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教科文组织平台优势持续引领世界教育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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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教科文组织平台优势持续引领世界教育发展
发挥教科文组织平台优势持续引领世界教育发展
摘要：
2013年3月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唐虔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并出席在该校举办的学习科学国际大会。
3月2日下午，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陈克宏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会见了唐虔先生。
座谈会后，在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任友群教授主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唐虔先生的媒体见面会上，本刊与《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媒体对唐先生进行了联合采访。
这是本刊继2009年后对唐虔先生做的第二次专访，也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进行的第三次采访。
唐虔先生毕业于加拿大温莎大学。
1985年至1989年，他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工作处先后任二等秘书、一等秘书。
1989年至1992年，唐虔先生回国并担任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司综合处处长。
1992年，唐虔先生任陕西省科委副主任。
1993年，唐虔先生作为高级项目专家，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并于1996年升为职业技术教育处处长。
2000年，他被任命为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中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局局长。
2001年7月至2005年6月，唐先生担任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办公厅主任。
2005年7月，唐先生晋升为教科文组织教育副助理总干事，负责全面协调和管理教育部门的战略规划、项目执行、财务预算以及人力资源。
2010年，唐先生被任命为教育助理总干事。
关键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教育；职业教育；多边交流；国际组织人才培养
一、联合国八大千年发展目标中
教育目标达成度最高
《世界教育信息》：
全民教育一直是教科文组织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世界全民教育在过去几年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
我们注意到，教科文组织正在讨论制订2015后全民教育的发展议程，请问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制订这一全民议程的？
在您看来，2015后全民教育将走向何方？
教科文组织在2015后全民教育议程的进程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唐虔：
2000年，世界全民教育论坛通过了《达喀尔行动纲领――全民教育：
实现我们的集体承诺》（简称《达喀尔行动纲领》），提出在2015年实现全民教育六项目标，涉及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扫盲、教育质量、教育技能等方面。
同年，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189个国家签署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制定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其中有两项与教育有关：
一是2015年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小学教育，二是在小学教育里实现性别平等。
2015年即将到来，在八项千年发展目标中，与教育有关的两个目标的达成度最好。
总体而言，《联合国千年宣言》的签署使各国政府都明确了自己的责任，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教育的发展，这十几年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我们仍无法宣称已经如期实现既定目标，因为从全球来看，教育的发展并不同步。
就小学教育来讲，虽然全球的小学教育在过去的15年间变化非常大，进入小学学习的适龄儿童比例大大提高，但现在还有五六千万适龄儿童没有入学。
此外，《达喀尔行动纲领》计划在2015年实现文盲人数减少50%的目标。
2000年，全球大约有8亿成年文盲，而目前成年文盲人数仍高达7.7亿，降幅很小。
当然，这也与人口基数的增加有关系。
总之，我们依然面临巨大挑战。
那该怎么办？
唯有继续努力。
现在，国际社会依旧希望在联合国机构的统筹下，延续之前的模式，制定2016-2030年的发展目标，但不再分为两个体系，比如八项千年发展目标和六项全民教育目标，而是设立一个全球发展目标体系。
目前，教科文组织正和其他国际组织一同就目标的制订展开研讨。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发展目标体系内，将至少有一个是教育目标，并且对所有国家都有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从过去十几年的工作中总结出的教训就是，目标定得低，适用性就受限。
比如，千年发展目标和全民教育目标对于发达国家，包括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而言，标准就过低了。
现在，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他们的教育部长就直言小学教育早就普及了，千年发展目标不能成为其驱动力，应该将目标设得更高一点。
因此，国际社会普遍认可设立一个单独的且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教育目标，而不是仅仅针对落后国家。
这个目标有什么特点呢？
过去十几年，我们一直致力于增加受教育机会，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除了要继续增加受教育机会以外，还包括实现教育平等、提高教育质量和推广终身学习理念。
我们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共同建议将教育发展目标初步设定为：
到2030年，向民众提供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并将终身学习理念落到实处。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推动的总体目标。
至于挑战，就如刚才所言，过去15年我们努力增加民众的受教育机会；现在，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入学校学习，我们的挑战相应地变为确保学生在学校里有所收获。
有研究显示，大约2.5亿小学生在学校没有学到任何知识，这其中甚至包括四年级学生，他们不会写、不会读、不会算，学校教育形同虚设。
这个比例并不低，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一代人教育的缺失。
因此，今后各国应注重提高教育质量和学习效果。
和往年一样，教科文组织今年也发布了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报告的主题就是教学与学习。
教科文组织准备在引导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方面，把注意力从提高入学机会转到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上来。
二、教科文组织将积极促进
中国优秀教育经验的传播
《世界教育信息》：
中国政府可以在教育领域，特别是2015后教育进程中发挥哪些更积极的作用，扮演哪些角色？
今年教育部工作重点中提到要扩展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交流，就这一方面您能不能谈谈中国应如何加强和教科文组织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和交流？
唐虔：
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有195个会员国，中国就是会员国之一。
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中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一直都很顺利。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比较封闭，通过教科文组织，中国可以接触到很多前沿的教育理念，这对之后的改革开放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些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国际舞台上也拥有了更多话语权。
过去是中国从教科文组织获得思想启发和资金援助，但现在已经反过来了，我们要把中国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通过教科文组织介绍给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这也回答了一个老问题，就是应该如何评价中国的教育现状。
我一直很关注国内教育的发展，国内舆论对中国教育现状存在较多不满，但是在国际舞台上，通过教科文组织的平台，很多国家都希望知道中国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快。
国外对中国的教育成绩颇为赞叹，不光是发展中国家，欧美国家也觉得很好。
比如去年在多哈开会时，南非基础教育部部长就问我，中国上海学生PISA成绩总是排第一，到底为什么？
我说你去看看吧，她说我肯定要去看看，听说她前段时间就来中国了。
北欧的国家，比如挪威和瑞典，前些年的PISA成绩一直很好，但是现在落后了。
前一阵，挪威的教育部长问我，“为什么我们越来越不行了，反而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上海、新加坡、中国香港、越南都表现抢眼，亚洲教育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们能做得这么好？
”可见，我们现在要利用教科文组织的平台，让其他国家学习中国的经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当然不只是发展中国家。
虽然中国教育也存在很多问题，但至少从结果上看，国际上十分认可中国的教育质量，因为PISA测试结果的确能说明一些问题。
PISA既考查学生的应试能力，也考查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以前我们总说中国教育就是“填鸭”、死记硬背，但学生能力如果真的不行，也当不上冠军。
上海连续两次夺冠，也证明了中国的教育实力。
学生是否享受学习过程，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因此就断言中国教育是否成功，毕竟国外还是非常肯定中国的教育成绩的。
《世界教育信息》：
据您了解，中国教育的哪些经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可以为他国所借鉴？
唐虔：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短短几十年间，在人口基数这么大的情况下，能够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并保证一定的质量标准，这被全球认为是一个很出色的成果，很多国家都想知道中国是怎么实现这个目标的。
非洲这几年的发展也很快，像坦桑尼亚、肯尼亚，前两年制定了新的法律，就是要让所有的孩子都上学。
他们确实做到了，入学率一下提高了二三十个百分点。
但是，一个班里面有90多个孩子，教育质量肯定上不去。
因此，尽管非洲的一些国家也普及了基础教育，但是很勉强。
普及基础教育不光是资金问题，师资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如果教师队伍不够壮大，教师培养滞后，就只能是90个孩子在一个教室里坐着。
教师的培养并不是短时间就能有成效的，因此，外国也很好奇中国是如何在二三十年间就建构起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教师培养体系。
还有一个就是PISA，这是衡量基础教育成效的一个标准。
虽然PISA不是唯一标准，但它确实是目前各国普遍适用的标准。
中国上海学生的PISA成绩十分优异，这就说明中国教育质量不错。
国外也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成功经验。
此外，国外对中国高校的扩招也很感兴趣。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高校人数已成为世界第一，去年高校毕业生达700万，这基本上相当于一些小国的全国人口数量。
中国是如何做到的？
有什么经验和教训？
国外对这些也很感兴趣。
三、教育决策要立足于科学依据，
做到因地制宜
《世界教育信息》：
您谈到中国上海的教育被国际认可，但也许上海的家长并没有觉得孩子受到的教育是最好的，很多初三学生的家长认为能够接受外国的教育更好。
我国在教育政策制定或者教育质量提升方面是否还有提高的空间？
唐虔：
我想肯定是有的，这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
从PISA看上海基础教育的成功只是从结果来说，但既要保证结果，又要让学生在学生时快乐、让家长满意，这并不容易。
在中国，学生要承受来自家长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学校又不得不应付家长给予的压力。
大家都希望减负，但是学校做得到吗？
家长不会同意的，这是一种社会现象。
另外，中国媒体的作用太大了，对很多老百姓而言，只要印出来的字就是权威。
因此，媒体也应肩负起普及科学知识的责任。
很多人觉得，我受过教育我就懂教育，这个观点特别危险。
一旦“误识”成为民意，政府领导就得听，最后就不一定能按科学的教育规律来制定教育政策。
因此，媒体最好能做一些科普工作，这非常重要。
《世界教育信息》：
您对于这次学习科学大会有什么期待？
如何将研究的理论、实践和教育改革联系在一起？
唐虔：
召开学习科学大会的目的就是探讨如何把学习科学的研究成果提供给决策者参考。
学习科学是一种跨学科研究，从生物学角度、心理学角度探索学习规律。
在国外，特别是欧美国家，这是系统的科学。
相对而言，学习科学在中国才刚刚起步，跟国外的差距较大。
学习科学是跨学科的，协调起来不容易，需要花时间、花精力，大家合作研究。
中国将来教育决策的参考依据应该是什么？
如何做到科学决策？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量化的东西少，论述性的东西多，比如儿童几岁开始学习比较好的问题，有科学依据吗？
有相关数据支撑吗？
相比国外，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
我们想通过这个会，把大家在这方面的最新进展交流一下，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教育决策者有据可依，在科学的基础上决策，而不是一拍脑袋就说应该6岁或者应该4岁上学。
这不应该是经验可以回答的问题，而应该有理有据。
这方面来讲，中国这些年有所进步，但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世界教育信息》：
您认为会议的举办会对中国的教育政策制定产生怎样的影响？
唐虔：
我确实希望大会的研究成果能为教育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中国现在一定要改一改拍脑袋就决策的习惯。
当然，舆论和民情也很重要。
但是，如果能有科学依据，那对人一生的发展都会有好处。
此外，中国必须考虑社会、历史、环境、文化背景，制定适合自己的政策，不能完全照搬国外模式。
从全球范围来讲，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发展不均衡，有国家之间的不均衡，还有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之间的教育发展不平衡，这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比如，在中国，上海的情况肯定和甘肃的情况不一样。
既要保持上海的先进，又要拉动甘肃的发展，那教育政策应该保持统一，还是针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有所区别？
我们再看一看高考政策，不同地区是否应该实施不同的政策？
高考要减少科目，那么各省减少的科目是不是都一样？
我觉得应该分别考虑。
均衡发展是目标，但也不能把高的标准往低拉，上海的改革应该符合上海这种国际大都市的定位。
作为教科文组织来讲，一定要注重不均衡发展，对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有目的性的政策，最终实现均衡发展。
四、职业教育的发展关键在于满足社会需求
《世界教育信息》：
国内对职业教育关心的人很多，但和德国或者欧洲一些国家的职业教育相比，中国的职业教育在质量上还有不小的差距，您如何看待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唐虔：
我去教科文组织之前曾任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司（现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综合处处长，主要负责教育政策研究，参与制定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政策。
我到教科文组织以后的前十年，负责教科文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项目。
这方面，国外有很多不错的经验，像德国的双元制。
但是德国的经验很难复制，因为德国的双元制建立在企业、企业培训、文化传统等多个因素之上。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德国花了很大力气、很多资源在世界各国推行这种双元制，但目前为止成功者少、失败者多，因为德国的环境很难复制。
二十多年前，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就提出，中国的职业教育被认为是二等教育，应该提高它的社会地位。
我到教科文组织工作以后，各国也都致力于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
但是通过这些年的经历，不得不很现实地说，职业高中、高职要达到和一本高校一样的地位，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不一样。
因此我认为，不要再去争论、计较地位问题，政府全心全意地把职业教育办好，根据企业的需要培养人，学生毕业以后可以找到工作、能挣到一份体面的薪水，就算达到目的了。
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那职高就不比普通高校差，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同感自然也会提高。
不必再纠缠地位问题，关键看市场需求，你培养出来的学生能不能找到工作，就是一个衡量标准。
这是我个人的体会，但不一定跟政策方向相符。
总之，受教育的权利是每个人的基本人权，教育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我们最基本的理念。
五、保证质量是国际教育合作
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世界教育信息》：
您对国际上的教育资源流动、分配、重组，比如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有何看法？
唐虔：
从教科文组织的观点来看有两点认识。
第一，这种跨国界的学习也好，跨国界提供教育也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不可逆转的趋势。
我们的理解就是教育应该大家办，只要有能力办学就应该鼓励，不能光靠政府。
但是，不管什么形式的办学，必须保证教育质量。
比如美国在中国办学，那学校的标准就应该跟在美国办学一样，不能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赚钱而不顾质量。
十年前，我们和经合组织发布过一个跨境办教育的指导文件，中心意思就是鼓励跨境办教育，但必须保证教育质量，不能只为盈利而忽略教育质量。
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人才将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这是大趋势。
除了中国的学生到其他国家留学，或者其他国家到中国办学，还包括教师的流动、科研人员的流动，甚至技术劳力的流动。
这就涉及学历学位互认问题。
作为教科文组织来说，我们正在推动制定一个世界公约，所有国家都参与起草，协助各个国家解决学历学位互认问题。
现在有些国家签订了双边协议，但很多国家都没有。
教科文组织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达成一个国际公约，进一步推进国家间的学历学位互认。
《世界教育信息》：
现在一些国家的某些高等教育机构文凭含金量低，并不能为留学生提供有质量的教育，您何如看待这个问题？
唐虔：
从教科文组织来讲，我们的工作就是推动各个国家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评估机构，各国的教育评估机构应该有几乎相同的标准，先评估自己国家的高等教育学位质量，然后通过评估机构之间的合作，判断学位是否有足够的含金量。
以前中国不够开放，不知道国外的情况，拿一个国外文凭回来，只要有英文、拉丁文在上面，大家就以为是一个好学位。
现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会对文凭进行认证，这样就能避免有人拿着“野鸡大学”的牌子滥竽充数。
教科文组织希望各国拥有自己的学位认证机构，而且教科文组织可以为这些机构之间的合作提供平台。
六、加强中国和教科文组织的合作，
推进教育治理能力建设
《世界教育信息》：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教育部今年的年度工作要点也提出促进教育治理能力建设，以及把教育治理现代化当作一项核心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来抓。
我们知道教科文组织一直是全球教育治理方面的引领者和领导者，那么教科文组织教育治理的架构，对中国教育的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促进教育治理的现代化，有什么可以参考和借鉴的经验？
唐虔：
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涉及195个国家，有58个国家的执行局，每两年举办一次大会，决定今后两年的发展方向。
执行局则是在两次大会之间开会，确认教科文组织的战略和决策是否需要调整。
大体上，教科文组织由大会和执行局把握将来的发展方向。
就教育来讲，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全球范围内引导全民教育，为各个国家提供治理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指导。
作为发展机构，教科文组织为各国提供支持和能力建设的培养。
作为治理机构，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前瞻性的讨论，引导全球教育的发展方向。
这是教科文组织的重要工作之一。
对于国内的教育治理，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更多地参与到教科文组织这两方面的工作中来。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获得一些治理方面的经验，还可以把中国的教育治理经验介绍到其他国家去。
七、期盼更多外语水平高、专业过硬且经验丰富的中国人投身到教科文组织事业中来
《世界教育信息》：
现在，中国人在教科文系统里面，特别是教育领域参与的情况如何？
您对中国人更好地参与国际组织，特别是后备人才培养方面有何建议？
唐虔：
教科文组织根据各国所交的会费、人口、发展状况，按照地理分配名额。
每个国家都有一定的名额，中国的名额幅度是十几个到二十几个。
但是，中国现在是低于最低名额的。
也就是说，中国人在教科文组织中所占的比例是较低的，欧美国家的人数远远多于发展中国家人数。
现在中国所交的会费在教科文组织里排第六位，但是中国的工作人员数量排名远远没到第六位。
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后备力量也不强。
这几年，教育部采取了很多方式，比如派一些人到教科文组织工作一年或者两年，熟悉国际组织的业务和运转情况，并希望将来有机会进入教科文组织工作。
但是像这种国际机构的每一个职位都是公开招聘的，要和别人竞争。
现在，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职位大概有400～500人申请。
招聘一般要通过简历筛选和面试。
在同等条件下，我们会尽量照顾人员的地理分布，但是如果应聘者能力不如别人，那么也不能被关照。
中国人在整个联合国机构里的人数不多，这样就影响中国的话语权。
目前，我在这个职位上，中国和教科文组织合作起来就很方便。
外国人喜欢经常更换工作，做好多不同的事，而中国人总是在一条线上走，人家看你的履历就会觉得经历太局限。
一看外国人的履历，就知道他们经验比较丰富。
还有就是在面试的时候，应聘者的思维要跟国际接轨，好多事情谈起来或者写起来，包括写简历、写申请理由，都是有一定的技巧的，不能让人看了以后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另外，语言上确实也存在问题，现在好多了，像我们那个年代，会外语的不懂专业，懂专业的不会外语，现在大家的外语能力都提高了。
话说回来，你要是不考外语，跟国际接轨就有困难。
我现在不直接参与面试，但他们会给我报告面试结果，拿到我这来批。
咱们这一代年轻人的素质、语言、专业比20年前强多了，但是跟外国人比还是有差距。
总之，专业过硬、语言流利、经验广泛是非常有用的。
八、期待发展中国家
积极设立教科文组织一类机构
《世界教育信息》：
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印度政府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甘地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所，这是教科文组织在亚太地区设立的首个一类机构、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的第三个一类机构。
请问，甘地所是怎样的机构？
我们国家参与此类机构的情况如何？
有没有可能设立类似性质的机构？
唐虔：
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机构分为两类。
一类机构由教科文组织大会批准设立，其理事会由大会选举产生，或者全部（或部分）由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任命。
一类机构执行教科文组织的规章制度，并由教科文组织人员领导，机构的总体规划和优先事项是教科文组织规划与预算的一部分。
二类机构是由教科文组织支持设立的研究机构，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实体，与教科文组织只有协作关系。
在甘地所批准成立之前，教科文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一类机构仅有设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国际能力建设研究所（IICBA）和设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所（IESALC）。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大会审议并批准了印度政府提交的关于建立甘地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所的提案。
大家知道，教科文组织这几年因为经费问题而没有能力再扩大规模，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支持印度政府设立了甘地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所。
按规定，除了所长的薪水由教科文组织支付外，甘地所运营经费全部由印度政府承担。
这实际上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教科文组织一类研究所（机构）很少设在发展中国家，而甘地所所倡导的和平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正是我们现在关注的工作重点，因此我们同意印度办这个机构。
中国也在积极参与教科文组织的事务，不过在教育领域目前仅有一个1994年在河北保定成立的教科文组织二类中心――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几年前迁址到北京师范大学，现在由该校校长担任中心主任。
农教中心现在盖了一栋办公楼，硬件条件得到了改善，希望今后在软件上可以再有所提高。
如果能先把二类中心办好，将来开办一类中心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总之，我们的想法是今后再设立这类机构时，尽量能放在发展中国家，而不要都集中在欧美国家。
编辑张力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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