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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千里跃进大别山？

5个回答沈听雪喜欢军史党史的业余票友解放战争经过了第一年作战后，解放军的力量得到了很大增强，转入外线作战的条件已逐步成熟。

同时，解放区的经济也难以继续支持战争，客观上要求必须考虑转入外线作战。

而进入1947年后，国民党军变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集中力量先攻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中原防御则缺乏主力部队支撑，有空虚之虞。

因此，毛泽东决心抓住有利时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据此命令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首先南渡黄河，经略中原，与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夹津浦铁路密切配合作战，机动歼敌，击破国民党军顾祝同集团对山东的重点进攻。

同时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西进陕北，直接配合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作战，打破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的重点进攻。

此时，在毛泽东的战略规划中，刘邓大军南下中原作战是确定了的，但还没有将跃进大别山作为最终目标。

根据中央的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组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后，于1947年6月30日突然从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黄河天险。

随后刘邓指挥发起了鲁西南战役，连续作战到7月底，取得大捷，共歼灭国民党军9个半旅5.6万余人，打乱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部署，支援了陕北和山东战场的作战。

影片《挺进中原》的开头即是在这时候。

在此期间，毛泽东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不去陕北，而是准备南渡黄河进入豫西，配合陕北和中原战场机动作战。

同时，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也奉中央命令分成三路，部分跳到外线，寻机歼敌，配合刘邓大军转战。

经过这一连串手笔，毛泽东导演的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大戏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鲁西南战役中，刘邓所部因为歼击据守羊山集的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而啃上了硬骨头，久攻不克。

就在双方酣战之时，7月23日，毛泽东电告刘邓：

“在目前情况下，为了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对军事部署建议如下：

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

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要知道，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多次指示刘邓，要求他们争取在陇海路以北的内线多歼灭敌人，有依托地向外线发展。

现在却突然建议刘邓不要后方，南下直出大别山作战。

这不是一个小的战略部署改动，而是关系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未来生死存亡的大抉择。

本来，无论是在冀鲁豫，还是在鲁西南，或是出豫皖苏地区机动歼敌，既能依托老区，又有兄弟部队支援配合，就地展开和得到后方接济都较为容易。

而大别山虽是革命老区，但已沦于敌手多年，群众基础已经不好，粮食、弹药、冬衣、人员补充、伤员安置都是问题，能不能建立根据地实是未知之数。

且鲁西南战役尚未结束，即使结束，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连续作战，需要休整，大批伤员、民工和俘虏军官需要送到黄河以北，补充进部队的大量解放战士也需要教育改造，这都要求有一定时间进行消化处理。

中央为什么这么急呢？

不久当鲁西南战役全胜结束后，刘邓致电中央，除拥护中央7月23日电报的指示精神外，又陈述了自己的困难，并建议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先在陇海路南北机动作战两个月，争取歼敌7、8个旅后再南下大别山。

第二天，毛泽东给刘邓发了一封绝密电报，其中有一段文字深深震动了二人：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以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这就是说，如果不是陕北战局真困难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毛泽东是不会如此急地想让刘邓迅速出动以调动敌人的。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下死命令，而仍然是建议的口吻，让刘邓自己选择是继续在内线歼敌还是直出大别山。

对此，42年后，邓小平回忆说：

“部队过黄河后一下消灭了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

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

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

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

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

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

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

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

”毛泽东的密电非是虚言。

陕北本来就是贫瘠之地，又经战争反复折腾，当时已是赤地千里，经济全面破产，陕甘宁边区人口死走逃亡已接近一半。

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只能得到些黑豆充饥，还经常饿着肚子打仗，连彭德怀本人都虚弱得长年拉稀。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人员冒死转战陕北，日夜与胡宗南部打圈圈。

毛泽东在给刘邓的电报中把话说得很重，如果真的不能尽快调动敌人，减轻陕北的压力，那么一旦陕北失败，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就将东调加入中原战场，解放战争形势危矣！

当时中共中央仍在陕北，而陕北要是失败了，中央将会如何？

这是一个天大的责任！

刘邓焉能看不懂电文中的意思，他们对全国战局，对鲁西南形势变化进行了反复权衡。

当时华东野战军在七月分兵后突然连吃败仗，内外线兵团均遭重创，一时仅能自保，无力调动敌人。

而陈赓、谢富治纵队还在山西，且实力不足。

能在中原战场足够吸引调动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行动，只有依靠刘邓所部来完成。

在这种危急形势下，刘邓执行中央命令不打折扣，有再多的困难，还是毅然扛下了这副重担。

7月30日，他们即致电中央，“决心于休整半个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

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十九个旅，至少有十个旅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宜，准备无后方作战。

”刘邓不去豫皖苏，要直出大别山了。

虽万千人，吾往矣！

因为进入8月后，鲁西南地区连降暴雨，黄河水位猛涨。

国民党军的飞机又天天飞到大堤附近投弹轰炸，黄河大堤有决口的危险。

这时四周的国民党军也围拢过来，企图逼迫刘邓大军在黄河以南背水决战。

形势危急，刘邓决定不与敌人恋战，不再休整半月，抓紧时间南进，越快越好。

8月7日，刘邓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主力纵队分三路南下，直奔大别山。

为了配合刘邓部南下，毛泽东又调整了部署，命令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7个纵队组成西兵团，在鲁西南地区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苏地区，在外线机动歼敌，逐步将鲁西南、豫皖苏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的后方。

华东野战军另外3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许世友、谭震林指挥下担任保卫胶东解放区和钳制山东战场国民党军的任务。

陈赓、谢富治纵队经加强力量组成陈谢集团并归刘邓指挥后，南渡黄河挺进豫西，放手发展，机动作战，东可配合刘邓、陈粟，西可配合陕北战场作战。

这样，经毛泽东的一流规划后，除华北军区部队外，关内战场的其余各部人民解放军已组成了五大战略集团：

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在陕北拖住胡宗南集团，许世友、谭震林的华野东兵团在山东拖住范汉杰集团，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则于中央突破，挺进中原，威逼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及和南京、武汉等重镇。

如此，全国性的战略反攻布局已成，人民解放军要彻底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在关键的中原地区，毛泽东对成品字形挺进的三路大军寄寓了厚望。

其中尤其是担负着最艰巨任务的刘邓大军。

对于刘邓所部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毛泽东在8月6日给刘邓的电报中做了预测：

“我两路南出后，合肥、安庆、鄂东、汉口、平汉沿线汉水流域及南阳、潼关、洛阳等地均须守备，而要守备这许多地方，非有几十个旅不可。

敌在山东、鲁西、陕北之机动部队共有四十五个旅（山东二十九、鲁西八、陕北八），守备兵力则有九十六个旅（被歼者在内）。

为要抽出几十个旅守备长江、汉水、平汉各地，不但有大减陇海线及其以北各地守备兵力之可能，且有将机动兵力一部改为守备兵力之可能。

如此，则全局可能起变化。

只有在我南出兵团不能大量歼敌，因而不能立足，被迫缩回之情况下，就只能起临时调动敌人之作用，不能起变化全局之作用，且需付以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

此种代价，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须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

”毛泽东说得非常明白了。

之所以要刘邓部千里跃进大别山，既是早已有所构思的外线战略反攻，又是被陕北、山东战场危局所逼出来的。

只要能调动陕北、山东战场的国民党军回援，减轻两解放区压力，哪怕仅是临时调动了敌人，也是迫切需要的。

为此而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值得的。

毛泽东站在全局的高度上设下了一个巨大的战略赌局，他在赌人民解放军终于能够打到外线并在中原立住脚，迫使国民党军不得不改重点进攻为重点守备，从而扭转战局，从根本上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直至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

经过了上述考察，我们就能知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刘邓大军既然已南渡黄河开始转入外线作战，也就没有半途而归的道理。

鲁西南战役结束没几天，就面临了背水而战的危机。

此时最保险的就是先去豫皖苏展开，但因华野刚遭重创，战斗力大减，亟待休整，两军联手大量歼敌的机会不大，刘邓部仍有可能在南下时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即如此，索性拉开战略空间，越过豫皖苏，直入大别山，即使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仍会对国民党政权腹心地区造成重大威胁，有可能调动部分敌人主力回援，从而减轻陕北、山东战场的压力，给兄弟部队寻机展开歼敌的有利战机。

而国民党军在大别山地区兵力空虚，刘邓大军容易先敌展开，迅速建立根据地。

一旦在大别山站住脚，则外线作战的趋势便已形成，敌人腹心压力加大，不回兵都不可能了，有利于晋冀鲁豫、陕北、山东各解放区逐步度过难关。

后来的历史证明，陈谢集团向南挺进后，胡宗南不得不抽调2个整编军拱卫西安，增援豫西，从而减轻了陕北战场的压力。

而刘邓大军更是吸引了国民党军战略机动部队达33个旅，割裂了其在中原的部署，减轻了山东战场的压力。

由此，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部署完全被打乱，不得不在保持攻势的同时还要紧急抽调兵力东防西堵。

陈毅、粟裕则抓住战机，率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突然越过陇海铁路进入敌人兵力空虚的豫皖苏地区，迅速展开，机动作战，先后歼敌7万余人，开辟了大片新区，使得外线作战趋势已不可逆转。

国民党军在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久未取得决定性战果，而解放军主力已先后转入外线作战，迅速控制了大片地区，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新的战略攻势，威胁长江沿线的国民党政权腹心地区。

国民党军不得不收缩兵力，转攻为守，这又给了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的战机，山东战场也得以展开反攻收复失地。

从此，战争主动权转入了解放军之手，毛泽东天才的战略豪赌终于取得了成功。

刘邓主力在大别山的半年多斗争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

当初从鲁西南开始渡黄河南下时，刘邓主力4个纵队加野战军直属队有12.3万余人，而出大别山后只剩下5.86万人。

扣除鲁西南战役伤亡约1.3万人，直出大别山时应有11万多人，剩下的减员包含南下路上减员、在大别山斗争减员、留在地方工作的，再加上中间补入队伍的新兵和俘虏兵，综合计算后，刘邓主力在此期间至少损失减员了4万人以上，这还没有算后来加入的2个纵队减员。

另外武器装备中的重型火炮全部损失掉了。

刘邓大军可谓元气大伤，此后虽经休整补充，但至渡江南下前的战斗力再没有恢复到鲁西南之时。

在刘邓千里跃进前，毛泽东曾估计了三个前途：

付了代价，到了长江以后，站不住脚；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内围打转转；付了代价，站稳了脚。

从最后的结果看，刘邓主力在大别山并没有站稳脚，其撤出后，根据地基本变成了游击区，没能巩固下来。

然而，站在全局的高度看，又是一番结果。

刘邓主力付出了大的代价，掩护支援其他几路兄弟部队同时经略中原，互相呼应，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从而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实现了解放战争南线战场的伟大战略转折，为最后的全局胜利奠定了基础。

历史事实说明，刘邓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在面临物质准备不足、思想准备不足、敌情严重、客观困难难以克服的诸多不利条件下，以进对进，向敌心脏部位的决然一击，是冒了巨大风险而争取战局转变的战略行动。

毛泽东所以能提出这一惊人战略，是与他一惯的天才超前思维紧密相关的。

从客观上说，刘邓所面临的困难还是超出了当时的想像，毛泽东事先亦没有完全估计到，最后付出的代价也很惊人。

但就如1979年拍摄的电影《挺进中原》中我军旅长方军说的那样：

“这么大的战略进攻，不付出代价，只有唱戏！

”历史只能演出一次，战争往往就是赌博。

天才统帅和他的军队之所以能名垂青史，是因为他们最后胜利了。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历史宏篇，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解放战争经过了第一年作战后，解放军的力量得到了很大增强，转入外线作战的条件已逐步成熟。

同时，解放区的经济也难以继续支持战争，客观上要求必须考虑转入外线作战。

而进入1947年后，国民党军变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集中力量先攻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中原防御则缺乏主力部队支撑，有空虚之虞。

因此，毛泽东决心抓住有利时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据此命令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首先南渡黄河，经略中原，与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夹津浦铁路密切配合作战，机动歼敌，击破国民党军顾祝同集团对山东的重点进攻。

同时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西进陕北，直接配合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作战，打破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的重点进攻。

此时，在毛泽东的战略规划中，刘邓大军南下中原作战是确定了的，但还没有将跃进大别山作为最终目标。

根据中央的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组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后，于1947年6月30日突然从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黄河天险。

随后刘邓指挥发起了鲁西南战役，连续作战到7月底，取得大捷，共歼灭国民党军9个半旅5.6万余人，打乱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部署，支援了陕北和山东战场的作战。

影片《挺进中原》的开头即是在这时候。

在此期间，毛泽东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不去陕北，而是准备南渡黄河进入豫西，配合陕北和中原战场机动作战。

同时，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也奉中央命令分成三路，部分跳到外线，寻机歼敌，配合刘邓大军转战。

经过这一连串手笔，毛泽东导演的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大戏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鲁西南战役中，刘邓所部因为歼击据守羊山集的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而啃上了硬骨头，久攻不克。

就在双方酣战之时，7月23日，毛泽东电告刘邓：

“在目前情况下，为了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对军事部署建议如下：

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

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要知道，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多次指示刘邓，要求他们争取在陇海路以北的内线多歼灭敌人，有依托地向外线发展。

现在却突然建议刘邓不要后方，南下直出大别山作战。

这不是一个小的战略部署改动，而是关系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未来生死存亡的大抉择。

本来，无论是在冀鲁豫，还是在鲁西南，或是出豫皖苏地区机动歼敌，既能依托老区，又有兄弟部队支援配合，就地展开和得到后方接济都较为容易。

而大别山虽是革命老区，但已沦于敌手多年，群众基础已经不好，粮食、弹药、冬衣、人员补充、伤员安置都是问题，能不能建立根据地实是未知之数。

且鲁西南战役尚未结束，即使结束，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连续作战，需要休整，大批伤员、民工和俘虏军官需要送到黄河以北，补充进部队的大量解放战士也需要教育改造，这都要求有一定时间进行消化处理。

中央为什么这么急呢？

不久当鲁西南战役全胜结束后，刘邓致电中央，除拥护中央7月23日电报的指示精神外，又陈述了自己的困难，并建议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先在陇海路南北机动作战两个月，争取歼敌7、8个旅后再南下大别山。

第二天，毛泽东给刘邓发了一封绝密电报，其中有一段文字深深震动了二人：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以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这就是说，如果不是陕北战局真困难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毛泽东是不会如此急地想让刘邓迅速出动以调动敌人的。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下死命令，而仍然是建议的口吻，让刘邓自己选择是继续在内线歼敌还是直出大别山。

对此，42年后，邓小平回忆说：

“部队过黄河后一下消灭了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

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

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

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

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

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

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

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

”毛泽东的密电非是虚言。

陕北本来就是贫瘠之地，又经战争反复折腾，当时已是赤地千里，经济全面破产，陕甘宁边区人口死走逃亡已接近一半。

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只能得到些黑豆充饥，还经常饿着肚子打仗，连彭德怀本人都虚弱得长年拉稀。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人员冒死转战陕北，日夜与胡宗南部打圈圈。

毛泽东在给刘邓的电报中把话说得很重，如果真的不能尽快调动敌人，减轻陕北的压力，那么一旦陕北失败，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就将东调加入中原战场，解放战争形势危矣！

当时中共中央仍在陕北，而陕北要是失败了，中央将会如何？

这是一个天大的责任！

刘邓焉能看不懂电文中的意思，他们对全国战局，对鲁西南形势变化进行了反复权衡。

当时华东野战军在七月分兵后突然连吃败仗，内外线兵团均遭重创，一时仅能自保，无力调动敌人。

而陈赓、谢富治纵队还在山西，且实力不足。

能在中原战场足够吸引调动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行动，只有依靠刘邓所部来完成。

在这种危急形势下，刘邓执行中央命令不打折扣，有再多的困难，还是毅然扛下了这副重担。

7月30日，他们即致电中央，“决心于休整半个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

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十九个旅，至少有十个旅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宜，准备无后方作战。

”刘邓不去豫皖苏，要直出大别山了。

虽万千人，吾往矣！

因为进入8月后，鲁西南地区连降暴雨，黄河水位猛涨。

国民党军的飞机又天天飞到大堤附近投弹轰炸，黄河大堤有决口的危险。

这时四周的国民党军也围拢过来，企图逼迫刘邓大军在黄河以南背水决战。

形势危急，刘邓决定不与敌人恋战，不再休整半月，抓紧时间南进，越快越好。

8月7日，刘邓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主力纵队分三路南下，直奔大别山。

为了配合刘邓部南下，毛泽东又调整了部署，命令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7个纵队组成西兵团，在鲁西南地区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苏地区，在外线机动歼敌，逐步将鲁西南、豫皖苏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的后方。

华东野战军另外3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许世友、谭震林指挥下担任保卫胶东解放区和钳制山东战场国民党军的任务。

陈赓、谢富治纵队经加强力量组成陈谢集团并归刘邓指挥后，南渡黄河挺进豫西，放手发展，机动作战，东可配合刘邓、陈粟，西可配合陕北战场作战。

这样，经毛泽东的一流规划后，除华北军区部队外，关内战场的其余各部人民解放军已组成了五大战略集团：

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在陕北拖住胡宗南集团，许世友、谭震林的华野东兵团在山东拖住范汉杰集团，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则于中央突破，挺进中原，威逼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及和南京、武汉等重镇。

如此，全国性的战略反攻布局已成，人民解放军要彻底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在关键的中原地区，毛泽东对成品字形挺进的三路大军寄寓了厚望。

其中尤其是担负着最艰巨任务的刘邓大军。

对于刘邓所部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毛泽东在8月6日给刘邓的电报中做了预测：

“我两路南出后，合肥、安庆、鄂东、汉口、平汉沿线汉水流域及南阳、潼关、洛阳等地均须守备，而要守备这许多地方，非有几十个旅不可。

敌在山东、鲁西、陕北之机动部队共有四十五个旅（山东二十九、鲁西八、陕北八），守备兵力则有九十六个旅（被歼者在内）。

为要抽出几十个旅守备长江、汉水、平汉各地，不但有大减陇海线及其以北各地守备兵力之可能，且有将机动兵力一部改为守备兵力之可能。

如此，则全局可能起变化。

只有在我南出兵团不能大量歼敌，因而不能立足，被迫缩回之情况下，就只能起临时调动敌人之作用，不能起变化全局之作用，且需付以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

此种代价，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须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

”毛泽东说得非常明白了。

之所以要刘邓部千里跃进大别山，既是早已有所构思的外线战略反攻，又是被陕北、山东战场危局所逼出来的。

只要能调动陕北、山东战场的国民党军回援，减轻两解放区压力，哪怕仅是临时调动了敌人，也是迫切需要的。

为此而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值得的。

毛泽东站在全局的高度上设下了一个巨大的战略赌局，他在赌人民解放军终于能够打到外线并在中原立住脚，迫使国民党军不得不改重点进攻为重点守备，从而扭转战局，从根本上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直至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

经过了上述考察，我们就能知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刘邓大军既然已南渡黄河开始转入外线作战，也就没有半途而归的道理。

鲁西南战役结束没几天，就面临了背水而战的危机。

此时最保险的就是先去豫皖苏展开，但因华野刚遭重创，战斗力大减，亟待休整，两军联手大量歼敌的机会不大，刘邓部仍有可能在南下时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即如此，索性拉开战略空间，越过豫皖苏，直入大别山，即使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仍会对国民党政权腹心地区造成重大威胁，有可能调动部分敌人主力回援，从而减轻陕北、山东战场的压力，给兄弟部队寻机展开歼敌的有利战机。

而国民党军在大别山地区兵力空虚，刘邓大军容易先敌展开，迅速建立根据地。

一旦在大别山站住脚，则外线作战的趋势便已形成，敌人腹心压力加大，不回兵都不可能了，有利于晋冀鲁豫、陕北、山东各解放区逐步度过难关。

后来的历史证明，陈谢集团向南挺进后，胡宗南不得不抽调2个整编军拱卫西安，增援豫西，从而减轻了陕北战场的压力。

而刘邓大军更是吸引了国民党军战略机动部队达33个旅，割裂了其在中原的部署，减轻了山东战场的压力。

由此，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部署完全被打乱，不得不在保持攻势的同时还要紧急抽调兵力东防西堵。

陈毅、粟裕则抓住战机，率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突然越过陇海铁路进入敌人兵力空虚的豫皖苏地区，迅速展开，机动作战，先后歼敌7万余人，开辟了大片新区，使得外线作战趋势已不可逆转。

国民党军在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久未取得决定性战果，而解放军主力已先后转入外线作战，迅速控制了大片地区，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新的战略攻势，威胁长江沿线的国民党政权腹心地区。

国民党军不得不收缩兵力，转攻为守，这又给了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的战机，山东战场也得以展开反攻收复失地。

从此，战争主动权转入了解放军之手，毛泽东天才的战略豪赌终于取得了成功。

刘邓主力在大别山的半年多斗争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

当初从鲁西南开始渡黄河南下时，刘邓主力4个纵队加野战军直属队有12.3万余人，而出大别山后只剩下5.86万人。

扣除鲁西南战役伤亡约1.3万人，直出大别山时应有11万多人，剩下的减员包含南下路上减员、在大别山斗争减员、留在地方工作的，再加上中间补入队伍的新兵和俘虏兵，综合计算后，刘邓主力在此期间至少损失减员了4万人以上，这还没有算后来加入的2个纵队减员。

另外武器装备中的重型火炮全部损失掉了。

刘邓大军可谓元气大伤，此后虽经休整补充，但至渡江南下前的战斗力再没有恢复到鲁西南之时。

在刘邓千里跃进前，毛泽东曾估计了三个前途：

付了代价，到了长江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