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农民工农民个体户的城市生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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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农民工农民个体户的城市生活
另一种“农民工”
农民个体户的城市生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从农村涌入城市，为城市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据了解，笔者所在的T大学校园内，诸如食堂师傅、餐厅服务员、公寓保洁员、保安等都是由外来打工者担任。
而与此同时，笔者也在校园内发现了这样一类人：
他们有固定的经营摊位，可以自由安排工作时间，不受工作单位规范制度的直接约束。
总之，他们不是“打工者”。
这类人的典型代表即T大学校园内爱心报亭的老板。
除观察到这一现象之外，笔者在查找相关文献的过程中也注意到，虽然近年来农民工研究越来越成为社会学及其他学科研究的热门主题，但研究者们却很少关注诸如校园报亭老板这样的外来农民非打工者群体（或者说是外来农民个体经营者），大多数有关农民工的研究论文都不能对他们的情况给予很好的解释。
因此，笔者选择了T大学校园内的两家报亭，对其老板及家人进行了多次访谈，试图较为深入地了解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状况和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情况。
虽然本研究只是个案访谈，不具有代表性，更不能推广到更大范围的外来农民非打工者群体，但笔者认为这对于全面地认识“农民工”群体是有所帮助的。
一理论视角与文献回顾
城市社会学理论中，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论流派给笔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而本文也想从这一流派的思想开始，来展开对外来农民个体经营者的城市生活的分析与思考。
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论流派，其基本视角是对比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的生活方式。
该理论流派最早可追溯到齐美尔的城市人格理论。
齐美尔认为城市的一系列社会特征会塑造出一种独特的“城市人格”。
这些城市社会特征包括：
大量人口的聚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接触的社会群体的扩大、职业方面的高度社会分工等。
[1]而这些特征最终塑造出如下的“城市人格”：
①理性化人格。
人们对待事物少用感情多用理智。
②冷漠化人格。
对待他人态度陌生、冷淡、敌视，逃避交往，其结果“我们甚至常常对相处多年的邻居也视如陌路”。
③自由人格。
大城市人受血缘、地缘、宗教之类的社会束缚少，因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格自由，满足了人性的需要，却也造成了社会生活的非人性：
“没有任何地方的人像大城市人群中的人一样倍感孤独和失落”[2]。
沃思也在其1938年发表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一文中分析了城市的生态和人口结构，注重城市居住的心理与行为的结果，认为由此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称为“城市特性”。
沃思认为，城市的三个最主要特征是：
第一，规模大、人口多；第二，密度高；第三，人口的异质性强。
蒂特勒则通过1972年的一项实证调查所搜集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齐美尔的城市人格理论和沃思的城市性理论：
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居民的匿名感越强、宽容性越强、疏远感越强、社会联结度越弱、越轨发生率越高。
[2]
从以上视角来看农民进城，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是近年来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量农民的涌入。
农民进城促进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城市性特征的增强。
二是城市特性将对进城农民产生一定的影响，农民是否能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也是近些年研究城市外来农民的热门议题。
笔者发现，当前国内社会学界有关城市外来农民群体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农民工的各方面问题：
农民工的流动行为，包括流动动因、流动经历、流动途径、流动网络等；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包括制度歧视、社会剥夺、城市适应性等；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如工资拖欠、福利保障、子女教育等。
但是大多数研究对农民工这个概念的定义并不明确。
李培林认为，流动农民工经过职业分化，实际上已经完全分属于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即占有相当生产资本并雇用他人的业主、占有少量资本的自我雇用的个体工商业者和完全依赖打工的受薪者。
[3]这实际上仍然把个体经营者纳入农民工概念之中。
而田凯、卫思祺则将进城农民分为雇工和个体经营者两个类别[4]，则又是对进城农民中的个体经营者与农民工的分开界定。
事实上，笔者在阅读各种有关农民工的文献时，已经关注到许多研究虽然适合农民工群体，但是却与农民个体经营者关系甚微。
例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由于农民个体经营者是自主经营，不存在和任何单位的劳动合同关系，因此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研究以及政策措施就都不符合农民个体经营者的状况。
但是若将进城农民分为打工者和个体经营者，则这方面的研究又少之甚少。
总之，对于进城农民中的个体经营者这一群体的研究还非常不足。
已有文献对外来农民个体经营者的研究主要是从这个群体的现状调查出发，探讨他们目前存在的问题，他们的城市适应性。
曹洋指出，外来农民个体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家庭化经营；二是经营靠经验，靠摸索，缺乏经营意识；三是年龄构成的年轻化趋势。
[5]田凯、卫思祺则将外来农民个体户的城市适应性（urbanadaptability）定义为“一个农民从农村社区迁移到城市社区以后，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状况和适应能力”，并认为一个外来农民要想真正融入城市，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首先，要在城市有稳定的职业；其次，稳定的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能够使外来农民逐渐形成与当地居民类似的生活方式，并因此具备与当地居民进行社会交往、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再次，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及与当地居民的接触，最终形成并共享当地居民的价值观念。
据此，田凯、卫思祺也提出应该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和心理层面这三个层面来考量外来农民的城市适应性。
[6]本文的个案访谈也参考了上述分类。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深入访谈的形式，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T大学校园内两个报亭的老板分别进行了多次访谈。
之所以选取这种方式，一方面是由于此次个案研究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笔者本学期在其中一个报亭勤工助学，每周有六个小时的时间在该报亭里协助老板工作，其间与老板有充分的熟悉机会和交流机会，从而便于访谈的开展。
笔者最初在勤工时间内与报亭（称为报亭A）老板闲聊，逐渐整理形成大致的问题提纲，在征得老板的同意后又对其进行了一次较为正式的访谈，之后又对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并访问另一个报亭（称为报亭B），由此可见本次个案访谈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
另外，由于每个报亭老板都有家人协助经营生意，所以笔者对老板的家人也进行了采访。
其中，报亭A的老板由于家中有事，10月至11月期间一直不在北京，因此，笔者主要的访谈对象是其妻子和女儿。
通过对老板及其家人的单独访谈，可以验证每个人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根据笔者整理的访谈资料来看，两个报亭老板及其家人对笔者提出问题的回答基本一致，没有明显的出入，因此笔者认为资料的真实性能够得到保证。
三两个个案
以下两个个案分别从基本情况、流动经历、经营状况、生活状况、人际交往、娱乐休闲方式、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和未来期望七个方面进行了介绍，以为下文的分析与思考作铺垫。
1.个案一
（1）个人及其家人基本情况。
报亭A，老板H，年龄40多岁，安徽省人，一家四口，夫妇俩和一儿一女。
儿子23岁，大专学历，目前在安徽省某市有稳定工作，女儿20岁，初中毕业后到北京与父母一起经营报亭。
（2）流动经历。
1999年H由在深圳打工的老乡介绍，与妻子从老家到深圳南山区南山村的某马路边开报亭，把一儿一女留在家乡农村让儿女的爷爷奶奶照顾。
2002年年底，听说有到北京T大学校园里开报亭的机会，H便先从深圳来到北京“考察情况”，其妻也于2003年春季到北京与其会合。
说起当时从老家到深圳打工的原因，H解释，主要是在农村也只能靠种地得到一些收入，“家里还是挺穷的”，只好出去打工多挣些钱。
而从深圳再到北京，H妻说主要是因为在深圳虽然比较容易赚钱，但是治安比较差，安全得不到保证。
“特别是晚上下班时关了报亭走夜路回家，总是胆战心惊的。
”“挣的钱只要够花就行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抱着这样的想法，夫妇二人到了北京，皇城根下，比较安心。
2005年，H的女儿初中毕业后不愿再继续读书，于是也从家乡到北京和父母同住，帮父母经营报亭。
在2008～2009年，H夫妇在T大学校园外还有一处烟酒店面，但后来因为生意不太好和三个人经营两个店面人手不够这两个原因，没有将那处店面继续经营下去。
（3）经营状况。
H所在报亭位于T大学东区体育场和游泳馆附近，除了经营报纸杂志和一些畅销书之外，兼营各种饮料、充值卡，以及少量零食、日用品等，入冬时还会经营手套、口罩等商品。
报亭生意好坏与季节有一定关系，通常是夏季生意很好，过往人流车流较多，学生体育课前后常来购买饮料及杂志等。
而冬天由于天气寒冷，“人都不知道哪里去了”（H妻语），报亭生意就变得很差，“只能保本，挣不到钱”。
所以，报亭每年主要是靠夏季的收入，一年能挣两万多块钱。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经营多种商品的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报亭的生意更好。
图1报亭A的地理位置
（4）生活状况。
H一家三口人在T大学北门外的某公寓租房居住。
一间平房，十四五平方米，有卫生间但无洗澡设施（需自己打水洗澡），无单独厨房，将房间一角作为做饭地点，炊具都是自己购置的。
这间平房前几年的租金为500元/月，2010年涨到600元/月，而水电费等开支都需自己额外支付，“一个月要花七八百块钱，真是要吃不消了”。
平日一家三口人轮流照看报亭，H妻在家买菜做饭，中午和晚上带饭到报亭来给上班的那一位。
从住处到T大学，都是骑自行车。
他们也有学校食堂的饭卡。
当笔者问到“食堂的饭菜也不贵，为何不在食堂就近吃饭”时，这位阿姨给笔者算了笔账，“在食堂，一个人一顿饭就算按4块钱计，两个人就是8块钱，但是这8块钱，我能买点蔬菜再加点肉带我闺女吃得还不错了，当然比在食堂吃饭好”。
（5）人际交往。
首先是在T大学校园内的人际交往情况。
报亭的主要消费者是学生，因此老板与经常光顾报亭的学生们比较熟悉。
另外，由于有学生在报亭勤工助学，因此H与这些勤工助学的学生都比较熟悉，常在上班时间聊天等。
但是，H及其妻女除在报亭这个区域内与学生相熟之外，并无其他方面的交往，交往程度也仅限于买杂志时或者上班时打招呼、聊上几句。
与校园内其他几个报亭的老板虽彼此认识，见面会打招呼，但除了其中一个报亭的老板与H有亲戚关系因而来往比较多之外，与其他人不大联系。
关于物业管理人员，除了交管理费以及物业管理人员不定期地对报亭例行检查时会看到他们，其他时间关没有往来。
H住处附近也是外来打工者的聚居处，但是彼此之间都不熟悉，H一家对周围邻居来自哪里、现在做什么工作等都不清楚。
邻居中即使有同省老乡，也只知道是一个省的，并不打交道。
（6）娱乐休闲方式。
经营报亭生意的多数时间是比较空闲的，H及其妻女一般会一边看报亭，一边在电脑上看电视剧或玩偷菜、连连看等小游戏。
这台台式电脑是2009年一个大四学生毕业时以100多块钱的价格转卖给H的。
平时如果在家，他们也会看看电视或者杂志，基本没有其他娱乐方式，也很少出门游玩或者逛街。
（7）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和未来期望。
H夫妇已经步入中年，儿子目前在老家工作得不错，而且明年正月间就要结婚，所以不需夫妇俩再为其操更多的心。
年纪稍小的女儿就在夫妇俩身边，三人相互照应，也过得其乐融融。
因而H夫妇对未来并没有其他打算，也没想要挣什么大钱，足够自己开销就够了，也没有要回老家的打算，“在这边住久了也已经习惯了”。
而女儿今年才20岁，当笔者问及H妻对女儿的将来有什么期待或者想法时，她说：
“她自己想做什么就让她去做吧，我不管她”。
笔者再问女孩这个问题的时候，她的回答是：
“以后的事情说不定啊！
”可见她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明确的打算，不过随后也提到她的哥哥建议她明年回老家找工作，这样哥哥可以照应她。
女孩也表示，在家和在北京，没有觉得哪一个更好，在哪儿过都是一样。
2.个案二
（1）个人及其家人基本情况。
报亭B，老板M，是报亭A的老板的妻侄，也是安徽省人，今年26岁。
和他一起经营报亭的是他的妻子W，河北省人，今年25岁，两人2008年结婚，现在儿子不到两岁，在老家由儿子的爷爷奶奶照顾。
图2晚饭时分偶有同学停车驻足于报亭B前
（2）流动经历。
M初中毕业后由其姑父（即报亭A的老板H）介绍到深圳开报亭，2003年又随姑姑、姑父从深圳到北京T大学校园内开报亭。
说起到北京的原因，M一方面也和H夫妇一样，感觉在北京特别是在高校校园里做生意比较安全；另一方面也由于T大学是名校，想感受一下其气氛。
M的妻子W，2004年从家乡来京，经朋友介绍在T大学的物业管理中心做财务工作。
两人在T大学校园内相识相恋，2008年结婚。
结婚以后，W就不在物业管理中心工作，而和丈夫一起经营报亭。
夫妇二人打算明年就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孩子不在身边“还是很想念的”。
（3）经营状况。
报亭B位于学生公寓区内，东西两面都是公寓楼，北面是一个三层的学生食堂，主要经营商品与报亭A类似，报纸、杂志、畅销书、饮料、手机充值卡、零食和日用品等。
由于接近学生公寓，报亭生意的好坏主要受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影响。
饭点时段人流量大，生意就好，其他时段相对差一些。
而季节因素则对其没有太大影响，夏季稍好于冬季。
一年收入约有25000元钱。
（4）生活状况。
M小两口住在离T大学不远的另一所高校家属院内的平房，面积十四五平方米，有独立卫生间及洗澡设备，无单独厨房，炊具自备，每月房租500元，两人对此价格都比较满意。
从住处骑电动自行车到T大学校园内大概需要五六分钟，两人在家中自己做饭再带到报亭吃。
报亭内购置了一台饮水机，夫妇俩通常喝纯净水。
（5）人际交往。
由于报亭处在公寓区内，主要接触的还是学生群体。
M性格非常开朗，说话也很风趣，与常来买报纸杂志的学生混得挺熟，有些学生临时将行李寄放在报亭里，可见M与学生间的信任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和勤工助学的同学也比较相熟，还曾赠送这些同学一些小礼物如圆珠笔等。
与物业管理人员不熟，只是不定期地接受其检查有没有卖违规商品。
M在所租住的家属院与周围邻居的熟悉程度也尚可，不仅认识、见面会打招呼，还知道邻居是哪里来的、从事哪些工作（如做生意的、小公司职员等）。
（6）娱乐休闲方式。
M的报亭里有一台笔记本电脑，通常他和妻子会玩游戏，看电影、电视剧，娱乐方式与报亭A的老板及其家人类似，都比较单一。
（7）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和未来期望。
M对现在的生活的评价是，“不愁吃不愁穿”，但也“不是特别爽，人总是想生活更好嘛”。
以后不排除做其他生意的可能，“找个更能挣钱的活来做”，不过也只是有过这种想法，并没有具体的计划。
M还是希望留在北京市做生意，不想回老家。
至于以后孩子的上学问题，“我们在哪儿孩子就跟着在哪儿上学呗”。
M虽然想留在北京，但仍觉得待在家里比待在北京好，而W则说结婚之前是家里（指其老家河北省）好，结婚之后是北京好，因为现在的家不是河北而是北京了。
四个案分析与思考
虽然本研究只是采访了两个个案家庭，无法在更大范围上对他们所在的外来农民个体户这一群体进行分析，但仍然可以从个案本身窥探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1.理论照进现实
结合城市性相关理论，从这两位报亭老板H和M及他们各自的家人的生活状况中，我们能够察觉出些许与齐美尔和沃思对城市生活状态的阐述的相似性。
与农村相比，城市人口规模巨大，密集程度高，而近几十年来外来农民的大量涌入更进一步扩大了北京的人口规模，增加了人口密度，并使得生活在北京的人口成分更加多元也更富于变化，促进了城市特性的增强。
H和M所居住的社区中既有原有的社区居民，又有很多外来打工者和个体户，居民的异质性和流动性都很强，因此虽然空间距离很近，但人际关系却疏远。
正如个案一中H对他所居住的公寓内的邻居都无甚了解，自然也就更无“社区归属感”。
在校园经营报亭时，他们虽然都与常来买报纸杂志的学生比较熟悉，但大多是一种匿名式的交往，且基本上局限在“销售者”与“消费者”这两种身份的经济往来中，很少有情感上的交流。
也正是由于隶属于不同群体的人们之间关系的疏远，城市才可能有更大的宽容的存在。
表面来看，学生、报亭老板，以及这个校园内其他单位的职员和打工者，都能够和谐相处在一个区域环境之中，但这种宽容性其实是源于不同群体之间根本没有更深入的交集。
2.农民个体经营者=农民工？
上述两位报亭老板与以往笔者所了解的农民工有很大不同。
首先，他们并不是“打工者”，尽管要接受校方物业管理中心的管理，但却不属于任何一个用人单位，更没有劳动合同，是自负盈亏的个体经营者。
其次，他们的收入虽然不一定比从事建筑业、服务业等的农民打工者高，但是生活条件却相对好一些。
不仅有固定的住处，而且比起大多数农民工所住的脏乱差的集体宿舍，他们的居住条件无疑较为优越。
工作条件相对较好，辛苦程度也比其他农民工轻，工作自由度也较大。
再次，与各行业的农民工相比，他们的流动经历都比较简单，流动性不强，在北京T大学校园已经度过了七八年之久。
最后，他们都不是独自从家乡到北京闯荡、逢年过节返乡，而是与家人常年在北京生活，甚至有的年份就在北京过年，不回老家。
而年轻的报亭B老板M一开始是单身，在北京生活的几年间谈了恋爱结了婚，自此便也安定下来。
由于以上这些差异，他们对自身在城市中的生活便抱着比一般农民工更为安逸的态度，既没有对目前的生活表示明确的不满，也没有明确的目标要追求更好的生活。
也鉴于这些差异，我们不能笼统地用“农民工”的概念去界定他们的身份，更不能直接用社会学有关“农民工”的研究成果去解释他们的现状。
3.生活在城市=融入进城市？
从这两位报亭老板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三方面的状况来看，他们有相对稳定的职业——经营报亭，也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但是这种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并没有能够带给他们与北京市民接近的生活方式，更无法进一步地形成与城市居民相同的价值观，从而他们的城市融入度很低。
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收入来源虽稳定，却远不足以支持更高水平的生活。
年收入两万余元在他们的老家是比较可观的，但在北京这样高生活水平的大都市，却只能列在低收入范围内。
据北京市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2010年1月到10月，北京市被调查的5000户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就已经达到24308元[7]，几乎是一间报亭一年的收入。
由于收入水平较低，他们的消费主要集中在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方面，而几乎没有精神文化的消费。
从以上访谈内容中我们能看到，月租金600元的房租已经让H的妻子感到吃不消，他们也由于食堂的饭菜贵选择自己做饭，而在我们一般学生看来，T大学食堂的饭菜物美价廉是众所周知的。
第二，报亭老板虽被我们勤工助学的同学称为“老板”，但他们并没有报亭的所有权，只是作为承包人拥有自主经营权。
他们的社会地位比单纯的农民打工者要高一些，但是仍属于“外来农民”的身份，远不能与城市白领相提并论。
第三，两位老板的日常生活轨迹基本是住处和报亭两点一线，接触的人群主要是住处周围的邻居和T大学校内学生。
正如上文曾经提到的，这些日常接触要么几乎为零，要么非常浅显，老板不可能仅仅在买报卖报的互动中就受到周围学生生活方式的熏陶，更何况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与北京市居民也不尽相同，因此两位老板及其家人鲜有获得城市生活方式的途径，形成城市人的价值观更无从谈起。
第四，两位老板及家人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学历从小学到初中不等，这也限制了他们接受城市中上阶层文化的能力。
经营报亭有许多闲暇的时间，尽管两个报亭都有电脑，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但电脑的用途仅仅是看电视剧、综艺节目，玩小游戏等以消磨这些闲暇。
在其他空闲时间里，他们也并没有诸如读书、旅游等城市人的活动安排，娱乐休闲方式非常单一。
由于以上四点原因，笔者觉得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城市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个巨大而陌生的环境，他们只是安逸地生活在城市的一个极其微小的角落里，对于城市人的生活，没有能力甚至也没有愿望去体验。
有不少学者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分析外来农民融入城市的程度低的问题。
例如渠敬东指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是围绕着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构成，并影响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
[8]而城市外来农民面临城市的多维排斥的问题，也促进了他们形成自己的亚群体。
但是在笔者访谈的这两个个案中却可以发现，两位老板及其各自家人一方面难以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另一方面也没有参与到外来农民工的群体网络中（其实我们也未曾听说外来农民个体经营者也如建筑工或服务行业的务工者一样形成自身的小群体），而是处于相当封闭的一种状态。
这里笔者想提出这样一种猜测，即外来农民个体经营者由于其“个体户”的职业身份，可能并不像同吃同住的农民工们一样容易形成自身的亚群体，而更可能是孤立在城市社会之中。
这只是笔者在此次访谈的基础上作出的猜测，还有待更广泛的调查来证实或证伪。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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