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正在被西方文化毁灭殆尽.docx
《中国文化正在被西方文化毁灭殆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文化正在被西方文化毁灭殆尽.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中国文化正在被西方文化毁灭殆尽
张祥龙：
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毁灭殆尽
日期：
2005-04-19
（张祥龙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不少人有这样一个幻觉，以为只要中国还在，中国人还在，普通话还在，关于中国的学问和文化遗产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还安安稳稳地存在着，甚至是发展着，不管是令人欣喜地还是令人讨厌地。
所以我们同时听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和“走向开放的中国仍然面临铲除封建主义的重任”的声音。
可是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两种似乎
对立的说法的共同前提，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活生生的存在，几乎快要消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面临断子绝孙、无以为继的重大危机。
文化，尤其是对一个民族的特点和历史走向产生过明显影响的有形文化或“雅文化”，是一种有机的活体，有她或她们的历史生命和灵魂。
说一个这种意义上的文化还存在不存在，主要看她是否还活在某个民族或社团的现实生活中。
具体的标志就是要看：
（1）这个文化是否还有严格意义上的传人，即一些以团体的方式、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在自觉地传承她的“道统”的人们；
（2）她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否还存在；（3）她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否还能影响人们在生活中做出的重大选择；（4）她的独特语言是否还活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感情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之中。
简言之，看一个文化是不是活着的，就要看她的基本精神是否还能打动现实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
按这样一个看法，我们就不能说古埃及文化还活在埃及，或两河文化还活在伊拉克。
当然，任何活文化都会发展、变化，但那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新旧形态之间有血脉相通、“基因”相连。
如果出现了文化的断裂，也就是人们的生存方式、思想方式和精神取向的强行改变，被另一种异己文化顶替而不是与之交融，就不能再说这是一个原来文化的新形态了。
更具体地说，如果以上讲的四个标志中的一个所指示的现象基本消失，那这个文化就出了较大的问题，有两个或三个标志现象不明显，这个文化就已陷入危机，如果四个标志现象都不可见了，这个文化就已经寿终正寝。
那么，自新文化运动、“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了什么异变呢？
简单的一个回答就是：
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横行而来的西方文化顶替掉了，而且其残存的部分也正在被全球化过程进一步扫荡。
由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以下的讨论将主要以儒家文化为例来说明这个判断。
针对以上的四个标志，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以团体的方式、以自己全部的生命活动来自觉地继承儒家的道统或文化精髓的传人了。
也就是说，真正的儒者团体，即以传承儒家的文化范式（礼、文、仁、德、《春秋》等）为自己生命的终极追求的团体，现在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请注意，传承文化道统的生命实践与对某个文化形态感兴趣、做研究、有好感、偶一实践等等都不是一回事。
举例来说，道家文化至今尽管十分衰弱，但还是有自己的生命实践团体的，也就是还有道教徒这么一批人或团体在以自己的全部生命传承着道家文化的精髓。
佛家文化的传承团体也是后继有人。
印度的印度教、日本的神道教等也是这样，或者还要兴旺得多。
至于西方宗教团体就更不用说了。
对世界历史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宗教或准宗教中只有一些相当古老的，比如古埃及宗教、古希腊宗教，才完全消失了。
能够存活到近一千年的大宗教或准宗教，后来又完全灭绝了的极少，就像耆那教（天衣教、白衣教）、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明教）这样衰微的宗教至今都还有传人。
像儒家或儒教这样，影响曾经那么巨大深入，却在不足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其传承团体荡然无存的情况可谓绝无仅有。
其中尽管有一些具体原因，比如儒家团体与历史上的政治形态联系过密，但由此还是可见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的摧毁达到了何等惨烈的地步。
其次，以我的观察，儒家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是一种以家庭为根、以农业为本、半天然半教化的团粒结构。
以西周的“乡遂（村社）”、“辟雍（学校）”为始，在三千年中变化不少，但还是保存了“耕读传家”的特点。
但自中国倾全力以西方意义上的工业化为强国之术之后，这个结构日益衰退，几近消亡。
相比于工业化、城市化的生存方式，以土地为生的农业生存方式的地位日渐低下。
现代的西式教育体制从根本上就不利于农村，村民子女受教育的水准远不如城里，而且一旦有凤毛麟角者脱颖而出，就多半要进入工业和城市而不复回返。
农村实际上成了贫乏与落后之处，摆脱贫困要靠城里人，靠“希望工程”，靠脱胎换骨不再做农民。
当然，有的调查显示现在农村中的家族结构还有一定程度的保留。
但是，由于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压制，这种结构要昼伏夜出，得不到有益的引导和调节。
而且，由于大环境的恶化，比如乡绅和有社会地位的农村文化人阶层（比如秀才、举人）的消失，或农村的宏观有机结构的衰败，这种家族结构也正在丧失以前曾有过的文化含义（比如家规、祖训）和良性循环的特点，越来越趋向浅层的利益结合和简单的排外。
至于城里人的生存结构，是逐渐趋向无机化，不仅家庭越来越小，家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而且即使是小家庭的结构也正受到自愿无子女家庭、离婚、同居而不结婚、以及快乐的单身汉等生存方式的损害。
当代的中国人对人伦孝悌的看法与一百年前相比是大大不同了，总的倾向是越来越淡化冷漠，转而注重个人及利益集团的功利及发展。
无人伦含义的“单位”、“机关”、“公司”成了人们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
第三，儒家文化、同时包括道家与佛家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已基本上不能影响现代中国人在人生中面临的重大选择。
一个中国孩子从被怀孕、出生、哺育、受教育（幼、小、中、大学）、找工作、结婚、维持家庭、对待年老父母，到他或她自己如何得到娱乐和精神满足，如何应对疾病、挫折，最后如何面对死亡，这里面还有多少儒家文化的影响？
又有多少传统文化的总体形态（包括传统的技艺，如算盘、中医、书法、民乐、京戏或地方戏）的影响？
从身体上看，是西医的方法和技术占主导，接生、打疫苗、查体、诊断、下药、开刀、……，不弄到西医束手无策，很少有人会求助中医。
教育上，哪里还有传统的私塾、书院、大学、科举的影子？
只有西式教育与考试制度的门类与规则。
中国教育中面临的许多问题——比如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专业教育与通才教育、统一规范与灵活掌握的冲突，教育资源的畸形分布，以及语文教学和不少非自然科学学科教学中的伪科学现象——背后，确实有民族传统教育方式和内容的消亡所带来的恶果。
今天我们最好的大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西方研究生院的预科，“新东方学校”实际上是“朝西方学校”，培训“托福”、“GRE”之处年年人满为患。
出国留学者，类似于农村子弟到城市上学不归，滞留他国而为他人效力者是大多数。
至于寻职创业，也很少带有传统文化的动机和内涵的，做官、赚钱、出名在主宰一切。
人在面对挫折、死亡时，的确，儒、道、佛似乎还能提供某种帮助，但也已经或正在被边缘化，利益团体的意识形态和西方宗教的影响不断扩大。
最后，儒家乃至传统文化中的独特语言是否还活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情感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之中呢？
情况似乎是：
尽管还有残存，但已岌岌可危。
儒家语言集中存在于《四书》、《十三经》等经典中。
经过白话文运动和以拼音文字为目标的简化字异变，再加上民国后禁止在学校中读经，以及语文教学中的西式“科学化”的影响，当今的年轻人极少能够直接进入传统文化的语言世界，即能够直接阅读传统经典（不含标点、竖排的繁体文本），并能用古文写作散文和诗词。
传统语言目前只能以“成语”、“引语”一类的破碎形式残存于人们的话语，以“戏说”的方式闪现在历史小说之中。
呜呼哀哉！
印度人在建国后，花大气力复活梵文这个早已死去的古代文字，法国政府为了维护纯洁法语、对抗英语的话语霸权也是不惜工本，而中国人何以对维系祖宗文化的语言龙脉就如此绝情，非认定它是落后的根源而务必铲绝？
留过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在成年累月地阅读和使用西文之后，偶一读到中文、古文，那种领会的透亮、亲切和理解的丰富入微让人如饮仙酿。
中文的悠久、丰厚和诉诸直觉的灵性在世界文字中是无与伦比的，摧残它真比砍伐原始森林、变草原为沙漠还要罪过。
此外，官方承认的节庆假日可看作是一种国家语言、民族语言。
我们现在都过什么节呢？
从春季开始，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九月十日教师节、十一国庆节、（西历）元旦、……。
从国家法令上看，没有或边缘化了元宵节、端午节、七七牛郎织女‘乞巧’节、重阳登高节、孔子诞辰、释迦牟尼诞辰、老子诞辰、腊八节等等，只留下一个春节，但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也被禁“哑”了，与西方人庆祝圣诞节的丰富、深入、隆重、神圣化相比，我们的春节已经被剥得相当光秃了。
除夕夜里只有电视屏幕上的“联欢晚会”，而[在文革中]没有了或[现在]很少见传统的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的那些天人合一的民俗和礼节。
而没有了这些能让孩子快乐、让青年纯朴、让成人充实、让老人得安慰的礼俗，和那充满喜庆与驱邪的文化功能的炮仗声，春节还有多少“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春意呢？
以放炮仗伤人、引火为由来禁止放炮仗，而不是想办法趋利避害地引导，这样的政府行为中暗含着自觉与不自觉的文化歧视。
吸烟每年致死者和引发火灾者、游泳淹死者、车祸撞死者……比短暂的放炮仗烟火造成的损伤要多得多，为何不禁？
难道维系传统文化的习俗就“无用”吗？
就可欺吗？
除此之外，我们的服装、建筑、学术方法等等身体的、材料的和思想的语言又哪一个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化了呢？
孩子们玩的玩具、青年人看的电影、成年人的舞会、老年人的黄昏恋，这都意味着什么呢？
由此可见，四个标志现象中，儒家文化或者完全缺席，或者气息奄奄；总合起来，它们指示出这样一个事实：
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已陷入了生存危机，可说是“文命危浅，朝不虑夕”，而且从目前的发展趋势上看，总的形势还在不断恶化。
历史的教训是，一场像“文革”这样的反文化灾难发生后，强势文化（这在现代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所盛行者）如过火的林地，反弹恢复得比以前还要更兴旺；而弱势文化和高雅文化则往往一蹶而不振。
目前的情况就是：
我们自家的文化，乃至总体的文化土壤在迅速地贫瘠化、无机化、单质化、板结化和荒漠化。
黄河水中流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之血，而现今的时代潮流冲走的则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元气血脉。
“中国向何处去？
”这个曾被完全政治化的问题，现在已经获得和正在获得越来越浓重悲凉的文化含义。
——财政和金融政策的透明度
鹤光太郎
1、序言
在《政府的透明度》第一部分中，我曾强调过，只有提高政府透明度才是国民对政府施行有效制约的唯一且决定性的重要条件，才是改变包括政府和民众在内的国家“形态”的“突破口”。
本文是政府透明度系列论述的第二部分。
为具体分析政府透明度问题，本文将侧重探讨财政透明度（fiscaltransparency）和中央银行透明度（centralbanktransparency）。
为什么要分析财政金融政策的“透明度”呢？
其一，虽然财政金融政策属于宏观政策，但如果我们把着眼点放在与“透明度”相关的制度及政策决策程序上，就能够从有别于日常讨论的角度来分析财政金融政策的有效性。
其二，方便进行国际间比较。
近年来，围绕OECD等国家的财政和中央银行透明度问题，人们制定了各项定量化指标，据此进行国际间的比较分析。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比日本与其他国家财政金融政策透明度的水平，来客观评价日本的透明程度在先进国家中处于什么位置、尤其是日本在哪种透明度上存在问题。
本文首先分析财政透明度，然后分析中央银行透明度，最后指出二者共同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何提高财政金融政策透明度的看法。
2、政透明度
在财政透明度方面，我们应该按照这样一种思路去分析，即国民作为“委托人”是如何向财政当局、支出部门、政治家等从事财政活动的“代理人”施加制约的。
财政制约之所以会出现问题，是由于财政支出容易从制度角度被滥用，也就是说，虽然支出部门及政治家等提出的每项支出预算都有利于各自部门或选区，但支出预算的成本却化为税金摊在广大国民身上，所以该部分成本并未被内生化，从而容易加大增加这种个别性支出的压力。
这属于一种道德风险，被称为“公共池塘资源问题”（Weingast,ShepsleandJohnsen（1981）,ChariandCole,Chari,JonesandMarimon（1997））。
政府及政治家为了谋求私利往往会耍一些伎俩，以便将预算资金挪做他用、以及隐瞒或粉饰过度的支出。
提高财政透明度则能够遏制上述行为，对从事财政活动的政府及政治家施加有效的财政制约。
●围绕财政透明度的三个视角：
制度、会计、预测
论述财政透明度的观点颇多，本文将以KopitsandCraig（1998）的观点为主，从“制度透明度”（institutionaltransparency）、“会计透明度”（accountingtransparency）、“指标与预测的透明度”（transparencyofindicatorsandprojections）等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论述。
首先是“制度透明度”。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预算程序上有效监督和制约政府——即制定预算和执行预算的“代理人”，使其能够符合国民——即“委托人”的利益。
KopitsandCraig（1998）列举了一些具体做法，包括解释预算方案的财政目的和优先顺序、透明预算执行过程、披露绩效评价和财务审计结果等，同时，他建议设置有广泛调查政府活动权力的独立审计机构。
其次是“会计透明度”。
在政府预算方面，一般的做法是向议会提交预算报告、并将有关内容详细披露给国民。
但是，一个国家的政府预算报告非常复杂，国民们难以轻易地读懂。
再加上政治家及官僚们可能会有意增加预算报告及预算制度的复杂程度，或搞一些“似是而非”的内容，以此隐瞒其为图私利而滥用的财政开支。
他们惯用的做法还包括通过中央政府预算与其他财政部门——如地方政府或公共企业等预算外（Offbudget）部门——之间资金的复杂往来粉饰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
因此，在“会计透明度”方面，重要的是要实事求是地向国民披露有关财务信息，包括各个政府部门的明细报表、部门之间的资金往来等。
KopitsandCraig（1998）认为，政府预算报告的财务帐目范围应包括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内的普通政府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等预算外基金、以及公共企业的准财政活动。
他们列举了一些在提高会计透明度方面的必要措施，主要是按照权责发生制记帐（以弥补收付实现制只着眼于现金流的不足）、准确评价政府资产和债务（及金融资产）、公开年度支出的各个经济主体和用途的细目，公开年度收入细目，等。
最后是“指标与预测的透明度”。
政府及政治家为了使过度的财政支出正当化，往往会对经济做出乐观的预测，从而高估预期增长率甚至税收。
宏观经济预测是判断预算规模妥当与否的依据，应通过宏观经济预测以及各种政策对财政的影响，来消除有图谋的乐观预测，把真实的数字披露给国民——从这个意义上讲，“预测的透明度”非常重要。
此外，为了使国民能够正确把握和分析当前的财政状况，需要广泛向其提供各种必要的指标（“财政指标的透明度”）。
KopitsandCraig（1998）建议政府不仅要公布与财政平衡相关的若干指标以及政府总负债和净负债等与财政相关的指标，而且还应公布对一些财政分析性指标的测算，包括结构性和循环性的财政平衡、财政的可持续性（稳定债务的基本水平）、未设偿债准备金的政府债务净值等。
他们指出，要实现短、中、长期财政预测的透明，就应尊重事实，明确区分基本情形（政策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和政策发生变化时的情形。
●透明度是改革预算程序的前提条件
在制约财政方面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直接介入前文所述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
曾有几个国家采用过一些财政改革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方法之一是量化目标或制定预算均衡法，强制削减财政赤字；之二是在预算决策程序上（可理解为不代表特定产业及地区的利益、是从与普通纳税人同一“选举区”产生出来的），将决策权集中到财政部长或总统手中（AlesinaandPerotti（1999））。
但无论采取哪种形式的预算程序改革，确保财政透明度都是相当重要的。
在前一种方法（强制削减财政赤字）中，由于通过“创造性会计”（creativeaccounting）或乐观预测经济就能够轻易达到量化的目标，所以必须保证透明度（披露信息），以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
在后一种方法（集中权限）中，由于将预算程序的权限集中到财政部，所以的确能够非常有效地避免导致财政被滥用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发生；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把涉及财政支出的权限集中到部分机构，也就是把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也集中到了这些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有可能会破坏整个预算程序的透明度——因为多个参与者参与预算程序才能够使信息更多地被共享，也更容易实现提高面向国民的透明度的目的。
因此，如果要实行预算程序的决策集权化，就必须在提高财政透明度方面多下工夫。
●财政透明度的国际间比较
最早制作出各种与财政制度和程度相关的指标、并综合分析其对财政绩效的影响的，是VonHagen（1992）,VonHagenandHarden（1994）。
他们的分析对象是欧盟国家（8国），所制作的指标主要是反映“会计透明度”。
指标具体内容是，
（1）预算报告中是否明示了特别会计；
（2）预算报告是否汇总为一个报告；（3）对于财政透明度的自我评价；（4）预算报告与国民经济统计是否有联系；（5）预算报告中是否明确写出了政府向非政府部门的贷款。
他们的测算结果显示，德国是透明度最高的国家，意大利和爱尔兰则是透明度最低的国家。
这个结论和各国债务比率等财务绩效情况基本一致。
Alesina,Hausmann,Hommes,andStein（1999）也分析过拉丁美洲各国财政制度和程度同财政绩效之间的联系，但他们所采用的透明度指标是中央政府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债务关系、地方及公共企业的财政独立程度等，只涉及到了“会计透明度”的一部分。
AltandLassen（2003）则超越了以往分析中一直强调的“会计透明度”。
他们将着眼点放在“制度透明度”和“指标与预测的透明度”上，全方位地对包括日本在内的OECD诸国（19国）的财政透明度情况进行了分析。
其分析的内容包括以下12个项目：
（1）财政报告的年中审计；
（2）以经济为前提条件的独立机构所做的评论；（3）每年提出一次以上的补充预算（以上为“制度透明度”）；（4）采用权责发生制会计；（5）将非金融机构的财政绩效记入预算报告（以上为“会计透明度”）；（6）大选前公布关于财政趋势预测的特殊报告；（7）定期公布长期财政预测；（8）定期公布或有债务（contingentliabilities）；（9）预算报告须记载下一年度以后的支出预测；（10）预算报告须记载事后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的出入；（11）明示与主要经济前提条件不同时产生的冲击；（12）定期公布按权责发生制计算的社会保障方面的预测结果（以上为“指标与预测的透明度”）。
按照上述项目综合计算（满分12分），透明度高的依次是新西兰（11分）、美国（9分）、英国（8分）、澳大利亚（6分）等英语圈国家，透明度低的主要是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瑞士、丹麦（以上均为3分）、挪威（2分）等欧洲大陆国家，日本财政透明度水平是最低的（1分）。
我们应注意到这个结论与VonHagen（1992）等的结论比起来存在一些偏差，如德国的透明度受到过低评价等；但是，在其对不同国家的横截面数据分析中，显示出透明度指标高的国家债务少、而且财政支出也少，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AltandLassen（2003）对日本的启示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在提高透明度方面有着相当大的空间，尤其是“指标与预测的透明度”方面——笔者将在文章的最后探讨这个问题。
至于“会计透明度”方面，VonHagen（1992）的分析大量涉及到特别会计及预算外资金，而日本的特别会计及财政投融资等资金的往来恰恰非常复杂，与被归类为透明度最低的国家——意大利有很多共同之处，因此提高VonHagen（1992）所重视的在特别会计和国民经济统计方面的透明度，对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政策课题。
如果不能明确预算报告与国民经济统计之间的联系，就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发生，如，预算中所增加的用于公共事业的预算资金无法明确地在GDP中反映为公共投资，从而难以知晓宏观财政政策的效果。
3、中央银行的透明度
●为何中央银行的透明度必不可少？
下面探讨中央银行的透明度问题。
中央银行是出于公共目的进行运作的，其职能是政府的银行。
在有的国家里，政府全额承担对中央银行的出资——该出资相当于民营企业的股金。
但是，中央银行并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它是政府或国会之外的主体。
出于其公共性质，目前一般是通过由反映国民意志的政府或国会任命中央银行最高领导（总裁等）等方式来对其进行治理。
从治理和透明度的观点来看，消除政府、国会与中央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提高中央银行透明度。
但中央银行的特殊性在于，政府及国会不一定会通过严格控制或干涉行为对其进行治理。
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应将金融政策权限移交给中央银行、并赋予其一定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日本于1998年开始实施的《新日银法》也体现了这一想法。
独立性的赋予又反过来要求中央银行更具透明度并承担解释的责任，这就是中央银行在透明度方面与普通公共机构的不同之处。
为何要赋予中央银行独立性？
因为制定金融政策是一项复杂且技术性很强的专业工作（Stiglitz（1998,2001）），同时需要有长远的规划（Blinder（1998）），而政治干预往往只注重眼前利益。
在政治干预下存在着难以实施理想的金融政策的风险，并且这种风险远大于其他公共政策。
将制定金融政策的权限移交给中央银行、并赋其一定的独立性，就可以解除上述来自政治的干扰和压力。
此外，金融政策的政策手段其实就是调整短期利率，虽然调整的幅度和时机要靠专业性的判断来决定，但实际上手段非常简单，只是调高或降低利率而已。
并且，调整金融政策的成本负担广泛而分散。
金融政策的上述特点，使得它很容易受到不考虑政策成本、单纯要求缓解金融压力的“政治家的大棒”的影响——这也是必须确保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赋予中央银行独立性，政府或国会对中央银行进行直接治理的功能就会被削弱。
但是，独立性的赋予并不意味着取消所有对中央银行的治理机制，而是依然需要一种监督机制防止它独断专行。
国民以及金融市场参与者等不特定的多数主体可以对中央银行治理起到补充的作用——他们的“声音”可以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条件，就是中央银行的透明度及解释责任。
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在透明度和信息披露方面要比普通的公共机构做得更为彻底，这是其获得独立性的交换条件。
●围绕中央银行透明度的五个视角
与财政透明度一样，分析中央银行透明度的观点繁多（参照Fryetal.（2000））。
Geraats（2002）着眼于政策决策程序的不同阶段，提出了以下关于中央银行透明度的五个视角，EijffingerandGerrats（2002）则将其分别细分为三个子项，制作了比较全面的透明度指标（满分15分），并利用该指标具体分析了日本等9个先进国家的中央银行透明度情况。
∙“政治透明度”（politicaltransparency）：
披露明确政策目的及金融政策制定动机的制度性规定（正式的政策目标、量化的目标、中央银行与保证其独立性的政府之间的协定）
∙“经济透明度”（economictransparency）：
披露用来决策金融政策的有关经济信息（及时公布金融政策所需要的数据、公布在政策上所使用的宏观模型、公布中央银行所预测的物价上涨率和经济增长率等）
∙“程序透明度”（proceduraltransparency）：
披露金融政策制定原因、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