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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与财富渐渐疏离
冯仑与财富渐渐疏离
他经常接受采访，热爱书写文字、指点江山；他爱讲段子、秀“麻辣”，段子多半带点黄；他头发稀少，却满腹经纶，被称为地产界的思想家与才子――他是冯仑。
黑色方框眼镜、圆脑袋、小眼睛、光亮前额，以及导致法令纹加深的露齿笑组合成冯仑带有喜感的面部特征。
1959年出生的冯仑，1984年获中央党校法学硕士学位，1993年领导创立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如今已成为总资产近140亿元的万通控股掌舵人。
当年与他共同创业的“兄弟”包括今天的知名企业家潘石屹、王功权、易小迪等。
他经常接受采访，热爱指点江山，还是个喜爱写作的企业家。
2007年，当中国社会仍在为民营企业原罪争论不休之际，冯仑出版了《野蛮生长》一书，从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进程亲历者的角度，以轻松幽默的风格，深入剖析了所谓“原罪”、合伙人制度、企业管理逻辑，以及社会转型期的人性、欲望、财富观等问题。
他还爱讲段子、秀“麻辣”，段子多半带点黄。
每当此时，小眼睛里就会闪过狡黠的光芒。
他的老朋友潘石屹这样形容：
“但有冯仑处，便有黄段子”。
渐渐地，这个喜欢用黄段子隐喻国家大事、经济形势、人生理想的中年人便有了很多非官方头衔：
地产“哲人”，地产“思想家”、“才子”。
连被公认为地产界“大佬”的王石也曾自嘲――若论写文章和剖析问题的深度，不及冯仑远矣。
“欲望”年代
坐在宽敞的皮沙发上，冯仑双臂舒展地撂在扶手上，呈现一个相当开放的姿势。
今年3月，他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辞任万通地产董事长一职。
这不仅意味着他正式退隐万通地产管理层，且未来他将不再担任万通控股旗下子公司的董事工作。
职业角色的调整，对冯仑来说有着两重意义。
一则，这意味着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万通地产已走向成熟，掌舵人已可将精力集中投放在母公司万通控股上。
他将其形容为“儿子”的独立：
“生了好几个孩子，开始要手把手管着，后来儿子长大，就自己管自己了。
”而从个人状态来说，冯仑自称这半年里“少开了很多会”，“少讲了很多话”，终于能关照到更多个人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在《野蛮生长》里，冯仑曾描绘了民营企业快速发展这二十多年里，体制环境惊涛骇浪式的变化，以及人心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分裂蜕变。
在他笔下那个充满着欲望和体制、欲望和伦理、欲望和法律规范冲突的世界中，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既是抓住了最佳机遇的幸运者；同时也是深陷“欲望”漩涡、时刻面对诱惑和陷阱的“试炼”对象。
“如果没有欲望，仅有伦理道德和规范，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有任何活力；反之，如果只有追逐财富和金钱的欲望，没有‘戒’，没有社会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规范来加以约束，金钱的欲望也会成为社会的一大灾难。
”掌握社会资源的企业家们时刻都需要在其间寻找平衡。
掌握这样的平衡尤其艰难。
他在书中写道：
“在西方，有钱人才投资，才创业，起码开办费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借贷到；而在中国，人们没有钱才办公司，没有资本才投资。
”
“我们也是这样啊，万通注册的时候，我们就借了三万块钱，公司是从负资产开始运作的，太可怜了，你能想像出来多惨就有多惨。
”
在冯仑看来，哪怕现在正住豪宅、开飞机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内心大多都潜伏着曾经的贫穷带来的创伤。
这种创伤造就了民营企业家超强的造富能力，也使他们更容易被欲望所征服，失去平衡。
一旦如此，哪怕曾经叱咤风云，结局也是折戟“下马”，晚景悲凉。
正如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
牟其中、顾雏军、黄光裕……
当“夜总会的处女”
虽然冯仑很狡猾：
他写万通，写与王功权、潘石屹等“兄弟”共同创业的艰苦岁月和趣闻轶事，写“老大哥”王石，更写落水的牟其中；却始终将自己放在一个观察者和思考者的位置上，不曾剖开了心肺与诸君分享。
但他同时也承认，“当中涉及的所有问题，我也身在其中。
我们都是人，有共同的基因，只是面貌各有不同，而我刻画的，是那些基因。
”
这些基因的展现，既包括万通如何从水泊梁山式的草莽英雄共同创业，向商业化、产权清晰的股东关系转变；当然也包括在平衡道德与欲望的天平过程中各种纠结的选择。
冯仑庆幸自己从一开始就不是对金钱有着强烈欲望的人，在控制欲望膨胀方面承受的痛苦相对很多企业家要小一些。
在采访和其后的演讲中，他一直重复这样一句话：
我是追求理想，顺便赚钱；而不是赚钱，顺便谈谈理想。
但尽管如此，这些年他仍然有一种时刻警惕着，不敢放松的感觉。
作为企业家，冯仑对当下社会环境的感受是――不仅“时刻考验你是不是真有理想”，且“每天挑战你要不要放弃理想”，如何应对诱惑，把事情和可能的陷阱分开，成为了时刻需要应对的挑战。
“比如我曾经碰到一件事：
为了拿一块地，已经做了几年的准备工作，突然插进来一个竞争对手，暗地里‘搞定’某位领导，把地拿了。
于是你就很落魄：
花了那么多年、那么多钱，就是因为坚持不乱搞，全打水漂了。
这种事情有很多，你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
这当中，挑战的不仅是对欲望的控制能力，更有心理的平衡能力：
别人都这么干，你不干，也没有人表彰你，傻不傻？
“对此我有一个理论，就是当夜总会的处女。
”冯仑讲段子的兴致突然冒了上来，“虽然平常没有意义。
但等到警察来查牌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卖淫的、嫖娼的都被抓走，我说我只是进来上个厕所的。
有什么证据？
因为我是处女。
”
“万通成立近20年了，一直也不算太低调，但这些年没有因为某个政府官员搅出问题，也没有被查处过，这就证明我们确实是夜总会的处女。
所以我老说：
等查牌的时候再看吧。
”
财富的远离
花了十多年时间，冯仑不经意之间把自己做成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民营企业家样本。
他既奉中国的道德，也通中国的情理，赤裸裸、活生生、有血有肉，却富有生命力。
如今完成内省的他又有了更多的思考。
他正在写一本新书《理想丰满》，谈民营企业跟外部环境的关系，社会公平问题、财富传承问题等等。
“如果说《野蛮生长》是向内关照；那么到《理想丰满》的阶段，就有很多向外关照的内容。
”
从自省到他省的思想和生命状态转折萌芽于2004年。
当年冯仑参与成立了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后又与王石、张树新、潘石屹等知名企业家出资成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在赴美考察现代公益组织及投身环保生态活动的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深入肌理。
“我意识到，公民社会建设，以及社会的管理和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
谈到辞任万通地产董事长后，自己个人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冯仑答：
“是‘立体城市’设想，以及对公益的推动。
”他自称这两年已在公益上投入了与赚钱差不多的时间与精力。
2008年，在冯仑的倡导下，万通地产申请成立了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后来，他又参与了一个文化基金会“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去年协助李连杰壹基金规范成为了公募基金；他本人更做了一个大胆尝试，在新加坡发起“世界未来基金会”――这是中国公民在新加坡的第一个基金会。
“我想尝试一下公民在海外做公益。
”
其间，他的财富观也在变化。
他如此形容自己与财富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大人跟小孩之间的感觉：
小孩刚生下来时，当爹的没啥感觉；开始说话后，有点感觉了；再长大一点，就培养出很深的爱；青春期之后孩子开始跟自己疏离；最后真正远离。
”
“现在我正处于与财富疏离的阶段。
做公益就是让财富远离你。
你越老，要捐的钱越多，他离你越远。
”采访的时候，冯仑刚刚从北京飞到广州，应千禾基金会的邀请，一个多小时后他将在这里做一场公益演讲，谈自己作为民营企业家对公益的思考与践行；演讲结束后的晚上，他又要赶往深圳参加第二天的阿拉善SEE华南区会议。
然而行色匆匆的他并没有带助理，自个儿提着简单的行李赶路。
“我觉得生活做事没有什么不安全感。
从来出门都是一个人跑来跑去，舒服、自由，朋友安排睡哪就睡哪。
”
他说如今财富于他来说，只余赎买自由的功能而已。
冯仑?
w中国财富
我是做“公益”不是做“慈善”
文?
\本刊记者甄静慧
中国财富：
你说自己正渐渐与财富疏离，那么你认为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疏离过程是否会有不舍？
冯仑：
财富有一定的好处，就是可以带来自由，但它不等于幸福。
比如今天想去哪就去哪，要吃什么就吃什么，不用因为花费而犹豫，这是财富带来的选择自由。
但它是否等同于幸福？
很可能你今天吃了个很贵的饭，反而惹了一堆闲气。
后来你还会发现，自由本身又是枷锁，因为自由也意味着责任。
如果你被手铐铐住，在划定的路线上走，掉坑里了你可以起诉铐你的人；但今天没人管你，随便你自己走，还掉坑里怎么办呢，只能自己负责，所以就有了选择的恐惧。
最后就相当于，有了财富就有了自由，同时也有了更多的恐惧和不自由。
你必须要慎重地使用自己拥有的权利、选择权，合理支配财富，让它对社会、对周边的人不要造成负面影响，最终赢得自由和幸福同步的状态。
中国财富：
现在这个阶段是否有恐惧呢？
冯仑：
现在最大的恐惧就是捐错钱。
如果捐给郭美美岂不就是捐错了嘛，这不是侮辱我的智商嘛！
还有就是中国社会经常有的勒捐。
如果是我自己选择的捐款，比如捐给阿拉善SEE，捐给千禾、壹基金，我捐得很开心。
但你要是逼我捐款，那不是跟强奸我一样吗？
中国财富：
像万通这样的企业，被勒捐的几率应该也不低吧？
冯仑：
最近几年少一点。
主要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2008年5?
12汶川地震，本来也没说不捐，但捐多少，在这个气氛下就很有压力。
捐款多少本应由公民自己决定，相当于孩子要走多远是他自己的事。
在公益慈善的发展进程中，我特别不赞成对我们大陆的民营企业进行道德胁迫。
现在社会上都认为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不如美国企业家，我认为恰恰相反。
美国老板退休后为什么都捐钱？
不捐没出路啊。
他如果不捐，死了以后首先股票要交遗产税，为了交遗产税（现金）就要卖股票，股票一卖就得砸，影响企业发展，所以他只能捐掉。
如果巴菲特捐款完全是因为道德高尚，他为什么到了70岁之后才想这个事呢。
比尔?
盖茨办公益基金的时候，企业也已经发展了20多年。
但是万通成立10多年后就开始做这件事了，更不要说我们是在市场经济这么不完善，外部一堆闹心事儿的情况下做的。
而且中国还没有形成对慈善捐款的税收优惠制度，我们是交了税才捐钱的，捐一块钱等于美国人捐了一块五。
我们的道德水准绝对比他们高，怎么能说比他们低呢？
所以中国与美国慈善环境的差异不在于道德，而在于制度。
中国财富：
能否描述一下现有体制和社会环境下中国民营企业参与公益慈善的现状？
冯仑：
对花钱捐钱这件事，我们有两个定义。
一是从道德、情感、善意和良心方面发掘动力；二是从理性、社会建设、公民组织、NGO等方面发掘责任感，就把钱贡献到最需要的地方。
我们称前者为传统慈善，后者为公益。
从治理上来看，做慈善的企业家在治理上通常做得比较少。
比如陈光标，他抱着钱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但捐给贫穷国家和地区，甚至要捐到美国去。
他听说北京有一个奥运会运动员张尚武在卖艺，立即就把人家请过来做慈善代言人，发工资、换西服。
又比如有一天发生了大灾害，有些企业家动辄捐几千万、一个亿。
这类企业家的捐赠方式都属于比较冲动和随意的，同时他们也不依赖于组织，捐多少，捐给谁，基本都是自己定。
做公益的企业家则会花相当多的时间在机构治理上。
比如我参与的国内第一个私募公益基金“爱佑华夏”，它的优势就是治理，其中最大的特点是管理费为零。
为什么管理费为零呢？
我们做了一个制度安排，由我们几个理事额外捐款作为行政费用。
其他捐助者捐的钱百分之百用于捐助对象。
现在这个基金会每年可以募到七八千万的捐助。
另一个例子是阿拉善SEE，这个由企业家组建的民间环保组织现在有180人，每人每年承诺捐10万元。
现在阿拉善一直在试图解决两个矛盾：
一是吸收更多人来参与，让大家更有效率、热情；同时要实现有效治理。
我认为民营企业家不管要参与慈善还是公益，都应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如曹德旺先生，他一开始做的是传统慈善，后来渐渐又向公益迈进，成立了河仁基金会。
中国财富：
从爱佑华夏到阿拉善SEE、万通公益基金，你个人一直在探索现代公益的路径？
冯仑：
是的。
传统慈善更多是道德诉求、传统伦理；公益则是现代社会的诉求，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它跟贫富、强弱没有关系，是所有人的。
比如说做环保，空气清新了，并不是只有富人享受，穷人就不享受了，大家都享受。
所以我更希望去做公益，而不是慈善。
中国财富：
能否谈谈在做公益的过程中，你对自己的定位？
冯仑：
在这些基金会当中，我希望自己扮演的不是道德启蒙的角色，而是制度设计的角色。
我是阿拉善章程委员会的主席，我希望在所有这些基金会中研究如何在治理结构、公益组织的战略和企业战略之间取得平衡，以及公益如何在现有制度中获得持续发展。
中国财富：
那在你的倡导下成立起来的万通公益基金会里，是如何体现你的制度设计思路的？
冯仑：
万通公益基金会是在4年前成立的，每年由万通控股旗下各盈利事业分别拿出0.5%~1%的利润捐给公益基金，再加上我个人、企业高管、员工每年的捐赠，现在算是一个私募公益基金。
我们这个公益基金非常强调治理，主要体现在“三性”上：
独立性、专业性、公益性。
首先它必须是独立的，不能变成公司的一个部门。
基金会的11个理事当中，万通的人只有3个，理事长、秘书长都不是万通的，从投票权来说，万通无法控制基金会。
专业性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它的公益方向一直聚焦在生态社区上；二是人员专业，秘书长和项目委员会成员都是专业人才，很多都有国际NGO组织从业经验。
公益性是指基金会资助的对象跟万通必须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说基金会跟公司是“貌离神合”。
中国财富：
据说万通基金会的所有资金都来自于万通的固定捐赠，从来不做投资理财。
这与海外私募基金会的资产增值方式有很大差异，你如何看基金会的投资理财？
冯仑：
不是不想做投资理财，只是因为吸取了前面的一些教训。
南都基金会比我们早一点成立，捐款人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原来的想法就是要通过投资理财方式做一个永久性基金会。
但是我们国家的制度不配合，因为你注册了一个亿，每年年末放在这里还得有一个亿，然后你赚的钱还得交税，赚了1000万，交完税只剩600万，每年为这个事去税务局讨论，问题依然没解决。
后来我想，那我们就反过来，开始注册时钱不多，只有400万，但是我们每年募1000万，把它大部分用掉。
就是说由公司负责赚钱，再捐给基金会。
所以我们的基金会发起资金不大，花掉的钱却是排在前5位的，跟南都基金会差不多。
中国财富：
去年，你和王石等企业家协助壹基金成功转型成为公募基金会，那你如何看私募公益基金和公募基金会在社会公益事业上的作用和地位？
冯仑：
我认为中国应该更多发展私募公益基金，因为它与捐款人的联系更为紧密，会更多地考虑到捐款人的偏好，这样的话大家对社会的很多问题都会有持续的关注。
有人喜欢中国画，他可以成立一个支持中国画的私募基金；有人关注少数民族小孩上学的事，他也可以成立一个相关的私募基金。
当基金会发展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我想大概是20年后吧，民间社会什么事都有人管了。
台湾就是这样的，美国也是。
所以应该大力发展私募基金，而不是公募。
现在政府底下全都是公募基金，公募基金全都私募化，不去做小额募捐，却喜欢找私人老板捐钱，然后就出现郭美美这种事情。
这是不正常的。
私募基金会也不应该公募化，都要回归本位。
中国财富：
谈了这么久的社会公益，最后我想问的是，在迈向社会公益事业前，万通自己是如何履行自己作为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的？
冯仑：
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跟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对股东诚信，要创造价值；要守法纳税；关照员工的职业生涯、健康和长期发展；对外部环境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能破坏性建设，现在万通所有的建筑都是绿色建筑。
这些都是我们对社会责任的承诺。
另外我自己还有一个理解，就是在中国这个特殊背景下，我们必须做一个令人尊敬的民营企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责任，大到跟国家社会的发展有关。
为什么呢？
改革开放就是发展民营企业，你不能做了20年，最后还被人说民营企业是混蛋，那谁还支持你发展呢？
我跟马云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要把民营企业越办越好，让大家看到民营企业不仅能够比国企办得好，甚至能比外国企业都办得好，社会才会支持我们在法制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最后形成好的市场经济。
这是我对时代发展的一个承诺。
实习记者岳嵘对本文亦有贡献
在民营企业初期，虽然背负“原罪”的重压，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地折腾呢？
一个是逃出原有的体制能获得一种自由感，可以满足人的征服欲望；同时也有一种成就感，因为在江湖当中，我们都具有一种英雄气，容易滋生英雄的审美，也获得自己成为英雄的满足感；再者，企业（公司）在江湖中也能获得一种相当于行帮的认同感。
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种心理状态。
荷尔蒙决定了男人都存有征服的欲望，特别是经商的男人，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最易满足的便是征服欲，这征服的对象当然有女人，但其实最大的乐趣是去征服外面的世界。
――自冯仑《野蛮生长》
什么好处都被冯仑占了。
冯仑是一个没有烦恼的人吗？
不，是人就有烦恼。
我还被误诊过癌症呢。
我上一次哭是在2008年9月12日的万通反省会上，而且是当众哭。
当时我说起一件事情，我去见一位老朋友，他刚从牢里出来。
当年他也是一位大哥式的人物，关了6年之后被宣布无罪释放。
那是一个下雨天，我开着车去看他，车停了，他在楼上，我在车里，就这么抬头看着他，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
做大哥也有悲哀。
――自《风马牛?
冯仑和他的快意人生》
理想一个很大的功用就是自我激励。
你会发现每个有干劲的人，其实他心里都特别有梦想。
我在听马云的演讲时常常想：
这个才一百斤的肉身，哪儿来这么大能量呢？
他说他的梦想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按照这个目标他每天向前冲，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
――自冯仑未出版之《理想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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