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中国末代农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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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是中国末代农民
一、农民工是中国农民向工人发展的特殊形式 自秦汉出现农民这一阶级以来，中国劳动者再无大发展。
和农奴相比，农民实现了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个不争的事实，建立在农民劳动基础上的古代辉煌的农业文明远远高于建立在农奴劳动基础上的欧洲中世纪文明就是证明，但是，中国劳动者停留在农民阶段的时间过于漫长了。
黑格尔的话不无道理：
“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
”[①]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历史没有什么变化是因为劳动者没有得到发展。
农民工阶级的产生是中国农业劳动者继商鞅变法以来大规模发展的新阶段。
与农民相较，农民工实现了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全面提升。
虽然在乡农民工还有80%需要从事农业生产，但即使是在乡农民工也开始接触到了现代工业生产和工业文明；至于进城农民工就更不必说了，他们不仅参与了中国工业文明的创造，而且参与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创造。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参与，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成为主力军。
中国城市用著名电影导演艺术家张艺谋先生的话说是“没有自己的性格”[②]，这不奇怪，因为近代以降，中国城市是作为外国资本侵略和掠夺基地而畸形发展起来的，与本土缺乏血肉联系。
可以料定的是随着一批又一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必将赋予中国城市自己的性格特征。
中国城市当前的二元化，即都市与村庄并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工业生产对劳动者素质技能的要求远高于农业生产。
科学取代了经验，技术取代了手艺；顺应自然让位于征服自然，严重的环境问题是与农民工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相适应的，是典型的“前进中的问题”；工厂化协作代替了田间地头的个人劳作，由此产生了新的集体力量；日入而息的时间被轮班制改造成劳动时间；秋天才有收获让位于流水生产线终端不分四季无论昼夜财富的涌流；昔日一小块土地就能让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世世代代洒下汗水泪水和热血，今天农民工把世界各地的原料、燃料、设备、技术置于自己劳动范围内；悠闲散漫的性格被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所取代，时间就是金钱，快节奏取代了“急什么”，计件工资使每个农民工都产生了比那个揠苗助长的农人更为急切的心情，农业生产时代的大笑话成了工业生产时代的大实话；如此等等，显示出农民工是中国劳动者素质技能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工业劳动者的素质技能达到了一个农业劳动者无法企及的高度。
农民工的经济收入也远高于普通的农民。
农民工不仅有农业收入，而且有工资收入。
伴随着工资收入在农民增收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农民相对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就越来越低，因而作为这一变化的结果，离开土地即从农民转变成农民工的速度也就越快，人数就越多。
农村内部的分化越来越由农民与在乡农民工的分化为主旋律，乡镇企业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成了富裕的地区，没有在乡农民工的地区只能输出进城农民工，本地农村则沦为贫困地区。
同一村庄条件相当的农民之间，有打工收入和无打工收入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
对于进城农民工来说，廉价工资为城里人所看不起，但春节回到家乡那就是在外发了财后衣锦还乡，连麻将也玩得大。
“一人打工，全家脱贫”虽有夸张成份，但道出的农民工在农村较高的经济地位却是事实。
农民工在城里失去的尊严在家乡找了回来；在城里遇到的异样目光在家乡变成了羡慕的目光。
农民工的社会经济作用也远远超过农民。
农民工生产的产品是商品，而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商品率只有30%。
农民只能以这30%的商品农产品参与社会交换，为城市提供有限的原料、粮食、蔬菜等产品。
农民庞大的人口数量因货币收入的微薄而不能成为工业品的巨大市场，不能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增长点。
半封闭的农民经济差不多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而不可能对世界经济格局有任何主动的作用。
农民工则不同，农民工生产的产品，一方面仰赖社会其他部门提供原料、燃料、设备、技术和资金，另一方面又为其他部门提供各种劳动密集性的产品，如建筑、煤炭、矿石、食品、服装、建材、电子产品等。
农民工创造了整整一个部门，而且是作为国民经济分工体系中的一元而存在的。
农民工谱写出一张新的经济表，改变了整个国民经济投入产出结构图，以致于在社会再生产和宏观经济运行中不得不考虑农民工的市场需求和农民工的供给能力。
和半封闭小农经济不同，农民工的经济活动是完全开放的，这个部门的发展既得益于又施惠于整个国民经济。
不独如此，以廉价工资为吸引力，农民工还积极作用于世界经济，对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发生了巨大影响，使世界工厂不得不重新考虑选址问题。
所有这一切，又是农民所远远达不到的。
不仅经济地位是如此，政治地位也是农民工高于农民。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把进城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来对待，尽管在乡农民工尚未获得这一政治待遇。
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农民阶级[③]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相反他们总是善于建立起自己敌对阶级的政权。
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成功，一而再再而三地昭示着这个真理。
农民运动之所以能够在互相对立的思想旗帜下进行斗争，就是因为这个阶级内部缺乏经济利益上的联系和政治上的统一组织。
农民阶级的这个特点注定了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农民工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更具有现代阶级的本质特征。
因此，即使在是否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阶级意义上，农民也不如农民工。
农民工在其发展中能够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而成为领导阶级，农民则只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解放自己。
农民工作为农民的一个历史发展表现在思想观念上，就是农民工阶级意识也大大超过了小农意识，农民工阶级尚处萌芽状态的阶级意识竟然是小农意识永难企及的高度。
小农意识是个体农民对集权官僚阶级统治意识的依附性意识，是个体意识。
农民工作为一个阶级即使是萌芽状态的阶级意识也是一种独立意识，是在与雇主阶级斗争中萌发的，而不是一种依附性的意识。
正因为农民工阶级意识是独立的，因而能够树立起自己的思想旗帜，而农民阶级历次打着均贫富的口号，奋斗的结果一定是个贫富不均的社会，打不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旗帜。
数千年了，农民几无自己的思想家，自己阶级的圣经，反而把帝王将相的历史故事作为自己的文化消遣。
农民工是农民的一个历史发展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不是量上的，而是质上的；不是个体性的，而是阶级性的。
在第一章中，我们把劳动者历史发展划分了几个大的阶段：
奴隶—农奴—农民—雇佣工人—自由人。
现在，对中国劳动者来讲，在农民之后是农民工，雇佣农民工与雇佣工人是不同的，其利益地位是有区别的，不过雇佣农民工以雇佣工人为发展方向。
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不仅创造了人、延续了人，而且发展了人、提升了人。
农民工将中国农民的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也是人本质的一次大发展和人性的又一次升华。
在向自由人发展的漫漫征途上，农民工向前跨出了最为艰难而伟大的一步。
想一想时隔两千多年才跨出这一步，可见其伟大之至；想一想已经跨出这一步的工人仍然保留农民的身份，可见其艰难之至。
农民工作为农民的一个历史发展，我们已经作了全面论证。
问题不在于农民工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民，问题在于农民工在各个方面已经不同于农民却依然保留了农民身份。
不仅如此，在乡农民工本人还保留了农民的职业，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家人还在种地。
传统社会以户为社会单位，现代社会则以个体经济人为基元。
若以经济人观点来看，农民工已不再是农民，起码对于进城农民工可以这样讲。
但即使是进城农民工仍然是农民。
我们把这种在发展水平上高于农民，但在社会地位上还依然保留农民身份的农民工称为末代农民。
凡是身份具有世袭性质的社会，在实际地位失去后，都会形成“破落的”、“末代的”社会阶层，如破落贵族，末代皇帝等等。
中国户籍制度赋予农民的身份是世袭的，这种世袭身份不随农民实际职业而变化，不随劳动者实际素质技能与社会地位提高而改变，当农民工发展在人本质和人性提升方面远远超过农民时，就必然产生末代农民。
如果说农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有阶级的话，那么作为末代农民的农民工就是中国这个特有阶级发展的最高因而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是工人。
在末代农民身上积淀着一部中国劳动者数千年发展史，也预示着未来中国崭新的社会结构。
末代农民是个转折点，把历史与未来联结在一起，使古代中国真正走向现代。
翻开沉重的中国历史，那是一部农民多少次更朝换代的历史。
有多少人明白过：
为什么农民千百次反抗总以失败告终？
为什么农民总是受欺压的对象？
不管哪朝哪代，为什么农民总是最苦最穷？
在走投无路的条件下官逼民反，结果不是被别人利用，就是替对立阶级建立政权，皇帝姓氏变了，可是政权的性质依然如故。
即使到中国革命的崭新时代，贫雇农也只配打江山，不配坐江山，这究竟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农民是农民。
农民人数众多，但每户农民都自给自足，彼此间并不存在多种多样的关系。
“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
”[④]孤立的小农，经验再丰富也是针对自然的，而不是针对社会的。
在社会交往中，小农总是被欺压的对象，力量的弱小，只能使他忍辱负重，农民历史就是一部饱尝屈辱的历史。
分散的农民使组织成本高昂，分散的农民缺乏共同利益使组织产出几近乎零。
经济上缺乏共同利益，政治上缺乏统一的组织，这根本算不得一个阶级。
存在决定意识，因而在意识上不可能有一个农民的阶级意识，小农意识决不是阶级意识，而是个体农民意识。
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农民都不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阶级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个体存在的。
农民对个体事务的精确与敏感，同对总体事务的模糊与迟钝并行不悖。
农民工是个突破。
农民工阶级的出现将改写由农民改朝换代的中国历史轨迹。
农民在经历了数千年的试错后终于走上了一条彻底改变农民历史的道路，那就是改变历史主体的农民本身，使农民不再是农民，农民开始转变成农民工，最终转变成工人。
一个没有农民的历史一定不是更朝换代的历史，一定不是个专制统治的历史，一定不是依赖几个知识精英奋斗的历史，一定不是需要少数脊梁的人支撑的历史，一定不是古代史；而是一个靠选举定期改朝换代的历史，一个民主的历史，一个真正依赖阶级力量对比而变化的历史，一部现代史。
末代农民的意义不只是体现在纵向历史轨迹的变化上，还体现在中国人展开自己本质的创造性活动的空间上。
多少年来，我们活动空间只局限在帕米尔高原以西，喜玛拉雅山以北，白山黑水以南，东至大海的东亚范围。
大概只有蒙元时期才将活动的范围往西往北延伸到欧洲。
不过那是游牧民族，生息在欧亚大草原上，大量事例已经证明这些草原帝国都是昙花一现。
[⑤]就算是一件了不起的功业，那也是牧民的，而不是农民的。
农民基本上象一株植物。
生长在一个地方不动弹，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挥洒在一小块土地上，外面遥远的世界作为轶闻听听可以，从来不认真去考察研究，实在说来也无研究之必要，因为离那一小块土地太远而不起任何作用。
除非是那一小块土地处于河流的下游，上游发生的事情影响到灌溉用水，那就必须打探清楚。
所谓“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
”[⑥]这样一来，假若无外来入侵，农民的活动空间异常狭小。
东亚这一大片土地的农耕区内部老死不相往来。
每户小农在狭小的空间里与天、地打交道，与熟人打交道。
不具有侵略性，反倒具有强烈的反侵略性。
色诺芬很早就注意到农民对这一狭小空间的爱护与反侵略性的养成。
[⑦] 狭小的生产生活空间，限制了农民的视域与胸怀，加之历代抑商主义政策，使农民的实践活动局限于土地上。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细分，小块土地愈来愈小，终于将整个经济活动归结为基本生存问题。
在内部资源和活动空间日感局促的条件下，不能有效利用外部资源，缺乏全球战略。
时至今日，在很多人眼里仍然把全球战略等同于霸权主义，这是小农意识的反映。
我们不赞成侵略扩张，不赞成霸权主义；但是这不等于说不需要提高国际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不等于说不要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
全球战略制定的基础和必要性不可能源于小农经济。
小农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市场价格，无力主动参与竞争，这是为小农的低劳动生产率所决定了的，又为近代以来的历史所证明。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入侵使小农经济陷于瓦解，首先瓦解的是小农经济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经济结构，廉价的机织布取代土布；现代缫丝业取代手工缫丝等。
外国资本在生产上战胜家庭手工业后，又在流通中把小农经济纳入剥夺的对象。
这样一来，中国就成了国际资本的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
今天，我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2亩多，而美国为700多亩，法国每个农业经营者平均耕地577亩。
我国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缺乏规模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优势。
小农日益感受到外来廉价进口农产品的压力。
据吉林省的调查，1997-1999年全省农民每年种植玉米的投入加上各种费用大体在每公顷4200元左右，正常年景玉米产量每公顷7500公斤左右，生产成本为每公斤0.6元，扣除成本，1996年收益每公顷3450元，1999年只有1950元。
收益下降就是竞争的生存空间的收缩。
1998年底，吉林玉米批发价为每吨1159元人民币，同期美国芝加哥交易市场玉米期价为每吨87美元左右，合人民币每吨720元。
两者相较吉林玉米价格高出60%左右。
1999年，河南省小麦每吨151.8美元，美国为98.1美元；吉林大米每吨198.3美元，美国为143.3美元；黑龙江大豆每吨207.2美元，美国194.1美元。
玉米、小麦、水稻是我国三大主粮品种，价格一律高于国际市场40%~60%[⑧]。
由此可见，无论过去和现在，农民在狭小的空间上经营的小农经济只能被动接受国际资本和商品的竞争。
这种与世无争的经济形式却被迫面对外来的挑战，狭小的经营空间既因内部土地细分而愈益狭小，又受到外来侵略的强力挤压。
个体农民经济是古代文明辉煌的基础，是近代屈辱的根据。
到了现代，重建小农经济根本不可能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相反只能引向古代化。
这种个体小农在末代农民身上终于显露出退出历史舞台的迹象。
春去樱花无可挽回地随风飘去。
农民工以离土和离乡为特征告别了土地。
从否定意义上是告别了那山那水那块土地的狭小空间，从肯定意义上将全国和全球的资源置于自己的劳动之中。
珠三角的“三来一补”，原材料和产品两头在外，国内只提供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
末代农民活动空间由此迅速扩大，东南亚的市场、中东拉美的石油、澳洲的木材与铁矿、日本的技术、欧美的设备，还有万国的资本和市场都是农民工劳动的对象、劳动手段和劳动产品销售地。
东南亚的货币危机、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美国西海岸港口工人的罢工、WTO的谈判、世界石油价格的飙升……这一切都与农民工的状况紧密相联，再也不是局限于小块土地上求雨祈年，再也不是只为灌溉用水与上游村庄械斗，竞争的对手在遥远的国度，活动的舞台是整个世界，农民工是“世界工厂”的工人。
农民工阶级给予的希望不仅在于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而且在于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
二、“民工荒”——农民工对资本的特有的抗议方式 2019年9月12日至20日《经济日报》陆续刊出“追踪民工荒”系列报道，报道了东南沿海出现普遍的民工荒消息。
记者洪敏报道：
“今年春节过后，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往年难以招架的民工潮相反，突如其来的‘民工荒’使当地各方措手不及，也成了上半年社会关注的焦点。
” 编者按指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珠三角乃至全国劳动力供需市场在今年春天以来凸显了一个历史性变化——农民工短缺！
源源不断地输入城市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力大军。
一度使珠三角等地区长期为大量涌来的‘民工潮’所困扰。
而今，珠三角等地区的不少企业却又为‘民工荒’所困惑。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经济社会在悄然中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怎么会发生大范围的民工短缺？
据记者了解，不只是珠三角，同时在长三角、闽东南，甚至内地一些地区都普遍存在农民工短缺现象。
一种现象的背后，必定隐含着内在的变数。
”[⑨] 记者刘麟报道：
“今年7月底，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在广东的306家企业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有128家缺技术工，总计1.8万人，有166家缺普工，总计8.7万人。
另一则消息表明，东莞市委政研室与劳动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估计，仅东莞2万多家企业缺工就达60万人。
”[⑩] 2019年春节刚过，网上就有消息称，东南沿海地区再次出现“民工潮退潮”现象。
可见，2019年“民工荒”还不是因为2019年“非典”带来的年度特殊现象，而带有一种规律性。
在我们探讨民工荒“隐含着内在的变数”以前，有必要对民工荒问题的性质加以明确。
“民工荒”中讲的“民工”就是农民工，而且主要是指进城农民工。
自从90年代末乡镇企业大规模私有化以来，进城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主要形式。
“民工荒”的出现之所以意义重大，值得关注，是因为“民工荒”涉及到进城农民工发展前途问题，涉及到末代农民下一个阶段发展的方向。
如果“民工荒”意味着从今往后进城农民工大批回到乡村，重新成为纯粹的农民，那就意味着劳动者发展的一种倒退；如果“民工荒”是农民工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付资本进行野蛮的绝对剩余价值榨取，那么“民工荒”不仅不是劳动者发展的一种倒退，而是一种进步了。
究竟是倒退呢？
还是一种进步？
这就是“民工荒”提出的理论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深入考察“民工荒”产生的原因。
廉价工资和漠视农民工权益是“民工荒”产生的主要原因。
根据《经济日报》记者张建军的报道，“来自珠三角各地政府与劳动力市场调查的结果一致显示：
信誉度不高的中小企业缺工最为严重；而生产条件好、薪水高的企业招工并不难。
”[11] 据广东省农调队调查，民工短缺对不同企业而言，状况不尽相同，大型企业由于工资较高、福利较好，用工比较充足，而中小企业民工短缺现象较为严重；大型民营企业和欧、美、日、韩外资企业也基本不缺工人，相反，部分台资和港资企业，出现了招工不足的情况。
东莞市劳动局局长莫海明坦言：
工资低，待遇差，是目前企业缺工的直接原因。
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的典型特征是价格竞争而不是技术和质量竞争。
相当一部分企业为了产品在价格上有竞争力，靠压低工资，减少劳动者福利保障，来获得利润。
2019年7月，广东省总工会公布的面对广东全省12市开展的民工基本状况调查显示：
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的占总调查人数的48.2%，1200元以下的占78.7%。
而同期广东全省在职职工月平均收入为1675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所副所长陈淮指出，最近12年来，珠三角民工月工资仅仅增长了68元，折合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呈下降趋势。
在珠三角及其他地区普遍存在企业漠视工人基本权利，劳动环境不理想的状况，这也是招不到工人的重要原因。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执行理事刘开明说，相当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作环境还是处于10多年前的水准：
劳动强度大、劳动保障设施差，员工吃住条件恶劣、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第一个口号是向妇女和儿童开战。
珠三角的资本是知道这个口号意义的。
“只招年轻女工”已成为许多企业招人“硬指标”。
企业在用工上“挑肥拣瘦”，使得用工的性别、年龄需求失衡，从而自缚手脚，招不到工人。
有调查表明，珠三角不少企业用工男女比例为1:
5，年龄在17-25岁之间的劳动力约占八成，25-35岁之间的仅占一成多，而且不少企业还想找熟工。
因此，缺工主要是缺女工，在年龄结构上，缺工的87%以上为17-25岁之间的青工。
女孩子高中毕业一般已经十八九岁，做两年工才算得上有熟练经验，这样计算，一个女孩只有4年的工作时间。
这样的用工标准，使许多正值成熟期的男工被堵在门外，企业缺工不是民工造成的，而是企业自身造成的。
劳动力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是形成珠三角等地区“民工荒”的重要原因。
内地劳动力需求增加吸引了一批农民工离开东南沿海。
在农民工中，曾经流行“东西南北中，打工去广东”的口号，现在已经变为“东西南北中，处处可打工”。
随着国际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并由沿海向内地延伸，长三角崛起了，京津唐地区进入了新一轮繁荣，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东北老工业基地正在振兴，国内很多地方投资增加，新增企业多，社会用工的需求大大增加。
因此，沿海的吸引力逐渐减弱，不仅外出打工者减少，更有农民工回流家乡的趋势出现。
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逆向发展趋势明显。
对珠三角来说，广东力倡的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使广东近邻的江西、湖南、四川、广西等省区经济发展迅速升温，使得其用工量增加，而这些省区又是珠三角的主要民工供给地。
甚至连农民工输出大省江西省也出现了民工短缺现象。
无论是赣南还是赣北，无论是边远的宜春、上饶，还是省会南昌，随着投资项目的开工建设，大量的农民工被吸纳。
河南亦是中国农民工输出大省，在广东的企业招不到工人的同时，河南不少企业也出现了缺工现象。
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刺激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而对农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据记者张建军提供的材料，2019年上半年农民收入同比增长16.1%，每月平均现金收入达到了224元。
这意味着外出农民工的纯收入要达到300元以上才会有农民外出打工。
何况农民在家可以服侍父母、教育孩子、享受清闲，整体收益不会比外出打工差。
农民工阶级意识的萌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产生“民工荒”不容忽视的原因。
连续七年获“中国出口创汇第一镇”的东莞长安镇，有2019多家企业，只有3万多本地人口却有近70万外来农民工。
镇长梁荣业说：
农民工是一支最为“革命的力量”，他们在最艰苦的地方，创造了巨大社会财富，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城市的繁荣。
但长期以来，他们的价值却被扭曲，受到了种种不平等的待遇。
是市场的力量凸显了农民工的价值。
长安镇由于完全依赖农民工发展起来，所以比较注意农民工待遇的提高，因而缺工现象就不太严重。
东莞市劳动局办公室主任宁康分析说，新一代农民工由于家里条件好了，他们找工作的选择性强了，求职观念变了，他们不再是一味地被选择，而是开始选地区选工厂了。
因此，一个地区与当地企业整体形象决定着新一代农民工的选择取向与流动方向。
新一代农民文化程度提高了，从学校毕业后甚至没干过农活，不象他们的父辈能在城市“忍辱负重”，而且还增加了自我保护意识，要求公正的待遇。
张建军采访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乡23岁的陈娜与22岁的丁玉珍，她们已经在东莞高埗镇劳动力市场找了半个月工作，她们说：
“我们先后去了五六个厂，进去发现不仅工资低，而且生产环境差，没有一种安全感，我们最多呆了两三天就跑出来。
”东莞虎门镇一台商投资10多年，深感新一代农民工的经历、文化水平、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公正待遇的诉求比他们的父辈更为强烈。
中国劳动力的劳动权利观念显现，表现为农民工较强的“反叛”精神，这就迫使老板更多地关心农民工。
同时，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曾经在外“受够了苦”的父辈们，就不再让子女外出“再受罪”。
当年留下的黑职介、传销、色情场所等阴影仍然活跃，他们不愿子女再受骗。
中国农民工面对资本的种种非人待遇萌发的具有集体“反叛”特征的阶级意识，是文明进步的表现。
其实，只要有合理的薪酬与劳动保障，中国劳动力供给将长期供大于求。
“民工荒”正是在萌芽的阶级意识指引下农民工对资本的“总示威”。
结构性缺工也是“民工荒”成因之一。
目前，珠三角不少地区出现的民工短缺，相当一部分表现为技工严重缺少，普工并不缺乏。
“民工荒”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企业用人素质提高，产业工人素质跟不上的反映。
据了解，广东技工严重不足的情况，已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从宏观环境上看，民工短缺不应该发生。
中国当今劳动力不短缺，未来二三十年之内也不会短缺，相反存在过剩。
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超过1.5亿。
据测算，即使从2019年起中国每年新增安排800万人就业，也要到2019年左右才能较彻底地卸下中国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包袱。
退一步看广东，当地劳动力人口并未充分就业，广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远未完成。
所以，“民工荒”表现出来的结构性民工短缺是个事实。
但企业连普工招工亦感困难主要是因为资本自身的原因，只要资本提供的劳动报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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