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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中儒家文化的回归

儒家文化的起源

最近几年社会上有一种舆论，即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认真探究起来，又有些不太合理。

信仰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导向，即更信什么、一般信什么、更不信什么。

以前中国社会普遍穷，只要能发展，能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全国人的思想就高度地一致。

因此以前党中央对社会的宣传教育基本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或者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可是现在，中国经过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社会组织的资产规模大了，内部自然会分出几个阶层。

有了不同的阶层，自然就有了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思想[]。

一旦碰到一个社会问题，不同阶层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没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是非标准，这就大大增加了社会的管理成本，也是当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原因。

因此，并不是中国人没有信仰，而是价值观的多元化造成社会没有形成一个普遍认可的共同信仰。

那么中国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就没有形成一个绝大部分人认可的共同信仰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各种思想碰撞并最终选择了一个能代表各阶层利益的普适信仰，这就是儒家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社会大变革，其特点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就是公有经济衰落，私有经济崛起。

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集体耕作方式。

因此春秋中期之前，中国农村社会的组织形式是农村公社、宗族社会。

当时社会也讲孝，但对象不是活着的父母，而是死去的祖先。

因为要保持大集体的地位，就必须创造一个大家普遍尊崇的偶像，这就是祖先崇拜。

春秋中期，小家庭能独立开荒、播种和收获了，因此宗族社会的农村公社向家庭生产方式转变的序幕就拉开了。

私人经济的崛起激发了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演变成对土地的争夺。

老百姓凭体力创造财富。

政府官员没有体力，但有权力，于是乱摊派，多征税的现象就产生了。

在这个背景下，强调中庸之道也就是凡事都要适度的儒家思想被创立起来。

为解决社会的无序现象，代表小农经济的儒家主张通过教育的方式，以义节利，强调民间自觉的力量。

儒家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形成了“仁”和“礼”为主的张力结构，强调内圣外王。

后世奉四书五经为经典，并巧妙将“仁礼”关系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性原则。

儒家文化的守礼思想，能使社会安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守礼思想，有教导人们守于本份，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这能使社会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儒家文化的重义轻利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准则都要以“义”为最高标准，人们必须重义轻利、见利思义，做到“义然后取”，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义。

这有利于在当时没有规矩时树立一个统一的商业道德，发展经济。

儒家文化的勤俭精神，在当初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有助于生产的发展与积累。

儒家文化的“节用”、“薄敛”、“富民”、“博施”、“使民以时”的思想，养成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坚忍不拔的品格[]。

儒家文化的克勤克俭精神，也一直影响着亚洲各国人民。

除了儒家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还产生了代表不同阶层的墨、道、法等“十家九流”，经过四五百年痛苦的、艰难的社会实践，直到汉武帝时期，社会终于做出了抉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大家可能认为这是统治者的选择，其实不然，这是中国人民的智慧、理性的选择。

老板姓是有思想、有意志、有判断力的。

历史告诉我们，领导者的意志不一定能变成人民的意志。

法家思想也曾经被秦始皇立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但是秦统治者不到十五年就丢了江山。

历史证明，强调什么都管的法家不可行。

之后，强调尽可能不管事的道家开始登堂入室。

道家强调政府尽可能不干预社会生活，让百姓自由作为。

自由竞争一定能带来经济的繁荣，但是竞争也一定会带来垄断，垄断也一定会压抑竞争。

如何反垄断？

这是强调尽量不干预社会生活的道家无能为力的。

最后，既强调有政府，又强调对政府进行制约，既强调要管，又强调有所不管的儒家登堂入室，这就是历史选择了儒家的原因。

因此，儒家思想在创立之初，就具有非常浓厚的平民色彩。

孔子是将“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由贵族社会到平民社会传播的第一人。

儒学一开始就与民间大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喜怒哀乐和鲜活的生命价值。

它所提倡的是一些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道理[]，它通过一些道德伦常的阐释告诉人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儒家思想究其实质，就是中国人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在国外

因为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朝鲜、日本等东亚地区和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和儒家文化的交集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末期。

而随着之后海陆交通的联系、中外商旅使节的往返、侨居南洋的华人增多，儒家文化的传播更为广泛而迅速，而且广义上这是属于友好的文化交流活动。

特别对于华人经济，儒家文化中强调勤俭节约的理念为华人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尚学重教的理念促使华人企业得以稳定发展，儒家提倡谦和、博爱，注重伦理道德使得华人企业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家族经营模式。

对于整个东南亚经济而言，虽然近代西方殖民者包括日本为了变东南亚为自己的殖民地，以坚船利炮为手段，强行推行“西化”教育，但是战后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东南亚不断加强，在当时东南亚的社会经济环境很差的情况下，儒家文化的勤俭理念不但在精神上激励了经济发展，而且在物质上扩大了资本积累。

20世纪70、80年代，东南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儒家文化的巨大推动力[]。

典型的个例是新加坡，新加坡推崇儒学，在微观的经济领域，儒学强调对权威和纪律的认同和个人生活的组织重要性等观念，这也是新加坡为何能实现经济奇迹的原因。

在儒家文化精神中，没有把人的追求寄托到天国和来世上，而是更多地关注当世的事物。

在对于职业生涯和财产的态度方面，儒家文化追求的是现世的功名，推崇“学优则仕”、“经世至用”、“安邦定国”等理念。

随着东南亚华人学会适应不断变化的当地环境，他们已成功地形成一种网络化式的、独立于他们生活的社会之外的社会意识规范。

这种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具有强烈功利心、进取心的社会意识规范，在东南亚现代化进程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于东亚而言，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等经济体中，其经济的基本性质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其运作模式又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的不同，形成了独特的“东亚模式”。

其特点一是在宏观经济上国家对经济发展强有力的主导作用，二是在微观经济中企业构成和管理上的家族性质和团队精神。

而企业经营也能注重把企业利益与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把为国家和社会承担责任作为企业经营的一个基本理念。

正如韩国著名学者、釜山大学教授金日坤所说：

“东亚是依靠儒教的集体主义文化驱动资本主义体系，成功的实现了经济发展。

而且通过传统的集权秩序使经济发展走上正轨。

这不同于欧美通过自由企业制度以民间为主导发展经济的方式。

东亚是以政府为主导发展经济。

”总之，不论从宏观还是微观上来看，“东亚模式”都与儒家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正是由于这一点，把“东亚模式”称为“儒教资本主义”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在轴心时代里，中国出现了儒墨道法等各家，其他各个文明也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先觉，古印度有释迦牟尼……而13世纪末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16世纪在欧洲盛行起“文艺复兴”的思想文化运动。

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艺术文化，通过文艺创作宣传人文精神及其享乐主义。

文艺复兴运动奠定了现代西方世界的文化文明基础，但是中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也对其发挥了强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中国文化传播对世界历史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孔子儒家学说对欧洲思想的震撼和革命，西方传教士在“礼仪”争论中无疑首建其功。

明崇祯4年（1631年），西班牙道明会传教士来华，圣法兰西斯方济各会继之，但都排斥耶稣会。

所谓“礼仪”之争，即是敬祖、祭孔、祭天之礼，争论的本质是中国文化的“天”是自然之天还是天主、上帝？

无外乎赞成、反对、折衷三种，然而他们都反对宋明理学；理学之“理”被认为无有神灵，是观念，不是基督的“上帝”。

中国孔子儒家文化自然主义的“天”、社会政治伦理和道德哲学，耶稣会士利玛窦等翻译带回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本意在为基督“上帝”辩护，反而成为冲破宗教有神论黑暗的锐利思想武器。

从1645至1742年的100年间，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争论，欧洲蔚成“中国热”，成为否定基督有神论、宣扬“孔夫子”思想理性无神论、唯物论和自然主义的欧洲启蒙年代[]。

法国大革命震惊西方，欧洲迅速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统治的历史。

1789年的《人权宣言》是法国大革命的不朽成果，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平等自由等精神就是中国儒家文化为政以德、博施济众、仁者爱人、四海皆兄弟等思想的欧洲中国化。

《人权宣言》将孔子《论语》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版原样直接写入。

美国也同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独立宣言》中人民革命权利的思想被美国历史学家阿瑟·M·施辛格认为是对人类文明十大贡献之首，然而却是中国亚圣“民贵君轻”的翻版。

可以说，儒家学说推动了欧洲近代启蒙运动，以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洛克、休谟、魁奈、霍尔巴赫、莱布尼茨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启蒙先驱吸取孔孟学说，打破欧洲封建世袭和神学统治，催生发展了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人权观、博爱观、理性观、无神论观等现代观念，促进了人文、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科学等方面学说的发展。

自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开办以来，至今中国在世界已建立1086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现在，形式上变化很多，本质从来没有变化过，至于人需要衣食住行的本质从来没有变化过。

更重要的是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这个矛盾从来没有变化过。

人与人之间必定会发生争夺资源的冲突。

领导者和管理者的任务就是协调这个冲突。

正因为基本问题没有变化过，儒家思想也就能随着人类迁徙和文化传播传到海外并被国外的政治家、管理者所用。

而我们今天也可以向国外学习，向历史学习。

儒家文化的回归

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搞大规模组织，批孔非儒的出现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

共和国独立后能不能保证国家的存在还是一个问题，当时世界上除了苏联和少数国家承认外，以美国为首的大部分国家是不承认中国的。

这时靠小规模的组织是不可能的，只有发挥国家这个大规模组织的规模经济的力量[1]。

为此，国家用军队的组织方法，采用人民公社等办法在不到十年内把中国变成公有制的国家。

这套体制的最大优点就是降低生产成本和采购成本，最大的弱点是提高了管理成本。

但是建国初期，我们就是靠这种大规模的体制、最大限度地集中一国的资源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另外一个原因目前来看就是，自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在长达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仍旧盘旋在文化破立的旋涡里不能自拔。

“去糟粕而存精华”，而实际操作这个度相当地难以把握，近代惨痛经历也致使中国人用一种偏激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好多时候作出的决定是轻率而不计后果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考的思考过程。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强调经济建设，而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新文化、新思想体系始终没有确立起来。

儒墨道法四学派产生的春秋战国时代、玄学佛学风行的六朝跟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有类似的地方，即都是社会大变革时代。

正因为社会的大变革，这时期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才出现了诸子百家，才出现了百家争鸣。

《三国演义》里第一句话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合，是把小规模的组织并为大规模的组织；分，是把大规模的组织分成小规模的组织。

从另一方面来讲，也可以叫公有经济的民营化和民营经济的公有化。

那么在进入到70年代，国家处于效率的考虑，不得不把建立的大规模组织拆分下去。

邓小平重新从理论上定义了社会主义，他没有说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是大了好还是小了好，因为传统意义上强调的社会主义组织形式是“一大二公”。

邓小平讲，合适的就是好的，也就是“三个有利于”——符合生产力长远发展的需要。

小团体的生产经营方式又重新回归，产生了中国新兴的新贵阶层。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就有了开头说的信仰不统一的情形，甚至出现了一切从基本欲望出发的唯利是图的现象。

如果用儒家思想来表达中国现今的文化思想状态，用“礼崩乐坏”表述最为恰当，而用马列思想来概括，则可以描述为“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这是一个全社会全领域深刻而惨痛地失去是非观念的问题，钱成为了这个庞大人群里唯一追求的目标，整个社会处于笑贫不笑娼的道德境界，为钱作恶成为了一种说得出去的事情。

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却也促成了人们逐步审视现状，批判了上百年的儒家文化随着国学研究的升温也逐步得到理性的对待。

一般来说，经济复兴与文化复兴是相辅相承的。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不可否认，从历史的角度看，代表小农经济的儒家文化的确有其局限性，也有糟粕，比如它的森严的等级观念，比如它的歧视女性的思想，比如它狭隘的香火观念，比如它对商业的歧视等等。

但它所提倡、宣扬的一些思想观念如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有教无类，民胞物与，以和为贵，先忧后乐，以人为本，修齐治平，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天人和谐等等，已经渗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干，是不能轻易被否定和抛弃的。

从道德方面，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

“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

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

“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

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

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

孟子说：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

”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两面旗帜，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从教育方面，其“有教无类”的思想可以说是最早的平等教育主张。

“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思想已影响无数人。

孔子其人本身从15岁“志于学”开始，到70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而止，其人生境界不断提升，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其终生“学而不厌”的结果。

孔子通过其经历以及理论为后世的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不仅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与终身性，更衍生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

从政治方面，儒家的思想，不仅是道德的哲学，生活的哲学，当然还是政治哲学。

重要体现之一就是“仁政”主张和民本思想。

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

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从经济方面，“利”与“义”是市场经济中始终存在的一个核心问题。

是“见利思义”，还是“见利忘义”，是两种对立的价值观。

现代管理中经常能听到“儒商”这个词，他们除了经济成就突出外，更因为坚持“见利思义”，走的是一条“以其义而得之”的致富大道。

不光现代，儒家早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到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

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从根本上说，儒家文化是平民的文化，包容的文化。

随着时代的变迁，它所蕴含的更深的含义正被逐步挖掘出来，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

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看得远，讲究长期利益和可持续发展。

因此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实现传统文化复兴和回归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