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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批评一个理论述评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批评:
一个理论述评
摘要: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即以一般均衡理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基础、前提假设、基本观点等各方面一直受到来自主流经济学内部、非主流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的批评。
各种批评理论之间存在诸多冲突,批评理论需要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考虑到西方国家的现状,西方经济学可能会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实现新的综合。
关键词: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批评;新综合
中图分类号:
F091.34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2674(2007)04-0012-05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即以一般均衡理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不断的批评。
本文借助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介绍和评述这些当代主流经济学批评理论的主要观点和现状,以有助于人们从不同角度理解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
同时也希望能激发人们对于现代经济学发展方向的思考。
一、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的保护带的修正:
来自主流经济学框架内的批评
围绕其理论硬核,新古典经济学阐述并发明了一整套辅助性假说,从而构建了保护硬核的保护带。
这些辅助性假说很多,可以分为三类(Knuds-en,1986);
(1)主体面临的特定环境约束――如关于既定的制度、文化与技术条件的假定等;
(2)主体拥有的关于环境的信息――如信息完全、市场完备、没有不确定性等;(3)特定的相互作用的方式――通常要求经济主体间只通过价格信号发生联系等。
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这些假说大多受到了置疑、修正乃至否定。
(一)对主体拥有完全信息假设的修正:
信息经济学的兴起
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
在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对完全信息假设所进行的挑战,主要来自信息经济学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抛弃了完全信息假设,引入了不完全信息,花费成本的信息和不对称信息等更为丰富的概念。
斯蒂格利茨(1998)等人将不完全信息的引入看作是对新古典标准模型的严厉挑战,认为在不完全信息下,竞争性经济几乎都是缺乏效率的,新古典模型的基本观点――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将不再成立。
首先,在竞争性市场均衡状态下可以存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也可以存在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
其次。
利用价格机制进行分权化形成均衡要求消费集和生产集满足凸性条件,但在不完全信息下非凸性是普遍的。
另外,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经济行为会产生普遍的外部效应。
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德(1986,1988)提出一个一般方法,研究了不完全信息的市场影响,称为格林沃德和斯蒂格利茨定理,结论是价格机制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政府干预可以带来明显的福利改进。
信息经济学另一个方向上的发展是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
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主要存在两种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Ak-erlof,1970)。
为了减少逆向选择带来的负效用,人们要大量施放市场信息;对于道德风险,则采取设计最优契约,以有效地显示信息。
无论是逆向选择问题的研究,还是道德风险模型都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设计最优的机制和对委托人最好的分配制度,也只可能达到次优结果(盖瑞?
J?
米勒,2002)。
信息经济学的成就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看不见的手”的假说。
(二)对经济主体相互作用方式的修正:
不完全竞争与博弈论
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个体行为时,总是假定其他个体的行为都被“抽象”到价格里面,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价格机制间接完成的,不存在或不考虑个体间各种直接的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关系。
完全竞争模型是这一假设的典型体现。
然而现实生活中更为普遍的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
早在19世纪,古诺和贝特朗就开始了寡占市场的研究,关注市场主体行为的相互影响。
1930年代,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提出了垄断竞争理论。
但此时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者仍然不关心个体利益相互牵制的经济问题。
这一点直到由冯?
诺伊曼和摩根斯顿开创,并由纳什奠基的博弈论引入经济学分析才得以改变。
引入博弈论后,经济学便可以对理性个体之间的相互牵制的经济关系进行直接的研究,通过研究个体之间的静态或动态、短期或长期的交互作用来对社会经济现象做出解释或预测。
在纳什的静态非合作博弈研究之后,博弈论取得了飞速发展,动态、合作、不完全信息等分析被引入博弈研究。
博弈论的经济学运用也成为主流方法,经济学越来越转向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直接研究,并在各个经济学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理论突破。
博弈论获得广泛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它改变了传统主流经济学对市场主体间相互作用模式的基本假设,专门研究理性个体之间的相互冲突和合作,针对处于各种信息结构中的相关个体间的互动关系,或者说经济行为的外部性,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分析方法。
尽管博弈论的运用强化了新古典的理性传统,但经典的“囚徒困境”模型所表达的“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的冲突”却又大大削弱了人们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观点的信心。
同时,博弈论发现,由于市场个体的行为存在外部性。
在博弈时,理性个体在趋利动机下必然会采用串谋、欺诈等手段,市场因此内生出对市场有效运行的干扰。
这些干扰并非像以往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个体特别的道德水准或外部因素决定的。
这样一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然受到怀疑,从而为引入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留下了余地。
(三)制度变量的引入: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扩展与修正
起源于科斯(1937,1960)对企业和社会成本问题研究的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引入不完全信息和交易成本以及产权制度的约束,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既定制度环境的约束假定。
交易成本与不完全信息紧密联系,是在不完全信息下履行契约的费用。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交易成本是决定各种契约安排的决定性因素,换言之,契约安排的选择就是交易成本高低的比较。
从这一思想出发,新制度经济学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研究了企业组织、产权、政治制度等各种契约安排(埃格特森,1996)。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加入正的交易成本,使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区别并改变了研究方向:
提出了经济如何组织的问题,并使制度成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诺斯,1995)。
由于新制度经济学扩展了主流经济分析框架的研究领域,强调了私有产权的效率,它的成功被普遍看作新古典经济学的复兴,是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
但进一步考察该学说的内部逻辑,可以发现它的很多基本观点都改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
科斯定理从一个侧面否定了主流经济学关于自由竞争的效率论断,因为在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自由交易无法达成标准模型的效率;交易成本的存在表明分权化市场中价格机制的运行存在失灵的情况,需要引入科层这样的权威力量来组织资源以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
作为这一理论冲突的表现,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处于资源配置核心地位的价格机制,被促进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所取代。
简单说,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价格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安排的作用。
二、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部分硬核的修正或否定:
来自非主流经济学的批评
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结构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的三个硬核(埃格特森,1996),对这些硬核的修正就意味着新研究纲领(范式)的产生。
从广义上讲,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之外的经济学都可以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本文在狭义上使用这个概念,指的是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或几个硬核,但仍然采用个人主义方法论,与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立场相同或者比较接近的一些经济学范式。
非主流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硬核的修正与批评较多地集中于理性选择模型和均衡结构。
需要明确的是,由于共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截然的,有很多研究力图在两者间做调和折中。
非主流学派的多个代表人物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主流经济学对他们的认可。
(一)对完全理性原则的批评:
“有限理性”假说与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
完全理性假设也被称为经济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
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内,微观经济主体都是完全理性的,其经济行为是以追求目标效用或利润最大化为准则。
人的理性表现在确立其所追求的目标过程中,而且理性是一致的。
法国经济学家阿莱(1953)通过实验得出的“阿莱悖论”强烈冲击了完全理性假定。
作为对理性原则的批评,西蒙(1972)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
经济行为人在决策时不仅面临复杂环境的约束,而且还面临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充其量是一个有限理性人。
因而指导行动的并非最大化原则,而是适度满意原则。
西蒙的思想对管理学、行为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由卡尼曼和特沃斯基(1979)创造的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在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讨论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特征对其决策模式、行为特征的影响,提出了“前景理论”,彻底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
“有限理性”成为行为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理论硬核(周业安,2004)。
与行为经济学同时兴起的实验经济学也对理性原则提出了挑战。
实验经济学通过多种形式的反复实验揭示了理性假定的缺陷:
行为人无法达致完全理性;非理性因素会扭曲理性计算;在理性计算外,当事人还存在对传统、习惯的依赖(Smith,1989;GretherandPlott,1979)。
(二)对均衡分析的否定:
非均衡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与稳定性,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明确将均衡与效率等同起来。
非均衡经济学认为,瓦尔拉斯理论有两个根本缺陷(科尔内,1971):
第一,其价格变动使所有市场都出清的假设实际上并不具有普遍的真实性;第二,行为人只能接受和利用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信号,对购买和销售的数量做出决策,而不能接受和利用由市场决定的数量信号,做出理性的价格决策。
为克服这两个缺陷,非均衡经济学在批判瓦尔拉斯均衡的基础上,以市场不能出清为假设,引入数量调节,强调价格刚性(或粘性),建立了一系列非瓦尔拉斯均衡的微观经济模型,然后又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宏观经济学模型。
与主流经济学相比,非均衡经济学一开始就放弃了市场出清假定,认为经济运行中非均衡是一种常态,依靠市场调节,不能保证市场出清;在市场不能自动调节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条件下,就需要政府对经济的必要干预。
经济演化理论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反思中形成与发展的一个学派。
演化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对被他们当作经济运行的常态的均衡的研究上,而将技术变迁视作一个完全由科学家和工程师决定的、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得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弗里曼,1994)。
在这一背景下,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
尽管演化经济理论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已经提供了一个与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大相径庭的全新的经济分析框架。
三、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的完全抛弃:
来自激进经济学的批评
激进经济学①从立场、观点、方法到政策后果,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这种批评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与主流经济学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对立
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理性――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突出特征,而与其相对立的激进经济学各流派则坚持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和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
这种区别也被通常看作激进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分界线②(JohnDavis,2003)。
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作为一个技术问题,把它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联以及对抗分离开来。
激进经济学家则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作泛化处理,认为如果离开人的关系就无法了解经济,而人的关系是与政府、家庭等相联系的。
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激进经济学家反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化体系,认为这一研究造成了历史与逻辑的割裂,他们比较多的采用历史学和社会学方法。
因此,总体来说,激进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基础上分别代表着经济理论研究的两种不同传统和方法。
前者基于社会历史的方法,在经济研究中强调历史、制度和社会阶级间交互作用的核心作用;后者则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试图提出的是一种普遍适用的非历史的理论(贾根良,2005)。
(二)对市场机制的批判
激进经济学家从总体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效率和“自由放任主义”持深刻的怀疑和批判态度。
Bowles和Gintis(1988;1990)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性交换模型,指出一个市场均衡可以是非市场出清的,企业拥有对劳动者的不对称权力。
巴基等人用多层次劳动力市场推倒了主流学派劳动力的单一工作市场的假设,看到了劳动力市场层次和结构与劳动者贫困的关系,从而在贫困的根源中引入了制度和结构因素。
霍华德?
瓦赫特尔明确地将贫困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性因素正常作用的结果,指出造成贫困问题的三个制度性因素:
社会阶级结构,劳动市场和政府(何玉长,2004)。
这些研究都带有深刻的马克思传统的烙印,否定了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市场均衡下劳资双赢的和谐画面。
主流经济学将市场理解为理性经济人为物质利益而建立的联系,将资本主义看作纯经济制度。
博兰尼从对历史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
博兰尼(1957,中译本1989)的“嵌入理论”将经济看作嵌入社群的动态系统,或根植于制度中的过程,各类“经济”活动实质包括了种种“非经济”的社群文化实践,主流经济学描述的“自由市场”实际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也不可能出现。
全国性统一市场的出现并非如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而是有意识的人为设计的结果――市场经济实际是政府干预的产物。
强调市场自我调节的意识形态与直接促进市场经济的形成的国家权力间存在着矛盾,最终要导致市场乌托邦的崩溃。
(三)对静态均衡的批判与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势
主流经济学侧重于均衡、平稳以及局限于某一结构之内渐进变化的数量分析。
激进经济学则从动态角度强调对抗、演变和质变,对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势与周期研究一直是激进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分析长期资本积累的理论框架,试图通过分析资本积累过程和影响这一过程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资本积累的长期模式。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以一个特定的积累过程为特征,这些特定形式的积累过程嵌入一套特定的制度中。
积累与制度间经历着产生一发展一衰退一转型的循环,经济危机是这一循环标志,是积累与制度间矛盾的产物,而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大卫?
科兹,2002)。
这一分析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与新古典经济学中静态均衡、和谐稳定的经济完全不同的景象。
历史资本主义分析更是从长期的历史中来考察自由经济的,从布罗代尔(1982)的历史研究中可以明确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在长期里总是趋向垄断。
市场交换是以平等为特征的,而资本主义则制造和利用其垄断地位造成交换的不平等,因而“资本主义是反市场的”(沃勒斯坦,2001),这瓦解了自我调节的市场神话。
(四)对自由贸易和分工理论的批判
分工与自由贸易既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也是其理论结果的政策表现,在这方面激进经济学家同样作了深刻批判。
通过回顾历史,贝罗奇(2001)发现国际间的“自由贸易”从来只是自由经济信奉者一厢情愿的想象,贸易保护主义才是常态。
他以“自由贸易”理论教条的发源地欧洲为例,指出在19到20世纪200年的时间里,只有1/4不到的时间是贸易相对自由的,其他时间都是贸易保护主义明显占优。
阿根廷的劳尔?
普雷维什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中心一外围论”,之后,巴西的多斯桑托斯等人,又进一步形成了“依附论”,强调了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教条对落后国家的不利影响。
面对最新的经济全球化,以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激进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以跨国金融资本在全球迅速而自由的流动为其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后果是:
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与控制加强;全球的两极分化与不公迅速发展;发展主义与大众消费文化严重损害了生态与人性;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要求良好投资环境的压力,严重阻碍了其劳工福利、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玛丽亚?
米斯,2001)。
此外,激进经济学还对垄断、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进行了研究(何玉长,2004;张宇等,2002)。
在主流经济学看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必然是和谐经济。
上述现象是偶然的偏离,或者是政府干预的后果;而激进经济学的研究则指出这些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经济内生的。
四、简要的评论与展望
我们看到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受到了来自不同角度的各种批评。
尽管它努力把对它的种种批评纳入自身的框架内,比如曾经被认为是对新古典范式的巨大挑战的信息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现在都被看作是主流经济学的新发展。
同时,处于非主流的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也出现了一种与新古典传统接轨的倾向。
但这些批评还是从总体上暴露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基础、前提假设、基本观点上的缺陷。
应该指出,尽管存在着种种批评,但是,到目前为止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没有被动摇。
另一方面,从任何一种批评理论内部来看,都存在分歧,缺乏统一完整的理论基础与观点;从批评理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些理论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冲突,如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都证明了人的有限理性,然而博弈论的引入却要求经济学回归理性主义传统;演化经济学强调动态的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则继续捍卫静态传统;激进经济学的主流强调历史和社会分析方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却主张从个人理性出发利用公理化体系推导批判理论,等等。
因此,批评理论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仍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但当代西方经济学已经出现了零碎化、多元化的状态,即便在主流经济学内部各种学派的观点也存在着差异,必将需要新的综合,如同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样。
考虑到西方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制约,可以预料这种综合仍可能会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退化将使它与其他范式之间的调和折中比以往更加困难,需要新古典经济学在当前研究纲领上做出巨大让步。
注释:
①西方激进经济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激进经济学则专指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流派。
广义激进经济学思想资源比较复杂,一般泛指一切批判正统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或权势经济学的具有激进色彩的经济思潮。
我们在广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②以罗默和鲍尔斯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Marxism)是个例外,他们坚持从个人主义的理性出发来阐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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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07-03-12
作者简介:
张衔,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理论经济学;庄志晖,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西方经济学。
责任编辑:
郭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