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码转换与民族身份的建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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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码转换与民族身份的建构

语码转换与民族身份的建构

提要：

民族身份的建构有时可以通过语码转换来实现。

言语调节﹑语言态度和心理动机等理论都强调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心理因素，将三者结合起来可以有效探讨这一建构过程。

本文从社会心理语言学角度探讨语码转换与民族身份建构的复杂关系，旨在阐释促使人们在交际过程中选择特定语码或转换语码时的社会心理原因及其在民族身份构建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语码转换；民族身份；言语调节；语言态度；心理动机

codeswitchingandtheconstructionofethnicidentity:

asociopsycholinguisticperspective

liuchengyuwulingli

（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china;yuxinhighschool,hangzhou310011,china）

ethnicidentitiescansometimesbeconstructedthroughcodeswitching.thisprocesscanbesuccessfullyexpoundedbyintegratingthetheoriesofspeechaccommodation,languageattitudeandmotivation,allofwhichemphasizethesociopsychologicalfactorsoflanguageusers.therefore,asociopsycholinguisticapproachtothefunctionofcodeswitchinginconstructingethnicidentitieswillbeprovedtobefeasible,especiallyinexplicatingwhypeoplechoosecertaincodesorswitchtheircodesincommunication.

keywords：

codeswitching;ethnicidentity;speechaccommodation;languageattitude;motivation

语码转换作为语言接触和跨文化交际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一般指在同一交际片段中交替使用两种、多种语言或语言变体，但广义语码转换也包括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之间的选择。

（gumperz1982）当今，各国间的移民、跨文化交流、语言接触日趋频繁，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常常会遇到语码选择问题，尤其在和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人交谈时，语码转换显得极为敏感，因为此时语码转换与民族身份的建构联系密切，一种语码在很大程度上指示一个人的民族身份。

（myersscotton1993）这种社会身份的建构过程常常和说话人及其所在言语社团的语言态度、心理动机及言语调节取向等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

本文将从社会心理语言学角度探讨语码转换与民族身份建构的复杂关系，以阐释促使人们在交际过程中选择特定语码或转换语码时的社会心理动因及其在民族身份构建中的重要作用。

1语言的社会功能与族群特征建构

社会语言学研究通常把语言视为交际系统和表意系统（luckmann1984），系统功能语言学则把语言看成一种社会符号系统（halliday1978,1985,1994）。

显然，个人之间的交往需要有一些共同的系统。

在这些系统中，语言虽非唯一，但从人类进化以及心理发展这两重意义上说，却是其中最重要的系统，它对社会关系的建构有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语言作为表意系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社会提供共同的世界观。

通过这种共同的世界观，语言对群体意识的建构﹑对群体认同的符号化做出重大贡献。

（bernstein1964）

从语言承担的交际和符号双重功能着眼，许多社会语言学家认定语言是“族群特征”的构成成分。

“民族”作为一个族群，一般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

一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二是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族群意义上的民族。

但无论在哪一层面，语言与民族特征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herder指出，以共同的语言为基础组成民族是人类最自然、最系统的组合方式，语言是各民族最神圣的属性，也是它们彼此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

（herder1972）语言与民族性源于共同基础，但它比民族性更清晰、更强烈，以至于民族性往往必须由语言传导。

2民族身份建构与语码转换

2.1民族身份的定义及性质

民族特征可以通过个体的民族身份体现出来，而民族身份也是个人社会文化身份的一种表现形式。

那么，民族身份的具体定义是什么，它又是以什么样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呢？

“民族身份”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被学者们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但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至今仍未在其定义标准上达成一致意见，甚至对“民族身份”这一概念定义的客观性表示质疑。

（leets,giles&celement1996）传统的关于“民族身份”的定义与心理、文化、经济、生理因素相关。

例如，edward（1985）强调心理的中心作用，因为他把民族身份定义为个人对群体的忠诚，但他同时也提到，要维持民族身份，一些具有民族标志性的东西是必须保持和传承下去的，如语言和宗教等。

buriel&cardoza（1993）将民族身份等同于心理上的归属，而无须考虑生理、文化、社会等因素的不同。

如果一个人将自己归属于一个特定民族群体，那他就会很乐意被视为该群体的一个成员。

farley（1990）把社会和文化因素作为定义“民族身份”的重要因素，如国籍、语言、宗教等因素。

根据huntington（1996）的观点，民族组成的许多要素中，位于核心的是宗教和语言，而语言更显露，历史更悠久。

其实，民族身份的确与心理上的归属密切相关，但它必须通过具有民族标志性的外在事物表现出来，而最具民族特征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语言。

语言是一个人从属于某个民族的标志，是表现民族感情的基本手段，通过语言的使用能够对民族身份进行建构。

另一方面，语言是多样性的，语言使用过程是动态性的，所以由语言指示的民族身份也是动态性的。

民族身份的这一特征也能够从民族存在的特征中找到合理的解释。

民族存在具有客观性和动态性。

民族与生俱来﹑有凝聚在文化传统中的本质的一面，也有建构的一面，它通过移民﹑归化或其它活动重新构建自己的界域。

尤其是在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界域逐渐模糊，“民族身份”受到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族群认同的动力机制，本土化也因此发展。

在国际化与本土化这两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背景下，“民族身份”的动态性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

另外，个人的民族身份也具有多重性，即一个人可能拥有多种民族身份，但在具体情境中，只有一种身份最突出。

例如，一个人可能同时拥有犹太人的民族身份（根据其祖先来源和宗教信仰）﹑美国人的民族身份（第一根据其国籍，第二根据其以英语为母语）﹑以色列人的民族身份（根据其现在的居住地和宗教信仰等）。

但一般在某一情境下，人们只能突出强调自身民族身份的一个方面。

2.2语码转换与民族身份建构

语码是人们进行交际的符号系统，它既可以指一种语言或一种语言变体，也可以指一种方言﹑语体或语域。

（wardhaugh1998）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pierce1955）认为，在语言符号和其所指之间存在3种关系，其中的指示关系（indexicality）意为某些语言符号能指示其所指，如现代英语aint这一用法常指示其使用者来自某些方言区，所受教育不多或社会地位较低。

因此，语码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系统，能够指示说话人的社会文化身份及其言语社团的社会文化特点（myersscotton1993），而语码指示个人的社会文化身份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表明民族身份。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语码选择、语码转换和语码维持都与个人民族身份的选择、改变与维持密切相关。

语码转换发挥着建构民族身份的作用。

在一般情况下，语码与民族身份之间的关系是静态的，即说话人保持使用某一语码的状态，由语码所指示的说话人的民族身份自然也就保持不变。

但当发生语言接触时，这种静态的关系往往会被打破，而转为动态的关系。

因为在这一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语码转换现象，即在不同民族的语码之间进行转换，而此时说话人的民族身份很有可能会随着语码的转换而改变，尤其是在说话人已将自己融入到新的民族环境中，将自己视为该民族的一员时，其民族身份转变或重构的几率就更大。

3影响语码转换的社会心理因素

众所周知，语码转换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如语言政策﹑主流社会的语言环境﹑语言接触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社会文化因素并不是语码转换的唯一决定因素。

人既是社会的人，也是个体的人，其言语行为不仅受到社会规则的制约，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心理因素对语码转换更能产生影响，有时甚至可使语言使用背离一定语境下的社会语言规则。

也就是说，言语行为除了依据客观语境之外，还是一种涉及语言社会心理的言语选择过程。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下面我们将运用社会心理语言学中的3个重要理论——言语调节理论、语言态度理论和心理动机理论——对通过语码转换建构民族身份这一过程进行探索。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社会心理语言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社会心理学和语言学的交叉，而这3个理论正是涵盖在其范围之内的。

由giles等人提出的“言语调节理论”毋庸置疑是社会心理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而态度和动机也是社会心理学的两大核心概念，当其与语言学结合时，交叉构成的新理论自然就可视为属于社会心理语言学的范畴了。

3.1言语调节

在语码转换的社会心理语言学研究领域，giles（1979）提出的“言语调节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一理论主要包括“语言趋同”（convergence）和“语言趋异”（divergence）两大概念。

语言趋同即说话者调整自己的语言或语体，以更接近谈话对象的语言或语体，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建立共聚量，借此确立“群内成员关系”，把自己归属于对方，并减少自己在达到目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语言趋异即说话者调整自己的语言或语体，有意突出与对方的差别和分歧，主要是为了保持说话人自己的社会身份特征和群体特征。

①是马丁路德金在196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时演讲thequestforpeaceandjustice中的一段，属典型的“言语趋同”式语码转换：

①thedeeprumblingofdiscontentthatweheartodayisthethunderofdisinheritedmasses,risingfromdungeonsofoppressiontothebrighthillsoffreedom.inonemajesticchorustherisingmassesaresinging,inthewordsofourfreedomsong,“aintgonnaletnobodyturnusaround.”allovertheworldlikeafever,freedomisspreadinginthewildestliberationmovementinhistory.

这里，金开始使用优雅而富有文学色彩的标准英语变体，中间（引号中的直接引语）插入了黑人英语，表明了他的黑人种族背景及其对黑人民族和黑人英语的认同。

金通过使用英语变体向他的同胞靠拢，告诉他的同胞他是黑人群体的一员，确立群内成员关系，充分体现了他的亲近心理。

这样的身份标志比其他任何形式都更具凝聚力。

分析表明，言语调节理论对语码转换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并非所有的语码转换现象都能用语言趋同或趋异来解释。

这时我们就必须借助其他分析手段才能更好地解释这些现象。

言语交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个人的社会心理与其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须要借助社会心理语言学的其他理论，如语言态度﹑心理动机来分析。

3.2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指的是人们在两种或多种语言﹑方言的具体可鉴别的特征中作出的一种价值判断。

语言态度主要可分为两大方面：

（1）感情方面的语言态度，指说话人在感情、情绪上，听、说特定语言时的反应和感受。

它往往与说话人的母语和文化背景甚至个人的生活经历（比如长期定居于某语言地区）等因素紧密联系；

（2）理智方面的语言态度，指从实用或功利目的出发，对特定语言进行理智上的评价。

它往往反映了说话人所处社会中特定语言的实际功能和社会地位。

（陈松岑1999）这两方面综合到一起的语言态度，常常影响说话人的语码选择和转换。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一种语码在很大程度上指示一个人的民族身份，所以可以说，语言态度间接地建构了民族身份。

感情方面的语言态度也可称为“语言感情”，常常表现为人们把一种语言和它所相关联的国家或民族群体联系在一起，表达对本族语言的忠诚和热爱。

这在移民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它反映了一种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

一方面，一个社会集团的成员在他的母语不流行的社会环境中，强烈地感受到要用母语彼此交际；另一方面，虽然掌握了另外一个社会集团所使用的语言，但是他总认为只有使用他的母语对话，才最能表达感情。

比如新加坡华人在须要表明自己的民族身份或表达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归附时，都会由使用英语转为使用华语。

（陈松岑1999）

理智方面的语言态度表面上是主观的，但实际上不能不受社会舆论的影响。

理智的语言态度当然主要取决于特定语言在使用中的功能以及它可能赋予说话人什么样的社会地位。

这一点在移居到美国的移民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中的大多数迫于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现实的压力，往往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转而使用英语，为的是尽快融入到主流社会，为自己各方面地位的提升创造条件。

（杨寿勋2003）

有些语码选择或转换体现了说话人感情与理智两方面的态度。

如hidalgo（1986）报道，相当大比例的德利雷斯（juarez）居民坚持对墨西哥西班牙语的忠诚。

原因之一是这一语言变体是他们的母语，它能在人们的情感世界里激起强烈的民族身份意识；二是墨西哥西班牙语在全国境内享有无可争议的最高地位,德利雷斯人把它视为表达群体团结及保持与墨西哥的紧密联系的一种有效手段；三是在墨西哥，凭借使用墨西哥西班牙语可以获得经济、教育和政治地位的提升。

当一种语言（通常为母语）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民具有潜在的团结力量且语言自身地位较高时，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用其表达情感或达到自己的现实目的。

可以看出，对墨西哥人来说，坚持对西班牙语的忠诚可以表明的他们民族身份，而且也可以从中获得他人对自己的认可。

（finlayson,calteaux&myersscotton1998）

但是有时，情感态度和理智态度不能兼顾，到底哪一个占上风，就要视个人和具体的社会团体而定了，看他们愿意牺牲哪一方面的态度需求。

在美国，黑人英语是很受歧视的，它主要被美国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所使用，其语法和发音特点也往往被那些未受教育或最贫穷的人所使用。

但是，尽管如此，一些接受过很高教育并拥有很好工作的黑人仍然崇尚并乐于使用黑人英语，因为它指示他们的民族身份。

（rickfordetal.2000）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经常将使用本民族特有的语言作为表明自身民族身份的一种手段，作为对社会潜规则的反抗。

3.3心理动机

除语言态度外，个人的心理动机也能影响语码的选择和转换，进而影响民族身份的建构。

人的心理动机指人从事某项活动的驱动心理或内部动力。

动机能引导行为，是主体趋向目的的内驱力；需要则是动机的心理来源。

根据lepage（1968,1975）提出的身份行为模式理论，说话者言语行为的一个普遍动机是让自己的语言和想要与之认同身份的群体语言尽量一致。

那么，人们这么施为是要满足什么心理需要呢?

笔者基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maslow2007），认为归属与爱的需要是最重要的驱动因素。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人人都须要有某种归属感，须要有自己的社会身份认同；同时，个体也希望获得他人的爱，希望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希望融入一个群体或与其他群体保持和谐。

民族身份是个人社会身份的一方面，也是个人群体归属感的一方面。

当一种语言成为一个民族的象征时，就会牵涉到“民族身份”和“语言忠诚”的问题。

例如，欧盟各成员国都希望在欧盟机构中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这与人的民族认同感密切相关。

（伍慧萍2004）人们通过使用语言定义和描述自身的存在，语言群体通过使用共同语言确立什么是自我的，什么是异己的，突出自身的民族身份。

前面提到语码转换能维系语言社团内部的团结，特定模式的语码转换还能避免冲突，以保持社团与外界的友善关系。

语码的适时转换可以让说话者显得友善、合作、开放、大度，有利于建立交际双方的共同立场、缓和紧张气氛、减少人际冲突。

特别是在某些多种语言文化并存、种族矛盾一触即发的社会背景下，语码的灵活运用和转换是理顺人际关系的关键。

正因为如此，南非的滕比萨等多语混杂的黑人城镇的居民随时做好了彼此适应的准备，并相信有这样做的必要，因为人际关系在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中复杂微妙。

（finaysonetal.1998）另外，在对外交流时将母语及时切换到通用语码，以避免自身的民族身份与外界冲突，也被不少双语社团视为言语行为规范，其目的就在于保持与其他语言社团的和谐关系。

如加泰罗尼亚语的使用仅限于加泰罗尼亚人之间。

如果有外人在场，他们则使用西班牙国语加斯他利语，以利于和其他群体的交流﹑沟通。

（woolard1989）

但当避免民族冲突﹑保持与其他群体和谐关系的动机与维护族群权益的动机相矛盾时，前者经常让位于后者。

在当今世界，本土化的趋势并未因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剧而扭转。

近20年来，发达工业国家都遭遇到了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问题。

加拿大、西班牙、英国、比利时等西方国家都存在族群的本土语言与国语相抵触的问题。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国后裔为法语作为当地唯一官方语言而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抗争;即便是在魁北克以外的地区与联邦政府官员的交往中,加拿大法裔人士也倾向于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

（painchaud1977）类似的例子还有，操威尔士语和英语的威尔士双语居民不愿放弃威尔士语，比利时北部居民不愿因官方使用法语而放弃本土语言弗莱芒语，等等。

（balsometal.1984）这些双语族群将语码选择的本土性和民族性作为抗衡族外强权、维护本族语言和文化特色、捍卫民族地位和权益、保持民族内部凝聚力的一种手段。

语码选择与民族权益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政府首脑们的外交语码使用规律中也可见一斑。

在谈论非原则性的话题时，首脑们的语码可以在本族语和造访国家的语言中来回切换，但当需要代表本国谈论严肃的政治话题、发表政治或外交声明或宣言时，他们则会毫无例外地选用本国的官方语言。

例如，在1919年法国巴黎和会上，在谈到中国东北3省割让给日本问题时，中国外交特使在大会发言中声明中国政府立场时，一反惯用的工作语言——英语，使用了本民族的语言——汉语。

此时，说话人语码转换的动机就是借助母语，彰显自己的民族身份，并且表明自己坚决维护本民族的权益，绝不容忍外族侵犯的心理。

3.4语言态度﹑心理动机与言语调节的相互作用

以上分别讨论了言语调节、语言态度﹑心理动机3者在通过语码转换来建构民族身份这一过程中的影响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它们之间是各自独立﹑互不影响的。

相反，3者所涉及的心理因素是相互影响的。

在不同情境中，这些社会心理因素之间有时相互竞争，有时相互兼容，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在综合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最终选择特定语码或转换语码，通过语言符号的指示性建构自身的民族身份。

4结束语

在当今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大潮中，国际交流日益加深，民族身份的多重性和动态性日趋明显，通过语码选择或语码转换建构民族身份的现象也日趋频繁。

本文主要从社会心理语言学角度出发，探讨了语码转换与民族身份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研究表明，言语调节理论中的“言语趋同”和“言语趋异”可以解释一些语码转换现象，但说话者的语言态度、心理动机等社会心理因素具有更强大的解释力，而这种解释力在与民族身份﹑民族意识相联系的语码转换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类与民族身份相联系的语码选择和语码转换并不是盲目的，它是说话者用于建立、超越和消除群体界限的一种言语策略，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民族感情。

在这种情况下，语码转换往往彰显或重构了民族身份，从而维护了民族内部的团结和社会政治权益，或者增进了族群之间的融洽与和睦，避免了族群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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