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平关于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的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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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平关于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的思考
王国平：
关于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的思考
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人类文明古国无不起源于水域的富集之地，城市文明也无不与水有着不解之缘。
由于江、河、湖、海、溪具有取水之便、通航之利，滨水地带往往成为人类最初的栖憩之地、现代城市商贸文化的密集之区。
杭州这座著名江南水城的形成与发展，就是与江、河、湖、海、溪紧密相关。
杭州的环境优势独在于“水”，杭州集江、河、湖、海、溪于一城，她面海而栖、濒江而建、傍溪而聚、因河而兴、由湖而名，是一座“五水共导”的城市。
当我们回顾杭州城市历史的时候，必然会提及京杭大运河在杭州兴起、发展和繁荣中独特的重大贡献。
一、回眸历史：
重新认识京杭运河的地位与功绩
京杭大运河与万里长城、埃及金字塔、印度佛加大佛塔并称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
万里长城、金字塔、佛加大佛塔随着现代文明的推进，而成为历史陈迹，唯独京杭大运河，却是至今还活着的、流动着的文化遗产。
京杭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流经浙、苏、鲁、冀、津、京六省市，沟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的人工大运河。
千百年来，京杭大运河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科技进步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京杭大运河完全可与万里长城相媲美，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两大工程。
在中华大地上，如果说古长城是阳刚的一撇，那么古运河就是阴柔的一捺，共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汉字——“人”。
杭州位于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是大运河的起迄点，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闻名于世。
流淌了一千四百多年的大运河，见证着杭州的成长与变迁，奠定了城市格局、拓展了城市地域、繁荣了城市经济、丰富了城市文化。
京杭大运河，是杭州一个响亮的城市品牌、一张珍贵的世界名片，更是一条哺育杭州成长的母亲河、维系城市兴衰的生命河。
京杭大运河不仅是“国之瑰宝”，更是杭州的“城之命脉”。
（一）大运河：
杭州的生发之河。
杭州城市的形成，杭州经久不衰的声誉，就是因为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起迄点，是大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地。
“杭州”之名，由河而生。
隋前，杭州曾有“禹杭”、“余杭”之称，但“杭州”一名并不存在。
隋凿穿江南运河，直至抵杭州城北，后运河又“穿钱塘市而入江”，与钱塘江沟通，杭州成了联通五大水系大运河的关匙。
最重要的是大运河的贯通，使杭州与隋朝京城洛阳直接相连，城市地位显著提升。
隋文帝开皇九年，调整江南州县设置，废钱塘郡，设“杭州”，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杭州”之名，“杭州”也由此成为专有地名。
杭州城池，依河而建。
杭州既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又是浙东运河的起点，战略地位十分突出。
隋朝开国重臣杨素坐镇东南，大举兴建杭州城廓，依山筑城、傍河建州，清湖河（运河）穿城而过，城内城外河道成网，州治也从原来的宝石山移至凤凰山，这是历史上杭州第一次大兴土木建设城池，形成了古代杭州的城市雏型。
吴越王朝先后三次扩建杭州城，把城墙修到了钱塘江北岸，将菜市河（今中河）变成了内运河，形成了以运河为轴线、南北两端广而中间狭、形如“腰鼓”的城池，这就是所谓的“腰鼓城”。
后杭城虽经历代王朝多次修建，但都基本延续了“腰鼓城”的空间形态。
江南名郡，借河而扬。
隋设“杭州”，不仅使“杭州”成为地名，而且使“杭州”成为了中央政权设置的行政区，这是杭州第一次成为全国性的“州级”城市，标志着杭州已从江南的一个普通山中小县，一举成为运河名城，开始与扬州、苏州等全国名城相提并论了。
吴越、南宋时，杭州还一度升为王朝都城。
元、明、清三代虽建都北京，杭州地位不及京城，但杭州仍是当时浙江省的省会和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是因为杭州与北京有京杭大运河相联接，才一直保持着江南名城的地位。
两朝都城，因河而定。
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北京等运河名城，之所以相继被历代王朝选为京城，就是由于中央王朝，需要凭借京杭大运河，控制王朝疆域，巩固王朝政权，维护王朝稳定。
如果说隋、唐、北宋三朝的政治中心均为北方城市，是因为可通过大运河“漕运”，以江南之财富，维系中央政权的统治，那么吴越、南宋两朝，直接建都杭州，就是看中杭州既是富甲天下的两浙中心，又地处大运河南端有通江达海之利，可以此总揽大局，驾驭全国。
南宋王朝定都临安，使杭州成为全国第一个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于一城的京都。
在与金朝的军事对峙中，南宋王朝政权的巩固悬于运河“漕运”一脉，因此，南宋在兴建临安皇城的同时，不惜财力修建大运河，在皇城内，构建了以盐桥河（今中河）为主轴线，南跨吴山、北至武林门、左靠钱塘江、右近西湖的气势雄伟的大城市，通过整修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形成了以都城临安为中心的运河水运网，凸现了杭州的“江南水城”风貌，杭州城市规模达到了古代历史的高峰，成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乃至世界级的大都市。
由此可见，大运河可谓是杭州城市的生成之河、兴盛之河。
（二）大运河：
杭州的开放之河。
大运河的开通，为实现杭州与太湖流域、黄河流域，乃至海外各国的联系与交流，架起了江海黄金大通道，使杭州成为开放性、多元化的大都市。
江南水运的枢纽城市。
水运是古代中国的主要交通形式，江南地区原本就是一个“以舟当车，以楫当马”的水乡泽国。
江南运河的开凿，使太湖流域众多的自然河港、湖泊串联成网，纳入了运河水系，沟通了太湖、苕溪、西湖和钱塘江四大水系，使杭州成为“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的东南水运枢纽，加强了杭州与苏南、两浙城市间的交往与联系。
在开放与互动中，不但促进了杭州、苏州、扬州等东南诸名城的发展，而且使杭嘉湖平原也成为全国最为富庶的“金三角”地区。
南北交流的开放城市。
大运河的贯通，使杭州“水居江海之会、陆介江浙之间”，区位优势十分突出。
南宋的杭州，可借助京杭大运河，直接通达中原地区和黄河流域；依托浙东运河，则可与海运相接，通达福建、两广地区；通过富春江、新安江天然河道，可通达安徽、江西转至两湖地区，形成了以临安为中心枢纽的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完善的发达运河水网。
当时，出现了中原百姓向杭州的大迁徙现象，北方能工巧匠、士大夫为杭州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科学文化。
大运河实际上成了杭州政治、经济、文化与全国开放交流的主通道，不仅使杭州融入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大循环之中，而且使杭州成为了全国南北经济大流通、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大平台。
中外交流的国际城市。
杭州自隋唐起就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南宋时，杭州、扬州已成为大运河的商埠口岸，开辟了通往世界的新丝绸之路。
当时杭州跨海北上可达高丽、日本，南下可通越南、暹罗、印度，使中国内地与海外的世界各国联系起来。
当时的杭州，商港桅杆林立，“闽商海贾”云集，海上丝绸之路，运输数量之大，涉及国家之多，都是西部高原丝绸之路所难以比拟的，杭州成了世界级的国际性大都市。
杭州的历史，就是在开放和融合中不断发展的历史。
京杭大运河，就是促进杭州发展的开放之河、交流之河。
（三）大运河：
杭州的繁荣之河。
大运河的贯通，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运河区域自然、生态、生产环境的改善。
运河水系犹如丝丝血脉，滋润着杭州这座城市，奠定了古代杭州的优势地位，成就了“钱塘自古繁华”的兴盛景象。
从隋时起，杭州的经济步入了一个速度超前、规模空前的发展时期，逐渐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商业最繁荣、人口最集中、财税收入最多的城市之一。
“市列珠玑，户盈罗琦”的三吴都会。
唐时，南北方的物资越来越多地汇集于大运河，称得上是“半天下之财，悉经此路而进”的黄金水道。
杭州倚重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与广州、扬州并称古代中国三大通商口岸。
当时，武林门一带是货物的集散之地，江干一带是对外贸易的商埠码头，运河两岸商铺众多，河上商船云集，“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出现了“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的繁荣景象，杭州成了“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的航运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城市，并被誉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
“商贾骈集，物价幅萃”的华贵之城。
南宋时期，江南“漕运”鼎盛，杭州上接江南运河，南跨浙东运河，西联富春江，东出杭州湾。
发达的水运交通，促进了杭州经济的大繁荣、大发展。
临安城内，四通八达的水运网直接联接千家万户，大街小巷店铺林立，以舟当车，以船代步，以埠为库，以岸为市，运河两岸“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出现了“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的繁华景象。
南宋的杭州，丝织业、印刷业、制瓷业等手工业空前繁荣，已是当时全国第一大经济工商业都市，被马可波罗誉为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天下粮仓”、“丝绸之府”的江南名城。
近代大运河的“漕运”，虽因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而逐步衰退，但江南运河依然繁忙。
明清至民国时的杭州，仍是东南货物的集散中心，当时运河岸边的珠儿潭、米市巷一带，已成为杭嘉湖地区的大米集散地，官办粮仓在运河湖墅一带应运而生，仓基上和大浒路等粮仓，已有“天下粮仓”的盛誉。
由于杭嘉湖一带盛产桑、蚕、丝、绸、麻等工业原料，明时起，杭州就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曾出现了“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布者，必走浙之东也”的景象。
当时的运河两岸依然商铺林立、商贾云集、货物山积、街市繁华，“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故杭州城北旧有“十里银湖墅”之称。
清末民初，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杭州运河北端集聚了丝织制造工业，出现了“东北隅数千万家之男女”皆谋织业的盛况，运河一带出现了一批丝织绸、棉纺织、机器制造、造纸、火柴和火力发电等近代工业，也成为杭州近代轻纺、制造工业的发祥地。
大运河是昔日杭州经济繁荣的象征，是杭州经济的发展之河、兴盛之河。
（四）大运河：
杭州的风韵之河。
大运河的开通,融会了南北中国各地的特色物产、饮食服饰、风情民俗、官民礼仪等,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杭州运河文化。
如果说西湖文化，体现了精致、和谐、典雅的文化特色，那么运河文化，则具有开放、兼容、庶俗的文化特征。
一是运河的物产文化。
南宋时期，临安居民饮食既有南方习俗，又具北方特色，“集四海之珍奇”、“会寰区之异味”，生活消费品十分丰富。
杭州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盛产鱼虾，明清时，各地渔船都从运河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北，在卖鱼桥一带，就开设有风和馆、民乐园、万年丰、义和园等十多家菜馆；菜肴则多以鱼虾水产为原料，以鱼虾命名的菜肴就有上百种之多。
杭州又有“丝绸之府”之称，民国初年，丝织机达一万台以上，杭州织锦品、丝绸伞等产品行销全国各地。
在运河流域杭剪、杭扇、杭粉、杭线、杭烟“五杭”产品和茶叶、山货、炒货等杭产名品的交易规模相当可观，形成了杭州的运河物产文化。
二是运河的水景文化。
千年运河，形成了杭州“运河水乡处处河，东西南北步步桥”的独特水乡风韵。
运河不仅留下广济桥、拱宸桥等千年古桥，而且沿河地段也因桥而名，丁桥、斜桥、拱宸桥、祥符桥、卖鱼桥、德胜桥、江涨桥、菜市桥等等，成为了杭州重要的地域文化。
同时，运河还给杭州留下了许多独特的运河水景，当年外地游客就是从水路入城，船泊大关、娑婆桥、江涨桥一带，上岸观赏运河景色。
运河两岸形成了夹城夜月、陡门春涨、半道春红、西山晚翠、花圃闻莺、皋亭积雪、江桥暮雨和白荡烟村等“湖墅八景”。
三是运河的戏曲文化。
运河两岸的茶楼曲艺、百戏杂剧和运河水上的“欢歌渔唱”，在杭州城北形成了独特的运河都市文化带。
南宋迁都杭州后，因袭汴京旧制，在沿运河两岸设“瓦子”多处，供老百姓看戏。
至近代，拱宸桥边还有独具风韵的阳春茶园、天仙茶园、荣华茶园等卖茶兼演戏的茶园。
表演剧种多种多样，表演形式融贯南北，除正剧外，杂艺、曲艺、杂技、魔术、皮影，一应俱全。
在运河边茶园流传的，还有颇受杭州人喜爱的杭滩、杭剧、评话、弹词、小热昏等民间曲艺。
著名的戏剧演员谭鑫培、刘鸿声、汪笑浓、盖叫天、袁雪芬等都曾在运河小剧场中演出。
四是运河的庙会集市文化。
明清时，运河一带的庙会盛极一时，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是草营巷的温元帅庙会，民间称之为运河神庙，每年庙会之祭日，市民拥至运河两岸，形成了集祭神、游乐、贸易于一会的民间盛会。
自元至清，杭州运河两岸集市众多，从“百官门外鱼担儿，坝子门外丝篮儿，正阳门外跑马儿，螺蛳门外盐担儿，草桥门外菜担儿，候潮门外酒坛儿，清波门外柴担儿，钱塘门外香篮儿……”的民谚，就可以感受到当年杭城集市盛况，而且大多集中在沿运河的城门脚下，形成了独特的运河集市文化。
唐至明清，西溪作为运河重要水系，每年一次的“龙舟盛会”一直延续至今；一年一度的“运河灯会”，家家灯火，处处管弦，河湖水畔，灯烛灿烂，都已成为杭州常兴不衰的民俗盛事。
大运河是杭州市井风韵、民俗风采的象征，是一条杭州的人文之河。
二、直面现实：
担负起惠及子孙后代的历史重任
世事沧桑，随着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崛起，大运河的交通功能被逐渐淡化，昔日运河两岸的商贸繁华景象日益萧条，众多历史人文景观逐渐淹没。
历史上曾经几度兴衰的京杭大运河，建国后，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多次组织全国性大规模的治理。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再一次被列为国家能源、交通建设的重大项目。
建国后，杭州市历届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对运河的保护利用，为改变运河（杭州段）的脏、乱、差面貌，先后多次对运河（杭州段）进行了整治。
一是沟通江河。
明末以后，运河入钱塘江处改闸为坝，江河从此阻隔。
从上世纪50年代起，省、市两级党委、政府就十分重视江河沟通工程，进行了工程的勘察规划，70年代完成设计方案，并于1983年正式启动了京杭大运河与钱塘江沟通工程，历时5年，挖填土石方300多万立方米，新开河道全长6.97公里,河面宽70米,可通航300吨级船舶,新建了三堡大型船闸。
江河联通工程，不但实现了江河联通,而且可与浙东运河相通,拓展航线达400余公里,为实现北煤南运、南水北调开辟了渠道。
二是疏浚河道。
上世纪50年代起，杭州市先后对武林头至塘栖段、余杭运河堤塘、德胜坝至垦山港等运河主次河道，开展疏浚拓宽、截弯取直、清除河障等治理工作，使运河杭州段全年可通60-100吨级船只，部分河段通航能力已达300吨级。
同时，为改善运河水质，自1993年起实施了运河（杭州段）截污纳管处理工程，历时8年，总投资9.4亿元，敷设了总长约60公里的排污管道，并扩建了四堡污水处理厂，使污水处理能力达到60万平方米/日，形成了城市第三条污水处理系统。
三是整治内河。
作为运河水系的市区河道，由于原有的河道运输、泄水、饮用功能的逐步淡出，不少河道淤塞、堙没。
建国初，杭州市就对中河、东河进行了多次疏竣。
1982年，结合旧城改造，重点对中河、东河总长达10多公里河道进行了综合治理，拆迁沿河单位300多家、居民7000多户，拆迁人口2.7万人，辟建了十里河道绿带走廊，改善了两河的水质。
与此同时，还对余杭塘河、帖沙河、上塘河等进行了治理。
四是修建桥梁。
建国后，为提高市区道路通行能力、适应现代交通要求，在运河（杭州段）上，自南而北，新建改建了艮山路桥、顾家桥、京江桥、城东桥、铁路桥、运河桥、建北桥、中河立交桥、中北桥、朝晖路桥、潮王桥、德胜路桥、江涨桥、大关桥等21座桥梁，有效改善了运河两岸的交通条件。
通过对运河（杭州段）进行大规模的整治，拆除旧房、搬迁工厂、截污纳管，开辟绿地，拓宽道路，新建商业、旅游、文化设施，使运河（杭州段）两岸治理取得了初步成效，为实施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运河（杭州段）保护、治理、开发，依然面临着众多的矛盾与问题：
一是运输功能减弱。
运输是古代运河最重要的功能，京杭大运河曾经担负了漕运、民运的功能。
随着公路、铁路、航空运输的出现，运河的水运功能明显下降；运河航道受到用地规模、桥梁高度、文物保护以及建筑规模的限制，航道等级明显偏低；运河航道上的码头、泊位，设计规格低，装卸设施落后，造成利用效率降低；运河货运船只多为未更新的老拖船，造成航运噪音污染，影响两岸居民正常生活。
所有这些，都直接导致了运河航运功能的下降，运河客运业务的滑坡。
据统计，市运河客运量占总客运量的比重由1979年的7%下降至1998年的0.11%。
二是用地功能混杂。
长期以来，运河两岸的用地功能繁复杂乱，工业仓储用地比例过大，居住、工业、码头、仓储等用地交错混杂，功能分区不明晰。
同时，由于运河沿线的工业、运输、仓储用地及居住小区多逼近岸线分布，或者直接占用岸线，导致滨河公共建筑用地严重不足，运河的公共拥有性和视觉通透性差，缺乏公共活动区域。
此外，运河景观布局零乱，运河开发建设缺乏统一规划设计，致使新开发的建筑之间、项目之间、区块之间缺乏协调，景观效果不理想。
三是生态功能退化。
在工业化前，杭州城市规模不大，生产生活用水量和废水排放量都相对较小，入河污水总体没有超过河流自净能力。
随着工业经济发展，运河两岸工厂规模扩大，由于缺乏排污设施，生产污废水直排运河；同时，由于运河两岸市区人口急剧增多，生活污水日益增多，加上运输船上人家的饮食起居，形成的生活垃圾也直接抛入运河，造成水体常年黑臭。
据1998年的统计，市区工业污水直接排入运河的比例高达67%，运河水质均为劣V类标准，运河实际上成了一个“天然排污场”，杭州的“龙须沟”，已经成为市区污染最严重、水质最差的河道之一。
四是文化功能衰落。
运河两岸曾经显现的建筑文化、商业文化、饮食文化、娱乐文化、民俗文化等，为后人留下了众多的清代民居、民间传说、名人足迹。
运河的几度兴废，能够代表运河文化和历史的遗迹逐渐消失，可供直接保护开发的历史文化素材十分稀少。
近40公里的运河（杭州段）有桥梁达27座之多，但仅存拱宸桥与广济桥2座古桥；运河上的武林门、艮山门两座古城门，早已不存；历史上曾经一度辉煌的“湖墅八景”都已消失；运河两岸除少数几处文保点外，与运河相关的原有城市风貌几近湮灭，自然景观开发层次低，人文景观更是缺乏影响力。
五是商贸旅游功能减退。
运河北端曾有“十里银湖墅”之称，长期以来，沿河商业繁华，沿岸商贾云集，百货登市，曾经是一派繁忙景象。
但随着水运主宰地位的丧失，尤其是客运业基本退出水运市场、货运又集中于运送低值笨重的矿建材料后，沿河原有由航运而兴起的商业地段，因缺少水运客源而变得萧条，运河的商贸地位也逐步减弱。
随着运河经济的衰落、运河两岸整体环境的下降，加上生态环境质量的恶化、历史文化遗存的缺失、沿河景观布局的零乱，使运河的旅游休闲功能也被逐渐的淡忘。
六是居住功能削弱。
运河北端曾是杭州工业的密集区，由于当时企业职工宿舍均建在工厂周边地区，造成了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交错混杂。
长期以来，居住在运河周边的40万居民，不但住房条件较差，缺少公共服务用地，缺少生活配套设施，而且受到噪声污染、水体发臭等运河环境恶化的困扰，生活环境极差。
同时，运河周边的农转非居民，在住地条件较差、市政设施不全、生活环境恶劣的城郊地区，长期以出租农民房为生，集聚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形成了不少“城中村”，如果不加整治，将出现新的城市“贫民窟”。
因此，对运河（杭州段）的统一规划、综合整治、合理保护开发，已经显得极为迫切。
面对千年运河的现状与问题，如何实施运河综合整治与综合保护，延续千年运河的历史文脉，挖掘和弘扬运河文化内涵，展示运河历史风貌；如何改变运河目前这种落后，肮脏的环境面貌，恢复运河的生态功能，改善运河生态环境；如何通过打响杭州“运河牌”，培育和强化城市特色功能，提升整个城市品位；如何改善运河居民的生活环境，提高市民生活品质；如何通过运河治理，实现运河经济、环境、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已是摆在市委、市政府和全体市民面前的“难解之题”，也是“必解之题”。
作为21世纪杭州人，必须以对历史、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增强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真正把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工程，建设成为“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世纪工程、民心工程、精品工程。
三、把握未来：
谋划运河综合保护的目标与举措
享誉海内外的京杭大运河，是一座历史的丰碑，是一曲文化的乐章，是杭州的一张世界级“名片”。
杭州，因运河而名扬四海，因运河而贵为繁华古都，因运河而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未来的杭州，要建设国际风景旅游城市，打造东方休闲之都，同样离不开对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
2002年杭州市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将“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和保护开发工程”，列入了新世纪城市建设的“十大工程”。
（一）理清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的总体思路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还河于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三大目标”，按照截污、清淤、驳坎、绿化、配水、保护、造景、管理的要求，通过实施水体治理、路网建设、景观整治、文化旅游、民居建设“五大工程”，全面提升运河生态功能、文化功能、旅游功能、休闲功能、商贸功能和居住功能，力争将运河（杭州段）打造成为具有时代特征、杭州特点、运河特色的景观河、文化河、生态河，成为展示杭州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世纪“新地标”，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的杭州“塞纳河”。
（二）明确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的主要目标
一是还河于民，为民解难，为民造福。
运河历经千年演变，已经成为一条市井之河、市民之河。
如果说古代帝王修建运河是为了“一姓之私”、籍此稳固江山，那么今天我们对运河（杭州段）进行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就是为了“百姓之福”、实现还河于民。
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市民为本、以中外游客为本，把“还河于民、为民解难、造福于民”作为运河综合保护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运河及其两岸的每一方水域、每一寸绿地、每一处景观，都是公共资源。
要通过对沿岸住宅、单位进行就地整治或整体搬迁，恢复运河的生态功能，改善运河的生态环境，创造宜人的滨河环境，全线打通运河两岸绿色走廊，并成为市民健康生活的长廊、中外游客观光旅游的长廊，让生活在运河边上老百姓喜欢住在运河边，以河为家，以河为荣，全面提升市民居住环境，让市民群众能亲近运河、游览运河、品味运河，享受运河综合保护的成果。
真正使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工程，成为让人民理解，让人民参与，让人民受益，让人民满意的民心工程，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让人民享受发展的成果”的理念，变为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工程的现实。
二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现实见证，是保护中国古代丰富文化的历史长廊、“博物馆”和“百科全书”。
大运河凝聚着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利、科学、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庞大信息，是一条历史之河、文化之河，完全具备申报世界遗产的基本要素。
千百年来，在运河（杭州段）沿岸汇聚了丰富多彩的茶艺文化、饮食文化、桑蚕丝绸文化、地方戏曲、民间曲艺，积淀了古典园林、藏书楼阁、桥梁古塔，形成了运河沿线著名的“湖墅八景”等人文景观，所有这些，既是运河文化丰富内涵的体现，也是运河“申遗”的宝贵资源。
京杭大运河流经6省（市）、涉及18个城市，而运河（杭州段）是运河目前保存较完整的区段之一，杭州应该在京杭大运河“申遗”中发挥特殊作用、争取走在全国前列。
在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中，必须高度重视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连续性和可识别性，用发展、创新的理念，按照自然景观、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三位一体”的要求，来审视运河保护、治理、开发的内容，为运河“申遗”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京杭大运河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都可与万里长城相媲美。
大运河是杭州的骄傲，是杭州的象征，是杭州当之无愧的、最有影响的世界级城市品牌，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借助这一品牌，为杭州再添一项世界级旅游产品，使大运河于杭州，就如同塞纳河于巴黎、泰晤士河于伦敦、黄浦江于上海、秦淮河于南京一样，能让人们通过品味运河，来认识城市、感悟城市。
因此，实施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对近40公里运河两岸进行整体规划，恢复旅游景观，完善服务设施，就完全有可能打响杭州的“运河牌”，形成“因河生景”、“以河生辉”、“借河生财”的良性发展格局，使大运河（杭州段）成为杭州的“塞纳河”，打造成与西湖、西溪齐名的“世界级旅游产品”，使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旅游城市更加名副其实。
（三）创新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的运作模式
实现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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