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俞孔坚创建中国景观设计学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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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俞孔坚创建中国景观设计学二
漫谈俞孔坚创建中国景观设计学
（二）
2007年7月16日零点左右，有人在“景观中国网友”发贴指责：
他老人家在国外乱叫，将中国古典园林批得一无是处。
这位网友说的“老人家”就是俞孔坚。
他其实是年轻人，1963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市的一个小村庄。
类似的嘲笑、指责据说不少，我们且不评说。
俞孔坚1997年头戴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桂冠回国作了大量调研之后，首先抓住铺天盖地的“城市化妆运动”和仿古园林建设作为研究对象和突破口进行工作。
由于敬恭桑梓之心过甚，他采取矫枉过正的方法和言论就难免显得唐突、显得锋芒毕露，让很多人不易接受。
其实他的目的极单一、极明确，那就是要为自己的祖国创立一门新鲜的、他认为最为急需的应用学科：
景观设计学。
笔者以为，这是爱国家、爱人民的表现，是想为这个时代多做些益事。
即便言辞过激，相信世人最终会理解他、原谅他。
当代景观设计学 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主席佩里·霍华德在2007年第1期《城市环境设计》杂志上撰文说，景观设计学这个词是1828年提出来的，整整过了40年才作为专业术语被应用。
从1909年到1920年，美国官方有纪录称景观设计学是一种为人们装饰土地和娱乐的艺术。
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的章程里写明景观设计学的定义是安排土地，并以满足人们的使用和娱乐为目标。
1975年协会章程改得较为宽广而全面：
景观设计学是设计、规划和土地管理的艺术，通过文化和科学知识来安排自然与人口元素，并考虑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反过来环境将创造有利于人们的生活。
到了1983年协会宪章修订定义措辞，称景观设计学是一个通过艺术和科学手段来研究、规划、设计和管理自然与人口的专业。
这个段落中可以明显的看到：
（1）景观设计学是年轻的学科，连定义都在不断修改、完善；
（2）这个学科的包罗范围正在一步步地放大，然后又高度归纳到土地与人口这样一个大命题上。
在阐述景观设计学的内容时，佩里·霍华德说，它涵盖了景观的保护、发展和适当的使用、可行性研究、工程的成本计算等等。
20世纪90年代，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申明景观设计学的内容是灵活的设计，追求文化和自然环境的混然相融，构建建成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平衡，并在这样的自然之中，保护文化传统的多样性。
总之一句话，景观设计学的全部努力，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关于这个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实现，佩里·霍华德进一步解释：
是在科学家和其他相关学科专家的精诚合作帮助之下，解决好土地和水的问题，景观设计学的一切力量要集中在修复千年生态系统。
从这一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最关键的景观设计学宗旨去评判，可以说中国的大禹、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是两位最了不起的景观规划大师。
前者治水拯救土地、拯救百姓，后者用方格网进行大地测量限定居住区边界，他们各为人类景观设计史做出光辉永存的贡献。
反之，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对沙漠地区灌溉用水所作的详细规划和恺撒时期罗马人将自然湿地改造成可耕作的良田等等，则都因为不应该纠正自然“缺陷”，严重违背自然规律，最后以美好想象的失败而告终。
现代景观设计学将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
俞孔坚们在《景观设计：
专业学科与教育》（中国建工出版社，2003年9月）一书中对景观设计学写了如下定义：
“景观设计学是关于景观的分析、规划布局、设计、改造、管理、保护和恢复的科学和艺术”。
“是一门建立在广泛的自然科学和人文艺术科学基础上的应用学科。
” 他说景观设计学与建筑学、城市规划、环境艺术、市政工程设计等学科有紧密的联系，但在现代意义上又与城市规划、市政工程、环境艺术存在区别。
景观设计学同时还有别于传统造园师、园丁、风景花园师，因为景观设计要处理的对象是大工业、城市化和社会化背景下的土地综合体的复杂的综合问题，是土地、人类、城市和一切生命的安全与健康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其终极目标是为建筑、城市和人的一切活动与生命，求得和谐相处的空间与环境。
就因为是这样的背境这样的重任在肩，所以俞孔坚认为国人对该学科的“造园”、“园林”、“风景园林”、“景观建筑”或“景观”、“地景”的对译都是失妥的，他主张以“景观设计学”正其名。
俞孔坚静观默察，不掩饰这个事关百年大计的学科的最终定位的准确性的异议，所以2000年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议：
该学科更为贴切的名称可能是“土地的设计”。
为了集中讨论景观设计学，笔者这里不把这个议题游离出去。
1．纽约中央公园 作为纯粹意义上的美国第一个景观设计作品——纽约中央公园，是不能不在此章节中占一席之地的。
这个公园面积达320ha，在纽约市最繁华的曼哈顿区中心位置。
中央公园南界卡内基，北依哈林区，东毗古根汉姆博物馆，西靠美国自然博物馆和林肯表演艺术中心。
老奥姆斯特德与沃克斯（建筑师，英国浪漫主义风景派的崇拜者）合作设计，1858年4月，他们的方案在三十多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中央公园南北长4km，内部不仅有植物园、动物馆、运动场、美术馆、影剧院和大面积的湖面、花式繁多的喷泉、大草坪、各种游步道等公园所需的功能和景点、设施，而且还有历时90分钟看遍整个公园的无轨电车游览线，有野生动物保护中心，有连绵不断起伏变化多姿的丘峦，很方便、很自然、很生态、很原真。
但是方案中标的更大特点还在于东西向的四条城市干道，设计者把它们统统安排在地下穿过，由而保证了公园空间景观的完整性和公园游览步行的安全性、悠闲性。
自东南去西北斜向穿曼哈顿的框架性道路百老汇大街，在公园西南角形成地上地下交通枢纽，十分合理而巧妙。
然而老奥姆斯特德的高瞻远瞩和作品的震撼力更在于他敏锐地认识到这个公园是城市有机体的一部分，因此，既不能因为公园的出现而增加城市规划难题，同时也不应该因为城市而使如此巨大规模的公园变成一个问题错综复杂、百病缠身的肌体。
中央公园是曼哈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市民提供了一处优美而充满自然气息的日常游息场所，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大背境之下市民借以调节生理、心理、精神的一个亲切温馨的去处。
老奥姆斯特德认为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公园，实际上它是一个城市景观设计。
所以他独步天下不说自己是风景园林师，而是一个景观设计师。
于是他被称为美国“景观设计之父”，纽约中央公园被称为美国第一个景观设计之鸿篇佳构。
他与被称为“美国园林之父”的唐宁，是两个领域的巨人。
2．中山岐江公园 第二例我们来看俞孔坚的中山岐江公园——岐江公园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主城区，总用地面积11ha（其中水面3.6ha）。
原是粤中造船厂所在地。
公园东南临岐江，西北方是城区。
俞孔坚和庞伟等人在这个公园的设计上，利用老厂的门式桁架、铁轨、龙门吊等等组成新的景点，利用芦苇、水草等野生的植物构筑新的风光，利用一些旧机器作为重温历史文化的硬质雕塑等等，给看惯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城市市民以许多新鲜感、历史感和文化感，同时还有许多原真性和平易性，因此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设计者说他们的真正努力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较好地解决了水位变化时滨水地段的生态性、亲水性；二是通过挖小河道、留小岛的办法既保住了几十颗大榕树，同时成功地保证了河道过洪断面；三是发现了野草之美。
但是笔者认为更多更大的效果是没有围墙，因此使公园跟城市融为一个不可分割不可缺失的整体，任何人走进公园都会感到其实是在城市，而任何一个挨近它的人，都会觉得已进了公园。
另一点是整个公园极为平易朴素，普通市民甚至是外来打工者都可以亲近、可以享受、可以“放肆”地来玩赏。
我认为这是岐江公园设计最大的成功之处。
美国景观设计协会2002年年度设计奖之所以授于岐江公园，个中关键原由就在这里；俞孔坚之所以不承认景观是古老园林的“延续”，道理就在这里。
他们没把粤中老船厂基地作为一个花园去做，而是作为城市一个区块的景观、一个宜人的场所去做，所以成功了。
3．大地之子 作为景观设计学这么一个大学科而言，纽约中央公园和中山岐江公园充其量只是“中尺度”的设计项目。
“小尺度”的是一个住宅的环境设计，“大尺度”的是新的居民点或者整个城市、一个区域的景观规划和设计。
如果不把研究框架和目标定位跳出微观、中观层面走向宏观空间世界的话，景观设计学就会因此显得缺少现实意义而陷于一般技术性工作层面，就会由此丧失工业化、城市化大背景下一个新兴学科建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会仍然在园林学、景园学的泥坑里翻跟斗。
从美国的景观设计专业发展的轨迹中可以看得明明白白：
他们从花园到景园，从风景区到景观设计，最后从景观设计专业到景观设计学科，此间相伴全过程的是奥姆斯特德父子三人合起来一百年的努力，到了1969年有人举起生态规划大旗，使美国景观事业到达一个新的高峰。
人们因此可以看到一个新学科从诞生到成长、成熟的全过程，可以看到一个学科一次次自我超越、自我革命的艰苦历程和划时代的进展。
俞孔坚因为在美国最早创建景观设计学的哈佛大学就读该专业，并有幸聆听过20世纪最伟大的景观设计师和生态规划创导者麦克哈格的授课，所以他的思想观点一亮出就显得特别的前卫。
他想报效祖国，为自己国家创立这门在中国来说绝对新鲜的学科——景观设计学。
他为此常常借用艾青写的两句诗来表达自己的情怀：
为什么我的眼睛经常流着眼泪 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得太深
俞孔坚回国整十年了，匆匆忙忙地跑了一百多个城市，匆匆忙忙地出版了五百多万字的十多本著作、译作，匆匆忙忙地为各地各级听众做报告，然后又匆匆忙忙地承揽业务想借实例去证明自己的新观念，并且竭尽全力在北京大学先后创立景观规划设计中心、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和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等等。
几乎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真正熟悉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是真正彻里、彻外、彻头、彻尾的匆匆忙忙。
匆匆忙忙为什么？
“因为对这块土地爱得太深”！
生存的艺术 2006年俞孔坚新出炉了当代景观设计学应定位为“生存的艺术”的观点。
面临着环境与生态和民族文化身份缺失两大危机，俞孔坚认为当代景观设计学应承担两大重任：
一是重建“桃花源”，一是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谐关系。
1．重建“桃花源” 俞孔坚把当代景观设计学的目标确定在极为形象、极为诗化、极为喜闻乐见的“桃花源”三个字上面。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几乎是路人皆知的名篇佳作。
陶渊明构筑的“桃花源”，不但山美、水美、人美，而且是十分清幽、十分太平的小世界，甚是让人向往。
俞孔坚不沉迷风水，但他从中国古代风水理论研究当中发现“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是中国古代人的理想景观模式。
他把这种抽象的理想景观模式归纳了五个特点：
（1）围护与屏蔽；
（2）界缘与依靠；（3）隔离与胎息；（4）豁口加走廊；（5）小品与符号。
然后又用很具体的“枕山、环山、面屏”三大地理特征进行转化提炼，最后用“围合加豁口”这样一个“葫芦模式”作高度简约而形象的概括。
这个“葫芦模式”特别可圈可点的例子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
俞孔坚说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伟大使命与战略目标就是“重归”、“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桃花源”。
因为景观是一个天、地、人、神相互作用的界面，在这个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的、历史和文化的、社会和精神的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着。
他说只有牢牢坚持三个原则：
设计尊重自然、设计尊重人、设计关怀人类的精神需求，景观设计的道路不会走偏，目标一定能达到。
但是，半世纪之前，景观设计学家佐佐木就说：
“当前，景观设计学正站在紧要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领域，而另一条道路则通向肤浅装饰的雕虫小技。
”这个话很准确。
以这个为标准来审视我们“城市化妆运动”中的所作所为，那些不要环境只要“艺术”的所作所为，那些痴迷于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的所作所为，包括一切背离人之生理心理精神舒适愉悦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们今天需要沉重检讨的。
因为这些作为有悖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都属于“肤浅装饰的雕虫小技”。
景观设计学指出今后努力的方向和工作目标，我们就不会再在“十字路口”徘徊，就不会因此陷入困惑甚至丢了前程。
俞孔坚所指出的环境与生态大危机是有目共睹的，另一大危机是民族文化身份危机。
民族文化身份危机一指带着浓重的巴洛克形式的“城市化妆运动”，二指“以大为好”的建筑是“现代西方帝国思想”对于中国的入侵。
他十分激动地说，就是盖一百个“国家大剧院”或一千个“央视大楼”、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个巴洛克式的“市政广场”和百万个以展示政绩为目的和移植大树而形成的“中央公园”，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离和谐的人际关系越来越远。
他说这些就是我们民族文化危机的主要表现。
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然坐标、社会坐标、精神坐标没了，我们的民族文化危机就到最危险的边缘。
我十分赞同他的观点！
但是他也不叫时代回到“葫芦型”的理想景观模式去，因为那是“旧的、农耕时代的和谐”。
俞孔坚说：
“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和谐，当代人的生活目标下、现代科技条件下、现代大工业和城市化背景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说得好！
“葫芦模式”虽然是“桃花源”式的，但只适于一个村庄、一个人口规模很小的集镇。
现代的城市，少则三五万人，多则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人多、车多、房子多，多得不可言状。
所以，我们的《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列为强制性条文的7·2·5条规定：
“城市主要出入口每个方向应有两条对外放射的道路。
七度抗震设防的城市每个方向有不少于两条对外放射的道路”。
什么意思？
作为城市，要绝对地保证人和物资进出的畅通、方便和安全。
特别是有七度地震可能的城市，一个方向或某个方向一个豁口卡住了，还有其他方向或另一个豁口可以保证地震时市民们快速、安全逃离、疏散。
2．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谐 在当今城市化、工业化大背景下的“理想景观模式”，俞孔坚说其终极目标是“天地—人—神”的和谐。
这几个字很多人会感到玄乎，其实我认为具体的内容：
一是自然生态的和谐；二是历史文化资源的共存共荣；三是现代人最基本的生活、工作需求，满足这三者，组合为网络状整体。
这就是当代理想景观模式吗？
这样的解释是否过于笼统，欠具体，有没有偏颇或者错误？
我认为大家可以讨论。
首先要说：
“理想景观模式”概念应该有明确的交待，否则不好努力去实现；但是，“理想景观模式”是高标准高境界的目标性、方向性概念，是一个多义的、多向的、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出现区别的“理想”，所以仓促确定并非为佳。
前面说美国为景观设计学下定义花了一百年还在修改，就说明慎之又慎是应该的。
笔者认为，硬性用几条标准定出理想景观模式甚至是不科学的。
因为城市有规模大小之别，有地理条件之别，有气象条件之别，有历史文化遗存多少之别，有民族习俗、宗教信仰之别以及经济发展条件之别等等，套用一个模式的几个条文，恐怕不妥。
例如：
一条流经城市的河道岸线处理，既可以是水草坡度形式，也可以是石砌驳岸形式。
像巴黎塞纳河在城市中心区是用硬质的石头、水泥驳岸处理的，地面标高行车，三、四米下去近水一级是走人的，人车分流既安全而且亲水效果很好。
俞孔坚等人设计新获美国景观设计协会奖的秦皇岛汤河公园是自然坡度岸线的佳例（图10-20）。
这些例子说明只要因地制宜，都可以得到较好的城市景观效果，都有安全使用和人地和谐的效果。
3．景观设计学的拓展 行文至此，我们回头讨论一下“景观设计学”的学科定位到底是否妥当。
由于“景观”两个字是“地理学名词”，是描述“梭罗门圣都景观”的视觉范畴的用词，然后还因为司空见惯的“景观”认同的表面化意义，所以要“景观设计学”来承担科学地改变人地关系之重任，多少让人感到不是十分的贴切。
如果改用俞孔坚以前提出的“土地的设计”行不行，或者改为“人类聚居设计学”与希腊建筑师道萨迪亚斯的“人类聚居学”靠拢，或者称之为“人居环境设计学”与吴良镛先生的“人居环境科学”融合，我认为都未尝不可。
道萨迪亚斯提出协调经济、社会、政治、技术、文化“五种力量”建设理想的“乌托邦”城市，在很大份额上，与俞孔坚想建立的“景观设计学”是相同的；吴良镛提出的自然、人、社会、建筑、支撑“五大元素”，也与俞孔坚想建立的“景观设计学”有很大相同相通之处。
不同的东西是支撑俞孔坚“景观设计学”的“生态安全格局”这部分有划时代意义的内容，是道氏、吴氏所没有的，俞孔坚用“反规划”手法做出来的“生态安全格局”是破天荒的创举。
三个人的发明创造构成一个新学科或称之“人类聚居设计学”，或者称之为“人居环境设计学”，比之“景观设计学”不但学科的承载能力扩大了，而且兴许更加符合“生存的艺术”的羽化比对。
所以笔者认为，为了这个关于人地和谐学科的建立，到底用什么词命名，可以通过反复讨论来确定，不必操之过急。
“景观设计学”像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只要能够健康活泼地存在，定然前程远大，改个“名字”是不艰难的事情。
用“反规划”途径构筑景观安全格局 景观安全格局（SecurityPattern，简称SP）理论是俞孔坚于1995年率先在国际上提出来的。
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讨论垂直的生态过程和水平的生态过程。
所以，对维护和控制某种生态过程有着关键性作用的空间构成，被俞孔坚称之为“安全格局”。
空间构成的关键性所在是点、线、面的把握。
具体的说是四个点（峰、陷、关、鞍），两条线（谷线、脊线），三种面（丘、洼、域）。
概括性的称谓是斑块、廊道、栖息地，相对应的术语有“源”、“辐射道”或“源间联接”、“缓冲区”。
可以这样认为，地球上所有物种的扩散，昆虫的危害和水灾、火灾的漫延，无不在“点”上发生或消灭，在“线”上移动或阻隔，在“面”上铺展或祸害。
因此，俞孔坚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第一步是识别确定保护对象的“源”。
这是物种扩散和维持的元点。
然后深入识别确定保护对象扩散由“源向外围景观辐射”的通道（廊道）和“环绕源的周边地面”的缓冲区。
第二步是根据“源、距离和景观基面特征”，用基本公式绘出并建立“阻力面”。
最后，对这个反映物种运动的时空连续体进行空间分析，俞孔坚认为“可以判别缓冲区、源间联结、辐射道和战略点”，这些景观结构组份叠加组合之后，可获得 不同“门槛值”所形成的阻力面矢量图。
这就是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主要内容。
在广东丹霞山国家风景名胜区的生物保护规划当中，俞孔坚用实例证明生态过程有垂直和水平两个向度的存在。
关于垂直生态过程的处理，生态规划创导者麦克哈格曾经把它发展到顶峰，其成果当时称之为“千层饼”模式。
即“垂直分层法”，是19世纪末的手绘地图叠加技术形成的成果。
然而俞孔坚察觉到了水平过程是发生在景观单元之间的流动或相互作用，如物种的空间运动，干扰和灾害的空间扩散。
这是麦克哈格理论未曾解决的问题，俞孔坚断言这是“千层饼”模式难以表达的。
他认为麦氏模式有两大弱点：
一是“千层饼”只能适应生态的垂直因子和垂直过程的分析，二是“千层饼”陷于自然决定论和唯技术论的巢穴。
因此，对于“缓冲面”的划分，国际上一直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法可以求证，如今他的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
骤然间有些疑惑和不解涌上脑海。
我认为麦氏的垂直分层法实质上是沿地形的同一等高线分层绘制的，因此，分层图就会随着地形坡面倾斜度的变化和峰回路转的态恣而呈现出不同形状和尺度。
如果不是四周皆山的封闭式盆地，“陷”之间相邻空间的流动关系也能随之出现在分层图上。
因此，我认为麦氏的垂直分层法中，会有水平层面的分析结果出现；而在俞氏的水平分析法中，有着“千层饼”的垂直展示的分析结果存在。
尽管我十分赞赏俞孔坚的崇论闳议，钦佩他敢于对世界级的巨匠、自己的老师提出质疑，但这是不能不承认的东西。
1．生态基础设施 在《“反规划”途径》一书中俞孔坚说，由景观局部、点及空间联系所构成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它们是现有的或潜在的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简称EI）”。
似同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一样，他希望在城市规划当中获得刚性的认同并确立。
生态基础设施的概念是1984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人与生物圈计划”（MAB）的研究报告中提出来的。
生态基础设施表示自然景观和腹地对城市的支持能力。
后来有人用此概念演变出核心区、廊道等所组成的生态网络，并在欧洲得到较多应用。
最后，生态基础设施被认定为对城市系统运行及栖居者持久生存具有基础性支持功能的资源及服务。
生态基础设施的主要结构，俞孔坚在《“反规划”途径》中认定是“廊道”。
广义的廊道包括由植被、水体所构成的“生态廊道”；由人类和其它生物的通道和林荫道等所构成的“绿道”；由历史景观和文化遗产所构成的“遗产廊道”。
这些廊道，作为生态基础设施的主要结构设计时，重要的工作是确定其宽度、长度和起始、终结点，当然还有功能定位设计等。
但是在我看来作为生态基础设施的主要结构，还应该有“斑块”这一内容。
假借廊道的思维框架，斑块的广义存在，有原生斑块，如湿地、林地、草地、湖泊、动物栖息地以及一些地质景观（特殊“基质”）区等；有绿色斑块，如城市公园、街头绿地等；有遗产斑块，如历史街区、古建筑密集区和古村落等。
这些斑块作生态基础设施进行设计时，主要任务是确定其保护范围的大小，包括出台周边建设和使用管理的措施。
不知道这一重大结构内容的遗漏，是俞孔坚们的工作疏忽，还是我阅读时的大意。
由于俞博士要把生态作为与市政设施相提并论的城市基础设施来认识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我认为还有极为关键之关键的一点是进行量化指标体系确定。
这一点重要之极。
我们大家都知道，水对于人的生活和生产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供水系统就成为城市基础设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么如何确立城市供水系统的技术规定呢？
一是根据城市总人口按每人每天标准用水量计算得出总的用水量，二是根据不同需求确定供水管道口径尺寸和相关设备机组容量等等。
唯有这样科学合理的数据化分析确定，才能保证城市供水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
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的问题是：
当生态作为城市基础设施时，能不能科学地找寻并确定“绿量”（绿色草木构成的）、“湿量”（水体释放的）、“软地量”（除硬质地面房屋建筑覆盖面积之外能接纳吸收天然雨水的）等人均必须的硬指标，从而根据城市总人口算出廊道、斑块等生态基础结构的“运行”总量来呢？
包括结合可持续发展工程技术的“4R”：
“Reduce”即减量化，“Reuse”即再利用，“Recycle”即再循环，“Remanufacture”即再制造。
能不能也结合到生态基础设施中去呢？
我想是绝对可能的。
所以，把构成安全格局的生态基础设施刚性地在城市规划当中确定为主要项目，也是完全应该的。
因为一个城市，如果能保证生态基础设施的底线（最低指标）的话，其空气中的含氧量、粉尘含量、清晰度等，其地下水的硬软程度，有机物有害化学元素和地下水的补充量等，就能得到最起码的保证。
好像城市保证正常、足量供水、供电、供热等一样，就能保障城市正常的运行，让城市人健康正常的生活、工作。
2．“反规划”途径 为了保证生态基础设施在城市空间里面得到落实，为了景观安全格局能够真正为人地和谐起到积极的作用，俞孔坚大胆地“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用“反规划”途径这样一个新概念来保证。
两院院士李文华为《“反规划”途径》一书撰写的“序”中称“反规划”是“针对以往城市建设和开发规划中对自然系统缺乏认识和尊重，以牺牲自然过程和格局的安全、健康为代价的城市化途径而言，针对中国快速城市化和由于不明智规划而导致自然系统严重破坏的警世之语。
”写得好！
但是“反规划”一言既出，倒真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
为此俞孔坚赶忙解释：
“反规划”不是不规划，也不是反对规划。
然后还补充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逆规划”或“负规划”，它是一种景观规划途径，“在本质上讲是强调通过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来进行城市空间规划的方法论。
”“反规划”似同勒·柯布西耶高呼“房屋是住人的机器”，密斯·范·德·罗对装饰深恶痛绝，提出“少就是多”，以及丹下健三提出“功能典型化”及赖特提出“土生土长是所有真正艺术和文化的必要的领域”等等一样，都有“警世”之意。
说他们言辞过激也好，或多或少有哗众取宠之意也罢，归根结底而言，这些振聋发聩的语言都是具革命性意义的，对于推动设计、社会前进，利多弊少。
“反规划”其实真正的做法是俞孔坚上面解释的“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他在2003年初一次方案汇报会上提出来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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