑”则取自于杜牧的那首著名的《过华清宫》诗：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后人用之指称一种产于广东佛山的优质荔枝。
与A组不同的是，B组词背后起纽带作用——联结语素义和词义的是古诗文，而不是某个具体的故事。
所以《现代汉语词典》在解释A组、B组词时采取的方式略有差异：
前者往往简述故事梗概，后者则抄录原诗文，有时也用“语出”标明，以示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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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内涵丰富的文化色彩义
王文认为：
“词义从其生成的角度分，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语言意义，亦即词面自身具有的意义。
它一般包括词的本义及其引申义、通假义等。
词的语言意义是语言形成发展过程中约定俗成、逻辑演绎的一种必然结果。
另一类是文化意义，它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造成的、有别于其语言意义的一种意义。
这种意义如离开对形成它的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了解便无法认识和掌握。
”而“典故词是文化词语，因而典故词的意义只是文化意义”。
王文的上述观点是匪夷所思的。
且不说典故词的意义是否真是文化意义，仅就将词义分作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这一点而言，也是颇值得商榷的。
首先，我们知道，所有的词义都应该是语言意义，不存在不属语言意义的词义；至于文化意义，我们以为，是附丽于词的理性义之上的一种附属意义，就如同形形色色的色彩义一样，应该承认，这种附属意义并不是每个词都有的，而在所有具有这种附属意义的词中，典故词的文化意义是最浓烈，最典型的，但这并不影响典故词的语言意义的存在。
其次，任何词义均是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约定俗成的，所以由“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造成的”词义并不仅仅限于典故词的那些所谓“文化意义”，也包括典故词之外的那些一般词的所谓“语言意义”。
如汉语的“包袱”包含4个意义：
（1）包衣服等东西的布；
（2）用布包起来的包儿；（3）比喻影响思想或行动的负担；（4）指相声、快书等曲艺中的笑料。
而英语中的“cloth-wrapper”则只有“包衣服等东西的布”这个意义，表“用布包起来的包儿”的“包袱”英语中说成“bundlewrappedinacloth”，表“比喻影响思想或行动的负担”的“包袱”英语中则说成“aloadonone’smind”，而不管是“cloth-wrapper”还是“bundlewrappedinacloth”或者是“aloadonone’smind”均没有“相声、快书等曲艺中的笑料”这个意义。
由此可知：
汉语的“包袱”所拥有的这4个意义都是在汉民族“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造成的”，离开了汉民族这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就没有“包袱”现有的词义架构——就像英语中的“cloth-wrapper”就没有同样的词义架构一样。
然而“包袱”可不是典故词。
此外，说语言意义“包括本义及其引申义、通假义等”，那是否意味着典故词的意义就不存在本义和引申义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同样，以是否是词面自身具有的意义来区分是语言意义还是文化意义，在理论上是荒谬的，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不能贯彻到底的——音译外来词、联绵词、一部分方言词、一部分口语词的意义并非是词面自身具有的意义，那它们的意义是否也都是文化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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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样的表述似乎是相对比较妥帖的：
典故词的词义在理性义之外均具有浓郁的文化色彩，即均具有内涵丰富的文化色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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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义性是其基本特征
王文指出的典故词词义引申的单一性以及部分典故词在具体语境中表义的不确定性，确实是反映了典故词在词义架构及词义运用方面的一些特征。
这里，我们觉得有必要再多说几句。
从整个典故词汇大家族来看，单义性是其主要的、基本的特征，应该看到，绝大部分典故词均为单义词，词义架构总体来看简单、清晰，不存在词义辗转引申、重重派生的现象。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确实也有一部分典故词也存在多义现象，而且这种多义有的固然是通过派生的方式形成的，即几个意义间有源流关系。
如“东陵瓜”既指“甜美之瓜”，也喻指“弃官归隐的田园生活”；“（冯谖）弹铗”既指“怀才不遇，心中不平”，也指“才能卓越”；“哭祖庙”既指“嚎啕大哭”，也指“哀求祖宗之灵荫庇”等等。
这些典故词包含的几个意义彼此间的联系是一目了然的。
也有的并不是通过派生的方式形成的，即几个意义间没有源流关系，它们是通过对典源内涵不同角度的概括、不同层次的挖掘所形成的。
如“脚痛委邻”既表“自欺欺人”，也表“嫁祸于人”；“夸父逐日”既表“胸怀壮志，不怕牺牲”，也表“志大才疏，不自量力”；“鲈鱼莼菜”既表“辞官归隐”，也表“思乡之情”等等。
这些典故词包含的几个意义彼此间没有联系——它们是对同一典故的内涵作不同角度的抽象、概括的结果。
但是，话又说回来，部分多义典故词的存在并不影响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典故词“词义架构总体来看简单、清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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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词义色彩具有多样性
除了上面王文所提及的典故词词义的一些特征之外，典故词还有一个颇为重要的特点，那就是：
典故词的词义色彩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表现在两个层面：
就个体而言，褒义与贬义可以共存于同一个典故词中。
就整体而言，口语色彩、书面语色彩在典故词的词义中各占半壁江山。
我们知道，成语的词义往往带有浓烈的书面语色彩，惯用语的词义则往往带有浓烈的口语色彩，同一个意思，成语叫作“阿谀奉承”，惯用语叫作“拍马屁”，前者文雅，后者俚俗。
而典故词的词义色彩则总体有些骑墙：
一部分典故词的词义带有书面语色彩，如“龙阳泣鱼”、“斗酒博凉州”、“环顾左右而言他”等；一部分典故词的词义带有口语色彩，如“颜回抓饭”、“周瑜打黄盖”、“猪八戒吃人参果”等；还有一部分典故词的词义色彩趋于中性，如“登龙门”、“鸿门宴”、“千里送鹅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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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源异形异义典故词
典故词中有这么一种现象：
几个不同的词出自于同一个典故，即同一个典故会形成形式不同、意义也不同的若干个典故词，这便是同源异形异义典故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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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异形异义典故词从意义间的关系来看，主要有以下两大类：
（1）形式不同，但意义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有一则典故，讲的是萧史因擅长吹箫，得到秦穆公女儿弄玉的爱恋，两人结为夫妇；后来两人的箫声引来了凤凰，秦穆公便为他们建造凤台，让他们居处凤台之上；几年后，夫妇俩跟随着凤凰飞走了。
而“乘鸾跨凤”、“弄玉、凤女”、“萧史、凤婿”等典故词则均出自于该典故，前者表“求得佳偶”之义，中者表“美女”之义，后者表“情郎”之义。
这三个意义虽然存在着差异，但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极其密切的。
类似的还有同样出自于匠石运斤成风典故的“运斤成风”、“郢匠”、“斧正”等分别表示“技艺精湛”、“具有高超技能的人”、“请人修改文字的谦辞”等意义；同样出自于陈季常惧内典故的“河东狮吼”、“季常之惧”等分别表示“悍妇发怒”、“惧内”等意义；同样出自于江淹梦见五色彩笔典故的“梦笔”、“五色笔”、“江郎才尽”等分别表示“文思大进”、“大手笔”、“文思才力不及从前”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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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式不同，而且意义间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联系。
同样源自于上述萧史弄玉一典的还有“凤箫、秦箫”、“凤台、秦楼、萧楼”等典故词，前者表“箫声优美”之义，后者表“仙女所居的楼台”，两者的意义几无任何联系，而它们同“乘鸾跨凤”、“弄玉、凤女”、“萧史、凤婿”等的意义也同样几无任何联系。
类似的还有同样出自于阮籍以青白眼待客典故的“垂青”、“白眼”等分别表示“对人特别看重”、“对人轻视、憎恶”等意义；同样出自于冯妇搏虎典故的“再作冯妇”、“冯妇”、“负隅顽抗”等分别表示“重操旧业”、“勇猛之人”、“依仗某种条件顽固抵抗”等意义；同样出自于江淹梦见五色彩笔典故的“衣锦还乡”、“沐猴而冠”等分别表示“回故乡向亲友炫耀富贵荣华”、“人面售心，虚有其表”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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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典故词同成语、缩略词语的区别。
典故词中的一部分是成语，如“沐猴而冠、负隅顽抗、运斤成风、再作冯妇、江郎才尽”等，这样就很容易将典故词与成语视同一物。
而实际上，典故词与成语有着很大的区别，具体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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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语音形式上有所不同。
成语的基本语音形式是四音节形式，而典故词在语音形式上则具有多样性，除了四音节、五音节的以外，还可以是双音节的，如“中肯、染指、人彘、木雁”等，也可以是三音节的，如“四知金、七步才、三刀梦、千日酒”等，而这是成语所不具备的。
有时候这种情形还会出现在出自同一典源的不同典故词身上。
也就是说，典故词没有标志性的语音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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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构的凝固性有所不同。
成语在结构上的凝固性的表现之一是构成成分的稳定性，从而保持了形式上的惟一性。
而典故词则缺乏成语的这种凝固性，因为典故词的构成成分往往具有多样性，不稳定性。
关于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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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故词和成语在外延上存在着交叉：
有相当多的成语，如《中国成语大辞典》“A”字母统辖下的“哀感顽艳、哀鸿遍野、哀毁骨立、哀丝豪竹、挨家挨户、挨肩擦膀、哀山塞海、唉声叹气、捱三顶四、爱不释手、爱民如子、爱莫能助、爱钱如命、安邦定国、安分守己、安富恤贫”等绝大多数成语，不是典故词；同样，也有相当多的典故词，如《常用典故词典》“A”字母统辖下的“阿连、阿堵、阿蒙、阿娇贮金屋、爱竹、爱棠、爱妾换马、安仁鬓秋、安可一日无此君、安蛇足、安期枣、案上萤、鳌山、鳌柱”等不是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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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词与缩略词语也有所不同。
缩略词语均有原形，这些原形也必须是文字形式；典故词似乎也有“原形”，但这原形是隐藏在词语背后的故事形式，是一种得以形成文字形式的意象，而非文字形式。
因此，缩略词语均存在一个压缩、简省的过程，而典故词则没有这个过程，它们是直接从典源故事或意象中概括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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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惯用语和成语
惯用语和成语是汉语被称为“熟语”的类聚中相对来说研究得比较细致的两种词汇现象，尤其是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不少质量较高的成果。
但是，尽管如此，分歧还是相当得大，在惯用语和成语的内涵、外延、基本特征以及两者的主要区别等等问题上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声音。
而且不同的观点处于胶着状态，谁也说服不了谁，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20来年，估计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以致于有的学者在讨论熟语时回避、不谈惯用语，还有的学者干脆提出了“三字语”和“四字语”的名称，来取代“惯用语”和“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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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觉得，回避以及用别的东西来取代均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积极办法，应该在形式、意义和用法上对惯用语和成语作一个明确的限制、区分，如果我们所作的限制和区分能够将绝大部分或者大部分惯用语和成语区别开来，那就应该算是有效的、成功的，因为看一种理论的解释力和有效性不是看它是否能解决所有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哪种语言学理论能管住所有语言事实而没有例外的——而是看它能否管住大部分语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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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惯用语的内涵和外延的争鸣
关于惯用语的内涵和外延，目前主要有以下4种意见：
（1）“惯用语是具备下列特点的词组——1、构成成员相对稳定，结构形式相对固定；2、词组的整体意义不是每个词的字面意义的相加；3、具有明显的口语色彩；4、具有一定的修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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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惯用语是具有“一，它的语义具有双层性，除字面的语义外，必需具有深层次的比喻引申意义。
二，它的结构是固定的，固定性虽不如成语，但比歇后语和谚语要强，并且以三字格为常见的代表。
三，在句法功能上它同成语近似，在修辞功能上它有强烈的通俗性和口语色彩”等特点的固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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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惯用语“没有表意的双层性，字面意义就是真实的意义。
换言之，它的特征只是结构固定，所有组成成分也固定，表示一般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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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惯用语指的是“原‘惯用语’中除去三字格的部分”，“是非三字格的一部分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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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种意见是目前比较通行的意见之一，其所以被学界不少学者接受，主要是这种意见比较客观、细腻地揭示了惯用语的主要特征：
意义的整体性；结构的凝固性，但是“相对”的——相对于普通的自由词组而言；具有明显的口语色彩等等。
同时也照顾了大多数人的一般认识和看法。
但略感不足的是，这种意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将惯用语同成语等其他熟语相区别上了，而在与词的区别上则用力不多，加之这种意见的持有者将“吹牛、拍马、装蒜、买帐、砸锅、筛糠”以及表示一个整体意义的“伸手、放羊、坐车、磨牙、张嘴、下台”等双音节组合统统看作是惯用语，自然就成为诟病的话柄、诘难的靶子，因为像“吹牛”等看作是词自然更妥帖，而像“伸手”等，若表字面意义时是自由词组，而表比喻意义时则无疑是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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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意见同第一种意见近似，也是目前比较通行的意见，它除了提出惯用语结构的相对固定性以及具有强烈的口语色彩之外，还在意义上提出了表义的双层性问题，在音节上还提出了“以三字格为常见的代表”。
在音节上对惯用语作出限制显然是在与词的区别上加强了力度，事实证明这是非常必要的，很可惜的是这种意见在这方面的限制太软了，“常见代表”云云，形同虚设。
至于表义的双层性，其实提出者的本意同“意义的词化——整体性”的提法是一回事，但表述上则有严重缺陷：
（1）具备所有条件而惟独字面义根本就不存在的三字格，如“拍马屁、吹牛皮”等，难道就不是惯用语？
（2）当“走后门、打预防针、炒鱿鱼”等表示字面义时，它们还是惯用语吗？
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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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组：
①你走前门，我走后门，看谁先到家。
②我今天要带小孩去医院打预防针。
③油也没了，叫我怎么炒鱿鱼呀？
B组：
①他不请客送礼走后门，能批到那块地皮？
②我是给你打预防针，省得到时赔了夫人又折兵。
③我爸是市长，谁敢炒我的鱿鱼？
A组中的“走后门”等只是普通词组，根本不是惯用语，而B组中的“走后门”等才是惯用语。
可见，当且仅当“走后门”等表所谓的深层语义时它们才是惯用语；反过来，作为惯用语的“走后门”等只拥有所谓的深层语义，何来双层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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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意见正好与第二种意见相反：
只有那些仅表字面意义而没有深层意义的、结构与构成成分均固定的组合才是惯用语。
所以像“多快好省、知难而进、又红又专、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知识青年、超级大国、断肢再植、言之有理、从容不迫、一如既往、等量齐观、不露声色、不胜枚举”等自然都是典型的惯用语了。
这种仅仅着眼于表意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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