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者论苏联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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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学者论苏联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中外学者论苏联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徐海燕
20世纪20～3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发生分歧。
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成为俄共（布）党内领导集团争论的核心问题，这场论争最终以斯大林及其“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占了统治地位，而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及李可夫的主张以失败而告终。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国内外学术界对此进行的研究可谓连篇累牍，争论颇多。
在此，拟对代表性著文的观点择要进行综述，以期对这一重大课题更深入地研究有所助益。
一苏共党内主要观点简介
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就世界革命转入低潮的国际形势下在苏联一国能否建成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争论。
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学者们通常认为有三个代表性的方案：
即托洛茨基方案、布哈林方案和斯大林方案。
（一）托洛茨基：
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应该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思想，以等待和促成世界革命，如果没有欧洲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国际援助，苏联的革命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俄国经济落后，无产阶级同农民将要发生不可避免的利害冲突。
他断言，社会主义是在一国开始的，但不能在一国完成，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暂时状态，托洛茨基认为这是列宁晚年的思想。
托洛茨基主张消灭私有经济、加速工业化等措施。
托洛茨基认为，苏联之所以总是出现粮食收购危机，归根结底还是工业化实行得不够，因此，最终的解决办法不在农业本身，而是必须进一步加强工业化，在超过现在所做的一切的基础上加强工业化[1]。
（二）布哈林：
“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
列宁曾经对布哈林作出如此的评价：
“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2]。
布哈林认为，俄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是一种社会主义建设的落后的形式”。
这种“落后型社会主义”的显著特点是发展速度缓慢，过渡时期较长。
因此，急于求成是有害的。
布哈林认为，在苏联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将会面临许多复杂的建设任务，企图沿袭过去战争的经验、阶级斗争的经验，企图“仅仅通过法令、通过纯粹的暴力措施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这是一个长时期的有机的过程，严格地说，是真正长人社会主义的过程”，“向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通过进化的道路而不可能通过其他的道路”[3]。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布哈林提出了他的“乌龟速度”理论：
“我们不会由于国内的阶级差别和我们的技术落后而灭亡，甚至在低下的技术基础上我们也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这种发展将非常缓慢，我们将以乌龟速度爬行，但我们终究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定将建成它。
”[4]布哈林提出了按比例的劳动消耗规律，要求工农业平衡发展。
这一观点与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方案存在分歧。
（三）斯大林：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方案
在列宁去世后至3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在党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在各种思想、设计的斗争中，斯大林成了胜利者，并最终在全党确立了统治地位。
1924斯大林发表了《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清楚地阐明了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含义，国内外的条件和苏联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问题。
斯大林的建设方案成为苏联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现实道路。
在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下，苏联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热忱、献身精神和群众英雄主义展开了一场气势恢宏、规模浩大的工业化建设运动。
学术界关于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方案讨论的文章相当多，且多有重复。
这里介绍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1．侧重于对发展战略特点与经济体制特点进行描述。
在发展战略方面表现为：
（1）以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为首要任务；
（2）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3）以粗放发展为主实现经济增长；（4）以实现自给自足为重要目标。
在经济体制方面：
（1）生产资料几乎全部归国家所有；
（2）在经济运行中，排斥市场机制，国家主要用行政手段来协调经济，实现对国民经济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依靠各级行政组织直接领导和管理企业；（3）在经济管理上高度集中化，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对企业和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方面进行控制和监督[5]。
2．侧重于对经济体制特点和政治体制特点进行描述。
在经济方面有如下特点：
（1）国家集权；
（2）部门管理；（3）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
这主要表现为：
其一，生产计划的下达是通过硬性的指令来实现的。
其二，国家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对一切原材料的供应和产品的分配实行无偿调拨和结算。
其三，企业领导人由国家通过行政命令委派。
（4）实物平衡；（5）平均分配。
在政治体制方面的特征：
（1）结构混同；
（2）过分集权；（3）等级授职；（4）缺乏监督；（5）没有法制[6]。
二如何认识苏共党内争论
（一）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方案的争论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托洛茨基方案明显地带有冒险主义的激进色彩。
在此方面也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建国原则。
列宁在1921年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所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指出：
在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后，“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的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
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7]。
学者通常认为，在大转折的年代，托洛茨基是时代的落伍者。
托洛茨基方案不是苏联社会发展的最佳选择。
这一方案如果付诸实施，即便不像布哈林所批判的那样即刻给苏联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也会造成苏联社会更加畸型的发展，留下较之斯大林模式更大的后遗症[8]。
我国学者在80年代对布哈林理论的深层蕴意重新进行关注和反思[9]。
有些学者认为，布哈林论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市场关系理论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前提；社会平衡发展理论为社会良性运行提供了理论保障[10]。
但是，要保证布哈林方案的顺利实施，也就是说，要保证苏联沿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在当时的苏联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布哈林的工业化方案仅从纯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脱离了苏联的实际，如果苏联党接受了布哈林的这条渐进又漫长的发展道路，那么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很可能在战争的炮火中灭亡[11]。
（二）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的认识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是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基本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在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派等在党内经过论战和斗争中逐渐形成的。
在此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主要是按照斯大林的设计进行的，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被后人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
1．“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否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则—部分学者认为，苏联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斯大林独创的理论，尽管这个理论是借列宁的名义推出的，但同列宁的理论体系无关，是误解或曲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某些思想的产物，这一理论的提出及其实践中断了列宁的可贵探索[12]；“斯大林的方案更接近于托洛茨基而不是列宁。
倒是布哈林方案更忠实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路”[13]。
列宁没有提出苏联一国可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斯大林混淆了“建设”与“建成”的区别，把列宁的“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与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混为一谈[14]。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斯大林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形成了系统的理论”[15]。
进入21世纪，俄罗斯学者对此也提出了新的看法。
2001年俄罗斯《对话》杂志发表了瓦·萨哈罗夫的文章《论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贡献》，肯定了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做出的重要贡献[16]。
2．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
反面观点认为，苏联20世纪20～30年代的斗争结局在以下两个方面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社会主义建设早已偏离新经济政策的道路；助长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左倾”、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政治生活；形成了斯大林的个人集权制等[17]。
由于斯大林个人认识的片面性和专断独行的思想作风，把苏联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很多特殊做法，在理论上加以绝对化，把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建经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唯一正宗和标准样板，而强加于二战后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欧亚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及其恶劣的影响[18]。
正面观点认为，在20～30年代的苏共党内，建设怎样社会主义的问题，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未来社会蓝图，加上落后国家赶超先进的本能心理，工业化成为压倒一切的追求，群众在生活水平上做出一些牺牲也就成为自觉的选择。
上述种种原因结合在一起，斯大林模式就有了强大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它的形成也就成为一种历史选择[19]。
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定历史时期确实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在经济方面：
第一，使苏联在短时间内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现代工业国。
第二，有利于宏观经济规划。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生产力布局极不平衡，全国四个主要工业区全部集中于俄国的欧洲部分，而在俄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广阔的亚洲地区，则大部分是落后的农业区域或沙俄宗立国的殖民经济区域。
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便于控制和调整宏观经济比例，对有计划地开发和建设苏联东部地区，改变不合理工业布局起过重要作用[20]。
在政治方面，传统模式在形成过程中及形成之后取得了明显成就。
比如，创建了苏维埃政权，探索出了一套苏维埃组织机构和活动方式，继承和发展了巴黎公社事业；首次在社会主义国家确立了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制度。
不管后来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如何有悖于这一制度的实质，但从理论上说，这种选举制度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建立了苏联国家集体元首制，这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集体元首制起到了开创性作用[21]。
在社会领域，20世纪30～40年代的苏联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顷利的时候，还是政策发生失误的时候，整个社会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多民族组成的党和国家始终保持着统一。
虽然一些局部地区发生过社会动荡和民族摩擦，但党和国家没有出现分裂，也没有出现全局性的社会动荡。
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巩固，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保障。
尽管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但它以建立美好幸福生活为目标，激励着全体人民的建设热情，在极短时间内，使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打败法西斯的进攻、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从而扩大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22]。
尽管人们因民主和自由受到限制而造成一些历史悲剧，但与1929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相比，此时的苏联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当失业成为西方国家普遍现象时，苏联消灭了失业；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严重衰退，人民生活缺乏保障时，苏联建立起了居民免费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制度，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确保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危机频繁，社会成员陷入思想迷茫、社会急剧动荡时，苏联社会却保持了稳定，广大群众都积极投身于工业化建设高潮，为摆脱落后．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忘我拼搏．表现出极大的劳动热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23]。
历史证明，这种体制保证了在短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以12年时间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50到100年才完成的历史任务，并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尽管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病，但是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24]。
三如何认识苏联二三十年代因党内斗争引发的重大历史事件
研究苏联20世纪20～30年代的党内问题，争议点较多的还有如何看待这一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许多研究者对此得出相互对立的观点和结论。
（一）20～30年代的斯大林方案能够获胜的原因
苏联20一30年代斯大林方案能够获胜的原因，学术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反面观点认为，20年代俄共（布）党内民主受到忽视，而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规定却受到了歪曲。
斯大林通过组织手段逐步控制了党内大权，监督机关名存实亡。
他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提出不同于他的观点统统称为搞派别活动，甚至是反党活动。
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反对派予以严厉处理，甚至作为敌人来对待。
他开始还提出反对在党内实行“割除”办法，后来却惯用这种办法，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对待异己。
为了在斗争中取胜，斯大林动用组织手段去反对反对派，使他们的理论观点败于权势之下。
在这种不正常的争论中，理论、政策争论的内容和观点越来越居于次要地位，争论的胜败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的权力大。
反对派的失败首先是政治和组织上的失败，他们的观点即使正确也难以取胜。
斯大林在党内拥有较大的权力，后来被认为是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能够取胜的重要原因。
在斯大林与布哈林围绕着新经济政策的斗争中，斯大林取胜的直接原因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有重大弊端，他拥有组织上的优势[25]。
“大清洗运动是导致斯大林集权政治体制形成与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26]。
与此持不同态度的学者认为，斯大林“总是挑各种任务的重担，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常常要进行紧张的、有时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列宁看重的正是斯大林的这些品质”[27]。
斯大林固然在党内拥有很大权力，但单凭总书记这个职位并不能决定斯大林的成功，希望起领导者的作用的人需要提出吸引人的纲领并能使得党的最高层感到信服。
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代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愿。
“斯大林提出的工业化纲领对中央委员会里人数愈来愈多的经济领导人（1927年他们占中央委员总数的20％）具有吸引力”。
实际上，斯大林是苏维埃社会的“比较强有力的部分”默默地选出来的[28]。
而斯大林提出在最短期间内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受到了居民中最活跃的和最无保障的阶层的赞同。
斯大林是国家和民族利益始终不渝的捍卫者，作为国家别无选择当之无愧的领袖而受到拥戴。
（二）关于集体化和工业化
学者们对于苏联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问题，都持有一种“有利有弊”一分为二的客观态度。
但差别在于到底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的问题。
持前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工业化运动使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更加巩固，全盘集体化使农业成为斯大林统制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内容[29]。
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工业化和集体化尽管带来许多负面结果，但对于必须迅速成为高度发达的强国这一客观要求来说，苏联别无选择，其代价也是无法回避的，如同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对农业的牺牲一样，区别只是苏联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没有像西方工业化道路那样，有充裕的时间和宽松的国内外环境。
由于苏联是在几十年、甚至十几年时间内走完了西方上百年才能走完的道路，其矛盾和负面影响才显得比较突出和集中。
俄罗斯近年来对此问题又有了新的提法。
俄罗斯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20世纪的祖国史》写道：
“30年代末期，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
年均工业增长速度为11％，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三四个能制造当时所有工业品的国家”，该书还反驳了制造斯大林时代“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的论调。
该书认为：
“30年代对国家面临新的战争威胁。
这个威胁不但来自西方——德国法西斯，也来自东方——日本法西斯。
未来战争的特点是机械化战争，是飞机、坦克、战车的较量。
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强大的工业，这对国家是生与死的问题。
”“斯大林明白如何将俄罗斯推向现代化和完成现代化，他提出了这个任务，也找到了这条道路”[30]。
“社会主义新农村在苏联出现，无疑是苏联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1]。
（三）关于肃反扩大化
1．肃反扩大化产生的原因。
斯大林曾在1926年12月的一个报告中相当详细地阐述了共产党党内矛盾的性质、根源和解决矛盾的方法，并得出结论：
“联共（布）是通过克服党内矛盾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以斗争的方法来克服党内意见分歧是我们党的发展规律”[32]。
对此，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残醋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这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政治局面[33]。
当时苏联国内和党内的主要矛盾己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上的分歧，斯大林却把所有的竞争者和反对派打成“机会主义者”，一律加以“清洗”，并将这种“清洗”看作执政党的发展规律。
斯大林概述的共产党执政和发展的这一“规律”，在实际生活中产生极为不良的后果[34]。
大部分学者认为，肃反在当时的苏联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苏联面临危险的时期。
肃反的错误只是在于扩大化。
斯大林的大规模清洗制度是新社会为对付日益增长的各种犯罪现象的泛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自我保护体系。
这种体系逐渐变成一种在新社会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是新社会进行自我保护的必要手段[35]。
“希特勒在战争末期的一次会议上为自己在东线（苏德战场）的失败辩解时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在1937年枪杀了他在俄国的‘第五纵队。
”[36]
2006年6月，由俄罗斯历史学家尤·瓦·叶梅利亚诺夫著，反映斯大林生平活动的两卷本著作《斯大林：
未经修改的历史档案——通向权力之路》、《斯大林：
未经修改的历史档案——在权力的顶峰》对斯大林本人做出了新的分析和评论。
在《斯大林：
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的一书中指出，由于苏联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变革、社会意识与社会心理剧烈变化、各种文化与价值观相互激荡的时期，“见解的不正常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特点。
他们喜欢用破坏来解释任何疏忽，用谋反来解释任何不同看法和社会行为。
人的性格中任何非同一般的东西他们会觉得是可疑的或是敌视的。
”“有几百万人参与了制造这些不幸的事件。
变态心理完全控制了大家。
几乎每一个人都热心于寻找人民的敌人。
人们自己用告发敌人有阴谋或说别人是各种侦察机关的走狗来互相陷害。
”因此，大多数人深信自己的行为和国家的政策是正确的[37]。
由于国家“正处于不仅等待外来侵略，也等待新的国内战争的氛围中，因为这个原因，许多苏联人警惕地寻找资本主义国家的秘密间谍或没有放下武器的阶级敌人。
”毫无疑问，斯大林及其他党的高级领导都认为反政府的阴谋是真实的，而针对阴谋采取的措施也是正当的和必须的[38]。
根据新解密发表出来的档案材料，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是具体的部门操作的失误，斯大林并不完全知情。
不仅如此，斯大林在了解到一些案件的扩大化倾向时，曾及时地做出指示，刹住了扩大化的倾向。
当然，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仍然应该对肃反的扩大化错误负领导责任。
在2003年3月4日举行的“没有斯大林的50周年”圆桌会议上，斯大林时期的人民委员尼古拉，巴伊巴科夫发言，对领袖做了全面称赞。
在他看来，大清洗的罪过根本不在斯大林，而在贝利亚和卡冈诺维奇。
斯大林的另一个孙子叶夫根尼说，“直到30年代时期，我的祖父都被那些托洛茨基犹太分子包围着，这些人巧妙地操纵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正是他们这些人将人们赶往古拉格集中营，只有在斯大林叫人处决了这些人后，这种行为才被制止。
”[39]
2．肃反扩大化的人数。
苏联肃反到底镇压了多少人?
这是研究肃反扩大化问题的关键。
这也曾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核心问题，不仅国内学术界争论较多，俄罗斯学者们对此也是众说纷纭、各种说法相差极大。
俄罗斯《消息报》曾在十月革命80周年时发布“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1亿人”的数据。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瓦·别洛策尔科夫曾经宣称，有3500万人被杀害。
他说；“3500万无辜受害的人们118000万中的3500万!
也就是说1／6人口被这吃人的制度吞没了。
”[40]1997年10月24日至31日的《真理报》发表的“社会主义者学会”的提纲证明；“早已确定的事实：
1921年一1954年被判决有罪的近380万人。
而这发生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三次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国内战争和若干次地区战争的国家里。
有人用古拉格的故事吓唬整整两代人，而不是让他们了解真相。
而且这么干的往往正是大规模践踏法纪的人。
”[41]
在新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斯大林对被镇压的人数有正式的统计。
“1938年，根据反革命罪条款，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了52372人，司法机关在审查这些人的案件过程中，对2731人定罪，其中89人被枪决，49641人被宣布无罪。
如此数量的无罪判决表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逮捕的。
他背着中央胡作非为。
”[42]
（责任编辑向祖文）
注释：
[1]列·托洛茨基著，中央编译局译：
《托洛茨基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70页。
[2]《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9页。
[3][苏]布哈林著，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4～476、63页。
[4]郑异凡：
《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7年版，第229页。
[5]薛汉伟：
《时代发展与中国特色：
当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8～99页。
[6]孔令栋：
《历史的抉择》，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5～97页。
[7]中共中央编译局：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页。
[8]蒲国良：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与布哈林方案评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5期。
[9]郑异凡：
《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载《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
[10]金晓燕、王昌明：
《重新审视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载《内蒙古电大学刊》2007年第4期。
[11]蒲国良：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与布哈林方案评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5期。
[12]高放：
《重评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
[13]蒲国良：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与布哈林方案评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5期。
[14]参阅郑易平《也谈客观、全面重评斯大林模式》，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沈宗武《斯大林模式重评》，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1期；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15]刘书林：
《论科学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和历史地位的三个基本点》，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年第2期。
[16]转引自吴恩远《俄罗斯重评斯大林》，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8期。
[17]前引书：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105页。
[18]于其铨：
《掌握精髓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19]张杰、胥存福：
《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命运》，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3年第4期。
[20]曹廷清：
《斯大林模式的终结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6年第3期。
[21]赵明义：
《当代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3年第3期。
[22]陈之骅、沈宗武：
《制度创新与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实行和变革》，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4期。
[23]汤德森：
《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评析》，载《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
[24]周新城：
《如何评价苏联70年社会主义实践》，载《科学社会主义》1994年第4期。
[25]高继文：
《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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