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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不同特色

比较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不同特色

在宋词发展史上,苏轼和辛弃疾同被称为豪放派词人,他们的词都为宋词以崭新的面貌跃上文坛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苏轼为豪放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辛弃疾把豪放词推向高峰。

他们都突破了晚唐五代以来用词娱乐、抒写男女恋情及离愁别绪的传统,扩大了词的意境;丰富了宋词的语言和表现力;他们以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博大的胸襟、奔放的情感、真挚的情怀,开创了豪放一派,奠定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苏辛同为豪放派的杰出代表。

二人的豪放词存在着许多相似点;但是,由于两位词人所处的时代、个人生活经历不同,思想性格、艺术追求的差异;使苏词和辛词表现出的豪放之气风格迥异。

正如王国维所说: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人间词话》)〔1〕何谓“旷”?

何谓“豪”?

郑骞更进一步阐释:

“旷者,能摆脱之谓;豪者,能担当之谓。

能摆脱故能潇洒,能担当故能豪迈”。

“能摆脱,故凡事总由窄处往宽处想”,苏轼就是这样。

虽屡遭贬谪,如被流放到澹州、惠州等荒凉之地,而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中,却能“吟啸”、“徐行”,视若等闲,无丝毫窘迫畏缩之态;“一蓑烟雨任平生”,表明词人已彻悟人生旅途中与风雨相伴为必然之事。

这就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境界。

“能担当,故凡事虽由宽处往窄处想,甚至窄到无地自容,无处可走”,辛弃疾正是如此。

他南归后,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恢复大业,却始终不能亲到前线;最后到了镇江任知府,正筹划抗金大业,就又被调离原职。

所以,辛词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沉郁情结。

尽管他政治上的风波远比东坡要少,但那份豪气中所露出的无奈却远胜于东坡。

正如《菩萨蛮》(书造口壁)中所表达的:

“郁孤台下清江水,蹭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故苏轼能以一种超然旷达之怀抱,俯仰人间,求得自身之安顿与排遣。

虽境遇钝迟,而处之坦然,即去国离乡之感,亦殊觉哀而不伤,故“词极超旷,而意境和平”。

而辛弃疾却能以一种豪迈执着之怀抱,挺然特立,昂首开步,如松柏之凌霜傲雪,不向环境屈服。

视过去、现在、未来为真实,甚至耿耿于怀,时假歌词,以发其不平之鳴,以及其抑郁无聊之气。

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

一、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差异 

(一)内容方面

1、题材

苏轼是第一位对词的内容题材做了大面积改变的作家,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

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

所以刘熙载说:

“东坡词似是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也。

”(《艺概·词概》)〔2〕后人常用“以诗为词”来概括苏轼的特点,着眼点也主要在题材和内容与诗的相似性。

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

他以写诗的超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

苏轼对词的内容进行了全面改革,最终突破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苏轼在词中表现出辞气激昂,境界阔大之旷达的气势。

词到了辛弃疾时,他在继承苏词豪放词风的同时,把词引向比苏轼更广阔、更激荡的现实。

他的词纵横挥洒,慷慨激昂,有的抒写恢复中原的雄心,有的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有的歌颂祖国山河的壮丽,有的写田园生活的幽静,但热爱祖国是他一生创作的基调;使词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

辛词艺术上的独特成就表现在雄奇阔大的意境的创造上。

辛弃疾发挥了词在抒情、状物、叙事、议论等各方面的功能,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经传、辞赋等各种文体的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对豪放词做了更深的开拓和大力的发展,把词提到了新的高度。

辛弃疾是南宋词坛上豪放派领袖。

辛弃疾的豪放词风透露出更丰富的内涵和底蕴。

他的创作给了我们许多另外一些词人所没能给予的东西。

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上片即景写实。

通过写景,一方面寄托词人豪情壮志,同时亦为英雄人物出场造成雄壮气氛。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起三句写出了声势浩大的长江,大浪滚滚,向东流去,卷起了多少英雄豪杰人物,他们象滚滚东流大浪,一去不复返了。

作者登高眺远,点出江流浩荡,高唱入云,无穷兴亡之感形诸笔端。

作品开头,便把大江和古代英雄合写,把沉郁的心情与豪迈的气概融为一体,使全词笼罩了一层豪迈激荡之气,沉郁愤懑之情。

英雄不见了,这是令人伤感之事;长江波涛汹涌,这是令人振奋景象。

江山人物合叙,更显风格雄浑、苍凉。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这两句承上启下,呼应开端,又勾起下片。

上片重写江山;下片则紧承“豪杰”二字重写人物。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这句是用以突出周瑜少年英俊,使这个英气勃勃的青年将领形象跃然纸上,表现出周瑜的英雄气概。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最后一句词人于天地之中顿生达悟,既然人生如梦,何不洒脱情怀,复归于沉静,旷远;表现出一种旷达的气度。

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前二句写得气象阔大,笔力道劲,为全词定下一个基调。

正如唐圭璋先生所云:

"起句浩荡,笼罩全篇,包括山水空阔境界。

这首词作者抒发了抗金壮志无人理解,不堪大好年华,在国势风雨摇中虚度的悲愤心情;同时抨击了那些一味"求田问舍"、对国事漠不关心的人物。

既写了有家难归的乡思,又抒发了对异族入侵的仇恨和不思报国的南宋朝廷的激愤。

写得悲凉慷慨,沉恨塞胸。

陈延焯评价说:

“把吴钩看了三句,写情事尤不堪,沉恨塞胸,一吐之于纸上,仲宣之赋无此慷慨也。

这两首词是他们豪放词风的代表作,题材都是登临怀古。

前者雄奇的景物,怀古的豪情,造就了旷达超逸的艺术风格。

它超越历史时空,旷达高远,怀古是追慕前代英雄的千古丰功伟业,基调明朗开阔;而后者抒写词人在夕阳景色中自己孤独忧愤的心境,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慨溢于胸中,怀古是抒发自己胸中的抑郁悲愤的豪情。

2、内心书写方式

苏轼和辛弃疾都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也都受尽了现实的迫害和打击。

苏轼反对新法、遭“乌台诗案”,三起三落,一生漂泊,暮年投荒,经受无数的磨难,辛弃疾则一度戎马,终被投闲置散,不得重任;这种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在他们的词中都有所流露。

但苏词对内心痛苦可愤慨的抒写是隐蔽的、含蓄的;苏词种种忧郁的情绪总会在词人超脱和达观的心态中被排除和化解,最终也会表现出坦荡潇洒、乐观的情怀。

“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水调歌头》),从中可以看出词人健康开朗的思想情绪。

作者通过想象设问,展现中秋月宫琼绝尘寰的奇景,再从景物的自然更迭引到人事的流转变迁,以自然境界的清澄辽阔反映出作者思想境界的开朗廊达。

语言脱却柔靡,不落俗套,是历来中秋词中意境最高、流传最广的一首。

辛词则不然,其抒写痛苦和愤慨是溢于言表的;所流露的悲愤和哀痛总是那么悲壮、深切,那么激越、苍凉!

读辛词,自有一种热血奔涌、悲壮慷慨、甚而至于潸然涕下的激情,英雄末路的无限孤独和对现实的怨愤溢于言表,那种孤独和怨愤,是不能排除也是无法排除的!

“老大那堪说。

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神州毕竟,几番离合”。

(《贺新郎》)满腔怨愤,悲壮慷慨。

“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魂没,弦解语恨难说”(《贺新郎·赋·琵琶》),如呜咽悲歌,感慨悲凉。

说到底,苏词中的悲愤和痛苦,毕竟只是苏轼个人怀才不遇情绪的表露,加之苏轼固有的开朗和放旷的性格,自然会有苏词旷达、飘逸的风格。

而辛词中的忧愤之情,悲伤之意,远非辛弃疾个人之悲痛。

辛弃疾一生以报国为志,却被投闲置散,一腔爱国激情无处可发,他的忧愤不只是从个人得失出发,而与当时的民族灾难是一致的,故有辛词沉郁、豪迈悲壮的风格。

辛词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的笔触描写。

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其词有了很广阔的社会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辛词所承载的内容,远比苏词要沉重、深刻!

 

(二)形式方面

苏轼在语言上一变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不受格率限制,字由心生,形成联贯流畅的风格;不似柳词的俚俗,更没有花间词的脂粉气,而以清雄韶秀见长。

苏轼用词自然流畅,读来清新,苏轼有着豪放不羁的心灵、热爱生活的情感这一切都在清新流畅、处处生春的语言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给人以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

如《浣溪沙》五首中,作者置身于这种“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熏”的丰收环境中,心中充溢着无限的喜悦。

这一组词,笔调极明快,写来生意盎然,兴会无穷。

作者勾勒出了一幅农村耕织图,他把鸟苔虫鱼草木等自然风光,还有男女老幼活跃的姿态,都细致而有声色地写进词中,使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全词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美丽浪漫的把酒赏月的美丽风景画面,色彩浓淡有致,画面动静相宜,有作者人物、有朱阁绮户、有青天橙月、有月宫的琼楼玉宇的静物实景;又有清风吹拂、有月光“转”“低”“照”;有“把酒”相“问”、有“起舞弄影”的动感镜头,更有生动的言语表达和内心思想活动的虚实写照。

全词情感真挚而又情景交融,韵律激昂而又气势豪迈,结构严谨,用词干练,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语言技巧和浪漫豪放的词风,表达了作者宏大的报国志向,对国家、对生活的坚定信念和不贪权贵、正视现实、脚踏实地、胸襟宽广的无私奉献精神。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大量使用散文句式。

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大量用典,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

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中一连用了五个典故,正是运用这五个典故,寄托了词人对南归四十三年的沉痛经历的总结,是他才兼文武,富于韬略的突出表现。

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语言以少胜多的作用和词的精炼性、含蓄性。

辛弃疾不仅打破了诗词界限,并达诗词散文合流的境界。

并且用韵绝不限制,不讲琢雕,随意抒发,形成一种散文化人歌词。

(三)风格方面

同样的豪放风格,在苏词和辛词中,又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别。

苏轼在政坛上大起大落,屡遭贬谪,当时的恐悸、孤独、苦闷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却能彻悟人生,乐观对待生活,这使他的词有一种旷达的超脱气势,表现自我疏狂不羁、潇洒飘逸的旷达情怀;能感觉出词人高旷博大的胸襟。

辛弃疾因国家仇民族恨的长期压抑,使他的词既豪迈奔放,慷慨激昂,热情澎湃,而又忧思悲壮,沉郁苍凉,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妥协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决定了他的词没有也不可能有苏轼词的那种空旷洒脱的风致。

苏轼词已不再局限于伤春伤别与离情相思,而是以一种超然旷达的乐观精神,抒写个人的政治理想、人生态度、内心的苦闷等等。

作者在词中表现出苦乐随缘、开朗乐观、意存归隐的人生态度和旷达超脱的胸襟。

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写于被贬黄州时期,三年的谪居生活,长官同僚的厚待,乡野村夫的尊爱,亦能略略慰藉他那颗孤独受伤的心。

东坡的心从刚被贬谪的绝望中逐渐苏醒,心态变得缓和、宁静。

《定风波》一词正好反映了这一点,全词是紧扣“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一主旨展开描写、抒情的。

“穿林打叶”的雨声说明风急雨骤,“何妨”表现了词人的淡定,映称词人的态度是那么从容不迫,潇洒自得,且吟且啸,徐步向前。

“竹杖芒鞋”表明了他着装的轻便与简陋,更重要的还在于他那种冒雨徐行的心情,他认为竹杖芒鞋还轻快胜于骑马,可见他对风雨的无所畏惧。

“一蓑烟雨任平生”则进一步写出了他的旷达与倔强,并将自然界的风雨与人生道路上的风雨联系起来。

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

以上数句,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读来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胸为之舒阔。

下片“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雨过天晴的景象。

这几句既与上片所写风雨对应,又为下文所发人生感慨作铺垫。

最后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

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

表明了他那种随缘自得的宁静心境和旷达的胸襟。

《定风波》运用显与隐、实与虚、明与暗的艺术结构法,表面上是写词人对待风雨的态度,实际上反映词人在政治风雨中的坦然与旷达。

这首词充分反映了作者的博大胸襟和超旷气度,他能够在逆境中保持乐观情绪,解脱苦闷,表现出旷达超脱的性格。

 辛弃疾生活于南宋,当时金兵入侵,朝廷屈膝投降。

国破家亡,美丽河山不再。

词人承载着更多的是痛彻心扉的亡国之恨,欲将一腔热血洒于抗敌战场,渴望恢复祖国河山的豪情壮志,但却被贬官闲居,不得重任。

因而在辛词中形成辛词特有的豪壮而苍凉,雄奇而沉郁的独特风格。

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首句是词人现实生活的写照。

词人一生怀抱收复大计,却被投闲置散。

想起故乡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怎不使作者忧心如焚,于是只好借酒消愁,不觉酩酊大醉。

就是在醉后也仍念念不忘收复中原的大业,于是拿出宝剑仔细端详。

“醉里”点明在酒醉之中,“看剑”一方面说明人物身份是夜晚,而且勾画出作者仔细端详宝剑的神态,从而写出强烈要求杀敌的心情。

在“醉里”犹自“看剑”,醒时可想而知,夜晚尚念念不忘,刀剑大事,白天如何奔忙恢复大业的情况可想而知了。

这句极尽精练,少不得一字,一“醉”字、一“挑”字,写醉态维妙维肖,更可贵的,很好地传出了词人壮志未酬的内心。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表现了义军勇士们斗志昂扬、奋勇杀敌的壮观情景,“了却君王天下事”两句写大功告成的那种意气昂扬的神态。

“天下事”指收复中原,统一全国的大业。

“生前身后名”指为国家、民族建立功勋永垂史册的荣誉。

这里充溢着爱国精神。

词中所刻划的形象是壮烈勇猛的,所表现的思想是奋发激昂的,最后一句使全词的感情发生急剧变化,它是一声无可奈何、感慨万端的叹息,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这一转折,使上面所写的梦境理想成为幻想,全都落空。

全词至此也由“雄壮”而变为“悲愤”。

这一句与开头的“醉里挑灯看剑”相呼应,都是叙写现实生活与感受。

全词基调雄壮高昂,而结句又是悲凉低沉,前后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有力地表现了词人满怀壮志而不得伸的苦痛。

这首词着重表现他报国欲死疆场的愤慨,犹如一曲悲壮慷慨之歌。

词人写梦境中的豪壮雄伟,大显身手,极力渲染威武雄壮的军营和激烈的战斗场面,风驰电掣,惊心动魄。

而表达的情感却是壮志难酬的一腔悲愤。

 因苏轼是个文士,所处是承平时代,而辛弃疾是个英雄,生当乱离之秋,故辛多豪情悲壮,苏多清新旷达。

二、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差异的成因

(一)时代背景 

苏轼生活于“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给苏轼对人生、生活充满了信心。

由于生活于较和平的年代,所以他的词更多的是个人的内心体验,苏轼善于以清空之笔描绘宁静幽邃的景色,以和谐宁静的自然山水表现超然自适的自我情怀,并借这清幽的明净之景来表现自我疏狂不羁、潇洒飘逸的旷达情怀。

如《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中,“照野”是明月照空,月色清幽,“弥弥浅浪”则是春水满涨,是明净清幽的山水美景。

在这月下溪畔,“我欲醉眠芳草”、“曲肱醉卧少休”,那是何等疏狂不羁、潇洒飘逸。

“可惜一溪风月”,是使无限美好的自然与作者旷达的襟怀融合在了一起。

辛弃疾却承载着更多的痛彻心扉的亡国之恨。

辛弃疾生活于南宋,当时金兵入侵,朝廷屈膝投降。

国破家亡,美丽河山不再。

词人面对被百般蹂躏的国土和处于水深火热的人民,毅然冲锋陷阵,欲将一腔热血洒于抗敌战场,但是他却被投闲置散,从未委以重任,他的文韬武略与伟大抱负均未得发挥施展。

因而在辛词中,让人感受到的是那种以英雄自许,或以英雄许人,想要挽狂澜于即倒,热望恢复祖国河山的豪情壮志。

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表现他报国欲死疆场的愤慨,犹如一曲悲壮慷慨之歌。

极力渲染威武雄壮的军营和激烈的战斗场面,风驰电掣,惊心动魄。

而表达的情感却是壮志难酬的一腔悲愤。

所以,辛词就有了比苏词更庄严、更凝重的色彩,形成辛词特有的豪壮而苍凉,雄奇而沉郁的独特风格。

 

来源:

(-比较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不同特色_蓝月梦雅_新浪博客

(二)个人经历 

 

苏辛二人均仕途遭遇极大挫败和坎坷。

在苏轼的一生中,政坛上大起大落,落差令常人难以想象,十几年的贬谪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主题,一生漂泊,暮年投荒,他经受了无数的磨难。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

诗案之前,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

而诗案之后,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

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然而他仍然能够用诙谐的语言总结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足见苏轼胸襟之坦荡。

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才成全了苏轼,成全了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

辛弃疾他21岁参加抗金义军,审时度势,相机行动,率两千民众高举抗金义旗;以大局为重,团结抗金力量,甘居人下率部归耿京;扶正驱邪,大义凛然,追杀窃印叛逃的义端;深谋远虑,劝耿归宋共图大计;张安国杀耿降金,辛弃疾率五十骑与敌营五万众中生擒叛徒,献俘建康。

这一系列非同寻常的英勇行动,乃是一个22岁青年在不足两年内完成的,是文学史上其他词人难以达到的生命高峰。

这成为他以后四十五年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与创作泉源,也是他词心永驻并与其他词人风格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

然则他一度戎马,终被闲置,江西湖北、辗转“安抚”,以言者弹劾、以台臣弹劾,两度落职,两度复归。

他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

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

在各地任上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恢复祖国的豪情壮志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由此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

其词热情洋溢,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慷慨悲壮。

 

(三)思想底蕴

中国文化向以儒、释、道三家并称,但三家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相同。

对中国传统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两大思想派系: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

恰如王国维所言: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

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

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

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

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

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也。

前者热性派,后者冷性派也。

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

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

”《屈子文学之精神》王国维这一番言论是很有见地的,揭示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儒学和道家学说的差异。

即儒家的基本特征是刚健进取、积极入世;而道家的基本特征则是遁世退隐、消极出世。

在思想文化上,苏轼首先接触的是儒家思想,即而老庄深得其心,黄州之后又深受佛学影响,三教融而为一,构成了自己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体系。

苏轼是崇尚儒道互补,亦儒亦道的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

这类人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

他们并不遁迹山林,而是身居“庙堂”,心怀山林,一边走着儒家的入世进取之路,一边又游心于道家的世外高远之境。

遇到挫折,既不消极退避,离群索居,也不用自杀或向社会报复的极端方式来对付。

苏轼既具杰出的文学才能,也有超凡的政治见解和治世才干,但仕途却并不顺畅,屡遭贬谪,然而,他却并不因自己的失败和遭遇不公而意气用事,仍然尽职尽责,勤政爱民。

同时,始终保持热爱自然、热爱自由、不较得失、豁达开朗的胸襟。

正因为有了这种外儒内道的人生态度,苏轼才能不为灾难所困,而超然旷达于人世,并在积极地发挥个人作用,泽被万生的同时,求得了自身的大彻大悟。

而辛弃疾只崇尚儒学,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主张参与现实政治,积极进取,担当社会责任,认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言,即使“身无分文”,也要“心怀天下”。

这种人生态度的不足就是过分拘泥于现实政治和人伦实用,个体受制于群体,个性自由受到压抑,难以得到充分张扬。

若一味进取,不知权变,一旦失意或身处逆境,就容易失去精神依托和心理平衡。

然辛弃疾有渴望恢复祖国的豪情壮志,却被投闲置散,未能委以重任,不能有所作为,故辛词中有抒发壮志难酬的悒郁和苦闷,表现了沉郁、苍凉,悲歌慷慨的人生苦短,表现了一种勇猛进取的豪者胸襟。

苏辛二人的不同处世人生态度,形成了苏词超迈旷达,辛词沉郁豪壮的两种豪放词风。

三、总体艺术价值

北宋词坛因为苏轼的出现,再度掀起风起云涌的改变。

自苏轼以来,词的诸多创作成规纷纷打破,前人迂徐曲折的突破至此演变为大张旗鼓的革新。

苏词的革新提高词的文学地位,打破诗词界限,这是苏氏之创举,改变词卑诗雅的传统观念,是苏轼对词体的第一次真正大解放。

苏轼认为词不仅仅是“小道”,不仅是言男女之情、相思之苦、离别之恨的“艳科”,词也可以同诗一样言“道”,言国家大事,言天地之道,其《念奴娇·赤壁怀古》就谈国家大事,《水调歌头》乃话“但愿人常久,千里共婵娟”的仲秋怀人的天地之道,表达了人类普遍的情怀,也展示了苏轼的千古旷达的胸怀。

苏轼是宋词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古人评价他的词:

“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

”(胡寅《酒边词序》)“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王灼《碧鸡漫谈》)〔3〕自有词人以来,未曾有人得到过这样的评价。

可见,苏轼的词确实是非同凡响的。

苏轼的作为,给词坛带来全新的风貌,深深地影响了周围的一批词人,出现苏门创作群体。

经过大批南渡词人的创作实践,转变了词的功能与审美视界,促进了南北词风的融合,在变动与普及中为豪放词高峰期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

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辛弃疾沿着苏轼打破诗词界限的路子进一步开拓下去,另辟了蹊径,打破词文界限,使词向散文靠拢、使词具有历史散文的纪实功能,将叙事散文的叙事功能引入词体创作当中,实现了词体的第二次大解放。

正如范开所云:

“此东坡词之所无,而公词之所独也”(《稼轩词序》)〔4〕为了扩大了词的内容容量、增加词的现实内容与历史内容,以便更好地表达他欲抗金复国而又报国无门,空怀一身武艺、空有满腹谋略的悲愤之情,辛弃疾以其大的词篇,鞺靼的音响,雄豪的风格进一步弘扬抗金复国、重整河山的时代精神,把爱国豪放词推向词史的峰巅。

辛弃疾正是站在这历史峰巅之上的伟大爱国词人。

他不仅震动于当时,而且光照于后世,在历史上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

结论

正如叶嘉莹先生对苏辛的评价:

“辛词沉郁,苏词超妙。

辛词多愤慨之气,苏词富旷飘逸之怀。

”〔5〕而苏轼和辛弃疾正是因为他们豪放词风的差异性,从而在共同特征的基础上体现各自的特点和魅力,为豪放词派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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