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巴金《家》中三兄弟不同性格特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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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巴金《家》中三兄弟不同性格特征

摘要

关键词

正文

一、懦弱妥协的觉新

二、中庸性格的觉民

三、幼稚叛逆的觉慧

参考文献

 

【摘要】巴金的《家》描写了在四川成都高公馆内,一个有五房儿孙的大家庭,五房中的长房有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

在弟兄三人中,大哥觉新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他在家中是个暮气十足的少爷,对自己的理想愿望无法作主,对家庭中长辈的责难疲于应付;而在与弟兄们在一起时,是个受“五四”影响的新青年,也受到新思想的冲击,接受新观念,最后协助三弟兄成功逃离家庭。

二哥觉民较为中正的性格,他具有进步的思想,能有理有节从封建家长手中争取自己的幸福。

三弟觉慧与两位哥哥相比,是较为单纯幼稚而又大胆叛逆的进步青年,他敢爱敢恨,最终摆脱了旧家庭的束缚,到了“在那里新的一切正在生长”的“未知的大城市去。

”本文分别对三兄弟的不同性格特征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关键词】巴金《家》三兄弟性格特征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是一位有热情,有进步思想,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文学巨匠之一。

《家》是巴金30年代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第一部,他从1931年问世以来,一直以其特有的反封建的思想光辉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广大读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家》写的是“五四”时期一个封建大家庭——高家走向崩溃的过程。

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是高家觉字辈的一代。

他们三人同是出自长房,父母双亡,只有继母周氏带领他们过活,就是这样的一母同胞的三兄弟却有着三种不同的人生选择。

作为大哥的觉新虽然也受到“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但封建观念的枷锁始终禁锢着他,因此他只能是旧礼教的牺牲品,旧“家”的守墓人;而二哥觉民就有所不同了,他不像觉新那样逆来顺受,而是敢于从封建家长手中争取自己的幸福,终于使老太爷在临终前对觉民说:

“冯家的亲事不提了。

”在腐朽的家庭里,代表着一种进步的青春力量;三弟觉慧叛逆大胆,充满青春活力,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第一个冲出家庭牢笼。

那么造成这三种不同的结局的根源何在呢?

我认为就在于他们三人迥异的性格,本文就对他们三兄弟的性格发表我的一点看法。

一、懦弱妥协的觉新

作为大哥的觉新是一个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的青年,每天与两个弟弟在一起阅读新的书报,讨论着书报中论到的各种问题。

他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品学兼优,是父母宏爱的“宁馨儿”,“他的脑子里充满了美丽的幻想”,“对化学很感兴趣,打算毕业后再到上海或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继续研究,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与梅表姐真心相爱,并且想象她就是自己将来的妻子。

但是“长房长孙”的地位使他过早地肩负起家庭的重担,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断送了他继续书深造的前程,扼杀了他与梅的爱情,又先后夺去他爱的梅和瑞珏的生命,他痛心、流泪、苦闷,恨自己是个懦夫,但是却软弱顺从,采取委曲求全,敷衍妥协的“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以顺应大家庭的环境。

他憎恨残暴,向往自由,但又恪守教道祖训,不敢反抗专横的长辈,并对旧家庭心存留恋,抱有幻想,他具有双重的思想,双重的人格:

既是旧制度、旧势力的捕获物和牺牲品,又时不时自觉不自觉地充当旧制度、旧家庭的维护者。

他把《新青年》的理论和自己所处的大家庭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在一起,使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自己也不觉得矛盾。

虽然时常受到两个兄弟的责难(称他为“作揖主义”的拥护者),但也依旧读着新思想的书报,继续过旧式的生活。

就这样,他和两个兄弟在一起时是一个新青年;但在旧家庭中他又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

人的性格受一定的思想、意识、信仰、世界观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影响和制约是通过环境和教育结合个人需要的积极活动得以实现的。

觉新主要活动是在“家”里,作为社会初级群体,“家”对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对人的行为的形成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封建礼教和传统观念,正是通过高公馆这个“诗礼传家”、“四世同堂”的环境作用于觉新的。

他唯唯诺诺、虔诚地信奉着“作揖主义”。

他渴望婚姻自由,想与自己心爱的梅表姐结婚,但当父亲用抓阄的方式使他失去自己的恋人时,他“没有反抗的思想”,采取“不抵抗主义”,委曲求全,父亲的安排,他没有反抗,只是回房蒙头大哭一场,便顺从地与瑞珏完了婚。

他有求必应、疲惫地支撑着那个腐朽的家。

这了父亲的遗命,便把扶助弟妹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高家非要我来撑门面”。

温情脉脉的孝道亲子之家的“新政”,就使觉新自觉地套上封建礼教的枷锁,使他自愿为家庭牺牲自己,把封建论理道德视为生活的自觉理念。

唯封建家长之命是从,而且以此律人。

当祖父死后,陈姨太无端以“血光之灾”为由,不许瑞珏在家里生孩子,觉新虽然觉得这有如“晴天霹雳”,但他却还是不能按自己的意愿保护她,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反抗,对长辈的话,从来不说一个“不”字。

他将自己的爱妻送到城外荒郊的茅屋中,听着她生孩子时痛苦的呻吟却不能进房探望,知道妻子因难而陨逝却不能见她最后一面,只是痛苦的忍受,他的脑子里,丝毫没有反抗的思想,即便处于极端的痛苦之中,也只是一唯的顺从。

我认为,他的社会角色决定了他这种性格特点。

高家四房,也是长房长孙,没落阶段的现象通过他的性格得以反映,大家庭内部的重重矛盾纠葛必然集中体现于他这个漩涡的中心,他的性格的矛盾是必然的。

大家庭的特殊的人际关系,使他感到力不从心,当他发现这个绅士的家庭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也存在“仇恨和斗争”,“而且他自己也就成了人们攻击的目标”时,他也愤怒过,奋斗过,做了一些他认为是正当的行为。

“然而奋斗的结果只给他招来了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

他的奋斗毫无结果,而且他疲倦了。

此时,他屈服了,接受了,他认为“这样不断地跟长辈冲突有什么好处呢?

”于是他采用了新的处世方法,他极力“避免跟她们冲突,在可能的范围内敷衍她们”,他小心翼翼地讨好家中每一个人,这样只是为了过几天安静的日子,虽然他博得长辈们表面上的暂时的友好相待,但他又得到了什么?

什么也没得到。

仍然使他身边最亲的人死的死,走的走。

虽然他感到无比痛苦,但这种痛苦并不足以改变他的性格。

他仍然保持着那份懦弱。

觉新的不幸和悲剧,归根结底是腐朽的封建制度造成的。

中国伦理的出发点是“忠”与“孝”,在家守孝道,在外忠君王,以孝道为最高原则的家庭中长大的他是绝对的顺从。

在这样的社会中,凭借社会和传统的强大支持,任何违反孝道的思想和行为自然成为严重的罪行。

同时,觉新自己也是一个备受旧礼教毒害的人,他最大的弱点在于其性格的懦弱,巴金认为软弱的性格是青年们的悲剧原因所在,但这种性格又是由于旧制度和旧伦理的压迫,特别是在这种压迫下度过的童年生活造成的。

觉新是长子,又是长房长孙,整个家的继承者,他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家庭。

这就意味着他不能自由地发展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能按别人既定的方式去生活,他的理想和个性都在于“承重孙”的重压下毁灭了。

觉新也知道自己个性中这个致命的弱点,但是他没有勇气去争取自己的幸福,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如果他生活在上一个时代,他可以默默无为在这个家庭生活得心安理得,免却生活上的痛苦,但不幸的是,他恰恰生在新旧交替的时代。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思想唤醒了他被遗忘的青春时,当他与弟弟们在一起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时,当他与曾经热恋的表妹钱梅芬重逢时,他那仿佛已死的灵魂又开始复活了,他曾经有过的梦幻又被唤醒了。

使他能以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封建大家庭、旧家庭的罪恶。

正是由于他有了这些新思想的指导,才更加深了他顺从中的痛苦。

高觉新是一个被旧礼教、旧制度训练成循规蹈矩的软弱之人。

他夹在新旧双方的冲击之中,处于两难的境地,成为一个二重性格的人。

他既憎恨大家庭中倾扎、争斗、腐败、堕落,又竭力维护它、保卫它。

这种性格的分裂是因为他身处的那个时代,是传统与变革的斗争在他身上造成的,在本质上,他仍旧是旧传统的产物。

高觉新形象是巴金的独特创造和发现,这一形象有极其深刻的典型意义。

高觉新是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立的一个痛苦的灵魂的典型形象,在他身上表现出新社会旧制度交替嬗变中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揭穿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封建文化的极端腐朽、残酷和虚伪。

高觉新是一个受害者,同时他又间接损害了和毁灭了自己所爱的人。

他的悲剧命运说明,在反阶段斗争中,妥协、调和、屈从是绝无出路的,从而宣告了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的彻底破产。

二、幼稚叛逆的觉慧

与大哥觉新相比,觉慧性格显示出明显的叛逆,他的成长历程与“五四”时期众多青年一样,并不是他们生下来就知道要反抗这个旧的、腐朽的封建社会。

小说的发展也是觉慧一步步走上反抗道路的,觉慧起初是一个幼稚的、不成熟的青年学生形象,他热情,遇事容易激动,但是由于生活经历比较少,生活圈子太狭窄,因此做事缺少信心,胆子比较小。

学生们在茶馆排演话剧,一伙当兵的来捣乱,还动手打了学生,学生们罢课请愿,觉慧也参加了这次学生运动。

他们与军阀们的刺刀对峙,他们大胆地反抗这看似坚不可催的封建专制的统治。

这次运动使觉慧的思想产生了新的变化,使他开始感受到新生的力量,热血的澎湃,斗争的勇气,他不再是封建家庭的“孝子贤孙”了,他开始感到他所处的家是个“狭小的笼”,只有和那些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在一起,他才能感到增添了无比的力量,但同时这次运动也使觉慧不可避免地与高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者—高老太爷发生了第一次正面的交锋。

高老太爷不准觉慧出去跟着一起“闹事”,还指责是新学堂把这些子弟给教坏了。

觉慧在高老太爷面前虽然很气愤,但仍忍气和平地“分辨”他这时还是感到非常惶恐、非常的不安,只好忍气吞声地在家里待了几天。

这时,他感到了在这个家中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在这个家里他是孤独的,寂寞的,“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

从这次较量中,觉慧也逐渐领悟到了他与高老太爷之间的这两代人是永远不能够相互理解的。

这此后,觉慧更加热切地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当中去了。

他更加关注一切进步的期刊书籍,希望能从中吸取知识和力量;他更加热心于结交一些与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与他们在一起共同讨论社会问题,针贬时敝,与他们共同创办刊物,以宣传新的思想、新的主义,他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这个反抗封建专制主义的运动当中去了。

然而封建势力是不会轻易地放下他手中的屠刀,这个家庭中的斗争正一浪高过一浪。

高老太爷要与冯乐山这个封建制度的代表人物结为亲家,封建专制的“吃人礼教”又要毒害人了。

这时的觉慧就坚决地站出来支持觉民逃婚,从而爆发了觉慧与高老太爷的第二次正面交锋。

这次,觉慧敢于和高老太爷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了,“他虽然感到空气压迫人,但是他并不惶恐,他一点也不害怕,他在心里暗笑。

”他想:

“纸糊的灯笼快要戳穿了!

”他不但极力支持觉民,还帮助觉民躲在一个同学家里,而他则与祖父进行周旋,不论家中的人对他如何的恐吓,威逼利诱,他都不妥协、不让步,坚持斗争到底。

这场较量可以说给了这位封建家长制权威象征的高老太爷以致命的一击,加快了他的死亡,加速了这个封建大家庭的崩溃。

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是高老太爷在临死之前被迫作出让步,取消了觉民的婚约。

但是,全家至高无上的“君主”—高老太爷的死并不意味着这场斗争的结束。

原先隐匿的各种矛盾冲突统统地爆发出来,各种腐朽的东西也统统地明朗化、公开化了。

家中的陈姨太和高克明等这些封建卫道士们仍操纵着这个家庭,他们仍然利用这些封建腐朽的思想维护着他们的专制统治,他们仍然疯狂地残害着这个家庭中年轻的生命。

于是,在这个表面仍然平静的大家庭内部是这些卫道士们蛀虫般地对高家的腐蚀,另一方面是以觉慧为代表的对高家封建专制统治的公然反抗,它们都在加速地进行着,并且使这一对矛盾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着,强烈地撼动着高家的基础,使这个封建大家庭摇摇欲坠,接近了崩溃的边缘。

从觉慧的整个斗争历程来看,他确实是一个不妥协的反封建的勇士,一个走在斗争前列的先锋人物。

首先,他看清了这个专制家庭的罪恶、腐朽、必然走向灭亡,他决不走长辈安排他的“做绅士”的道路,也坚决不做地主阶级的继承人。

其次,他面对高老太爷神圣不可侵犯的威势敢于说出一个“不”字,他勇敢地支持觉民的抗婚行动,顶住了家庭的指责、威胁,喊出了“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

”的豪言壮语,并终于取得斗争的初步胜利。

再次,他不顾祖父的阻拦,参加了社会斗争,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人一起编辑进步刊物,与社会上的封建卫道士斗争,最后,在朋友的支持下,毅然离开了这个罪恶的家庭,走上彻底叛逆的道路。

“无论如何,我不跟他们一样,我要走自己的路,甚至于踏着他们的尸首,我也要向前走去”,这是觉慧用来鼓舞自己的话,也是他向旧礼教、旧制度发出的警鸣。

“我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我要自己把幸福给争过来!

”这句振奋人心的话,正是觉慧言行的真实写照。

但是,觉慧叛逆精神中有幼稚的一面,封建大家庭的出身教养也必然会给他许多的弱点和缺点,甚至到小说的最后,他离开这个生养他的封建家庭时,他仍然是幼稚的。

他同情弱小的人,善待下人,给乞讨的小孩一点钱,发誓不坐轿子,并且憎恨那些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恶作剧。

在觉慧看来,这就是帮助、解救他们的方法,但实际上他还没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去救助那些人。

他所做的这些也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改变被压迫的人民的处境。

他憎恨这个大家庭的黑暗,与封建专制权威的代表、他的祖父高老太爷进行斗争,但在祖父弥留之际,他表现得格外激动和悲哀,血缘和亲情使他被爷爷的眼泪所感化,他“不顾一切地跪倒祖父面前,摇着祖父的手,大声叫着:

“爷爷!

爷爷!

”他这时对爷爷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怜悯之情,似乎此时祖孙两代的隔膜消除了,矛盾也化为乌有了。

在他临别出走的前夕,经过祖父的灵前也不忘去剪掉烛花。

这些场景的描写,都非常生动地细致地刻画出了这位封建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青年在反抗思想上的局限性。

觉慧在对待鸣凤的爱情上也是矛盾的,体现了觉慧对封建礼教背叛的不彻底性。

当事情处于紧急关头,鸣凤来找他,希望他能够保护她,把她解救出来,但此时他痛苦极了。

他想把鸣凤解救出来,履行他的诺言,但是,却有着无数的理由向他扑来,不断地困扰着他,他整夜都被这些牵扯着、撕咬着,最终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他还是决定把鸣凤放弃了。

首先,令他作出这一决定的就是他骨子里头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

觉慧心里非常清楚他爱上的不是一位千金小姐,而是一个丫头,因此他一方面深深地爱着这位给他心灵以慰藉的少女,另一方面又想把这份爱深埋在心中,不让家里人知道,甚至是他二哥觉民。

在小说中,当鸣凤与觉慧相见,觉慧听见觉民走近时,就急忙催促鸣凤赶快离开,他是害怕他与鸣凤的事被觉民发现,而嘲笑他们之间的主仆恋情。

他的自尊心促使他做梦都想着如果鸣凤是位小姐,那他们之间就没有问题了,他就能得到他所爱的人了。

这种矛盾使他倍爱煎熬:

他一方面眼睁睁看着失去所爱的人而痛苦万分,另一方面又因害怕被别人嘲笑主仆之情而丧失了为爱斗争的勇气。

他没有勇气去解救鸣凤,因此就只有找寻自认为有力的理由逃避这一现实,使心灵取得暂时的平衡。

这一理由就是那个时候的知识青年常用的一句陈腐的话,也是他们认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妙法: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觉慧正是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使他有正当的、充分的理由不去救鸣凤,也不用为他所作出的决定而痛苦不堪。

为了追求自己朦胧的理想,为了追求自己未知的事业,他就必须牺牲个人的感情,就得放弃对少女鸣凤的爱情。

三、中庸性格的觉民

与觉新和觉慧相比较,二弟觉民的性格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人物。

他既不像大哥那样一味忍气吞声、无原则地退让、任人欺负,也不像三弟那样彻底地反叛旧家庭与旧家庭完全决裂。

他是革命的、进步的,同时又是稳健的、理智的。

他和琴自由恋爱,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决然离家抗婚,争取到爱情婚姻的自由,敢于并真正追求了自己的幸福。

觉民是老二,不是长子,所以他不必背负“承重孙”的重担,因此,家人对他的要求就相对的少些,他能和三弟一样去外语学校上学,接受新思想,在高家大院外呼吸新鲜空气。

他在学习新知识、新思想的同时,也看到了旧家庭代表的封建旧制度、旧礼教的罪行,他目睹了大哥的所有角色,所以这也培养了他性格中稳健、中庸的一面。

他的思想就比觉慧更有深度、更成熟一些。

他能理解大哥负担的学生和内心痛苦。

他也同三弟一样,热切地吸收“五四”的新思想,提倡新的风气,反对旧制度与旧思想。

在高家,觉民既是弟弟,又是哥哥,所以他的性格比大哥更坚强,而比三弟更成熟,有城府。

他不像觉新那样竭力维护旧家庭,他清楚地看到旧家庭必然灭亡的这一历史趋势,所以在高家卖公馆时,觉新是痛心疾首。

觉民则采取旁观者的态度来看待高家内部的纷争与争论,但他也绝不是一个冷漠的人。

当高家最后崩溃时,他眼见大哥受到众人欺负,上前论理把四爸、五爸等人驳得体无完肤,只好灰溜溜的走掉。

这表明觉民不是完全的旁观者,他也关心他的亲人,同时也很有头脑,说理有理、有据、有力。

他能适应环境,顺应时代的潮流。

觉民的爱情在兄弟三人中是最圆满的一个。

他与琴心心相印,相互爱慕,最后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幸福也是他自己争取的结果。

当家人给他指定与冯小姐的婚姻时,他全力反抗,甚至离家出走,最后终于反抗成功,得以与琴结婚。

觉民的性格介于大哥与三弟之间,他的选择既有进步性,又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旧传统,在他身上新旧思想得到调和,所以他的命运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觉民在思想上是介乎于觉新和觉慧之间。

他能够接受新思想,并用新思想指导到行动上,敢于反抗封建家庭的压力,但他的斗争只是以自己的幸福为目标,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对于大家庭以外的其他人,就不是他所要争取的范围了,正如觉慧说的“他对这次学潮一点也不关心,似乎他的世界里面就只有一个琴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三兄弟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

觉新因性格懦弱最终成了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巴金对觉新的塑造很注意挖掘他内心的复杂性,从表面上看,觉新只是个动摇的人物,实际上他的内心里却经历着新旧两种观念的激烈的冲突,最终妥协。

巴金把这种冲突写成是民族积淀心理在西方民主思潮冲击下的痛苦挣扎,从而体现了历史的深度,觉新作为新文学史上集觉醒者、牺牲者、殉葬者、帮凶、自我摧残者于一体的人物形象,其艺术魅力是不容低估的。

觉民有了思想争取到了自己的幸福,但仍滞留在“家”中。

觉慧是20世纪初在新思潮冲击下由五四运动首先唤醒的中国人,是封建主义大胆的、勇敢的叛逆者,也是满怀热情的,不成熟的革命者。

他以改变社会为己任,大胆叛逆,积极上进,终于勇敢的冲破家庭的束缚,投身到社会的激流中去了。

觉慧的形象表明,只有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逃离家庭、个性解放,仅仅是第一步而已,在这方面,巴金显然超过了同时期一般作家的思想水平。

 

参考文献:

1、巴金的《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3月重印

2、《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印第2版

3、贾植芳《巴金作品评论集》

4、《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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