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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毕业设计（论文）文献综述

2016届

中小建筑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及对策研究——以易建安盛公司为例

学生姓名王钧杰

学号020*******

系别经济与管理系

专业班级财务管理1201班

指导教师王莉莉

填写日期2015年12月

中小建筑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及对策研究

——以易建安盛公司为例

摘要

建筑行业是较为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其中中小型建筑企业发展中自有资金不足，相对而言财务风险会更加突出。

本文把易建安盛建筑公司作为研究案例，对中小建筑企业的财务风险问题加以探讨。

结合所学知识，对财务风险类型进行阐述，联合易建安盛建筑公司财务数据，对企业财务风险进行系统剖析，得出其财务风险形成的原因。

进而，设计应对方案，希望对企业财务风险管理优化有帮助。

关键词：

建筑企业；财务风险；风险管理

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通过资本输出将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伴随跨国公司而来的直接投资已日益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获取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的重要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把吸引外资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试图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促进我国国内的技术进步。

外商直接投资（FDI）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随着总量规模的扩大，外资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

由于对外资及外资技术的过度依赖，中国制造的平面同质性扩张以及大量出口导致的贸易摩擦等负面作用逐渐显现出来。

“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效果如何?

FDI是否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FDI战略，国内外的学者们陷入情绪激烈的唇枪笔战之中。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以后，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和过程对东道国本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

外溢效应产生机制是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研究的核心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透彻理解将有助于正确认识外资对东道国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和作用，从而将有助于政府和企业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更有效地利用外资，促使和引导FDI能够有助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轨道上来。

1国内外关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结果

国际上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起步，MacDougall（1960）在研究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首次把技术外溢效应作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作了分析。

Findlay（1978）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内生动态化模型，检验了技术差距、外资份额等静态特征对技术扩散的影响。

Findlay认为FDI可以通过示范效应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FDI输出国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大，技术扩散率就越高;外资公司在当地的资本份额越高，扩散的速度就越快。

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Romer，1986）、卢卡斯（Lucas，1988）等学者提出新增长理论，认为引进外商投资，可以使一国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提高，产生正的外部性。

众多学者利用各国截面、时序数据或平行数据对“FDI技术外溢”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对东道国企业普遍存在技术外溢效应，Caves（1974）、Globerman（1979）、Nadiri（1993）、Imbriani&Reganati（1997）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欧洲国家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外资企业对当地企业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Branstetter（2001）对美国、日本双向投资检验结果也发现存在显著的双向外溢效应。

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一致性的结论，Blomstrom&Persson（1983）、Blomstrom&Wolff（1994）、Kokko（1994）、Kokko，Tansini&Zejan（1996）、Sjoholm（1999）等人分别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在乌拉圭、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成立;但是Blomstrom（1986）、Young（1992）、Haddad&Harrison（1993）、Kokko（1994）、Goldar（1994）、Haksar（1995）、DeMello（1997、1999）、Aitken&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技术外溢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比较微弱、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

对普遍意义上的FDI言，FDI与技术和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非相关的，除了那些出口推动型国家（Balasubramanyam，Salisu&Sapsford，1996）和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国家（Borensztein，DeGregorio&Lee，1998）以外。

FDI是否带来中国的技术进步，学者之间也存在不同观点。

汤文仙、韩福荣（2000）提出了“技术缺口”这一概念，指出中国经济存在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不高所导致的“技术缺口”，外资的引入正是为了弥补我国的“技术缺口”。

沈坤荣（1999）利用各省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与各省的综合要素生产率作横截面的相关分析，得出FDI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可以带来0.37个单位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

何洁、许罗丹（1999）利用生产函数建立回归方程，得出的结论是:

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我国国内工业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就提高2.3个百分点。

江小涓（2002）认为外资经济的贡献体现在对GDP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出口和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增强研究与发展能力的贡献等许多重要的方面。

外资经济不仅推动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改变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程惠芳（2002）应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就FDI对高收入国家、中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三种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FDI能内生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从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流入增长对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作用比对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作用更明显。

但FDI流入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其原因与FDI流入规模和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关。

但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FDI的技术外溢持怀疑态度。

包群、赖明勇（2002）证实外商直接投资虽然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但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自身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果并不明显，并且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进步作用存在较大波动性。

王飞（2003）采用索洛增长速度方程和回归分析的方法，在地区层面上估测FDI国内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净影响。

实证分析表明，外商投资企业在获得了大量的税收、关税上的减免和优惠的同时，并未形成明显的外溢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没有明显的作用。

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江小涓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王春法分别在2001年和2003年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对数据进行分析后，两人在引进FDI是否会带来技术溢出这一关键问题上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按江小涓的观点，FDI进来后就会带来技术进步，这是没有前提的。

跨国公司要占领中国市场，自然就会带来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

但王春法认为机器设备和技术能力是不一样的。

FDI技术溢出并不明显，相反，FDI对本地企业的研发活动是挤出的、替代的。

同样北京大学的路风教授认为FDI技术能够在全球扩散，但扩散是不平衡的，最大的技术转移发生在美日之间，并没有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高世楫教授强调指出，外资企业在产生技术外溢的同时，还可能同时产生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

国内对外资技术的依赖和外资研发机构对国内研发机构的排挤，可能使国内研发能力降低。

关于FDI是否能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

究竟外资进入对一国研究开发活动是产生了激励效应、替代效应还是补充效应?

是刺激了东道国的技术自立还是强化了东道国的技术依赖?

对于这些问题，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都还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一致的结论。

迄今为止国内研究大多局限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经验性检验，激烈的争论往往仅限于是否存在技术外溢效应，FDI的流入是否能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方面。

而对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因素、技术外溢效应产生的机理研究尚不多见，尤其是对于我国企业自身吸收能力对技术外溢效果的影响认识不够。

实证中对FDI技术外溢效应检验出现不一致的结果，除了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外，深层次原因在于大多数研究仅仅从外资企业的角度来考虑FDI对东道国国内技术进步的作用机理。

实际上技术外溢不是自动产生的，应该从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两个角度考察。

技术外溢的过程和程度等是由外溢技术的拥有者（跨国公司）和外溢技术的接受者（东道国企业）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Narula&Marin，2003）。

东道国国内企业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收FDI的技术外溢反过来也必然影响到技术外溢效果，即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和人力资本对技术外溢效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对发达国家的实证检验发现存在着普遍的技术外溢效应，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一般性的结论，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各国吸收能力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技术外溢效果。

2技术外溢和吸收能力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不会自动地提高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技术外溢的效果是与当地企业吸收能力相联系的。

Cohen&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absorptivecapacity）的概念，认为企业研发投入对其技术进步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

研发成果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企业研发投入增强了企业对外部技术的吸收、学习、模仿能力，使得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去吸收外部技术扩散。

吸收能力是技术能力的子集，企业的技术能力越强，则它对外部技术和知识的吸收能力就越强。

吸收不仅仅指简单的模仿，吸收能力包括消化吸收外部知识、使外部知识内部化、调整外部知识和技术使之与内部特有的流程和规程相适应，并产生新知识的能力（Narula&Marin，2003）。

吸收能力是将FDI外溢的技术知识内生化。

Narula（2004）指出，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力资本水平。

东道国获得技术外溢效应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东道国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本。

Borensztein，Gregorio&Lee（1998）设计了同时包含FDI、人力资本存量H和FDI与H交叉项等变量的内生增长模型，回归的结果表明，FDI与H交叉项的回归系数远远大于FDI的系数，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关，FDI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结合起来对经济增长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进一步研究显示，FDI流入并不直接导致技术外溢效应，而是受东道国人力资本阈值的影响（thresholdeffect），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足够丰裕时，东道国经济才能吸收FDI的技术外溢。

Xu（2000）对Borensztein（1998）关于以人力资本衡量的吸收能力“阈值”效应进行了检验，发现随着样本的人力资本存量值增加，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越来越明显。

这些研究表明，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比较明显，而欠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不明显，其原因就是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吸收跨国公司转移的技术。

3中国FDI技术外溢效应

下面从吸收能力的视角出发，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技术能力和吸收能力，分析中国FDI技术外溢效应状况。

Chen（1996）从跨国投资外溢效应的作用方向入手，把FDI的外溢效应分为水平联动效应（horizontaleffect）和垂直联动效应（verticaleffect）。

他认为水平联动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渠道:

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进入和存在，在东道国市场引进竞争，迫使国内同类企业采用更有效率的生产和管理手段;经跨国公司培训的本地工人和管理者逐渐地从跨国公司流入本地企业，从而提高本地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跨国公司通过示范效应加速国内企业采用新技术的速度，有助于本国企业效率的提高。

纵向联动效应表现为:

国内中间产品（或上游产品）供应商为满足跨国公司中间产品质量和标准要求主动学习带来的效率提高;跨国公司直接向本国供应商提供技术和生产方面的培训使生产效率的提高;下游产业通过利用由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制造的质量更好或者成本更低的产品进行进一步加工和制造时从中获得的效率提高。

前面两种情况可称为前向联动，后一种情况可称为后向联动。

这里参考Chen（1996）对外溢效应的分类把FDI的外溢效应分为技术传播效应、竞争效应和关联效应，分别从这三个方面依据中国的实际技术能力和吸收能力分析FDI的外溢效应。

3.1　技术传播效应与本地企业吸收能力

跨国公司进行跨国经营的重要前提就是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相对于本地公司而言具有明显的优势。

因此理论上各国学者普遍认同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技术外溢的潜力，新增长理论（Barro&Sala-I-Martin，1995）认为在国际技术外溢过程中，技术外溢效果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成正比。

技术差距越大落后国家的模仿回报率越高，落后国家完全有可能利用这一后发优势实现赶超效应，即存在技术趋同效应。

但实际中并不是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资都具有相同的技术外溢潜力。

FDI带来的大量领先技术将对当地产业价值链和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Imbriani&Reganati（1997）对意大利的检验表明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果与内、外企业技术水平差距成反比，Kokko（1994）、Kokko，Tansini&Zejan（1996）对墨西哥、乌拉圭的研究也发现，如果外资企业技术水平显著高于国内企业，则几乎不存在任何外溢效应。

关键原因在于如果内、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差距过大，虽然可供国内企业进行技术模仿、学习的机会很多，然而由于信息技术的粘性，大量的技术知识是缄默知识，而不是可以表达的显性知识，只有在经验中才能掌握。

内资企业自身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去吸收、模仿外资企业的技术，导致最后技术外溢效果很小，不能使引进的技术内生化。

正如Borensztein等人（1998）的研究所示，先进技术的引入和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是经济增长中的一对孪生要素。

只有当东道国达到某种最低人力资本存量（minimumthresholdstockofhumancapital）的限制之后，FDI才能比国内投资有更高的生产率。

DeMello（1999）发现，FDI只对技术领先国的TFP有正向影响;而在技术跟随国，FDI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

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贡献不仅取决于外资所带来的技术水平的高低，而且还取决于国内企业吸收、消化先进技术的能力，以及当地企业与外资企业经营并相互作用的经济与政策环境。

一般而言，直接投资所引进的技术必须与东道国的要素禀赋相适应，如果之间出现不协调，东道国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一味地考虑高新技术，就会牺牲自身在要素禀赋上的比较优势，不能使引进的技术内生化，从而不利于技术在本国的扩散与转移。

跨国公司作为技术溢出源，目标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实现技术转移。

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不同，决定了其技术外溢的潜力也不同（Narula和Marin，2003）。

Kumar（1999）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往往会考虑设立相应的R&D机构，以增强市场竞争力。

实际上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与当地的技术能力有关，东道国可获得的工程师数量、当地R&D经费支出、技术创新支持体系等就是主要的考虑因素。

由于我国高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技工的缺乏，跨国公司往往把价值增殖链上的重要环节，例如R&D等高级技术活动、关键性中间投入品的生产等技术比较复杂的生产活动大量配置于发达国家，较少在中国进行此类投资，他们仅仅将产业链中最没有附加利润的组装环节放在了中国，看重的就是中国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国内市场。

因此，当地的技术能力和人力资本丰裕程度对引入的FDI的质量和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

当地较强的技术能力、丰裕的人力资本供给和完善的技术创新支持体系对跨国公司高附加值的技术和研发活动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诱使跨国公司转移更多的先进技术。

而当地企业较强的吸收能力使得FDI外溢技术内生化，产生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往往比发展中国家有更明显的技术转移效应。

3.2竞争效应与本地企业竞争能力

Caves（1974）发现，如果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东道国的垄断性市场，会打破市场中原有的垄断平衡，本地企业则会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提高效率。

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一种体现。

Wang&Blomstrom（1992）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探讨了内外资企业在相互竞争中的决策机制，他们认为FDI技术转移的速度和效果取决于本地企业的行为和能力。

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内资企业不得不投资于学习过程，而对学习过程的投资越大，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越强，将缩小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外资企业为保持原有的利润空间和竞争能力，不得不越多越快地向东道国子公司转移技术，这为本地企业获取技术外溢拓展了新的空间，体现为由于内资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导致了FDI的溢出效应。

如此循环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竞争拓展机制，其中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对外溢产生重要影响。

Kokko（1994）在一项针对墨西哥制造业的经验研究证中实了Wang&Blomstrom的研究结论。

Kokko指出，外商投资企业进入后，会对东道国企业带来竞争压力，促使其改进技术，提高效率，迫使国内企业更加重视对本企业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利用。

通过引进外资，促进市场主体的有效竞争，在各产业领域形成一种竞争压力，以推动国内企业加快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

但技术能力靠什么来提高呢?

必须要有完备的技术力量和拥有熟练技能的劳动力与之相配套。

由于跨国公司拥有比国内企业先进很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他们的

进入和存在垄断了东道国原来的竞争市场，排挤了原有的国内企业，降低了本国企业的市场份额。

正如Aitken和Harrison（1999）指出，跨国公司的进入带来的竞争压力将降低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引起国内企业缩减生产，从而增加成本，降低生产效率。

Kokko（1994）也认为，当跨国公司在某国所占市场份额较大并且其与本国技术水平差距太大时，没有证据表明此时的FDI对本国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任何作用。

跨国公司投资，通过并购国内潜在竞争对手，可能导致被收购企业的创新活动被削弱，被转移或被关闭，进而削弱当地研发能力，使东道国在关键技术领域过分依赖外国，降低东道国技术阶梯，带来负面影响。

可能低价收购或资助中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进一步形成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技术压制，妨碍中国企业的创新和技术进步。

因此竞争效应促进国内企业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是内外资企业具有相当的竞争能力。

外资的进入对一国研究开发活动是产生了激励效应还是替代效应，是刺激了东道国的技术进步还是强化了东道国的技术依赖，其中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内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

3.3技术关联效应与本地企业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

技术力量和资本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其生产价值链基本上包括了从R&D到最终产品的各个环节。

跨国公司与当地供应商和客户合作，可能对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产生关联效应，促使技术溢出到有垂直联系的企业和服务供应商。

一般而言，外资企业产品的关联程度越高，产生知识和技术外溢的可能性也越大。

RodriguezClare（1996）指出当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之间的联系比较微弱时，FDI与本国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

有许多因素将对技术关联效应产生影响，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在整个跨国公司生产价值链中的位置被认为是影响关联效应的关键因素（Ferrero&Maffioli，2004）。

另外跨国公司所采用的技术以及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也被认为是重要的因素。

一些学者认为，生产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将影响跨国企业进行当地采购的倾向（Rodriguez-Clare，1996;Glass&Saggi，1998;Alfaro&Rodriguez-Clare，2004）。

目前跨国公司在我国进行的投资绝大多数只从事最终产品的生产和经营，为求保护自己的科技和制造业专门技术，它们与中国本地生产基地整合的速度很慢。

经纪公司里昂证券（CLSA）发现，大约一半在华日本制造商所用的零部件中，从中国本地采购的不到20%（戴维·皮林，2004）。

由于最终产品的产业关联度很小，而生产最终产品所需的关键中间产品一般由公司内部筹供，因此对该产业的上游或下游产业产生关联效应十分有限。

这种状况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与跨国投资相关的研究中，东道国的产业与外商投资企业融合度较低，是一个长期被关注的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是跨国公司出于全球化生产战略的考虑，在全球领域里配置价值增值链上的各种职能行为，以此挖掘其所有环节上的竞争优势。

国内相关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合格配套产品的能力较低。

因此外商投资企业的机器设备和零部件主要来自其母公司，在中国境内也很少进行R&D，中国企业只是其全球生产的一个加工链条。

外商投资企业在整个跨国公司生产价值链中的位置受当地企业技术能力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因此关联效应的根本性决定因素是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生产相应配套产品的能力。

以上分析表明，FDI带来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不可能自动地转移给本地企业，FDI带来的技术流动并不能轻易转化为东道国内生技术能力。

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关联确实是溢出效应产生的有效机制，但必须以国内企业相应的吸收能力为基础，以国内企业相应的技术能力为前提条件。

FDI对一国内生技术能力的促进作用主要取决于东道国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和技术能力。

人力资本水平、国内技术能力与吸收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FDI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的强度。

在现阶段的技术条件下，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比较微弱。

外资投入在带来正向技术外溢效应的同时，也存在着负面效应。

4总结

从东道国经济自身的吸收能力的新视角去分析考察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可以对众多研究工作中得到的不同检验结果给予合理的解释。

FDI的技术外溢不是自动产生的，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不会自动地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

一个普遍性的结论是，FDI技术外溢效果不明显的区域，往往是东道国的吸收能力不强的区域，如当地自身技术水平落后、研发投入不足、人力资本匮乏、金融体系不健全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引进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对于如何建立在自身吸收能力的基础上来制订本国的引资政策成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键。

因此，如何从提高本国吸收能力出发，加大国内研发投入，积极培育国内企业的研发能力，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和国内企业技术能力，才是利用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带动本国技术进步的根本所在。

许多研究都表明了东道国吸收能力对技术外溢效果起着关键作用，然而对于如何准确地度量技术外溢效应、吸收能力和人力资本，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度量指标的选择和准确定义对研究吸收能力、人力资本和技术外溢关系非常重要，选取不同的度量指标必然导致不同的结论。

国际上许多研究都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然而这一指标只能从数量上侧面反映人力资本存量，并不能很好地从质的方面反映人力资本状况，因为不同地区教育质量可能差异较大。

对于吸收能力的测度，因为考虑到内部研发投入对吸收能力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国际上许多研究采用当地企业的研发投入来度量吸收能力，也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