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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教育史
《中外教育史》学习纲要
第一节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鲁国人。
生于公元前551年，逝于公元前479年。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杰出的教育家，是给中国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东方文化以深刻影响的卓越先驱。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上首创私人讲学之风的伟大拓荒者。
西汉之前，儒家学说与诸子百家之学处于平等的争鸣地位，自西汉武帝听取儒生董仲舒的建议，奉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之后，孔子的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一、孔子论教育作用
孔子继承了周公以来的古代先哲们重视文化教育的光荣传统，积极兴学育才。
孔子把发展教育视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条件。
因为在他看来，教育无论对改造社会，移风易俗，还是对发展个人的天性，改变个人的命运都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集中体现在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上，孔子的论述颇多，但颇具代表性的有以下二条：
子适卫，冉有仆。
子曰：
庶矣哉!
冉有曰：
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
富之。
曰：
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
教之。
子贡问政。
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
去兵。
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
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通过与冉有的谈话，孔子从正面阐发了如何在正常的情况下富国教民的问题。
孔子已经直观地认识到国家发展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庶”，即有充足的劳动力；二是“富”，必须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因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只有在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实施社会教化，发展文教事业；三是“教”，“富而不教则如禽兽矣”，教育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只有通过实施有效的社会教化，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才能有效地巩固稳定的社会环境，进一步规范社会秩序，创造更辉煌的经济成果，从而在根本上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在“子贡问政”的时候，孔子则从正反两个方面特别回答了如何在特殊的情况下保国教民的问题。
孔子认为治国治民的三要素为“足食”、“足兵”、“民信”。
所谓“足食”是指当政者的国库粮食储备充足，可以稳定民心；所谓“足兵”是指军队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内可乎乱，外可御侮；所谓“民信”是指统治者要实行善政，发展社会教化，取信于民。
以上三条是治国治民的必要条件。
但是，如果发生了特殊的情况，比如出现了饥荒或战争等，三者不能同时保全，即“必不得已而去”，孔子主张先“去兵”，即不再增加兵役，而应设法减轻百姓的军事负担；假如发生了更严重的情况，就是“足食”和“民信”二者也不能同时保全的话，孔子提出“去食”。
关于“去食”，刘宝楠先生释义为：
免除劳役，减免赋税，开仓济贫。
孔子告诫为政者，无论发生多么严重的情况，取信于民是万万不能忘记的。
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要统治者明白“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如果统治者实行善政，又通过发展教化取信于民，那么人民之“水”可以载统治者的大“舟”于千里远行，否则，人民之“水”也可以倾覆统治者之“舟”于咫尺之间。
在孔子看来，为政之关键在取信于民，而取信于民的主要途径则是依靠良好的教育，所以，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从政时，孔子回答：
《书》云：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意思是说，通过教育工作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良好社会风气传播到社会上去，并形成美俗良风，借此影响社会政抬，促进社会发展，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是一种宏观的、间接的管理，为什么一定要直接从政呢?
关于教育对个人身心发展的影响，孔子则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著名论断。
虽然在《论语》里，孔子把人的智力才能分成四个不同的等级（“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知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并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表明孔子在认识论上存在着先验论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差异是客观存在的，通过对人的观察，通过教育实践，孔子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孔子虽然说有“生而知之”的天才，但他从来没有允许任何人是“生而知之者”，即使尧、舜、禹这样的先王，也是聪明睿智加勤学累功而成。
曾有人说孔子是“生而知之者”，他则一再表示，“我无是也”，我是“好古，敏以求之者”。
孔子相信，人的智愚、强弱主要取决于后天的学习与教育。
因此，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孔子一再劝勉弟子要勤学，好学，乐学，要“学而不厌”，“持之以恒”，下滴水穿石之功。
孔子对教育作用的强调，既是对周公以来重视教育的光荣传统的继承，是对提倡“尊贤育才”的齐相管仲、主张“不毁乡校”的郑相子产的正义之举的弘扬，更是对西周末年以来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的消极颓废的末世思想的否定，也是对老子所谓“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的愚民观点的彻底否定。
二、孔子论教育对象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他说：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也就是说，只要是主动亲自带着干肉到我这里登门求教，表示尊师重道之意，我就没有理由不把我的知识、学问传授给你。
自此，我们不难看出，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实指不分种族、贫富贵贱，皆可以入学读书。
这与奴隶制“学在官府”，“礼不下庶人”的严格等级制教育有着质的区别，是划时代的进步。
在“有教无类”办学方针的指导下，“夫子之门何其杂也”。
从史籍资料的记载来看．他们来自广泛的社会阶层，宽泛的地域。
孔子弟
子的国籍有：
齐、鲁、宋、卫、秦、晋、陈、蔡、吴、楚、郑等诸侯国。
而在古代，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种族。
孔子的学生家庭出身也十分驳杂，他们分别来自于不同的阶级阶层，比如，有出身于奴隶主贵族的孟懿子、南宫敬叔和司马牛等；有“穷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的颜渊；有被称之为“卞之野人”，食黎霍、百里负米养老母的子路；有身着芦衣为父推车的闵子骞；有亲自耘瓜，帮母织布，三年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曾参；有家无置锥之地的仲弓；有鄙家子弟子张，衣若悬鹑的子夏；在“缧绁之中”的犯人公冶长；曾为大盗的颜涿聚；还有“家累千金，结驷连骑”的大商人子贡（商人在春秋时期没有地位，仍属“鄙人”之列，为官学所不容）。
由此可见，孔子的私学的确打破了受教育对象的地域、族类和家庭出身的限制，使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新兴地主、商人及一般社会平民，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尤其是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力地推动了春秋以来的学术下移运动，壮大了士阶层的队伍，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三、孔子论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的问题，是每个教育家思想中的根本问题，孔子在阐发教育目的的时候，既包括培养人才的标准，也包括选拔人才的方针。
关于培养人才的标准，孔子提出了要培养的理想人格的典型。
孔子提出教育要培养“志于道”，“志于仁”的志士、君子和成人。
具体地讲，孔子所要培养的志士的标准范型是：
“修已有耻，使于国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所要培养的君子的标准范型是：
修己安人的统治者。
孔子所要培养的“成人”的标准范型是除了具备上述志士和君子所必须具备的各种优良品质和基本素质外，还应该具有艺、礼、乐等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关于选拔人才的方针，孔子的学生子夏概括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在这里“优”指的是有余力的意思，整个这句话则释义为：
为官从政已尽职尽责，且尚有余力的情况下，应该不断地充实自
己，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即应该不断地学习提高；已经有了丰富的知识，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应该将学到的知识取之于社会，再服务于社会，即要出仕为官。
孔子把培养人才的标准与选拔人才的方针密切联系起来，养而备用。
一方面，孔子从“三十而立之年”开始创办私学，积极教诲后生，培养出了许许多多“学而优”的学生，并满怀热情地鼓励、推荐他们积极投身到春秋时期激烈变革的时代大潮中去，参与社会变革。
另一方面，孔子的私学又在不断地吸收“仕而优则学”者，当时鲁国、齐国、卫国等的执政者都曾多次向孔子请教治国安邦和制礼作乐等许多问题，已经踏上了仕途的学生更是常遵夫子之旨，执政不忘治学，促进了中国古代官吏素质的提高，促进了终身教育思想理念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提倡的“学而优则仕”是有条件的。
他虽然鼓励学生积极参政，但必须恪守“不仕无义”的基本信条，他告诫学生，“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教育学生只有在有道时，才能从政取富贵，邦无道，不能行道时，要退而隐其身，表现了儒家重道义，轻富贵的高尚情怀。
孔子生活在奴隶制世卿世禄制逐渐解体，封建官僚制逐渐形成的春秋时期，顺应当时政治下移运动需要大批具有新观念、掌握六艺知识的知识分子入世参政的新形势，适应士阶层崛起、学术下移的新潮流，提出培养志士、君子和成人的目标，倡导“仕而优则学，学而优把“学而优则仕”与“举贤才”，实现“贤人为政”的理想同时推进，既为平民从政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展示了光明的前景，吸引了人们对学习、对教育的浓厚兴趣，促进了私学的勃兴，同时也是对奴隶社会世袭制的巨大冲击，有利于封建官僚制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选士制度，尤其是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都与“学而优则仕”和“贤人为政”休戚相关，可以说“学而优则仕”就是科举制的直接理论来源，科举制则是“学
己，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即应该不断地学习提高；已经有了丰富的知识，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应该将学到的知识取之于社会，再服务于社会，即要出仕为官。
孔子把培养人才的标准与选拔人才的方针密切联系起来，养而备用。
一方面，孔子从“三十而立之年”开始创办私学，积极教诲后生，培养出了许许多多“学而优”的学生，并满怀热情地鼓励、推荐他们积极投身到春秋时期激烈变革的时代大潮中去，参与社会变革。
另一方面，孔子的私学又在不断地吸收“仕而优则学”者，当时鲁国、齐国、卫国等的执政者都曾多次向孔子请教治国安邦和制礼作乐等许多问题，已经踏上了仕途的学生更是常遵夫子之旨，执政不忘治学，促进了中国古代官吏素质的提高，促进了终身教育思想理念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提倡的“学而优则仕”是有条件的。
他虽然鼓励学生积极参政，但必须恪守“不仕无义”的基本信条，他告诫学生，“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教育学生只有在有道时，才能从政取富贵，邦无道，不能行道时，要退而隐其身，表现了儒家重道义，轻富贵的高尚情怀。
孔子生活在奴隶制世卿世禄制逐渐解体，封建官僚制逐渐形成的春秋时期，顺应当时政治下移运动需要大批具有新观念、掌握六艺知识的知识分子入世参政的新形势，适应士阶层崛起、学术下移的新潮流，提出培养志士、君子和成人的目标，倡导“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选拔人才的方针，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
孔子把“学而优则仕”与“举贤才”，实现“贤人为政”的理想同时推进，既为平民从政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展示了光明的前景，吸引了人们对学习、对教育的浓厚兴趣，促进了私学的勃兴，同时也是对奴隶社会世袭制的巨大冲击，有利于封建官僚制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选士制度，尤其是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都与“学而优则仕”和“贤人为政”休戚相关，可以说“学而优则仕”就是科举制的直接理论来源，科举制则是“学
而优则仕”理念的彻底贯彻实施，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孔子论教育内容
众所周知，教育内容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条件之程体系是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的基本保证。
合理的课
为了实现培养志土、君子和成人的教育目的，为了贯彻“学而优则仕”的施政方针，孔子建构了一个十分丰富、完整、合理的教育内容系。
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六艺”兼备的教育传统，整理了“六书”作为实施“六艺”教育的基本教材。
根据（论语），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孔子的教育内容。
一曰：
“子以四教：
文、行、忠、信。
”这是指孔子教学是从文献、品行、忠诚和信实这四个方面进行的。
文献主要是指（诗）、《书》、礼）、<易）、（春秋）等文化典籍而言，是指智育方面的教学，
品行、忠诚、信实实际是一个方面，即德育。
孔子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主张把道德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首位。
但在教育过程中，实际是智育德育不分的，它们互动共进在同一教学过程之中。
二曰：
礼、乐、射、御、书、数。
这是指孔子教学的六个主要科目礼是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乐是有关音乐的知识和技能；射是射箭，属于军事武功；御是驾车，也是军事武功；书是刻，即写字；数是关于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知识。
孔于主张培养文武兼备，六艺兼习的治国兴邦之人才，他的学生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进行六艺教育的基本教科书就是“六书”。
“六书”分别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名的儒家经典，是孔于手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也是最著名的教科节，除（乐经）亡佚之外，其他五本经典成为汉代以后中国封建
官学私学所使用的基本教科书，它们与四书一起成为隋唐之后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诗）；就是流传到现在的（诗经）。
是孔子上采西周，下撷春秋
的诗歌编辑整理而成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诗歌选集。
（诗经）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可靠最完整的历史文献资料，其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完全可以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相媲美。
<诗经）是孔子晚年的作品，他68岁自卫返鲁之后，开始了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的工作。
春秋时期，社会上流传的诗歌甚多，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古者（诗）三干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而存其精华者三百零五首，概称“<诗）三百”。
<诗经）的特点是合乎周礼，纯正无邪。
（书），又称（尚书）或（书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历史资料汇编，它保存着殷、周二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尚书中所选取的文献资料都符合孔子“垂世立教”、“示人主以轨范”的政治标准。
<礼），又称<士丰L），传至后世称为<仪礼），是孔子培养士、君子的必读教材。
孔子把改良过的周礼作为治国、治家、立身的根本。
他说：
“为国以礼”，他要求学生“立于礼”，“夫礼，先王以承天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孔子认为知礼是立足社会的重要条件，他要求弟子不仅要学会礼仪，而且要理解礼中所蕴涵的精神，做到“克己复礼”，否则无法在社会上立身，即“不学礼，无以立”。
（乐），又称（乐经），是有关音乐的书，早巳亡佚。
（乐经）与<诗经）是相联的，<乐经）是曲调，<诗经）是歌词。
孔子说：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反映了他删<诗），定<乐）的联系。
同时<礼）与<乐）也是密切相联的，孔子常常将礼与乐并提，礼是人们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建立稳定、有序的等级制社会，它是一种外部的约束力，是他律。
乐则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使人的思想感情发生变化，从而形成自律的意识和情感，形成崇高的本质。
孔子要求他的学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注重乐教，他最喜欢的音乐是<韶乐），即舜之乐。
<易），又名（周易）或<易经），是一部占卜用的卦书。
由于是
卦书，所以幸免于秦火，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流传至今。
（易经）虽系卦书，但却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从其所记载的内容看，它反映着自远古至春秋时期人类抽象思维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轨迹。
<春秋），又称<春秋经）。
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但在当时，却是孔子对学生进行时事政治教育的教科书。
孔子根据鲁史记、周史记等史料作<春秋），收录了上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历史，对这个时期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灾异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提纲挈领的记载。
孔子晚年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安贫乐道”精神从浩瀚芜杂的古代文献中整理出“六经”，组成自己的学术体系，以弘其道，这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不重视古籍文献资料的保管和整理，再加上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战祸连绵，周王室丢书甚多，孔子整理“六书”，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抢救，是功泽后世，永垂千古的。
孔子整理、确定的教育内容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重人事，轻鬼神。
二是重文事，轻武事。
三是重视社会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
五、孔子论教学原则与方法
为了实现培养人才的目的，孔子在建构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教育内容体系的同时，积极探索，在教学方法论上颇有建树，提出了一系列反映教学规律的原则与方法，为中国古代教学理论的发展揭开了新篇章。
孔子在长期从事私学教育活动的基础上，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首先，关于教师如何教的问题，他的经验是：
1．启发诱导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启发诱导。
孔子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倡并运用启发诱导教学原则与方法的教育家，孔子的启发诱导要比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早几十年。
在孔子看来，学生掌握知识是一个主动探索和领会的过程。
因此，他在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主动精神，其至理名言是：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
按照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解释：
“愤”，是“心求通而未得之意”，也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产生疑问，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但尚未搞懂弄通时的一种心理状态。
“启”是“开其意”，即教师指导学生思考的方法，指导解决问题的思路。
“悱”是“口欲言而未能之貌”，这是一种学生对问题已经有所思考，但想法尚不成熟，思路并不完全清楚时，想要表达又无法准确、清晰、凝炼地表达的困惑状态。
“发”是“达其辞”，即教师在学生处于上述这种困惑、饥渴的状态下，帮助学生理清思路，明确认识，弄清概念或原理，用准确、清晰、凝炼的语言恰当表达。
这样，“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整体意思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把握住讲解问题的最佳时机，及时施教，当学生思考问题已有所得，欲表达又表达不清楚时，教师再给以及时的启发。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把教学变成学生主动探索的过程，否则，越俎代庖，搞填鸭式，满堂灌，代替思考和表达就会导致教学过程的失败。
这是孔子强调的启发诱导教学原则的第一层意思。
孔子强调启发教学的第二层意思就是，启发诱导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必须培养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逻辑推理能力。
孔子所说的“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就是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举例要具有典型性，比如举出方形的一个角（即“一隅”），学生就应该能够推知出方形的另外三个角（即“三隅反”）是什么样子，如果做不到这样，就不要再讲下去了（“则不复也”）。
这是很有道理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合理的知识结构，通过典型的事例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智能的发展。
孔子的启发教学运用得最成功，也最受学生欢迎，其高足弟子颜渊曾喟然叹曰：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既竭吾才，如有所
立，卓尔。
虽欲从之，未由也已。
”
2．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亦是孔子运用得最成功的教学原则与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孔子善于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根据不同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和教学。
孔子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个成功地运用因材施教的伟大教育家，但“因材施教”的命题却是由宋代的教育家，理学的奠基人程颗、程颐兄弟二人在总结孔子教学经验时概括而成。
他们说：
“孔子教学，各因其材。
”后来南宋的理学家朱熹在给<论语）做集注时，再次重申了这一命题，这就是“因材施教”的由来。
孔于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因材施教。
他首先承认学生在个性与才能上的差异。
孔子对自己的学生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往往能够一言以蔽之，比如，他说：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彦。
”孔子了解学生所用的方法主要是观察法与谈话法，这两种方法至今仍是教育教学过程中了解学生时所采用的最经常、最简便易行的方法。
了解学生是因材施教的前提，是教师进行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
孔子通过采用观察法和谈话法了解到了学生在个性和才能等方面的差异，比如：
“贤哉，回也”，“孝哉，闵子骞”，“师也辟，由也彦”，“师也过，商也不及”，“求也退，由也兼人”，子贡能够“告诸往而知采者”，他为人聪明，能够“闻一知二”，但其思维能力却不如“闻一知十”的颜渊。
了解学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学生，孔子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个性与特长，扬长避短，长善救失，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教学。
在发挥学生的特长上，由于孔子教导有方，在其私学里，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上各有其材，比如：
德行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和仲弓，他们人格伟大，道德高尚；言语有宰我和子贡，此二人思维敏捷，能言善辩；政事有冉有和季路，此二人颇具管理才能，有兴国安邦之志；文学有子游和子夏，此二人有极高的文学才华，据说<论语）一书大部分为他们整理而成。
在孔子从教的四十余年里，先后就教于他的弟子有三千余人，其
中涌现出七十二贤人（孔子自己说是七十七人），所谓“贤人”就是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
孔门弟子中七十二贤人的出现，除了有他们个人的先天素质、主观努力和当时社会提供的客观条件外，不能不说是孔子的教导之功。
因材施教不仅表现在因势利导，发挥学生的特长上，还表现在克服学生的缺点和不足，促进其正常发展上。
在克服学生的缺点和不足，即补偏救弊上，孔子做得也相当成功。
比如，子贡伶牙俐齿，善于巧辩，孔子常挫其锐气。
有一次，孔子问子贡：
“汝与回也孰愈?
”（愈：
聪明），对曰：
“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子曰：
“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
”通过与子贡这段比较他与颜渊谁更聪明的谈话，使爱耍小聪明，巧辩胜人的子贡有了自知之明，知道了“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的道理，抑制了子贡的自满情绪。
其次，关于学生如何学的问题，孔子在长期指导学生自学的基础上，积累了宝贵而丰富的经验。
1．立志有恒，锲而不舍
孔子晚年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时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他以切身的体会教育学生要有高远的理想，要“志于道”、“志于仁”、“志于学”。
孔子认为立志对一个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理想，没有志气就等于没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所以他说：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
”孔子不仅鼓励学生要立志，要树立高远的理想，而且还告诫学生“立志在于有恒”。
他说：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他经常以流水、筑山和平地为例阐发这个道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极言时间的宝贵，人生的短暂，暗示学生一旦理想已定，就要争分夺秒，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去实现它，践行它；“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则进一步揭示为学成败的一般规律，即大功告成与否完全取决于学者的决心和意志。
所以当冉求说“非不说（通悦）子之道，力不足也”的时候，孔子严厉地批评他：
“力不足者，中道而废。
今女（汝）画。
”即以力不从心为借口而放弃学业，是画地为牢，半途而废的懦夫行为。
2．虚心笃实，不耻下问
孔子认为，学者治学必须有一个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能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强不知以为知。
他的学生仲由好胜心强，学习不虚心经常受到他的训斥：
“野哉由也!
君子于其不知，盖阙如也。
”而另一个学生颜渊却能“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谦卑好学，经常受到孔子的夸奖，孔子多次赞叹颜渊：
“贤哉，回也!
”
虚心笃实还包括学者治学应持的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
孔子告诫弟子，对古籍文献，对客观世界，对人伦社会关系应该做公证的评说，他反对学者治学过程中过多的妄意猜测、专横武断、固执己见和惟我独尊、自以为是，因而提出治学四原则：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
要做到虚心笃实，践履“毋意、毋必、毋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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