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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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理论关注实质，有些则关注过程。
有些理论非常抽象和普遍化，有些则充满中层解释（mid-levelexplanations），也有些在应用范围上非常狭窄。
②正因为简化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选择什么是相关的、什么是可以舍弃之时，偏见也在所难免。
因此意识到这些习惯性偏见是非常重要的。
如同斯坦利·
霍夫曼（StanleyHoffmann）30年前所指出的：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存在严重的美国倾向。
③“唯一例外的是‘英国学派’，其立足于研究国际体系这一概念，涉及政治哲学、历史、规范性问题，并结合了现实主义和格劳秀斯派自由主义的要素。
除此之外，这一学科仍然深受美式科学主义的影响。
”例如，排名前十的顶尖国际关系学术期刊中，9家出版于美国；
最近一项对全世界1084名国际关系学者的调查发现，在25名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中，来自美国东海岸学术机构的男性学者占了绝大多数，远远高于其在所有国际关系学者中的比例。
④
看到这些数字，人们可能会认为至少美国政策制定者会欢迎和理论家的互动，然而事实很少如此。
正如亚历山大·
乔治（AlexanderGeorge）注意到的，每当提及理论，政策制定者的眼神就笃定变得黯淡无光。
⑤保罗·
尼采（PaulNitze），一位相对学术型的决策者，曾经观察道：
“自二战以来，美国人在‘政治学’名目下写作和教授的内容，与经历及常识往往相悖，其作为现实政策运作的指导，如果不是起反作用的话，也只具有有限的价值。
”⑥这种状况在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二者之间的鸿沟往往更大。
不少观察家已经注意到理论家与实践者之间的鸿沟正在日益增大。
列普格特（JosephLepgold）和米罗斯拉夫·
宁契克（MiroslavNincic）认为：
“近年来，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之间的专业性鸿沟大大加深。
许多学者不再尝试走出象牙塔，官员们也越来越乐于忽视他们。
”⑦或者如布鲁斯·
詹特森（BruceJentleson）所说：
“问题不仅仅是理论和政策间存在鸿沟，而是这一犹如断层般的鸿沟近年来在日益加大。
”⑧
美国历来就存在政治任命的传统，这更适应理查德·
诺伊施塔特（RichardNeustadt）提出的所谓政府和学界之间的“出仕入学”循环（"
inandout"
circulation）。
⑨这一现象美国远比在欧洲、日本或其他有悠久文官传统的地区更为显著。
尽管“英国学派”有着某些政策实用性，但在英国的传统之中，学术理论却远不如美国那样能直接影响到政府政策。
美国在过去曾有许多重要的学者，如亨利·
基辛格、兹比格涅夫·
布热津斯基等都得以进入政府外交决策高层，但这一路径则显现出“单行道”的趋势。
为数不多的一流学者得以登堂入室进入政府，而其中重返学界继续专研学术理论的则更是寥寥无几。
《外交政策》所列出的25位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中，只有四位曾位列决策高层职务，两位在美国政府，两位在联合国。
理论或许对实践来说不可避免，但大多数决策者——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地方——却都倾向于避免与学术理论发生直接关系。
一、理论与政策间的鸿沟是一个问题吗？
一些学者乐于见到学界与政界之间存在着某种适度的鸿沟。
毕竟学术理论家和政府决策者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英国学者克里斯多弗·
希尔曾质疑道：
如果学者寻求“政策相关性，哪怕只是用来向社会大众证明我们学者存在的价值，也会使我们的学术独立性变得更难维持”。
⑩正如马基雅弗利在四个世纪之前发现的那样，人在追逐权力的仕途中时，对当权者说出真相的风险就格外地高。
不仅存在学者根据占据主导的政治风向调整其政治立场的危险（所谓政策相关性和学术堕落之间的权衡），还有更加微妙的风险，即理论家出于短期的政策相关性而放弃对有时对学术进步来说十分重要的抽象层次和优雅（所谓精确性和政策相关之间的权衡）（我感谢史蒂芬·
沃尔特对这一区分的帮助）。
由此看来，象牙塔的隔绝有助于抵御以上诱惑，并且鼓励形成学界和政策的有益分工。
将大学视作独特的机构看似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所设想的政治相关性和学术堕落之间的权衡却不一定非要如此尖锐不可。
在适当的议题上不妨采取中间立场，这就是我所说的“平衡投资组合”取向（the"
balancedportfolio"
approach）。
但是这一比喻最贴切的时候是有很多人能够在不同时刻分别居于“学术—政策”分工中的不同位置，并且有能力充当两者之间的桥梁。
不过，正如上文所引的例子所表明的，能够同时在政策和理论方面都有所建树的“出仕入学”者已经日益少见。
过去，学界曾直接或间接地对政策制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几十年前的学者，如阿诺德·
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卡尔·
弗雷德里希（CarlFriedrich）、麦乔治·
邦迪（McGeorgeBundy）、托马斯·
谢林（ThomasSchelling）等，都认为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是合适的。
正如伦道夫·
西弗森（RandolphSiverson）所说的那样，一些学术观点曾经对于政策设计来说至关重要。
通过将著述和顾问工作相结合，谢林、伯纳德·
布罗迪（BernardBrodie）、阿尔伯特·
沃尔斯泰特（AlbertWohlstetter）、威廉·
考夫曼（WilliamKaufman）等人发展并且提炼出一套核战略和军控理论，二者皆在冷战中被政治家们广泛应用。
而在最近，迈克尔·
多伊尔（MichaelDoyle）、鲁道夫·
拉梅尔（RudolphRummel）、安东尼·
莱克（AnthonyLake）和布鲁斯·
拉西特（BruceRussett）等人发展了康德的民主和平理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倾向于互相不打仗），并且这一理论已经进入流行的政治话语和政策之中。
（11）
除了这些大理论，学界还发展出许多中等层次的理论，以及基于特定功能领域和地区研究的学说，这些都证明对政策制定者大有裨益。
（12）遏制理论、核恐怖平衡理论、相互依存理论及两极理论曾有助于塑造决策者所倚赖的政策词汇。
对历史案例的类比曾经是决策者们所惯用的思考形式，尽管经常是以十分粗糙和具有误导性的方式进行。
学者则可以帮助规范对历史类比的使用，避免误用。
（13）正如欧内斯特·
威尔逊三世（ErnestWilsonⅢ）所认为的那样，即便学者并没有提供答案，他们也可以通过设计、描绘并且提出问题的方式来帮助公众和决策者。
（14）
从规范性的视角来看，这些记录能够用来支持以下观点，即学者们作为公民的一员，应当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到帮助改善政策思想的义务。
并且，参与到政策讨论之中同样有助于学者们提高、丰富自身的学术工作，以及教育下一代的能力。
正如戴维·
纽瑟姆所说的，如果不是危及下一代学术人才的教育，削弱了学术界对公众和政府官员认知国际问题和事件的未来影响力，那么日渐增长的学院派学者退回到理论和模型的幕布后面的趋势并没有多少重要性。
教师们播下塑造每个新生一代思想观念的种子，这或许就是学术界最持久的贡献。
（15）
此外，人们也许会争辩说，虽然学术和政策之间的鸿沟在最近数十年中不断加大使得政策制定付出代价，但是这一鸿沟同样催生出了更好的政治理论，而这比理论是否具有相关性更加重要。
二、现实世界对学术理论的影响
不论人们有关学术与政策之间正确关系的规范性观点如何，并不像一些学者所希望见到的那样，现实中的国际关系学界远离决策圈。
借用凯恩斯的那句话：
那些认为自己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术理论家们，往往是他们所看不到的更大的世界事件的奴隶。
事实上，学术界的趋势和风尚都不时经历“窗外事”的过度影响。
学术界的理论趋势总是受到外部世界的极大影响。
根据史蒂夫·
史密斯（SteveSmith）和约翰·
贝利斯（JohnBaylis）的研究：
一位威尔士实业家为了避免欧洲所刚刚遭受的那种战争再次发生，1919年在阿伯里斯特威斯（Aberystwyth）大学设立国际政治系，这标志着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正式建立。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学术作品也大都受伍德罗·
威尔逊和维护国联努力的影响，表现为自由法条主义（liberallegalistic）和理想主义的模式。
蒙二战和冷战所赐，以爱德华·
卡尔（E.H.Carr）和汉斯·
摩根索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独占鳌头。
许多最具影响的美国理论家都具有欧洲背景，并且其学术思想反映欧洲的观点。
的确，在将“国家行为是基于以权力界定的利益”上升为几乎是一种客观法则之后，摩根索也不得不责备美国人没能按照他的理论假设行事。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的一系列事件暂时颠覆了现实主义理论的统治地位。
欧洲共同市场的进程使得诸如厄恩斯特·
哈斯，卡尔·
多伊奇等学者发展出了着眼于功能主义和信息交流的一体化理论。
与此同时，跨国关系猛增。
全球贸易和金融的复苏对美元带来的压力，使得美国无力再将美元兑换成黄金。
越南战争越来越不受欢迎，并且招致全美甚至全球范围的抗议。
最引人注目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年的石油禁运，导致能源领域剧烈的权力格局重组和发达国家严重的经济危机（“滞胀”）。
不发达国家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摩根索将这一变革称为“政治、军事、经济权力之间功能性关系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分割”。
（16）这些背景环境催生出了有关政治经济关系的新一波理论，以及更加一般的有关权力和相互依赖的理论。
（17）举例来说，国际组织研究领域（及以《国际组织》命名的那本期刊）减少对联合国集体安全角色的关注，而是更多关注跨国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这些新的分支领域。
美苏缓和的终结、苏联入侵阿富汗、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使得20世纪80年代的“小冷战”时期重又充斥着对安全议程的关注。
对核战争恐惧剧增，世界范围大规模示威要求“冻结核武器”。
各大基金会加大了对安全研究及和平研究项目的资助，学术期刊也寻求有关安全而非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文章。
理论家分裂为两大阵营，其中安全研究占据主导。
肯尼思·
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剥离了大量经典现实主义的内容，提供了一套精练的结构新现实主义理论。
（18）新自由主义者如罗伯特·
基欧汉则以一套仅包含少量变量的自由主义理论作为回应。
这一新自由主义理论摒弃了大量经典自由主义内容，以便能够在其自身的理性主义根基之上回应新现实主义。
（19）正如迈尔斯·
卡勒（MilesKahler）所写道的，20世纪80年代的“新—新”论战（"
neo-neo"
debates），使得原来有可能出现的国际关系理论争论变成了有关国际关系的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理性模型之内的相对狭义的争议。
（20）
在冷战结束之际，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心再次发生转移。
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因为其静态性和未能预测和解释近代史上国际关系中的最重要的变化而备受批评。
一些观察者开始怀疑，是否国际事件已经证明国际关系理论是无关紧要的。
一群被松散地称为建构主义的、具有多样性的理论家，开始着眼于研究“观念”在塑造国际政治现实和话语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他们拒绝将现存的偏好视作理所当然。
相反的，他们提出了有关认同、规范、文化、国家利益及治理是如何被塑造和改变的重要问题。
虽然建构主义有时被视作一种研究取向而非有关因果的理论，但它已成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主流理论的重要补充。
（21）
理论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
国际关系不是一门实验室科学，历史可以说是国际关系最接近实验室科学的表现，当然我们对历史无法像实验室那样进行控制。
因此即便在日常政治中没有表现出何种趋势，在基金会资助项目中没有体现出任何趋势，在期刊编辑的偏好中没有反映出改变传统的智慧，理论也一定会改变并不断演进。
因此，华尔兹著作的标题——“国际政治理论”——在今天看来是不免有些傲慢的宣称，因为他的著作事实上是对已经逝去的两极时代的一种简约的结构分析。
今天，用结构性的极的概念分析后冷战时代的尝试必须考虑到军事领域的单极，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多极，以及跨国层面混乱的权力分配。
结构现实主义者曾经将跨国关系视作大国世界的附属，但今天他们却要面对这样一个世界，2001年的一次由一个非国家网络组织的突然袭击造成了比1941年由日本政府所策划的珍珠港偷袭还重大的伤亡。
正如历史学家所熟知的那样，历史在每个时代都将重写，因为每个时代的世界看起来都不一样，而每一代人也都会提出新的问题。
就国际关系理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来说，情况大致相同。
改变一下本文的起始句的表述——对理论来说，现实是无可逃避的。
三、对鸿沟之所以日益扩大的解释
存在这样一种介于学术界和政策圈之间的鸿沟，在一定程度上是既正常又有益的——不过其依赖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假定人们会采取一定努力来跨越这一鸿沟。
但最近一些年来，二者间的鸿沟在日益扩大，跨越鸿沟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
日渐增长的知识专业化，日益科学化的方法论倾向，以及新的制度性传送带（institutionaltransmissionbelt）的发展都有助于解释这一变化。
但是这一鸿沟的某些方面却并不新鲜。
学术界理论家的世界和政策制定者的世界总是涉及截然不同的文化。
30年前，我曾以学者身份涉足国务院的政策岗位，当时我就被深深震撼了——官僚机构可称得上是一部巨大的造纸机器，每天生产出大量的文件，但是其顶端决策层却完全属于一种口头文化。
我曾经如此描述那段经历：
“政策圈的紧张步调并不允许广泛的阅读和细致的深思熟虑。
大学的同事们常常送来三四十页纸的文章，认为可能对我有帮助，但这只能让我感到困惑和无奈。
我所能做的也只有快速浏览一下情报简报和政府文件而已——这些都是我的各位特别助手标注出来的，以备我每天可能有的一到两个小时的阅读所需。
（22）因此，有效的政策备忘录通常只有一到两页纸，而且简要的口头简报经常比备忘录更有影响。
傅高义曾对其20世纪90年代在政府中的经历有如下记述：
“一般来说……学术书籍和文章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是毫无用处。
即便其中并非充斥着的只写给其他学者看的神秘理论和深奥详述，这些出版物对决策者来说还是太冗长了，他们实在没有时间在里边大海捞针般寻找对他们可能有用的东西。
”（23）
是否重视时效是两种文化的主要区别。
对学者来说，时间是次要因素，而逻辑的准确和理论的优美则是主要的。
而对于政策实践者，时间就是全部。
为总统下午三点会见外国政要的会议所准备的备忘录，如果能按时完成，即使质量只是“良”，也称得上是成功的；
如果在四点才完成，那么哪怕是“优等”的备忘录，也是彻底的失败。
但在大学里，优先次序则是（恰当的）相反的。
另一大区别则是与个人创造性相对的团队作业。
在大学里，剽窃是最严重的犯罪；
但在政府决策工作中，观点是公共品，而且出于效率的考虑，一般最好不要将之归功于某位个人。
最后，学术界中最高的价值就是无视政治，对当权者讲真话；
但在决策圈，某些政治性修饰和对“实用真理”（appliedtruth）的了解也许对于提高效率是重要的。
在两种文化之间“骑墙”并不容易。
我在《华盛顿的权力博弈》一书中，曾以小说形式戏剧化地呈现这种道德两难。
（24）
但是学术界和决策圈内在的文化鸿沟近年来日益增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术领域和外交政策制度的发展趋势所致。
史蒂芬·
沃尔特解释道，学术界的激励结构和专业风气发生了嬗变，而且作为联系学术和政策的传送带的“渗漏”模式（trickle-downmodel）被削弱了。
在他看来，“学术界盛行的规范，越来越不鼓励学者们从事与决策直接相关的研究。
”（25）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这类普遍性理论变得越来越抽象，而能使理论家们兴奋不已的理性选择模型，则经常反映出霍夫曼所说的“对经济学的艳羡”（"
economicsenvy"
）。
（26）中等层次的概括理论、历史案例研究、地区研究等决策者最易接受并且对外交实践最有用的理论，在目前的学科等级秩序下其名声远逊于抽象的普遍性理论。
学术界的方法论加强了这一趋势。
正如詹特森所质疑的：
“主流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漠视政策研究，轻视应对战略问题和评估政策选项的分析性技能。
以学术生涯为主要目标来培养博士是一回事，而以之作为大多数主要国际关系/政治科学博士项目的几乎唯一的目标则是另一回事。
新毕业博士就业市场的压力使得这一激励结构得以实现操作化。
”（27）教授们将其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复制下一代的教授之中。
这一问题由于大量学术专业术语的使用，以及学者们对使用平实语言与政策圈沟通不感兴趣而变得更加复杂。
如乔治所说：
“许多经常接触学术文献的政策专家都曾表示，大学教授们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为彼此交流而著述，而且他们并不倾向，也没有能力将他们的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政策制定者进行沟通。
”（28）年轻的学者们因为登上同行评议的专业学术期刊或者被其他学者在这些相同的期刊引用而获得好评或者得到晋升，但这其中是否使用清晰易懂的英语却丝毫不打紧。
那些在以更广泛的读者为对象的政策期刊上刊登文章的学者，几乎得不到任何肯定。
在制度层面上，学术界和政府之间的传送带机制也发生了变化。
大学不再是政策观点的主要来源。
在传统模式下，教授们通过他们撰写的文章或者教授的学生将自己创造的理论通过向下或者向外“渗漏”传递给决策圈。
正如沃尔特所描绘的那样，“渗漏模式假定新的观点萌生于学术‘象牙塔’之中（比如那些抽象的理论），逐渐向下渗透进入实用分析家（特别是那服务于些公共政策‘智库’的人）的研究之中，并最终得以影响政策制定者的知觉和行为……但是在实践中，观点影响、塑造政策的过程要远比渗漏模式所设想的更具特殊和偶然性。
”（29）或者，像詹特森写道的：
“三四十年以前，学者们是政府和国际机构之外最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国际事务专家，但是今天各种观点和专门知识则处于更加富有竞争性的市场之中。
”（30）
即便学者们通过给政策期刊撰写文章，给报纸写评论，写博客，或者给候选人或政府官员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来弥补“渗漏”模式的不足，他们依然会发现有太多竞争者在同自己争夺决策者的眼球。
一部分这类传输机制是作为学术观点的传送器或者额外的传播渠道出现的，但更多的则加上了智库创立者或者资助人的偏见。
仅在美国就有超过1200家智库，并且它们在视角、资金来源、意识形态和定位上都大相径庭，但是总的来说，大学提供的还是一种更为中立的观点。
智库不仅提供观点，而且储备着能够及时提供评论和咨询的专家。
（31）除此之外，记者、公共知识分子、非政府组织、贸易团体、承接研究项目的个人等等，都不同程度参与到提供政策观点的过程之中。
正如威尔逊三世指出的，虽然制度路径的多元化也许有利于民主，但是许多非大学机构不仅具有相对狭隘的利益，并且裁剪政策建议以适应特定的议程需要。
（32）由于具有议程更为广泛、知识规范更加严格的学术共同体的退出，民主制度下的政策制定过程因而受到损害。
一种最有效的从学术到政策的传输机制之一，或许可被称为“出仕入学”者脑中的“嵌入式资本”（一个被沃尔特基本忽视的机制）。
正如基辛格所说，决策者面临的时间压力意味着他们必须依赖那些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已储备好的思想和知识资本。
我自身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
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20世纪70年代我在卡特政府负责制定核不扩散政策。
我们所施行的劝阻建设增殖反应堆和商业利用钚能源的政策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均受到谴责，例如，1977年在伊朗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召开的那次会议。
由于我所受的国际关系理论训练，我认为这不是一次代议性会议，而是一次可能会强化特定传统主张“拥核”观点的跨国联盟。
在我看来，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包含更多外交和防务官员话语的焦点应该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也许会被理解为实践中的建构主义，即使此时学者尚未发明这一概念）。
通过创设了一个“多年国际核燃料循环评估机制”，美国得以建立一个替代性的论坛以实现信息共享，以及一个防务官员的政府间网络来协助前者运行。
（33）
第二个案例来自我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助理国防部长时的经历，当时我负责制定新的东亚安全战略。
许多人关注中国的崛起，有人鼓吹在中国变强大之前实施遏制政策。
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方法必将招致中国的敌意，且将不必要地降低未来双边实现良性关系的可能。
但是，将中国视为朋友并不一定能保证中美友好。
因此，我们设计了一套兼具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战略，通过重建与日本的安全关系，我们得以确保中国无法对我们打“日本牌”。
这一战略的第二部分则建立在自由主义理论假设之上。
我们避免使用遏制的话语，向中国开放市场，并且支持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34）我称这一战略为“融合，但同时对冲”（integrate，buthedge）。
如果中国实力增长之后开始变得富于侵略性，那么日本可以作为实施遏制中国政策的关键伙伴；
但是，如果中国随着自身繁荣和相互依存纽带的深化而变得温和，那么世界将会见到一个更为良性的结果。
虽然对于未来仍有不确定性，但是这一政策非常稳健，能够预防失败，并且获得了跨党派的支持。
（35）
这两个例子能够说明，在大学背景下产生和储备的知识资本和理论思想是如何有助于华盛顿的政策变化。
政治学理论对于我推敲和构筑解决现实政策问题的方式至关重要。
当然，这更多地来自嵌入式资本而非外界的文章或咨询（尽管它们起到了一些作用）。
一些人也许会质疑这种机制成本太高，我毋宁待在大学里潜心钻研出更多的学术思想，也许我也会这样做。
选择必然会有得有失，而且无论什么选择都会有机会成本。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庆幸我付出了这些机会成本。
不仅因为我能够对我所关心的重要议题的政策制定做出贡献，而且因为我相信当我重返大学之后，我的著述和教学都将得到进一步丰富而不是削弱。
政府决策工作是一次有深度但是略显狭隘的经历。
那里不允许，也没有时间像在大学里一样随心所欲地探索新知。
比如，我在处理核不扩散问题时，面临的是外国官员们“为什么美国可以发展核武器但却试图阻止他们获取核弹”的责难，此时，我根本没有时间探讨更广泛的伦理问题。
但当我重返大学之后，由于不再有时间和政治的压力，我因而能开设一门课程并随后出版了《核伦理》一书。
（36）当我从五角大楼和那里的东亚问题中抽身之后，我就能集中精力研究未来权力分布的问题并且发表新书《美国霸权的矛盾》。
（37）无论结果好坏，这两本书都深受我在政府工作经历的影响。
我这些学术和政策之间的互动经历也许是主观的，但却并非绝无仅有。
无独有偶，傅高义也曾如此写道，“当我步入华盛顿而且第一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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