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专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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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专题
中国近代史上的辉煌画卷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引言
10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次飞跃，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中国共产党是辛亥革命未竟事业的忠实继承者。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先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复兴之路，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
第一节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
自18世纪后期开始，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败。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腐败无能的清朝统治者唯有割地赔款以苟且偷安。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向下沉沦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日本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并赔款2.3亿两白银。
这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强国之梦彻底破灭。
在失败和屈辱中，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觉醒。
康有为、梁启超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开展维新变法，力图进行体制内的改良。
不过百日，便被顽固势力绞杀。
改良的失败为革命的兴起开辟了道路，才成为革命的催化剂。
1900年，为镇压义和团爱国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对中国军民实行疯狂屠杀。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
此时的清政府，已完全蜕变为“洋人的朝廷”。
为了延续统治，清政府对内横征暴敛，大肆搜刮；对外则把属于国家主权的铁路、矿山、邮政、航线等一一交付出去，以取媚列强。
中国至此已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亡国灭种的威胁，笼罩在每一个爱国者的心头。
在帝国主义列强与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下，全国各地下层民众的反抗自发斗争风起云涌。
武昌起义前10年中，各地群众斗争多达1300次。
这些斗争汇成汹涌的巨澜，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
同时，中国社会阶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逐步壮大。
他们联合起来，组织商会，开始独立地表达本阶级的意志和要求。
随着废科举兴学堂，出国留学蔚然成风，中国产生了不同于旧式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
他们创办报刊，组织团体，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爱国运动，迅速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和中坚力量。
第二节武昌起义与建立民国
一、革命的酝酿准备
1、早期革命活动
沉重的民族危机，促使有识之士奋起以革命手段，倾覆清政府，拯救民族危亡。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并筹划发动反清起义。
这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踏上革命道路之时，就高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并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方式。
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不同之处。
1900年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爱国运动渐渐兴起，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对自上而下的改良深感失望，倾向于革命者日益增多，国内宣传革命的书刊不断面市，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的革命团体纷纷涌现。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黄兴被任命为执行部庶务，实际主持日常工作。
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
这是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三民主义”纲领
在组织上迅速发展的同时，同盟会进行了理论上的准备。
面对近代中国千头万绪的社会矛盾，孙中山提纲挈领地提出三个基本问题：
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这就是著名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后被概括为“三民主义”。
从此，“三民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为关键的政治词汇之一。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
一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二是追求独立，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
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政治革命。
民生主义指的是“平均地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
孙中山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诸多社会问题，其根源在于未能解决土地问题，因此他试图探讨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既使中国富强，又避免产生贫富悬殊的现象，避免社会危机。
为此，他希望“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初步描绘出中国还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它的提出，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3、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坚持走改良道路，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
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各自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论战主要集中于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
这是双方论战的焦点。
改良派说，革命会引起下层社会暴乱，招致外国的干涉、瓜分，使中国“流血成河”、“亡国灭种”，所以要爱国就不能革命，只能改良、立宪。
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鹰犬”，因此爱国必须革命。
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免瓜分之祸”，获得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
第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改良派认为，中国“国民恶劣”、“智力低下”，没有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如果实行，非亡国不可。
因此，只能实行君主立宪。
梁启超甚至宣称，“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
只有劝告清政府主动实行开明专制，并进而推行君主立宪，才是中国政治的现实出路。
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不是“国民恶劣”，而是“政府恶劣”。
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拯救中国与建设中国都必须取法乎上，直接推行民主制度，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中国国民自有颠覆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能力。
第三，要不要社会革命。
改良派反对土地国有、反对平均地权。
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优良，土地问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不存在社会革命的可能。
社会革命只会导致大动乱。
革命派强调，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地主强权”、“地权失平”的现象，而“救治之法，惟有实行土地国有之政策”。
必须通过平均地权以实现土地国有，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革命，才能避免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的出现。
这场论战具有重大的意义。
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二、武昌起义
1、清政府的新政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清政府已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
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
此后，陆续推行了一些改革，包括：
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鼓励留学，颁布新的学制，并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
迫于内外压力，又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宪的方案，但又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
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
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
正如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在回国后的奏折中所说的，立宪有三大利：
“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
这正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目的。
1911年5月，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其中皇族占5人，被讥为“皇族内阁”。
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
事实表明，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
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
”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这一点，连在华外国人也觉察到了。
1911年5月，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在信中写道：
“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
”
2、保路运动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
这激起了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保路风潮。
加速了革命的爆发。
立宪派本来主张把保路运动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之内，但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造成“成都血案”。
广大群众忍无可忍，在同盟会会员的参与下，掀起了全川的武装暴动。
清廷急调湖北地区的部分新军入川镇压，武昌遂成为清政府统治较为薄弱的地方，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3、武昌起义
由于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
起义军一夜之间就占领武昌，取得首义的胜利。
革命军在3天之内就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武昌起义的胜利，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也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
武昌起义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
在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包括上海）及其他省的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
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
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
三、建立民国
孙中山由于受到清政府的通缉，多年来流亡在海外，但是，他首创革命，并长期为革命而奔走，在革命党人中已经形成了公认的领袖地位。
1911年12月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开始筹建新政府的工作。
12月29日，在南京的14个省代表开会，正式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革命党人、各界代表近万人的簇拥下从上海来到南京，于当晚举行了临时大总统胜任典礼。
孙中山在典礼上宣读誓词。
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以1912年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
中华民国宣告正式成立。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中华大地诞生了。
四、袁世凯窃国
武昌起义的爆发，给遭清廷罢官而蛰居河南彰德的袁世凯创造了复出的机会。
面对革命的燎原之势，清廷为挽回局面，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自彰德南下，部署对武汉的进攻。
11月1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3日，袁世凯入京组阁，夺取了军政大权。
袁世凯出山之初，即向湖北军政府首脑黎元洪传达了可以“和谈”的信息。
革命阵营内的立宪派、旧官僚也对袁世凯寄予厚望，极力主张同袁氏和谈；革命党不少领袖和骨干亦希望借袁之力达到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的目标。
对袁妥协成为革命阵营的主要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拥护共和，就可以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他。
袁世凯在得到消息后，即加紧“逼宫”。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
第二天，袁世凯致电临时政府，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
同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宣告终结，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到了袁世凯手中。
历史还将在曲折中前行。
第三节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首次高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一举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国历史真正跨入了近代的门槛，开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纪元。
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起点，开启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闸门，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辛亥革命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扫除了制度性障碍，并做了制度创新的有益尝试。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起，中国进入中央集权的君主世袭制时期，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皇权主义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
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传入中国之前，人们不可能创建代替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
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将从西方政治制度中找到的民主共和作为革命目标，突破了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旧轨，掀除了皇帝宝座；并且在帝制废墟上，按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模式组建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临时约法》，建立了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制度。
作为一场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对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转型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针对有人贬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只不过赶跑了一个皇帝”，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在1941年时感慨地说：
“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低估的，这并不为怪，因为他们体会不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过去皇帝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如今皇帝都可以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旧的腐败的东西不能丢掉呢？
《临时约法》破天荒地第一次明确宣布：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普通老百姓从历来的“子民”、“臣民”、“蚁民”，一下子变成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它在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头脑中所引起的巨大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
辛亥革命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中国革命打开了通道。
这种不朽的业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二、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它猛烈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带来了思想观念上翻天覆地的变革。
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观念为人们接受并逐渐深入人心。
因此，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只能是昙花一现的丑剧。
各种政党、社会团体和报章杂志纷纷涌现，政治生活空前活跃，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大大增强。
“自由尽是新风尚”，这是对民国初年中国社会习俗改良的最好的概括。
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一些移风易俗的措施，如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跪拜，禁止贩卖人口，倡女权，易服饰，倡导自由婚姻，等等，这些措施触动了传统社会的神经，荡涤了旧社会的陈规陋俗，成为一股时代性的社会潮流。
1912年3月5日的《时报》上，有人发表了以《新陈代谢》为题的文章，其中写道：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觉醒的中国人开始摆脱封建束缚对人性的压抑，而有了鲜明现代性的独立人格，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三、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
革命党人以“排满”为号召，起到了一呼百应的动员作用。
推翻清廷后，满、汉及其他民族在政治上的不平等被取消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及时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张。
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又迅速建构具有现代内涵的“中华民族”概念，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民族平等”。
“中华民族”、“民族平等”为全国各族人民接受，成为团结和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重要源泉。
四、辛亥革命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实业发展的新政策，为中国资本主义生长发育提供了新的制度环境，直接推动和促进了“振兴实业”热潮。
不少民族资本家被吸纳进入政府任职，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
辛亥革命后兴办厂矿的活动，其规模、声势和范围都是空前的，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期”。
无庸讳言，由于中国封建势力根深蒂固，而资产阶级本身发展力量不够强大，缺少坚实的社会基础，辛亥革命又存在严重的历史局限性。
辛亥革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的发展也未能走上独立富强、民主自由之途，贫穷、落后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革命的果实一度被袁世凯攫取，民主共和政体的构建也屡遭挫折。
其后出现的军阀混战、武夫当政的局面更是远远背离了革命者的愿望。
但这一切，都只说明中国社会惰性力量的强大与变革的艰难，而不能因此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
无论辛亥革命的经验还是教训，都已经化成宝贵的精神财富，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
第四节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
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
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历史一再证明，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走向绝境，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方案不能救中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为什么会走入绝境？
一、没有提出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
那时的革命党人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有着革命的决心，却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他们中许多人并未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既然以西方为学习榜样，就一定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并且总害怕革命的猛烈发展会招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所以在革命起来后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
他们对封建主义也没有多少认识，大多数人把清政府看作唯一的敌人，不但看不到旧社会制度的基础是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而且把一切赞成或被迫同意推翻清朝统治者的汉族地方官僚看作自己人，不惜向他们作出重大让步。
因此，当清朝的统治一旦被推倒，建立了民国，许多人便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受当时政治局势的左右和妥协退让思想的支配，革命党人最后甚至还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派仍然继续奋斗，先后进行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但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表明，没有先进阶级的科学革命理论作指导，就不会有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
这样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以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便成为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应中国社会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
二、没有建立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中国同盟会，从成立时起，思想上就缺乏统一信仰，组织上也不够巩固。
这样的政党，不可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中形成的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其内部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斗争，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核心，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自中国同盟会成立之日起，其内部各个组成派别之间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从兴中会、华兴会的旗帜之争到陶成章、章炳麟发起的“倒孙”风潮的发生，都证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进行革命时，缺乏内部的团结和统一的认识。
特别是武昌起义后，面对汹涌的革命形势，资产阶级革命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和统一的思想认识，没有夺取全国胜利的统一部署和切实行动，缺乏坚持长期艰苦武装斗争的思想准备。
同盟会主张歧异，组织涣散，行动不一，很快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
在革命阵营内部甚至有人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有的还另建党派，自立山头。
阵营中的立宪派、旧官僚力主向袁世凯妥协，为辛亥革命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吴玉章回忆道：
“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不仅原来的官僚政客毫无生气，并且有些革命党人也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蜕化，逐渐地丧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官职和利禄去了。
”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群众的核心，也无法使革命进行到底。
孙中山也曾经说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
尽管孙中山认识到了组建强有力革命党的重要性，并付诸努力，但无论是后来的国民党还是中华革命党，也因内部涣散和思想不一致，无法成为坚强的领导力量。
三、没有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军队
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在军事上没有建立一支完全由革命党自己掌握的有强大战斗力的革命军队。
在辛亥革命进程中，同盟会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支具有共同革命理想和严格组织纪律的革命军队，以推翻旧政府，保卫新政权。
新军与会党是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
当革命在各省取得胜利后，这些军队连同新募的士兵便成为南方的民军。
民军数量虽广，领导权却多掌握在立宪派和旧官僚手里。
这些军队多数没有受革命思想的熏陶，旧军队的作风非常明显，而且往往不服从指挥。
“革命”是进步力量摧毁反动势力的暴力行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要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股反动势力，就必须建立和掌握自己的革命武装。
没有一支可靠的革命军队，离开了武装斗争，即使革命取得一些成果，新政权也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结果必然是失败。
鲁迅在评论孙中山失败的原因时，就曾指出：
“最大原因还在于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人。
”这样的“迁就”，是多么惨痛而深刻的历史教训！
四、没有充分发动的群众参与
在近代，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是革命的主力军。
敢不敢放手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特别是发动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之一。
遗憾的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
土地问题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农民问题的中心，谁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必将得到农民的支持。
然而，辛亥革命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仅没有提出和实施分配土地的具体纲领，即使“平均地权”的主张也没有实行。
武昌起义前，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只限于会党和新军这个狭小的范围，并没有集中力量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尤其是充分发动和依靠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
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日益高涨，面对农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此时却站到农民的对立面，他们甚至不赞成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反对以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解散农民武装，制止农民斗争。
因此，他们在反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得不到农民群众的支持，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又是导致它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原因。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那样根深蒂固，要推倒它们，不充分发动广大民众是办不到的。
当时的革命党人恰恰做不到这一点，特别是没有一场农村的大变动，不可能吸引广大农民积极参与革命。
这样，他们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只能深感自己缺乏实力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走向妥协，革命失败也是必然的。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
“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
总之，缺乏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并依靠全国最大多数民众、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军队、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
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
有着科学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能够到社会底层去，坚决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民众共同奋斗；建立一支由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组成一个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的革命政党，成为凝聚群众的核心力量。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
尽管在90年的征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的根本，不断开拓前进，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成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第五节传承辛亥革命精神
任何历史人物，即使像孙中山先生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其历史局限性，会有缺点甚至会犯错误。
辛亥志士们在革命理念和斗争实践中同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失误，这需要进行认真总结。
但是，他们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安危于不顾，置功名利禄于度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他们气壮山河、感动天地的英雄事迹，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是今天仍然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敢于担当、振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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