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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系集团与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翁飞
导言：
三千年一大变局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既充满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的社会大转型时期。
一方面，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世界也在进入中国。
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
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受到了无情地破坏；代表着相对先进生产力水平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却又以极其野蛮的侵略和掠夺方式，企图使中国沦为世界资本市场的附庸国和殖民地。
这样一种局面，用当时洋务派领袖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三千年一大变局”。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思潮纷呈，流派林立，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纷纷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
而这时，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后，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
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较为系统的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
这些引进尽管仍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层面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但它毕竟在这个封建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中国的近代化，就是在这样一个内外矛盾交错情势下，艰难起步的。
因此可以说，中国早期改革舞台上，洋务派是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如中央的奕訢、文祥集团，地方的曾国藩、左宗棠两个湘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
其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
一、军事工业：
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中国的近代化，起步于军事工业。
它首先是在李鸿章的淮军系统中实行的。
1862年春，淮军组建之初，曾国藩亲手为这支新成立的军队订立营制，一切仿照湘军。
配备的都是大刀长矛、以及旧式的抬枪。
然而，进驻上海后不到一年，淮军就“尽改旧制，更仿夷军”，全面的改换装备，使用洋枪洋炮、聘请洋教练，从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成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军队。
起因就是李鸿章到上海没几天，即前往英法军舰参观，“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
”在羡慕之余，密令部下将弁随队学习。
并且全力笼络当时的洋枪队统领华尔，请其帮助采购西洋军火。
但采购总非长久之计。
他打听到，当时在他大哥李瀚章手下的丁日昌，已经在广东制造出类似的大小蹦炮，并正在招募香港工匠试制西洋的开花炮。
于是锲而不舍盯着曾国藩要人，甚至于专折向朝廷请调，说丁日昌“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终于在第二年夏天把他调到上海主持炸炮局。
当时上海一共设立了三个炸炮局，其他两个分别由清军参将韩殿甲和英国军医马格里主持，但丁日昌办的这一局成效最高。
而马格里这一局则随淮军作战迁往苏州。
（插叙故事：
他们先后造出状如怒蛙的“田鸡炮”〈也就是后来的迫击炮。
和能发射80磅炮弹的开花炮，在淮军攻打苏南的战役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
丁日昌所以能够“留心西人秘巧”，与他在广东通过老乡黄达权结识了近代著名改良思想家王韬很有关系。
黄达权字平甫，少年时曾经到美国留学，精通英文，当时在来香港传教的理雅各牧师处作翻译，王韬原来在上海英国传教士所办的墨海书馆做事，因为化名黄畹向太平军上书，遭清政府通缉逃到香港，与黄达权相识。
有一天，黄对王韬说起丁日昌正在试制西洋炸炮的事，王韬听了，就动员黄把他收藏的关于西方火器制造的书找出来，由他们二人共同翻译一本《火器略说》，呈送给丁日昌，成为丁试制中的重要参考书。
后来，丁本人也成为淮系集团的重要骨干。
插幻灯片：
配淮军换装过程各种武器照片。
）
李鸿章不仅带头实践，还有较为系统的认识和言论。
他在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八日致总理衙门函中说：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里的“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确实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所以有一位著名史学家评价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边文章。
”
随后，1865年，李鸿章让丁日昌在上海就近访求，经过数月的努力，购下设在虹口的美商旗昌铁厂，将其与原来丁日昌、韩殿甲两个炸炮局合并；这时候，曾国藩在前年委托容闳赴美国采购的制造机器的母机也适时运到，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于9月联衔奏准朝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
所有局务，责成丁日昌督察筹划，先造枪炮，兼造制器之器。
1867年，该局由虹口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建后建起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等，厂房一直扩展到黄浦江边，开始建造兵轮。
后来该局于1868——1870年间，又陆续设立翻译馆、汽锤厂、枪厂、并在龙华镇建厂制造枪炮火药及铜帽炮引。
一个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辅之以修造船械的综合性新式军工企业，因为曾国藩很早就去世了，所以有关该局发展的大政方针，一直由李鸿章掌管。
它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军工企业，一直传承到今天的江南造船厂。
淮系集团举办的第二个军工企业是金陵机器局，1865年，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后，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在雨花台设厂，改称金陵机器局。
此后也逐渐扩充、改进，到60年代末，已经能够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枪炮弹和其他军用品。
第三个是天津机器局，1865年春天，由于捻军北上、京畿地区震恐，清廷在飞诏李鸿章调兵北援的同时，还命他派员赴天津协助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炸炮局，动因是应急，骨子里是企图建立由满族贵族控制的军火工业，打破汉臣的垄断。
李鸿章识破朝廷用意，起初采取敷衍态度。
但他很快就接替曾国藩率军北上直接指挥“剿捻”，加上恭亲王奕訢也正式奏准清廷在天津设局，于是这件事便由正在主持江南制造局的丁日昌兼管。
丁分别从旗记、旗昌两洋行购到八种设备，并令江南制造局代造铸炮、铸弹的各种模型用具等，于1868、1869年先后解运天津。
殊料李鸿章本人很快即于1870年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而顺理成章、不费吹灰之力就坐享其成，把天津机器局控制在淮系的阵营中。
再来看第四个——福州船政局。
它是由湘军统帅、闽浙总督左宗棠1866年创办、当年就由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的。
该局一开始和李鸿章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1872年初，内阁学士宋晋以福州船政局“靡费太重”为由，奏请将江南、福州“两处轮船局暂行停止”。
于是引发了一场有关近代造船工业的“兴废之争”。
李鸿章在这场争论中，以一篇脍炙人口的《筹议轮船未可裁撤折》，对沈葆桢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与福建两局休戚相关，另一方面也是李鸿章与沈葆桢私谊深笃、政见一致
（插叙背景故事：
李鸿章在丁未科考中进士同年中，与沈葆桢同门同房，关系最为亲近。
两人经历各不相同，交情却绝非一般。
李鸿章考试时的房师（相当于今天的班主任）叫孙锵鸣，也是当时的名士。
丁未科虽然人才济济，但他这一房只考中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两人，不由得牢骚满腹。
他乡试中举时的恩师即是大学士翁心存，也就是翁同和的父亲。
据说翁心存对孙锵鸣说：
“你先不要发牢骚，把这两个学生带来让我看看。
”于是李、沈二人在孙锵鸣的带领下，前往拜见了这位太老师。
翁心存有一大特长，就是擅长“风鉴之术”——也就是很会看相。
他首先上上下下打量了李鸿章几眼，就大惊失色地说道：
“此人将来的功业在我辈以上。
”接着又看了看沈葆桢，又说：
“这将来也是一个名臣。
你这一房考中的人虽少，但有了这两个，还有什麽可遗憾的。
”这是夏敬观在《学山诗话》里绘声绘色描述的一段。
沈葆桢生于1820年，大李鸿章三岁，但进士及第的名次却排在李鸿章以后三名〈李第39名而沈第42名〉。
他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父亲沈廷枫，道光举人，娶了著名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六妹林惠芳为妻，也就是沈葆桢的妈。
沈家在沈葆桢年幼时十分清贫，但林惠芳在沈葆桢五岁时就开始教他读书，常常在夜里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给儿子逐字讲解。
除了智育以外，沈母还很重视孩子的德育。
沈葆桢小时候胆子很小，夜里听见猫叫都害怕。
沈母便用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来教导，她问儿子：
“你敬仰历朝历代的忠臣孝子吗？
”葆桢回答：
“当然敬仰。
”沈母随即举例说了许多古代忠臣孝子九死一生、百折不挠，才能成就事业的故事。
看到儿子听得很专注，就问道：
“你知道他们的胆子从哪儿来的吗？
”葆桢说：
“他们天生大胆。
”沈母便说：
“不对。
因为他们做人做事都堂堂正正，心里想的都是如何孝敬父母、报效国家，所以胆子就大了。
”随后又经常有意让沈葆桢独自往返阴森可怕的地方，一来二去，沈葆桢的胆子也就练大了。
沈葆桢13岁时，与他的表妹也就是林则徐的次女林普晴订婚，从郎舅到翁婿，真是亲上加亲。
林普晴比沈葆桢小一岁，出生在中秋节的子夜，皓月当空，所以林则徐给她起名普晴。
由于沈廷枫一直没有出来做官，沈家的家境也一直十分清寒。
林则徐贵为封疆大吏，能看上这个穷外甥，说明他很有眼光，他看上的，正是沈葆桢的勤奋和才华。
1839年沈葆桢考中举人的当年，也就是林则徐下决心在虎门销烟的前夕，命沈葆桢与林普晴完婚，可以说得上是托付有人了。
林普晴也不愧是名门之后，在沈葆桢赴京会试屡试不第的艰难岁月里，她把陪嫁的首饰和细软都典当一空，并把金手镯换成藤手镯，终身佩带，作为支持丈夫学业的象征。
沈葆桢考中进士后，和李鸿章一同被点为翰林，当了三年翰林院庶吉士，又一同当了三年翰林院编修。
1853年，李鸿章回乡办团练，沈葆桢则沿着传统的仕途于次年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
……后来，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的同时，曾国藩在1862年初也上奏力荐，将沈葆桢破格提拔为江西巡抚，跨入了封疆大吏的行列。
李鸿章和沈葆桢从同学、同事到同僚，他们之间的公私往来是很频繁的。
李鸿章在1858年底投奔曾国藩时，特意绕道广信，与沈葆桢彻夜长谈。
后来李鸿章和曾国藩闹矛盾，在湘军幕府感到不太得志，想去沈的家乡福州当道台。
沈葆桢得知后，立刻写信劝李鸿章不要赴任，而是留在曾国藩身边等待机会。
他们差不多同时当上巡抚，李在江苏、沈在江西。
两人都负有向围攻天京的湘军协助军饷的任务，这也是曾国藩保荐他们的一个重要条件。
沈葆桢不像李鸿章那样圆滑，他认为江西也没有江苏富裕，所以不但不愿协饷，而且还上奏要求截留江西漕粮税银五万两，用作江西本省军饷，接着又截留江西厘金。
使得他的上司兼恩主曾国藩大为光火，在朝廷打起了奏折官司，闹得不可开交。
于是李鸿章一连写了好几封信劝沈葆桢，做人既要讲信用也要讲义气。
这件事最后在朝廷的调解下对曾、沈二人各打五十大板了结。
但李鸿章这时候的形象和声誉显然比沈葆桢要好得多。
1866年，福州船政局的创办者、闽浙总督左宗棠调任陕甘，专折保奏正在家乡守孝的沈葆桢接替他担任船政大臣。
当时清廷已有意让新任闽浙总督、李鸿章的好朋友吴棠接办船政事务，左宗棠当然不愿意。
他和李鸿章是冤家对头，但对沈葆桢却非常器重，于是三顾茅庐请沈葆桢出山。
殊料沈葆桢接任后并不分湘淮畛域，他主持开办的船政学堂，派出了近代最早留学西欧学习海军的学生，他们当中，如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萨镇冰、叶祖圭、还有严复等人，学成回国后都被李鸿章吸收，成为北洋海军的栋梁之材。
1874年，日本侵略军借口琉球渔民被牡丹社原住民杀害事件，大举侵入台湾，盘踞琅峤一带。
清政府授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前往台湾办理海防和对日交涉事宜。
这项任命据说是出于李鸿章的密荐，他认为必须要有一个有勇有谋、刚柔相济的大臣才能担此重任，而沈葆桢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沈葆桢果然不负众望，临危渡台，到台湾以后，他看到防务十分空虚，便向朝廷报告，要求从北洋抽拨3000人、南洋筹拨2000人共五千人驰赴台湾。
李鸿章认为此时南北洋防务均很吃紧，无兵可调。
于是便把刚从陕甘前线撤回徐州休整的淮军铭武军马步13营共6500人，由唐定奎统率，成建制地开赴台湾，有力地支持了沈葆桢在台湾的布防。
这唐定奎是淮军刘铭传手下一员猛将，合肥西乡唐老圩子人。
他排行第五，因为身材高大而且肚子特别大，所以有一个绰号叫作“唐五肚子”，他的四哥唐殿魁也是一员猛将，在尹隆河战役与捻军作战阵亡。
合肥乡间有一句顺口溜：
“刘六麻子李鸿章，唐五肚子后添汤。
”就是说他是接替四哥当上铭军统领的。
这支铭武军，实际是淮军两大主力——刘铭传的铭军和郭松林的武毅军撤并以后合成的精锐主力，来到台湾，犹如蛟龙入海，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极大的威慑，促进了琉球事件的顺利解决。
为了迎接淮军进驻，同时进一步加强台湾防务，沈葆桢不惜巨资，在台南姚莹当年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安平古堡不远处，修起了一座具有近代较高防御水平的军事城堡，沈葆桢亲笔题写了堡名——“亿载金城”，意思就是希望宝岛台湾的防务千秋万载固若金汤，至今遗址尚存。
〈1995年春笔者首次访台时，在城堡外的山丘上，曾亲眼看到不少淮军将士的坟冢，仿佛仍在默默地守护着城堡，也仿佛正在充当着无声的历史见证。
〉
由于日本侵台的刺激，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兴办海军。
按照一些大臣的设想，需要办南洋、东洋和北洋三支水师，或至少南、北洋一起举办。
但当时清政府财力拮据，主持此事的李鸿章在写给大哥的私房话里也感慨说：
“海防题目太大，恐怕交卷不起。
”这时候，已经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沈葆桢，毅然作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就是把朝廷原定每年拨款四百万两，平均分给南北洋作为海军经费，主动全部让给北洋，以便李鸿章全力以赴，加快北洋海军的建设。
这种南款北让、顾全大局的做法，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是极为罕见的。
不仅如此，后来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与洋商争利，沈葆桢也积极支持，当招商局计划用222万两银子买下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但经费尚无着落时，沈葆桢鼎力相助，从江苏各项财政收入中拨出一百万两白银，成功地收购了旗昌公司。
李鸿章一想到这两件事，就不由得感慨说：
“幼丹（沈葆桢字）真是个光明磊落的伟君子。
”按：
此段仅作讲述，不是正文。
）
所以，尽管当时曾国藩、左宗棠等洋务重臣都不同程度地对沈葆桢表示了支持，而李鸿章的议论，是最有说服力的。
他认为：
“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
况彼之有是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制于百数十年间，而浸被中国已如是之速。
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自立耶？
”又认为沪、闽两局的开办，“皆为国家筹久远之计”，所以决不应裁撤。
在两年后的第一次海防大筹议中，沈、李二人，再度表示了基本一致的立场。
因此，当1875年7月15日，沈葆桢接到谕旨调任两江总督，他首先考虑的继任船政大臣人选有两人：
郭嵩焘与丁日昌，均是出自李鸿章的建议。
并且他们在海防筹议中也都发表了出色的见解。
但郭嵩焘因顾忌到与该局创办人左宗棠的芥蒂而不愿就任；于是沈葆桢便全力推荐丁忧限满的前任江苏巡抚丁日昌。
丁之后的的继任者在中法战争前，有吴赞诚、吴仲翔、黎兆棠、张梦元、何如璋、张佩纶。
除张梦元外，其余均为淮系中人物。
由此可见，淮系的势力此时也逐步渗入到福州船政局。
这方面还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福州船政学堂学生派遣出国，及其归国后留为北洋所用。
综上所述，在足以囊括中国早期近代化成就的近代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和他的淮系集团创办并掌握了前面三个；后来又参与控制了第四个。
由此亦足可见其影响之大之深了。
（插幻灯片：
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军工企业照片，重要人物照片、重要言论摘录等）
二、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
在创办近代工业的同时，洋务派普遍感觉到寻觅和培养“制器之人”的重要，当时有三个途径：
一是聘雇洋教练、洋技师，也就是“洋为中用”，但这不可靠也不能做久远之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金陵机器局由马格里督造的大炮接连发生爆炸，因为他本人只是一名军医，并不懂军工制造）；二是派遣留学生（先后有留美幼童、赴欧洲学习陆军军官和福州船政学堂留欧学生），在当初也有远水不解近渴之虑。
第三条就是在国内通过设学堂、译西书，就地训练培养人才。
但这在当时，同样面临封建士大夫的强大阻力。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866年底的京师同文馆之争，当时奕訢、文祥等洋务派上奏要求在京师同文馆内设立传授西学内容的天文算学馆，遭到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他最代表性的言论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因，在人心不在技艺。
”
而在北京还在为要不要学西学吵得不可开交时，李鸿章和他的淮系集团把持下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里，却已经在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正是因为看到人才的重要性，所以李鸿章在创办江南制造总局之前，就已经于1863年3月11日奏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馆，形式仿照京师同文馆之例，所以一开始又称上海同文馆，到1867年始改称“上海广方言馆”。
最初设在上海县城的旧学宫后面敬业书院西侧。
第一任学监即为冯桂芬，他是近代早期著名改良思想家，林则徐的门生、时任淮军的高级幕僚，曾以《采西学议》名动公卿，这时又为学馆拟定《试办章程十二条》，对教学制度和学习内容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当时学馆的中堂上，悬有李鸿章与冯桂芬亲笔书写的楹联，李联是：
“声教遍东西，六寓同文宣雅化；诵弦宜春秋，四方专对裕通才。
”冯联是：
“九丘能读是良史，一物不知非通儒。
”形象地体现出了创办者的宗旨。
而李鸿章所以能支持广方言馆的开办，就是他敏锐地看到了：
“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
广方言馆开办六年后，1869年，由当时的江海关道涂宗瀛禀准南洋大臣马新贻，将学馆并入江南制造局，理由是制造局本身在前一年夏季设立了翻译馆。
这是由近代杰出的科学家徐寿向当时的制造局会办沈保靖、冯焌光提议后设立的。
广方言馆与它事同一律，所以归并。
归并后的学馆新址设在制造局高昌庙新址的西北隅，1869年底竣工，共有楼房、平房8栋74间，楼上24间为翻译馆，楼下及平房50间为广方言馆。
制造局总办此时又兼任广方言馆总办，总办冯焌光、郑藻如于是重新拟定了《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广方言馆课程十条》，对规章制度和课程设置进一步规范化。
他们还根据李鸿章的授意，希望通过曾国藩禀请朝廷，对于广方言馆的优秀学生，能够赏予举人头衔，允许他们“一体会试”，这实际上也是李鸿章“士终身悬为富贵功名之鹄”思想理念的具体体现，但终因曾国藩过于拘谨而未能实行。
（背景资料：
后来在1874年的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又进一步阐发了他的教育改革观点：
“科目即不可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
”这里的“另开洋务进取一格”就是反映了他要求改革科举制度。
）
广方言馆先后开办长达42年，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较为专业化的外交洋务人才。
如从1868年起，该馆先后五次共选送28名学生赴京师同文馆深造，大都成绩优异，其中有8人先后担任出使大臣和驻外公使，即：
汪凤藻、杨兆鋆、刘式训、陆徵祥、吴宗濂、刘镜人、唐在复、戴陈霖。
另外还培养出了从事西学翻译和教育的大量人才，杰出的有：
汪凤藻（后任南洋公学校长）、席淦（知名数学家）、经亨咸（北洋海军医学校校长）、吴匡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徐绍甲（江苏高等学堂法文教员）、郭世绾（北京大学教授）、钟天纬（上海三等公学创始人、近代小学教学法改良家），以及严良勋、朱格仁、瞿昂来、朱敬彝、黄敬尧、吴宗濂、周传经等人。
至于翻译馆，也是在晚清社会中由官方出面，创办最早、历时最久、译书最多的一个机构。
当时在馆内从事翻译工作的，除了主持其事的徐寿及徐建寅父子，先后还有华蘅芳、舒高第、赵元益、郑昌棪、钟天纬、瞿昂来、李凤苞、贾步纬等中国学者，以及傅兰雅、林乐知、伟烈亚力、金楷理、卫理、秀耀春、罗亨利、玛高温等西方学者。
译书的程序是：
（1）由傅兰雅等人从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订购西文书籍；
（2）由西方学者将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再由中国学者逐句笔录；（3）由精通古文的中国学者将笔录好的全篇修改润色，使之符合中文文法；（4）校印出版。
译书馆创设之初，傅兰雅等曾提出，是否先从翻译《大英百科全书》入手，可以对西方科学和语汇的概念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清政府地方大员决定先从洋务活动迫切需要的学科与门类开始，也就是急用先译。
于是就有了上述这样一套程序。
有急用先译，就有急用先学，为了解决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些前所未有的译名对照和规范问题，翻译馆先后编译出版了《金石中西名目表》（1883）、《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1887）《汽机中西名目表》（1889），为后来学习和介绍西学的学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后学者如梁启超，对这些对照表称道备至，认为它们将“西字、译音二者并列，最便查验，所定名目，亦切当简易。
后有续译者，可踵而行之。
”至于译作的文字润色，毋庸讳言，由于近代中国的第一批科技专家如徐寿、华蘅芳等人都是放弃举业而专攻经世格致之学亦即近代自然科学的学者，古文造诣在当时相对略显薄弱。
李鸿章等为此也想了一些弥补的办法。
著名的桐城名士、文献校雠学家萧穆（敬孚或敬甫），就是在翻译馆设立之初，被曾、李二人推荐到馆里从事文字润色工作的。
（背景资料：
据冒广生（字鹤亭）回忆，萧穆在同乡好友吴汝纶1865年考中进士后，曾陪同他一起去谒见曾国藩，“湘乡询吴先生乡、会试座师、房师，知吴先生会试出周（畇叔、冒广生外祖父）房，曰：
‘吾门生也……然则汝小门生也。
’吴先生遂拜揖，称小门生。
湘乡又曰：
‘小门生尊而不亲，不如门生。
’吴先生遂再拜，称湘乡曰‘老师’，自称曰：
‘门生’矣。
既而问萧来意，萧以谋食对。
湘乡即就客座书一字使谒合肥。
书曰：
‘桐城萧穆，今之读书种子也。
岂可使读书种子而无噉饭之地耶？
’合肥得书，聘为上海制造局编纂。
”金天翮《皖志列传稿》萧穆传也记载：
“同治初年，金陵克复。
曾国藩督两江，注意文事，延揽学人。
穆以县诸生上书幕府，时上海方创立机器制造局，附设翻译馆，译欧美天算舆地声光化电诸书，用文笔雅驯者讨论修饰，穆首予焉。
”再据吴孟复先生考订：
除了年限记载有误（萧穆正式进入翻译馆应在1872年），上述的其余记载大致是准确的。
）
萧穆只身居沪三十余年，“居广方言馆，同馆中习西学者朝夕相见，未尝款洽，人也诮其腐拘。
”也许正是这种字斟句酌的“腐拘”，使得当时西学译书既文笔雅驯又不失本意。
根据翻译馆译员陈洙所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统计，从1871年到1909年，共有译书160种，几乎涉及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成为当时西学传播的一个中心，它的影响绝不亚于江南制造总局本身。
这大半应归功于淮系成员的努力。
（补充叙述：
在李鸿章创办和支持近代各项教育事业的活动中，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他对上海格致书院的支持和捐助。
“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简称，它本来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一个哲学范畴，语出《礼记大学》：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
”也就说必须穷究事物的原理才能获得知识。
由此而阐发，到了清末，便把从西方传入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统称为“格致之学”。
创办格致学院的动议是由我国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以及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等人一起提出的，麦华陀是近代来华的著名传教士和翻译家麦都思之子，麦都思又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学翻译和印刷机构——墨海书馆的创办者。
他们当时所倡办的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它既不属于西方教会和外国机构，又不完全由中国人管理，在最早发起倡办的八名董事中，中外各占四名，中国人有徐寿、徐建寅父子、唐廷枢和一位清军副将王荣和，外国人有传教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福弼士和麦华陀。
可以称得上是中西合璧了。
书院虽然由董事会聘请监院管理，经费由民间捐助，但在当时官本位的体制下，没有一个权势显赫的大人物出来做台柱子是不行的。
徐寿父子当年在安庆湘军大营帮助曾国藩试制火轮船“黄鹄号”的时候，和李鸿章有过数面之缘，后来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和李鸿章又有了上下级关系。
于是徐寿便以“卑职”的身份向远在天津的李鸿章接连上了两份禀帖，请他“酌拨经费”，赞助和支持格致书院的开办。
当时正是1874年海防大讨论的热潮以后，李鸿章显然十分愿意倡率一种向西方学习的风气。
于是，我们在台湾王尔敏先生所著的《上海格致书院志略》中，看到一张捐助人的统计表，当时各方人士捐银的总数是6929两，李鸿章赫然列在首位，一个人就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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