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特稿部总监陈小莹谈财经报道首发《新闻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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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特稿部总监陈小莹谈财经报道首发《新闻界》
】《21世纪经济报道》特稿部总监陈小莹谈财经报道（首发《新闻界》）
（2013-09-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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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财经记者要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专访《21世纪经济报道》特稿部总监陈小莹
□张志安刘虹岑
个人简介
陈小莹，1983年生，上海人，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首席记者，现任该报头版/特稿部总监。
2006年入职以来，连续四年被该报评为年度记者，2009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年度记者。
代表作之一《京沪高铁20亿贷款变形记》荣获2010腾讯网年度华语传媒盛典“年度经济报道”大奖，牵头负责的《起底实德资金链》获2012年度南方周末传媒致敬奖。
访谈实录
『用财经的视角去报道社会公共事件』
张志安、刘虹岑（以下简称“张志安”）：
从2005年入行起，你就一直做的是财经新闻，怎么理解财经新闻，比如小财经、大财经等概念？
陈小莹：
我2005年入行起就一直做的是财经记者。
“财经新闻”这个概念本身一直被财经媒体不断扩展内涵和外延，可以说现在的财经新闻都是一个“大财经”的概念。
举个例子来说，像“钱云会事件”[1]，如果用传统的新闻概念的划分，可能比较倾向于把它划归为社会新闻里面去。
但事实上，只要发生这样类似的事件，所有的财经媒体都会去做报道。
再比如最近的“唐慧事件”[2]，很明显这是一个法制领域的选题，但所有的财经媒体也都会去做。
因为在中国当下的语境里，由征地问题产生的矛盾背后，是农民作为一个利益群体与其他利益群体博弈产生的矛盾，这个普遍存在的激烈矛盾正是中国经济环境下的重要命题。
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经济的上层建筑都会被动摇。
这次表现形式可能是钱云会事件，下次可能是别的事件，但本质不变。
法制报道也一样，一个公正透明的法制环境，将对经济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绝不能因为是财经媒体，而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狭义的财经领域。
我们的社会结构、法制基础等领域与财经密不可分，互相作用。
所以，几乎所有的财经媒体都会去报道，像《财经》、财新传媒，也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都会倾注时间和精力去调查。
因此，在我看来，传统的划分已经不太合适今天的财经新闻的定义了，现在都是“大财经”的概念。
张志安：
“大财经”基本是指广义的财经新闻，用财经的视角来报道社会？
陈小莹：
我指的是广义的财经新闻。
今天的财经新闻的范围不单单只是公司新闻、产经新闻的报道，已经扩大到时政、法制、社会事件等各个领域。
可能在传统的概念中，这些都只能算社会新闻，但在今天的语境下，这些领域的报道已经被纳入绝大多数的财经媒体的报道范围之中了。
同时，在具体操作层面，很多财经媒体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论。
面对其它领域的新闻，财经媒体不是报与不报的区别，而是怎么报的问题。
张志安：
这种“大财经”的报道实践主要由哪些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陈小莹：
这也算一种趋势吧。
因为现在不仅仅在中国有“大财经”的现象，在美国，比如《华尔街日报》也会经常报道一些时政新闻、社会事件等。
“大财经”本身就是一种趋势，因为政治、经济、社会并非独立存在的结构，很多时候是互为基础的。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比如严重的贫富分化等等，这些社会结构本身决定着经济事件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
另一个方面，一开始经济新闻在中国的发轫，像是《财经》杂志早期著名的报道《银广夏陷阱》[3]等都是聚焦于财经领域。
但这几年《财经》杂志在法制新闻方面做得也特别强，反腐的报道也做得特别多。
这既是社会现实造成的，也是舆论热点导向所驱使的。
在微博上，许多意见领袖谈论最多的也不是他们专业领域的事，反而是一些公共事件。
其实，今天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如果用“社会事件”这个词来定义可能并不妥当，用“公共事件”才能准确地表达，更有利于解释为什么财经媒体会去关注这样一些事件。
张志安：
针对公共事件的报道，财经新闻与一般的社会新闻在报道角度的选取上会有所不同。
介入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时，财经媒体通常会从哪些角度切入？
陈小莹：
就动车事故或者地震这些重大的突发事件面前，在第一层次的报道上，没有社会新闻和财经新闻的区别，因为第一层的报道都是关注救援。
这个时候，新闻的第一要素与记者的媒体类别是没有关系的，肯定都是以人性关怀为出发点去报道这样一类的事件。
如果说财经新闻的切入角度与其他一般的社会新闻有什么不同的话，大多是在第二阶段，由于财经类媒体本身对于财经领域方面有一定的积累，在后续的报道上会有自己的独特视角。
举个例子来说，雅安地震发生之后，我们报道了一个上千亿经济损失数据何来[4]的新闻。
当时是有雅安三个重灾县，每天都上报自己当地的经济损失情况，很快就发现这个数据达到上千亿元的规模。
结果，当我们把上报的数据与去年当地的GDP数值比较之后发现，上报的经济损失数据至少是其上年GDP总和的21倍。
我们就开始从这些角度去质疑这样一个经济损失上报的情况：
这个统计数据是怎么来的，统计的口径是怎样的，上报的损失内容具体包括哪些，上报的过程是如何的，当地得出的这个数据是否可靠等。
最后，我们的这篇报道在雅安地震期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地政府上报损失的方法立刻被叫停，国务院也派了由专家组成的调查组下去具体核定当地的受损情况。
所以，与经济挂钩的这部分可能是我们财经媒体比较擅长的领域。
再比如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写的关于校舍倒塌的稿件与其它时报类的稿件相比，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我们的稿件与地方财政的分配体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首先校舍的倒塌与它的维护费用是否落实到位是紧密相关的，维护费用里面深入下去就有两个问题，第一是维护费用是否能落实，与地方财政的配套资金能力相关度极高，财力越弱的地方，配套资金被挪用的情况越严重。
第二我们发现由于城乡二元体系的割裂，城镇小学和村小所获的资金来源不同，数额上也大不一样，这也造成了最后村小倒塌严重的原因。
我们会沿着体制原因来探究校舍倒塌的原因，这可能是财经媒体比较不同的地方。
可能财经媒体会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在面对重大的社会公共事件的时候既有用共同的人性角度去还原，也会用财经的视角去解读它。
所以，我觉得选取报道角度应该是“同中有异”。
『财经记者要有一套洞察、认知和行文的逻辑方法』
张志安：
从2005年到今天，你已经做了八年的财经记者。
根据你的体会，财经记者与其他领域的记者相比，有哪些素质必不可少？
陈小莹：
第一点很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
《21世纪经济报道》一向非常强调记者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
对于一个财经事件，记者要有一套自己的洞察、认知和行文的逻辑方法。
就像我前面举的报道地震的例子，其实把地震导致的校舍倒塌与维修经费联系在一起，进而与地方教育经费和地方财政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一种方法论。
这需要记者有这样一个认识框架之后，才能沿着这个思路去找相关的素材，进而得出这个结论。
在报道地震的时候，记者首先想到的是，大面积的校舍倒塌意味着校舍的质量不好；下一步，记者就应该去追问为什么校舍的质量会不好呢，这个原因就有很多，既有经费组成的“央地配套”方式，也有城乡二元割裂的原因。
因为校舍倒塌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是大面积的存在着，所以不可能是一两个官员贪污腐败的结果，那么记者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就要去探寻更有解释力、更为普遍的原因。
第二点是对财经类资料的占有能力和解读分析能力。
这样的能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很多财经事件其实是有大量的公开资料或者半公开资料可以查询得到的，优秀的记者可以从中找到新闻的线索。
我举一个比较老的例子，我们在报道上海社保案的时候，在当时中央调查社保案的真正意图并不清晰、新闻媒体可报道的空间也不明确的形势下，我们注意到了上海企业家张荣坤。
我们通过查询他控制的福禧公司的财务报表，发现了上海社保基金与福禧公司的巨额借款往来。
这个财务报表就属于半公开资料，从中我们就发现了张荣坤和社保案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后来一连串的报道和事件。
张志安：
你在复旦大学读本科学的是新闻，一毕业就开始做财经新闻。
你是如何积累自己财经方面的知识的？
陈小莹：
就是边做边学。
其实做新闻的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快速学习能力。
因为每一个稿件的周期都不会特别的长，除非是非常重大的稿件。
要在短周期里面学习这个领域的知识并灵活地运用起来，实际上是平时一个一个稿子的积累而慢慢形成的。
新闻敏感性对于事件的把握和判断很重要，因为只有建立了认知框架才能去寻找线索，但是财经知识的运用对于财经报道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财经领域的知识非常庞杂，我经常会遇到需要调动各方面财经知识的综合事件。
比如我们前一阵制作的一个专题“债袭区县”[5]，探讨地方性债务问题。
地方负债本身就是一个综合体系的问题，首先牵扯对地方债务构成的把握，厘清哪些债务主体可以纳入到我们考察的范畴里面，比如需要统计地方的哪些融资平台，哪些可以视作等同于政府行为，哪些是公司行为，这其实非常能够考验一个财经记者能不能把这个领域内的知识融会贯通。
张志安：
财经新闻调查报道的突破手段与其他类型的新闻调查手段之间存在哪些异同？
陈小莹：
通常的调查手段，比如接近当事人、突破核心信息源等都是共通的，比较特别的一点还是在于对于资料的证实和应用。
比如上海社保案调查，其实很多财经新闻的调查突破都来自于关键资料的取得，财经新闻相对比较注重从公司的工商资料和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以及外围的基础信息里面获得调查线索。
『财经记者可以站在利益交换的角度突破采访』
张志安：
你在《新技术背景下的财经新闻调查术》一文中曾提到，财经新闻强调记者应通过调查获取真实的多面向的信息，侧重于直接与采访对象沟通之外的一些先期性、辅助性的工作方法。
听起来，采访的重要作用似乎被放在了第二位？
陈小莹：
我觉得,更合适的表述是财经新闻的调查更注重对关键资料的占有和应用，但是在采访上与其他调查报道相比其实是同样重要的。
如果能争取到核心信息源开口，在任何报道里面都是最关键的指引。
张志安：
你一般会怎么让核心信息源开口呢？
陈小莹：
不同的情况可能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最重要的一点是，记者能够从利益的角度，换位思考，能够了解到你的采访对象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如果你的采访能够满足对方的诉求或者一定程度上达到他的目的，对方就有可能与你做这个交换。
有的时候，新闻事件中存在冲突的两方，比如达能和娃哈哈两家企业进行商战，双方都很想说话，不想输给对方，这个时候，记者可以很轻易地用一方的话去套另一方的话。
怕就怕没有利益冲突的双方，这个时候突破就会变得困难。
但是在商业世界里面，利益是永恒的主题，如果去找冲突一定能找得到。
张志安：
你提到可以站在利益交换的角度去采访突破，这样做的时候，如何避免被受访者所利用，如何避免卷入利益之争、成为某一方的工具？
陈小莹：
我说的只是采访方式，不是写作方式。
采访是获取资料的基础，获取的资料越多，你对事件越能形成独立且合乎逻辑的判断。
最后的写作是以这个判断为依据写的。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采访的思路和写作的思路完全不是一个思路，如果比较机械地写采访过程，肯定不是一个好稿子。
张志安：
公司报道可能相对比较好采访，因为总能找到利益冲突点去诱使对方说话，但像舆论监督类的报道可能在采访突破方面就比较困难了。
陈小莹：
对。
反腐败的案子有时候需要采访纪委，对纪检部门的采访难度会大很多。
但是，一般会有爆料人或者告发者，总能找到突破口。
张志安：
对于爆料人提供的信息，你如何甄别真伪？
会把爆料人的动机纳入考虑因素中吗？
陈小莹：
我会从其他渠道、其他人那里印证爆料人提供的材料是否真实。
至于爆料人的动机，我会去揣测或者去大致试探一下，但不会作为我是否采信他提供的材料的依据。
张志安：
一般而言，对爆料人提供的材料，会从哪些方面入手来辨析真伪？
陈小莹：
很重要的一点是印证的几方是没有利益关联的。
首先要判断一下，对方提供的数据与你的报道对象之间有没有利益冲突。
没有的话，可信度就会相对较高。
比如《银广夏陷阱》案例里面，海关数据就是一个官方数据，如果企业给出的数据与海关数据不一致，那么肯定以海关数据为准，因为政府在这一块是没有它的利益诉求的。
关键是记者要判断核实的渠道可信度有多高。
比如说，第三方机构比如全球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材料是可以采信的，像是《银广夏陷阱》中企业自己进行数据造假的案例是极端的个案。
普遍来说，只要不是企业主动造假，这些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数据就能直接用。
对于全球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而言，他们都受自身的职业准则和职业规范加以约束，他们提供的数据绝大部分都是可用的，只存在极小部分是有问题的。
比如美国的安然事件里面，安然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6]是为它玩了一些会计上的小花样，最终导致自己信誉扫地。
但这都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记者要去怀疑它，一定是之前就存在疑点才有必要去怀疑。
判断每一份数据能用还是不能用都要放在具体的案例中加以考虑，都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都是要因地制宜的。
『研究公开材料为记者的调查提供线索和方向』
张志安：
一般来说在报道财经新闻时，记者会在前期进行大量的研究分析工作。
这些研究分析的对象主要有哪几类？
陈小莹：
如果被报道的对象是上市公司的话，就可以大量地查阅它的财务资料和它以前的公告，还可以到比较专业的网站上去看一下分析师对它这个公司和它所在行业的一些评价和分析。
此外，之前关于这个公司的报道也会全部找来看一遍，其中也包括了对这个企业高管的一些报道。
如果不是上市公司，就会去政府查它的工商资料以及过去媒体对它的报道。
张志安：
看财务报表需要一些门道，不少有影响的财经报道都是从企业的财务报表或工商资料中看出问题的。
你会如何从一张看似没有纰漏的报表中发掘出新闻点呢？
陈小莹：
同样一张报表，不同的人能看出不同的东西，关键在于记者本身的专业能力。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财务报表的资产负债表里有一项是“其他应收款”，大部分人看到这一个名目的时候都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当这个数字以及“其他应付款”离奇地高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它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应收应付款，这些应收应付款对应的企业是哪些，他们之间巨额的应收应付款的名义是什么。
包括“存货”这个名目也是如此，如果存货特别高的话，你也要考虑企业是否在正常运转，它怎么会有怎么高的存货，它为什么一直未能去库存。
这些名目的分析都是与一个财经记者的经验和对新闻的敏感度密切相关的。
在工商资料中，除了财报之外，我还会比较关注股权变更的信息，比如说什么时候股权发生了变更、新股东是怎样的背景、股权变更的价格是怎样的，如果一家持续盈利的企业是以注册时的股本作为变更价格，也就是平价转让的话，这类转让行为就很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行为。
普遍来说，盈利企业的转让肯定是存在溢价的，如果没有溢价产生，这样的转让可能就存在一些问题。
还有再比如国有企业的改制或者说私有化过程。
它原来是国企，后来被管理层收购或者改变了股权性质等。
我非常注意它在管理层收购时的股权价格，因为在改制里面可能出现的问题是非常多的，包括它的土地当时是如何作价的、整个资产是怎样评估的，以及它委托的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是否合理。
张志安：
企业的公开材料，对财经新闻领域的调查性报道起着怎样的作用？
陈小莹：
其实，研究和分析这些公开资料的目的都是为记者提供下一步的调查的方向和线索。
就上市公司的资料来说，对它的研究分析就可以帮助记者认识这个公司的架构、股权比例、财务状况、高管变动的情况；未上市的企业就可以通过工商资料初步地了解一下公司的概况，然后再进一步地去找公司内部的人员以及它上下游的企业和同行，看能不能和他们聊一下这个公司具体的情况。
调查性报道本身就是一个逐渐摸索的过程，每一次的发展路径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些资料能给记者提供的价值也不太一样。
张志安：
除了企业的公开资料之外，你平时还会研究分析哪些数据和资料呢？
陈小莹：
每个季度的宏观统计数据在发布之后，我都大致会看一下，包括行业分析网站的一些分析资料等。
我们还会经常看一些论文的数据库，比如在7.23动车事故的时候，我们出的第一篇报道[7]后来的影响力之所以有比较大就是因为我们在数据库中找到了一篇关于动车整个运行的一套理论依据，包括它是如何手动控制和自动控制，它的调度和监测系统是怎样运行的等等。
一开始，我们之所以能够短时间内把动车事故发生的原因整理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这篇由参与动车试验和模拟的专家撰写的论文。
『媒体要设法降低自己的风险，不要处于所有的高压之下』
张志安：
调查报道经常会遇到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比如京沪高铁20亿贷款挪用的稿子[8]牵扯到了政府财政问题，还有很多大银行。
对待比较敏感的报道题材，你会如何判断风险和把握尺度？
陈小莹：
我们可以先把风险分为几个层面，其实真正产生风险的地方，往往不是我们所谓的那种不可抗风险，而是来自事实层面的风险。
换句话说，先力求事实准确，可以避免大多数的风险。
以京沪高铁为例，里面确实点了好几家牵涉银行的名字，但这是在我们取得审计署审计报告、并采访了银行相关支行负责人之后才体现在稿件中的。
扎实的书面材料和当事方对于资金来龙去脉的表述，已经把所谓挑战大机构的风险消弭于无形。
更确切地说，这些大机构的决策者肯定也会和我们站在同样的立场，杜绝这种挪用的发生。
再说稿件中地方政府挪用银行贷款的部分，我还是想说，如果采访扎实、事实属实的话，对于媒体是零风险的。
这个事实通过我对于地方政府具体负责人、经手者的采访，审计署材料的印证，后期还获得了相关部门的批示内容，首先使得事实本身准确无误。
其次，我还深挖了挪用产生的原因，比如拆迁证土地证还没有批下来的时候，最后通车的时间就已经定了，那么如果地方政府按照程序走，等所有的证明都齐全再开始造，肯定不能按时完成任务。
地方政府为了按时完成中央制定的任务，他们就必须自己垫钱去建设。
由于证件不齐全的情况下无法在银行获得以该项目为名义的贷款，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地方政府必须以其他项目为名贷款，把这笔贷款挪用垫上才有可能完成中央的任务。
我花很多笔墨去解释地方政府的违规行为背后的原因，其实也是想要充分展现两级政府的立场和苦衷。
记者不能因为地方政府是违规的一方就放弃对他们的采访，相反，往往只有在实际采访中才能获得地方政府的行事逻辑和起点的这样一些信息。
这样一来，记者才有可能更为全面地了解各方的立场，从而在下笔的时候相对能够把持住一个更为合适的立场。
张志安：
从平衡报道的角度看，的确冲突双方的消息源都应该有所兼顾。
但是，如果就征地问题而言，如果既呈现弱者的利益抗争，又呈现政府的征地逻辑，会不会导致有平衡而无真相，无法让读者对这个事情形成比较准确的判断？
理论上或，判断的标准是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很多时候又是抽象的。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小莹：
当然不会，大部分的事件里不是标准的好人坏人，真相也不是所谓抓出一个违规的坏人就是获得了真相。
反而，真正的真相很可能就是无奈的，比如京沪高铁里，人们看到挪用这个字眼，就容易想到贪官污吏，但事实是，在限定通车的时间内，他们无法取得土地证拆迁证就不能按时完成上级任务，所以挪用是他们的唯一出路。
我觉得写出这个真相，比抓出几个贪官更有价值。
『在准确性保证的情况下，尽量提高文本的可读性』
张志安：
通常来看，财经报道的文本相对比较枯燥。
你会如何处理文本的可读性和准确性之间的关系？
陈小莹：
二者可以兼顾。
《21世纪经济报道》早年在财经媒体中是以文本著称的，甚至被总结出来变成了段子。
比如有一段时间，记者都爱在报道开头先来一句“风起于青萍之末”，看多了让人觉得风每天都在报纸上刮。
另一个阶段，编辑们都比较喜欢用“胎动”、“流产”这样的字眼，被人笑称为生育版。
近几年，《第一财经周刊》的文本也比较轻松，他们也加入了许多通俗晓畅的“轻财经”的报道方式。
去年，我在写大连实德的报道[9]时也是尽可能地想让文本变得轻松可读。
当时大连实德陷入了资金的困难，报道拿到了实德的内部资金情况。
一般而言写资金链的稿件都比较枯燥，因为这不是一个实体描述，往往需要引用大量数据。
但在文本开头，我就用了掌控着实德系的徐明的签字作为开头：
“徐明”的“明”最右边的“月”字向右高高扬起，形成一个锐利且夸张的尖角，斜度陡峭，潦草张扬。
在文本中加入这样的元素，可能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作用吧。
张志安：
财经新闻中有许多专业的数据，大量使用这些数据会降低文本的可读性。
你在数据处理和呈现方面,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陈小莹：
在文本处理上，我会对数据做一些加工和概括，因为大段大段地引用数据确实会造成阅读障碍。
在引用的数据的前后文本中，我会有一些自己的概括，在文字和数据之间会做一个穿插。
此外，用数据的时候，我也会避免大量地直接搬用一些原始数据。
从去年改版开始，我们开始比较强调图表的运用，还成立了相关的部门去做一些可视化的图表，甚至有整版的可视化的图表。
我们还做过一个专刊，从头到尾都是以图表的方式来呈现的，效果也非常不错。
上个月，我们在做“债袭区县”这个专题的时候，也用了很多数据可视化的方式来呈现数据，大概用了七张到十张的图去缓解数据的压力。
但是，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大部分人今天看这些报道的时候都是在网上看，但是网上在转载的时候这个图片并不会被一并转载过去。
虽然我们想要往数据可视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在传播渠道上目前并不顺畅，还要有赖于进一步的沟通。
张志安：
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认为，在中国做财经新闻比做其他类型的新闻更具有持续性，更少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
你做记者这些年是否有这样的感受？
陈小莹：
我大致上同意这种判断。
但是有一点需要修正的就是，这几年“大财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新闻报道的领域在不断地拓宽，所以财经类媒体的新闻样式和领域也越来越多。
最近几年，随着财经类媒体不断地拓展自己报道的边界，已经拓展到了法制、极端事件的相对比较敏感的领域，自身承受的压力和受到的管制相应的也在不断地增加。
『财经记者可能面临的诱惑更多一些』
张志安：
财经记者往往面临一些伦理挑战或困惑，比如收受红包、利用内幕信息服务于个人投资、在新闻报道中植入式营销、用报道为某些公司的利益获取而服务等。
因此，财经记者的伦理规范比一般记者要求更高。
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陈小莹：
这应该是所有记者都要面对的挑战，财经记者由于与经济领域接触比较深入，所以可能面临的诱惑更多一些。
这个可能只有依靠法律健全，媒体共同体的价值观夯实，才能全行业共同面对。
张志安：
财经记者打交道的对象，多是企业家或高官，时间一长，可能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或生存际遇会有所抱怨或不满。
对财经记者来说，如何保持平常心？
陈小莹：
首先要提高记者收入，这个行业的收入确实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没有太多的增长，对于留住人才肯定是不利的。
虽然今年传统媒体的收入下滑比较多，但危机的时刻更需要对于收入结构的调整。
其次，媒体行业确实有自己的魅力，这个类似于“成名的想象”，以及其所代表的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这些可以吸引到一些真正热爱新闻的人。
张志安：
你觉得，国内财经记者整体的职业生态如何？
他们的调查能力、专业素养和生存状况？
陈小莹：
很难一概而论。
财经记者作为一个独立门类被认知和识别也就是近十多年的事。
但由于工具的多样性，以及对于方法论的重视，他们中的优秀者的调查能力是记者群体里比较高的，专业素养也在一步步地积累之中。
至于生存状况，我没有特别的统计，不过转行的人确实也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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