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乌克兰真实版乌克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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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乌克兰真实版乌克兰
行走乌克兰-----真实版乌克兰
2017-09-1809:
19编者按：
2017年9月初，应乌克兰政府邀请，华尔街见闻作者前往乌克兰进行经济、政治和投资方面的考察。
这个拥有近4000万人口的国家，在经历了2013-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付出了包括战争在内的巨大代价，正在逐渐寻求适合自身经济发展的模式。
见闻作者将在连续报道中呈现这种探索，并分析中资在乌克兰的发展前景。
“中乌农业投资公司”的办公地址位于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州北部，距离俄罗斯边境40公里。
笔者乘坐的车辆经过一大片已经收获了的向日葵地，见到了公司女负责人侯桂莉，站在一座平房面前，脸上挂着笑容。
侯桂莉在大学里学习机械，到乌克兰十几年。
目前经营农业，对她来说几乎是新的探索。
在2013年，她的丈夫李学刚在哈尔科夫经营一家彩印厂，是中国民营资本绿地投资乌克兰建起的两家工厂之一，同时还租赁了300多公顷土地进行生产种植。
2011年，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张德江访问乌克兰，中国农业发展集团的代表随行，萌生了投资乌克兰农业的念头。
他们与负责接待的李学刚接触，随后派人考察。
最终，在2014年确认了在乌克兰投资农业生产的项目——这就是“中乌农业投资公司”的源头。
李学刚在投资中入了股，侯桂莉也成了专业的种植园主。
从300万公顷大手笔到2600公顷的“试验”“中乌农业投资公司”在哈尔科夫州通过租赁，获得了2600公顷土地，雇佣了45个当地员工。
这个规模与乌克兰个体农场平均5000-10000公顷的规模来说，“只是个小儿科”，侯桂莉说。
她强调中农发的这个项目只带有试验性质。
在第一年各种投资大约有500万美元，主要种植冬小麦、向日葵、玉米、大豆和大麦，还饲养了大约200头牛，农产品主要销售到乌克兰国内市场。
农业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和高风险的领域。
经过第一年投资和第二年的试运营，2016年公司已经开始赢利。
在2017年可能情况要差一些，“因为今年雨水比往年要少，”大豆和玉米可能会有所减产。
“目前农场还是赢利的。
”在基辅，李学刚试图向笔者证实这一点。
如果就宏观数据上来看，很难不认同李学刚的说法。
乌克兰的农业硬件可谓得天独厚。
它拥有欧洲第二大可耕地面积（第一大是俄罗斯），坐拥世界上四分之一的肥沃黑土，最厚处可以达到1.6米。
全国气候条件和降水条件良好，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产量稳定。
农业是乌克兰的支柱产业之一，即使2013年到2014年的严重政治经济危机带来GDP的负增长，农业仍旧维持稳定而且快速的增长态势，2016年出口农产品占全国出口产品的25%左右，比2013年翻了一番。
中国目前消费的90%以上的葵瓜子油来自乌克兰。
“乌克兰正在寻求向中国出口牛肉、奶制品和苹果等农产品。
”乌克兰中国商会的农业委员会主任陈益强对笔者说。
中国投资者对于乌克兰农业的投资价值早有认识。
在2013年危机发生之前，已经不断传来个体农户前往乌克兰种植蔬菜的消息。
中国大型的农业企业也在谋求乌克兰的发展。
例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曾经大手笔，试图在乌克兰租赁超过300万公顷农业用地，这个数字占乌克兰农业土地将近10%。
从基辅向南，也有当地华人称，当年中国领导人曾经与乌克兰前领导人达成合作意向，开发周围土地“用于种植蔬菜”。
但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化，最后这些大型项目都没有落地。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更能够容易理解中农发投资的这个农场，为什么带有“试验性质”。
乌克兰的农业特点是吸引外国投资前来的主要原因。
这个国家在未来几年内很有可能成为美国和巴西之后的第三大谷物出口国。
如果考虑到这个国家尚有农业用地的六分之一处于抛荒阶段，未来乌克兰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也并非不可能。
此外，乌克兰的人力成本并不昂贵。
虽然经历了危机之后数次上调最低工资，这个数字目前也没有超过4000格里夫纳（低于人民币1250元）。
在李学刚和侯桂莉的农场里，一切工作都按照计件方式进行，乌克兰农场工人可以从早上五六点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忙季时一个月拿到的工资可以达到上万格里夫纳（超过2500元人民币），在这个基础上，农场还是可以实现赢利。
土地私有化却不能交易但是，在农场是否会继续扩大规模问题上，投资者们还在犹豫。
这主要是因为乌克兰政府目前出台的土地政策和税费所致。
乌克兰目前推行的政策，是介于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一种混合状态。
1991年获得独立后，乌克兰将集体农场土地产权下放给各个农场，并在此基础上将土地平均分给了农民。
大约每个农民约获得300-500公顷土地。
为了防止土地兼并和小农场主彻底破产，法律上又明确规定不得出售土地。
这造成了乌克兰农产品大多由小农场提供，效率较低，大规模集约效应无法体现。
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内大型农业企业和外国投资者想要开展规模经营，就只得依靠租赁小农户的土地进行。
中午农业投资公司的农场，就依靠租赁将近600个农户的土地展开。
每户土地租赁的价格和时间不同，有些土地已经租赁，通过原来承租者进行权利转让获得，地租价格也各有不同。
官方规定的最低租赁价格是按照每年发布的土地估值的3%支付，实际支付往往达到5%到7%，造成异常复杂的土地租赁流程。
在乌克兰表达出加入欧盟意愿后，乌国内采取各种手段与欧盟法律对接，土地私有化（即允许土地买卖）提上日程。
实际上相关进程在2013年前已经开始，但是却遇到强大阻力，至今未能成文。
几位接受笔者访谈的政府官员和华商均表示，目前还看不见土地私有化法律通过的可能。
因为无法实现土地私有化，许多变相的土地租赁情况出现。
例如出现农业用地长期租赁，甚至租期长达200年的情况出现。
乌克兰大型农业企业租赁面积可以高达几十万公顷。
这笔产权不清的帐如何算，目前也还没有定论。
增值税和人力成本成为问题其次，是乌克兰政府对于农业的补贴正在减少。
理论上乌政府没有任何对农业执行实际补贴的政策。
但在税收上，乌政府从农业部门收上来的增值税（22%），一般都通过特别账户返还农户。
在2013年危机后，乌政府在增值税上逐渐降低返还比例，甚至一度要取消特别账户。
预计到2018年，增值税返还将会全部取消，农户的利润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中国商会农业委员会的陈益强表示，农业还是可以维持最低利润率8%以上。
最后，乌克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仍旧比较落后，反映在仓储和运输等环节上。
这也是目前外国投资特别关注之处。
中粮集团在2016年获得了乌克兰黑海城市尼古拉耶夫市的粮食储运码头建设权，预计将投资7500亿美元。
这是目前可以见到的中资在乌克兰投资最大项目。
另外一个投资较大的农场是中国黄泛区农业与乌方合作建立的中乌泛达农场，2013年签署的协议，“累计投资1000万美元，在当地承包6800公顷土地，种植小麦、黑麦、牧草等作物，饲养1800头奶牛，雇佣了211名当地员工。
2016年牛奶产量达到3000吨，比上年同期增加近1000吨。
目前，乌克兰公司已经实现盈利。
”黄泛区农场在其官网中写道。
更多的中国商人目前希望从事乌中农业贸易。
笔者入住的乌克兰大饭店，位于基辅市中心独立广场的制高点上。
这块风水宝地每天都有许多中国农产品商人入住。
笔者在这里遇到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商人，在几乎没有任何信息，仅仅凭趋势感觉到中乌农产品贸易有可为的情况下，自己只身前来乌克兰，十多天行程中已经把乌方在农业方面的经济政策、农产品信息和检验检疫、海关清关问题了解得清清楚楚，正准备回国对接相关的企业。
见闻作者行走乌克兰之二：
在这个经历结构性转型的国家，投资找谁谈最合适？
2017-09-1818:
313本文来自华尔街见闻，作者为吴梦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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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7年9月初，应乌克兰政府邀请，华尔街见闻作者前往乌克兰进行经济、政治和投资方面的考察。
这个拥有超过4000万人口的国家，在经历了2013-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付出了包括战争在内的巨大代价，正在逐渐寻求适合自身经济发展的模式。
见闻作者将在连续报道中呈现这种探索，并分析中资在乌克兰的发展前景。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南部一小时车程处的法斯季夫，有一座中国人投资建立的化纤厂，负责将各种废旧塑料饮料瓶清洗、加热、拉丝，做成各种纺织品当中所需要的保暖棉絮。
它的建立恰逢乌克兰危机爆发，2014年后随着局势稳定逐步转入正轨。
工厂投资者何生根是乌克兰华人商界当中的传奇性人物，既熬过了亚努科维奇时代腐败官僚们的纠缠，也挺过了乌俄交恶带来的市场萎缩，燃料涨价。
2015年，化纤厂实现了盈亏平衡。
中国商人们的纠结这是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乌克兰的一个成功案例。
但是笔者在9月第三次在乌克兰见到何生根时，他却显得有点兴味索然。
其实，工厂一切都好，维持了赢利，秩序井然，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出口欧盟市场，这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
何生根甚至还买下了（实际是长时间租赁）工厂旁边另外一栋废弃厂房。
这些苏联时代用于军工目的的厂房高大结实，只要稍微整饬一下，就可以投入使用。
但他否认了将投资建另外一条生产线的想法，理由是乌克兰的法律朝令夕改，而且政府更迭之下很难保证政策的一贯性。
何生根举例说，按照政府要求，在工厂里增加了一个用于焚烧废品的锅炉。
“用了一年多时间装好，符合标准了，下一个政府又不认了。
”他不高兴地说。
另外一件让他不高兴的事情是工厂需要安装一套自来水系统，市政机构折腾了一年多也没有弄好。
投资建厂需要做到“三通一平”甚至“五通一平”的基本保证，目前看起来要得到落实并不容易。
在笔者与各个中国商人的访谈中，他们对于是否投资乌克兰的心态表现得很纠结。
乌克兰亟需外国直接投资，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从2009年开始，这个国家的FDI就急剧下降，到2014年下降到最低点，FDI总额只有4.1亿美元，最大来源国竟是塞浦路斯，这意味着很多乌克兰国内资金经过塞浦路斯周转一轮后再度进入本国。
2015年与2016年乌克兰FDI出现了恢复性增长，达到29.6亿和44.06亿美元，但只有峰值时期的90.6亿美元的一半左右。
虽然国内有大量的公路、铁路、电网和煤气管道等基础设施有待投资建设，工厂设施需要更新，俄罗斯撤出之后的市场需要空白，真正落实的投资却不多。
乌克兰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工作。
这其中最关键的两项改革分别是警察改革和海关改革。
前者通过警察部门的大换血大幅降低了警察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后者则通过海关手续简化和电子化等方式，消除了原有的腐败问题，使得通关速度加快，效率提高。
曾被乌克兰警察在高速公路上飞车追逐、因海关问题曾不断被罚款的何生根对上述的这些变化深有体会。
他对此持有肯定的态度：
“腐败的程度大幅度降低了。
”要投资，找州政府和私营企业主从2014年开始，乌克兰出现了权力的结构性调整，为这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带来了一些改变。
西方开出的经济药方之一是“去中央化”，将基辅的中央政权权力下放到各个州，包括主要的税收和财政权。
这使每个州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经济自由度，但也使中国人看来的“全国一盘棋”这样的策略不再好用。
要投资，就需要更多地和各个州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打交道，然而在涉及跨州的项目，特别是在物流方面，则要看各州的经济实力以及合作意愿。
“去中央化”的另外一个特点降低了基辅本来已经不充裕的财政能力。
中央政权实施了紧缩政策，想要获得财政支持的项目不多了。
并购并不是投资者们选择的主要方式。
按照这个国家的法律，国有企业大多是军工企业，不能对外出售。
因此，一些乌克兰原有的拳头产品，如马达希奇的航空发动机以及安东诺夫的运输机虽然有国际市场，但却很难通过合资并购来扩大产能，以及推动产品升级换代。
危机后的乌克兰政府做出了一些私有化努力，在2016-2017年的私有化清单上，私有化企业主要是各州电网，以及少部分银行、化工企业。
复杂的并购手续和监管法律常常让并购者望而却步。
例如，乌克兰第二大化肥企业，敖德萨的PortsidePlant化工厂在2016年就经历了两次私有化竞拍的失败。
工业发达的东部州从前面对的市场是俄罗斯。
经过危机，俄罗斯市场丧失殆尽，东部州面临艰难的转型。
在受到危机冲击最小的西部州，如利沃夫州，政府无意推动重型工业建设。
州长奥列格·西尼乌特卡对笔者说，希望投资者进入的项目包括木材加工、光伏电站建设、精密仪器、小型机械加工和零部件生产。
日本一家企业在利沃夫投资建设了小型加工厂，生产汽车的电子部件，法国人投资的另外一家工厂则将生产德国宝马的零部件。
中国商人在这里也建有工厂，从事木材加工生意。
中资的光伏电站建设已经提上日程。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这些投资规模都不算大，在推动产业升级、提高就业和经济发展以及开拓市场方面，作用非常有限。
如何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成为困扰各个投资者的问题之一。
在中央政府无足够的财力建设相关项目情况下，很多项目由乌克兰当地企业和商人自行进行投资建设。
例如，在基辅州，乌克兰房地产企业UDP就自主推出“白教堂”工业园区，承诺以较为优惠的价格吸引制造业企业进驻。
目前的进展来看，德国施耐德集团与白教堂工业园区签署和合作备忘录，也有一些中资企业前来考察。
距离项目落地，则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在理论上未来乌克兰每个州都有至少一个工业园区，在这些园区里落地的项目只需要付地租就可以获得厂房和其他基础设施的使用权，但问题在于，不论是政府主导还是私人资本主导的工业园区，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足。
在跑了白教堂工业园区后，一些投资者还是觉得基本的“三通一平”有欠缺。
另外，值得指出的一点是，UDP的老板正是乌克兰房地产大亨，中央拉达议员瓦西里·赫梅利尼茨基。
他的另外一个投资项目是位于基辅市郊的UnitCity，主要以发展IT产业为主。
目前已经有若干家西方大型IT企业入驻，但还没有中国相关企业。
从“白教堂”到UnitCity都系一个人的投资行为，也可以看到乌克兰私营资本在其国内的活跃程度。
中资还在观望运营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的上升，是投资者们特别关注的问题。
经过危机的乌克兰，其货币大幅度贬值，物价上涨严重，因此最低工资也在不断上调。
2016年5月，乌克兰最低工资为1450格里夫纳（约合58美元），随后进行了至少两次上调，到2017年年初，最低工资标准已经上调到3200格里夫纳（约合123美元），而且未来还有进一步上调的可能。
何生根的工厂中，工人的税后工资已经目前大约为6000多格里夫纳。
乌克兰对企业征收的税率比较高，其中包括18%的个人所得税以及接近20%左右的社会保险费用，无外国投资税收减免。
这使何生根每个月给员工开出的基本工资达到了人均一万格里夫纳左右。
“如果算上国内因为环保措施带来的原材料涨价，成本会更高。
”他最后表示说。
这样快速上升的人力资源成本很快就会赶上中国国内的工资水平。
虽然乌克兰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但中资在乌克兰目前并不算太多，重要的项目主要是基建。
中粮投资的尼古拉耶夫港口是其中之一。
中国路桥集团获得了尼古拉耶夫到敖德萨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中铁国际集团和中国太平洋建设与基辅方面签署了价值13亿美元修建地铁的合作备忘录。
乌克兰的铁路网发达，承担全国80%的运输任务。
乌方最大的国有企业南部铁路集团的高管亚历山大认为，目前乌克兰的铁路机车已经有美国和韩国技术的加入，中国可以考虑帮助乌方升级改造铁路电网。
许多中国的投资者向何生根咨询乌克兰的投资。
这位化纤厂投资者觉得，乌克兰的国家发展战略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而市场和企业运作的逻辑还停留在过去的时光，由此政治带来的影响要远大于市场的力量。
因此，在经历了艰难的投资建厂历程后，他对投资乌克兰反而变得保守了。
然而，在经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去产能之后的中国民营企业主们，仍旧蜂拥而来，向他询问投资事宜。
2018年乌克兰将会进行中央拉达（议会）大选，随后而来的是总统选举。
大选已经不再是“向东向西”的辩论平台，但各种利益分歧还存在着。
大选总能够将分歧置于台面。
或许这一次是和平的讨论，并进一步抛弃陈旧的思维，进一步改革目前业已出现曙光的投资环境。
见闻作者行走乌克兰之三：
真实版《乌克兰拖拉机简史》2017-09-2109:
250本文来自华尔街见闻，作者为吴梦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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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7年9月初，应乌克兰政府邀请，华尔街见闻作者前往乌克兰进行经济、政治和投资方面的考察。
这个拥有超过4000万人口的国家，在经历了2013-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付出了包括战争在内的巨大代价，正在逐渐寻求适合自身经济发展的模式。
见闻作者将在连续报道中呈现这种探索，并分析中资在乌克兰的发展前景。
乌克兰国营哈尔科夫FED机械制造厂，其前身是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带领一群流浪儿童创建的劳动公社。
1930年正式成为国营机械制造厂，长期负责生产重要军工部件，例如航空发动机燃油泵和坦克稳像仪。
在见闻作者来到这座机械制造厂参观时，它的技术部主任伊戈尔还骄傲地介绍了自己的主打产品，一款号称能够让直升机飞到9000米高度的发动机燃油泵。
然而，在这款乌克兰燃油泵助力下可飞到上述高度的直升机，是俄罗斯的“米里”系列直升机。
很显然，在当前的俄乌关系背景下，这样的工业产品难以为继。
然而，出于工业标准、经济性和营销策略要求，这款产品在西方市场又很难打开销路，国际市场狭小。
乌克兰工业体系是苏联时期留下的，是苏联工业产业链的重要一环。
但是它面对的是俄罗斯市场和下游国际用户，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面临改变的时刻。
改变是因为现状与期待不符。
应该说，乌克兰独立之初曾给人留下了美好的期待。
它有较为健全的重工业体系，有欧洲第三大领土面积以及欧洲排名第五位的人口，还有欧洲面积第二大但是极为肥沃的农业用地。
简而言之，这一切条件足以使它至少能够成为欧洲的中等工业国家。
但它没有走上这条道路。
在2015年乌克兰的对外出口产品中，农产品占比超过30%，其次是铁矿石和钢材，占比25%。
机械和电子产品出口仅占不到10%。
同期的波兰，主要出口产品则是汽车零部件、汽车整车、家电家具和电子产品。
与之相比，乌克兰已接近成为农产品和资源出口国。
这一切，跟乌克兰独立26年来走上的发展道路有关。
乌克兰首富的崛起在苏东剧变之后，私有化是前苏联集团几乎所有国家采取共同政策，最典型的是在俄罗斯实行的“休克疗法”，将大批国企一夜之间完全私有化。
独立之初，乌当局没有采取这样的激进措施。
决策者们虽然从一开始就决定私有化，但在决策思维当中体现出浸入骨髓的保守风格。
他们至少在表面上试图维持以下两条私有化原则：
其一是防止外国大型企业趁机而入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其二是尽力维持分配的公平，防止财富过于集中。
这样的私有化原则不能不说考虑周到，但在乌克兰执行起来就成了问题。
私有化进程中设置了外国企业准入障碍，造成了国企资产债券化后交易程序极端复杂，严重阻碍了私有化速度。
在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在任时期，只有地区性的小型国企如利沃夫电视机厂这样的工厂完成了私有化，大中型国企毫无变化。
1994年，第二任总统库奇马上台后开启大规模私有化进程，原来私有化原则没有变，但是后苏联时代的新贵们已学会操纵规则。
1995年，29岁的里纳特·阿赫梅托夫在顿涅茨克崛起。
利用本次私有化计划，他的SCM控股集团迅速崭露头角，到世纪之交时他已成为乌克兰首富，坐拥310亿美元财产，超过100个公司，乌克兰半数的钢铁和煤炭产品来自SCM控股公司，超过32万人为其工作。
与此同时，他还成功地培养出顿涅茨克州州长，后来的总统，2014年2月逃往俄罗斯的维克托·亚努科维奇。
在同一时期成名并获得巨额财富的的还有号称“天然气公主”的尤莉娅·季莫申科，以及在1996年创建罗申集团的彼得·波罗申科。
这意味着乌克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后苏联新贵们将粉墨登场。
私有化浪潮当中，一万多家乌克兰国企大部分被私有化，但是最少到2012年，危机发生的前一年，仍有上千家国企掌握在官方的乌克兰国家资产基金手中。
FED机械制造厂便是其中之一。
整个工厂被一分为三。
生产民用装备部分已经成为民企，生产军用装备部分仍是国企，另外还有一家国家拨款的研究所。
廉价能源维持下的“可持续发展”在乌克兰国家资产基金掌握的这些企业当中，有大量被视为“战略性资源”的企业，覆盖机械制造、能源、交通和化工等行业，如航空发动机生产商马达希奇、安东诺夫飞机设计局和核电站设备供应商Turboatom。
电网私有化程度已经很高，天然气工业和核电站则维持国有。
这些工业设施在库奇马的私有化浪潮中幸存了下来，并且迎来了2000-2008年乌克兰经济的高涨时期。
在这个时间段里，乌克兰国民经济一改独立后头五年每年10-30%的缩水状态，出现了平均每年7.4%左右的增速。
卡内基基金会后来有一篇文章分析了乌克兰的这个经济黄金期，发现它的增速与俄罗斯几乎同步。
结论就是，在全世界共同增长的基础上，俄乌经济是一种共生性的存在。
在2000-2008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乌克兰连续不断地出口机械、钢铁、矿产和化工产品，2008年的出口总额是2001年的四倍。
俄罗斯是乌克兰的主要贸易对象，占乌克兰出口贸易的份额始终维持在22-25%之间。
在此期间，美国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价格从2001年每桶不到30美元飙升到2008年7月的140美元，与石油价格挂钩的天然气价格也以近似速度狂飙。
这期间，乌克兰享受着俄罗斯能源的便利。
它的供应稳定，价格低廉。
即使在2009年俄乌就天然气价格出现纠纷后，俄罗斯供应给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仍仅为每立方千米232美元，是供应给西欧天然气价格的一半还不到。
这就意味着，俄罗斯一方面不断进口乌克兰的产品，一方面以低价的能源维持乌克兰工业体系的产能。
阿赫梅托夫的SCM控股，在这样的模式下维持着自己的“可持续发展”。
无数类似的乌克兰企业，也在类似模式下生存着。
错过全球产业布局新时期新世纪头十年的全球工业生产，正在逐步进入信息化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使工业国家之间出现了代差。
未来人们看待乌克兰制造业在这十年的发展，或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但是笔者在考察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正是对俄罗斯廉价能源产生了严重依赖性，乌克兰没有在这些年里主动去追逐信息化浪潮。
它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维持和扩大资源类产品的出口。
于是，近十年里，乌克兰出口的钢铁、铁矿石、其他金属制品和矿产品始终占自己出口总额的50%以上。
在另外一个方面问题或许更加麻烦，那就是满足于短时间内的经济成就，乌克兰没有足够的动力加入另外一个工业体系，即向波兰、捷克和匈牙利那样，在那时选择接近欧洲，选择加入欧盟工业体系，从而错过了新一轮全球产业链的布局。
在此刻的欧盟，德国正在经历痛苦的“施罗德改革”，大力推动产业升级换代，将产业链的下端布局到欧洲中东欧国家，甚至布局在俄罗斯。
2015年，笔者在俄罗斯卡卢加州考察时，曾亲眼见到德国大众在2006年于此地投资建设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和整车装配工厂。
这个工厂带动了整个州的汽车工业发展。
而在乌克兰，至今仍难以找到这样的大规模现代工业园区。
乌克兰错过了这一时期。
当波兰加入欧盟，并获得大量投资并将自己整合进入欧洲工业体系时，乌克兰的工业产品逐渐失去了竞争力。
曾让人引以为豪的哈尔科夫火车机车制造工艺迅速衰落了。
乌克兰最大国企之一的南部铁路集团已无法生产技术先进的火车机车头。
利沃夫到基辅的快速铁路，笔者曾因为车厢过于摇晃而不得不合上笔记本电脑。
当地朋友不无遗憾地说，这趟最高时速超过160公里的火车机车，其技术来源于韩国现代。
乌克兰第二大化工厂，敖德萨的PortsidePlant，曾经是独联体国家化工原料的重要转运中心，每年转运收入超过千万美元，自身产能和技术则在衰退。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它的转运地位迅速下降，债台高筑。
2016年国家资产基金欲将其私有化，两次竞标失败。
即使第二次拍卖价仅仅是第一次的三分之一，买家们也仍然在冷眼旁观。
这会是许多乌克兰现有国企的命运吗？
成为农业大国的短板在哪里？
2013-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让这个国家失去了克里米亚，失去了重要的旅游收入来源；哈尔科夫等工业州失去了俄罗斯市场；随后而来的东乌战争，也让其煤铁工业受到沉重打击。
如果说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副作用，那就是煤铁大亨阿赫梅托夫失去了政治代理人，财富迅速缩水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乌克兰政治格局翻开了新的一幕。
这个国家以断腕的代价，决定拥抱另外一个工业体系。
2014年以来的新政策有很多，大体表现在大力惩治腐败，简化贸易和投资手续，在法律和制度上与欧盟实现对接，推动私有化进程深入（甚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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