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观点大全.docx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观点大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观点大全.docx（25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观点大全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司法观点大全
詹勇（卓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根据《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所编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一书与其他资料，从客观要素到主观要素，从定罪情节到量刑情节，从入罪标准到出罪标准，从本罪到相关罪名，对该罪的主要司法观点进行了梳理。
一、“窝藏”与“转移”的认定
“窝藏”与“转移”是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所列举的五种行为方式中的两种。
何谓“窝藏”？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窝藏是指承受上游犯罪行为人的委托藏匿和保管犯罪所得，使司法机关不能或难以发现犯罪所得的行为。
开始不知道是犯罪所得而加以受领，后来在保管过程中知道了是犯罪所得，却继续为保管的行为，也是窝藏。
窝藏是一种典型的隐瞒，是以作为的方式来实现对犯罪所得的隐瞒，单纯的知情不举不能认定为窝藏。
举例而言，某盗窃财物价值1万元，藏于家中，某的父亲事后得知某盗窃犯罪。
后公安机关询问某的父亲是否知道此事，某的父亲称不知情，未见到某盗窃的财物。
某的父亲隐瞒了某的犯罪所得藏于家中的事实，仅仅属于知情而不举，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1何谓“转移”？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转移是指改变赃物存放地的行为。
从空间位置上看，转移赃物包括从上游犯罪既遂后的隐藏地向窝赃地的转移以与从一个窝赃地向另一个窝赃地的转移。
行为人可以自己转移，也可以同上游犯罪行为人一起转移，还可以通过指挥毫不知情的第三人搬运、转移。
对行为人而言，不论其转移赃物是否有偿，转移的距离远近如何，以与行为人在转移过程中是否紧随赃物，这些因素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在同一房间转移，也可能因妨害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而属于本罪所指的转移，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行为妨害司法的本质，而不是物理上的距离间隔。
”2
二、“收购”与“代为销售”的认定
“收购”和“代为销售”是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所列举的五种行为方式中的两种。
如何准确理解本罪的“收购”和“代为销售”，在实践中有一定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1102号某、欧阳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对此进行了阐释。
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裁判理由中指出：
“收”和“购”两个字之间是语义的重复，解释为“购买”就可以了。
同时也无须对“收购”附加“销售营利”的目的，单纯为了自用而收购的，也是掩饰、隐瞒行为。
“收购”的行为类型中包含着“先购后卖”这种情况，根据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立法旨意，法律在这时惩罚的侧重点仍在于“购”，因为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与其收益而仍然购买，不管其目的是不是再次出售，购买行为都表达出行为人为上游犯罪人掩饰、隐瞒的主观故意，可能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这是本罪打击的重点。
后面再出售的行为就只是实现其个人利益而已，所以刑法条文在这里没有列举“销售”一项，而是在“收购”之后列举了“代为销售”。
3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认为：
“收购的形式主要是买卖，但也不局限于买卖，只要是提供代价而取得即可，民法上的债务清偿、抵消等都可以构成实质上的收购。
仅仅成立了购买的契约还不够，需要现实地进行了赃物的承受，才是收购赃物行为。
反之，只要现实地承受了赃物，只是尚未支付对价，或者还没有决定赃物的具体数量和价格，也不妨碍本罪的成立。
收购赃物的成立不以行为人从上游犯罪行为人那里直接购买取得为必需，明知是赃物而从其他人处承受转卖的，也是收购赃物。
”4
所谓“代为销售”，是指行为人代犯罪分子出售犯罪所得的行为。
“代为销售”与“收购”不同，它是替犯罪分子销售犯罪所得，中间过程中并没有以自有资金取得对犯罪所得的所有权。
“代为销售”既可以表现为行为人以卖主身份替上游犯罪人销售犯罪所得的行为；也包括在犯罪分子与购赃人之间进行斡旋介绍的行为。
行为人先将犯罪所得进行窝藏，然后以卖主身份寻找买赃人售出的行为，仍是一种代为销售行为。
根据以上分析，本案中被告人某、欧阳某的行为属于“先购后卖”，应当解释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收购”而非“代为销售”。
5
三、掩饰、隐瞒的“其他方法”的认定
根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掩饰、隐瞒的“其他方法”包括：
明知是犯罪所得与其产生的收益而采取如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物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协助将资金转移、汇往境外等。
（来源于“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第1111号涛、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的两被告人用非法收购的原油炼制土柴油，属于“其他方法”中的加工。
6
除此之外，在实际生活中，还可能存在其他应当被认定为“其他方法”的情形。
但必须坚持以下三点：
“一是行为人的目的是掩饰、隐瞒上游犯罪人的犯罪所得与其产生的收益；二是这些方法与窝藏、转移、收购和代为销售在罪质上具有相当性；三是这些方法在客观上扰乱了司法秩序，妨害了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行为的追究。
”7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1110号飞、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第1112号晗、方建策、傅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和第1113号吴某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还提与了另外3种被认定为掩饰、隐瞒的“其他方法”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的裁判理由中指出：
本案被告人傅鹰为晗、方建策更换被盗电动车锁的行为应认定为“其他方法”。
理由是：
其一，傅鹰明知是盗窃犯罪所得的车辆仍帮其更换车锁，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掩饰、隐瞒上游犯罪人的犯罪所得；其二，傅鹰更换被盗电动车锁的行为是晗、方建策销赃过程的重要一环，更换了车锁即掩盖了电动车系盗窃所得的真相，才可能将电动车转卖给他人，因此换锁行为与刑法所列举的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等行为在罪质上具有相当性，与《解释》所列举的“加工”行为更是具有同质性；其三，傅鹰的行为严重妨害了公安、司法机关的追诉活动，助长了他人继续实施盗窃犯罪。
9
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的裁判理由中指出：
拆解虽然不是《解释》所直接列举的“其他方法”，但是与刑法规定的窝藏、转移、收购和代为销售在罪质上具有相当性，即都是为了扰乱司法机关的追诉活动，便于上游犯罪分子转移、销售赃物，应当认定为掩饰、隐瞒的“其他方法”。
这样认定也与已经出台的《机动车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相符。
（笔者注：
两高2007年《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明知是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实施以下行为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拆解、拼装或者组装的。
）10
最高人民法院在马帮勇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还将“故意毁坏财物”认定为本处的“其他方法”。
四、“上游犯罪事实成立”的认定
《解释》第八条规定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上游犯罪的关系。
具体容为：
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
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查证属实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
上游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但因行为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等原因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这里犯罪事实的概念，不能完全从犯罪构成齐备的角度来理解，而应当从上游犯罪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性去理解。
至于是否具有刑事可罚性，不影响对上游犯罪事实是否成立的判断。
因此，上游犯罪事实成立指的是上游犯罪行为确实存在，至于被告人是否归案，被告人是否被判处刑罚，均不影响上游犯罪事实的成立，更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
”12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认为：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应当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包含两层容：
第一层容是，上游犯罪事实必须成立，既要求上游犯罪事实有充分证据证明，又要求上游犯罪事实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如果上游行为虽然存在，但依法不构成犯罪的，则掩饰、隐瞒行为也不构成犯罪。
举例来说，三收购了四、王五、徐六等10人分别盗窃的自行车各一辆，每辆自行车的价格均为1000元，但四等人的行为均未达到盗窃犯罪的数额标准，因而均不构成盗窃罪，尽管三所收购的自行车价格总数已经达到1万元，但因四等上游行为人的行为均不构成犯罪，因而三的行为也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而只能依照治安处罚法进行处罚。
第二层容是，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认定，原则上应当在对上游犯罪依法裁判确定后进行。
”13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1104号奥姆托绍等四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第1105号谭细松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第1106号唐某中、唐某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以与第1107号元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分别表达了上述裁判规则。
此外，上游犯罪的围包括哪些？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上游犯罪的围既包括财产犯罪、经济犯罪，也包括其他可能获得财物的一切犯罪。
受自身性质的限制，某些上游犯罪不可能有犯罪所得，如丢失枪支不报罪、重大飞行事故罪、危险驾驶罪。
过失犯罪不可能存在犯罪所得与其产生的收益。
过失犯罪成立后，如果行为人又实施取得财物行为的，这种行为也往往又构成了其他独立的故意犯罪，因此这些财物也不属于先前过失犯罪取得的财物。
”14
五、“犯罪所得与其收益”的界定
《解释》第十条第一款对“犯罪所得”与“犯罪所得产生的收益”的涵进行了界定。
通过犯罪直接得到的赃款、赃物，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犯罪所得”。
上游犯罪的行为人对犯罪所得进行处理后得到的孳息、租金等，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犯罪所得产生的收益”。
（来源于“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
关于“犯罪所得”，“是犯罪直接得到的，既包括通过盗窃、诈骗、抢夺等侵财犯罪获得之物；也包括通过其他犯罪获得之物，如伪造、变造的公文、证件等本身经济价值不大或无法简单衡量价值的赃物。
”15立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实践中，容易出现的争议是违禁品能否成为赃物？
如枪支、弹药、毒品等能否成为犯罪所得？
理论上说，枪支、弹药与毒品等违禁品也可以成为掩饰、隐瞒的对象，说它们是赃物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这些违禁品，我们一般不将其作为普通赃物对待，主要理由有二：
一是刑法对掩饰、隐瞒这些违禁品的行为，一般有专门的条文规定，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应当适用特别规定。
二是在司法实践以与群众一般观念中，违禁品与一般的赃款、赃物是有质的区别，一般的赃款、赃物，除非是有证据证明是赃款、赃物，否则，持有人可以拥有合法的使用权；而违禁品，除非法律特别授权的组织和人员，否则，持有违禁品本身就是甚至犯罪的行为。
”16罪
“因此，对违禁品进行掩饰、隐瞒的行为，如果我国《刑法》中有相关的规定将其列为独立的罪名，应以这种独立的罪名定罪处罚；如果没有规定，则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某些禁止公民随意持有的物品也可能成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犯罪对象。
例如，对于非法狩猎的普通野生动物，则可以成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犯罪对象。
”17
关于“犯罪所得收益”，是以上游犯罪的行为人对犯罪所得进行处理后得到的收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如果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到了掩饰、隐瞒行为人手上，由此产生的新的收益，则不能认定为犯罪所得收益的数额。
但是，此部分收益虽然不能认定为犯罪数额，仍然是非法所得，应当予以追缴。
”此外，“关于将犯罪所得用于投资、经营所获利润，是否可认定为犯罪所得收益？
这种情况原则上应当认定投资所得属于犯罪所得收益。
但是，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如是否介入合法的劳动投入？
如何扣除合法的劳动投入因素？
因此，有待于司法实践的总结，待成熟后再作出相应的规定。
但是，如果将犯罪所得进行非法的高利贷等活动而获得的利益，则应当认定为犯罪所得收益。
”18
六、“犯罪所得与其收益”的数额计算
《解释》第四条第一款规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与其产生的收益的数额，应当以实施掩饰、隐瞒行为时为准。
收购或者代为销售财物的价格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以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价格计算。
（来源于“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
该条款确立了以行为时的市场价为基准，以收购或者销赃价格为补充的计价方法。
基准计价方法：
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为时的市场价为基准。
市场价的确定应当以价格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为准。
补充计价方法：
在一般情况下，收购和销售赃物的价格往往低于赃物实际价值，但也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行为人从上游犯罪人处收购赃物时或向他人销售赃物时的价格高于赃物的实际价值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就高认定，以收购或代为销售价格计。
在物价总体处于上涨的趋势下，案件被查处时赃物的价格往往高于行为时的价格，此时，必须严格依照行为时的价格计算犯罪数额，以保护被告人的合法利益。
但是，也有案件查处时的价格低于行为时价格的情况。
此时，仍然应该以行为时的价格计算犯罪数额，查处时的价格明显低于行为时价格的，应在量刑时予以酌情考虑。
19
必须指出的是：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有时会直接将上游犯罪中的相关价格鉴定意见作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案中的证据使用（笔者参与办理的案件中就曾遇见过。
）显然，由于价格鉴定基准日的错误，此类证据不能作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案中的定案根据。
此外，当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案中的不同犯罪嫌疑人实施掩饰、隐瞒行为的时间不同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数额也应根据各自实施行为时为准，且应由价格鉴定机构分别作出价格鉴定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1106号唐某中、唐某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表达了这一规则。
20
《解释》第四条第二款规定：
多次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与其产生的收益行为，未经行政处罚，依法应当追诉的，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数额应当累计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应当明确：
（1）适用累计的前提，是存在数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
（2）数个掩饰、隐瞒行为既可能每次都构成犯罪，也可能每次都不构成犯罪，还可能有些单次构成犯罪，有些单次不构成犯罪。
（3）实践中，单次构成犯罪的掩饰、隐瞒行为，公安机关都要移送追究刑事责任。
当然，事实上也存在构成犯罪的掩饰、隐瞒行为公安机关仅予以行政处罚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是否经过公安机关行政处罚以与是否超过追诉期限来决定，否则，就可能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
（4）对于未经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并且未超过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追诉期限的掩饰、隐瞒行为，数额就应当累计计算；对于已经过行政处罚或者已经超过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追诉期限的，那么该次掩饰、隐瞒数额就不能累计计算。
（5）对于单次掩饰、隐瞒行为，如果构成犯罪的，是否累计计算，应当依照刑法关于追诉期限的规定处理。
”（来源于“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
此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与其产生的收益的行为实施后产生的慈息不计入犯罪数额。
比如，掩饰、隐瞒行为人将一百万元赃款存入银行后产生一万元利息，这一万元利息只能作为非法所得认定，而不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里的“收益”。
本罪中的收益应当是指上游犯罪既遂后在上游犯罪人处产生的收益。
掩饰、隐瞒行为人处产生的收益，不是该罪中的‘收益’。
”21
七、“明知”的认定
对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的“明知”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在3个司法解释和1个刑事审判指导案例中有着不同程度的表达，笔者将根据重要程度分别予以介绍。
1、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明知”，应当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接触他人犯罪所得与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与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与其收益的转换、转移方式以与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观因素进行认定。
（来源于“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明知系犯罪所得与其收益，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
（一）知道他人从事犯罪活动，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
（二）没有正当理由，通过非法途径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
（三）没有正当理由，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财物的；
（四）没有正当理由，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收取明显高于市场的“手续费”的；
（五）没有正当理由，协助他人将巨额现金散存于多个银行账户或者在不同银行账户之间频繁划转的；
（六）协助近亲属或者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转换或者转移与其职业或者财产状况明显不符的财物的；
（七）其他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需要注意以下4点：
（1）“明知不意味着确实知道，确定性认识和可能性认识均应纳入明知畴（笔者注：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2）本条第二款第
（一）项在规定“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同时要求行为人“知道他人从事犯罪活动”，是因为这里同样存在一个推定的问题。
刑法规定的是行为人明知所处理的财物系他人犯罪所得与其收益，从“知道他人从事犯罪活动”到知道财物来源于该犯罪活动，需要一个推定判断的过程，尽管这一推定结论明显符合常理和举证责任的一般要求。
（来源于“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
（3）第（三）、（四）项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数额判断标准，而是代之以
“明显低于市场”或者“明显高于市场”等相对原则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实践中的情况较为复杂，不宜一概而论。
实践中在理解和认定“明显低于市场”或者“明显高于市场”时，可以结合行为当时当地的市场行情、低于或者高于市场的绝对数、比例数以与转换或者转移犯罪所得与其收益的次数等综合认定。
”22
（4）“对于犯罪所得，只要认识到是某种犯罪所取得的财物即可，无须知道犯罪所得的具体种类、数量等详细情况；只要认识到上游犯罪是犯罪就够了，不要求很清楚地知道具体是哪一种犯罪、行为人和被害人是谁、实施的具体时间和情节如何等。
”23
2、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1093号闻福生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的裁判理由中对于本罪的“明知”认定标准进行了最新总结：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是犯罪所得与其产生的收益，即对赃物性质有确定性认识。
可以从以下方面综合判断行为人的明知状况：
（1）行为的时间是否反常；
（2）行为的地点是否反常；（3）赃物是否具有特殊标志？
（4）行为人对本犯或上游犯罪的知情程度；（5）使用赃物的方式是否反常；（6）行为人是否因此获取了非法利益。
（来源于“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8年《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第十七条：
本规定所称的“明知”，是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视为应当知道，但有证据证明属被蒙骗的除外：
（一）在非法的机动车交易场所和销售单位购买的；
（二）机动车证件手续不全或者明显违反规定的；
（三）机动车发动机号或者车架号有更改痕迹，没有合法证明的；
（四）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机动车的。
4、两高2007年《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机动车解释》）第六条：
行为人实施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行为，涉与的机动车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属于上述条款所称“明知”：
（一）没有合法有效的来历凭证；
（二）发动机号、车辆识别代号有明显更改痕迹，没有合法证明的。
八、入罪标准的认定
《解释》第一条对入罪标准进行了规定。
具体是指：
明知是犯罪所得与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
（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与其产生的收益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
（二）一年曾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与其产生的收益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与其产生的收益行为的；
（三）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系电力设备、交通设施、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军事设施或者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四）掩饰、隐瞒行为致使上游犯罪无法与时查处，并造成公私财物损失无法挽回的；
（五）实施其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与其产生的收益行为，妨害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进行追究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本条第一款第
（一）项规定的数额幅度，确定本地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来源于“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
司法解释对掩饰、隐瞒涉与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权的犯罪所得与其产生的收益行为构成犯罪已有规定的，审理此类案件依照该规定。
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明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收购，数量达到五十只以上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1090号钟超等盗窃，高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第1091号小会、于林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以与第1092号雷某仁、黄某生、黄某平破坏交通设施、田某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分别表达了上述裁判规则。
还需注意以下3点：
（1）“本条第三款是对有关司法解释的重申。
两高2011年《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
明知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犯罪所获取的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所获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权，而予以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
因此，对涉与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与控制权的犯罪所得，司法解释另有特殊规定，入罪标准为所得五千元以上。
”25的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1102号某、欧阳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表达了这一裁判规则。
（来源于“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
（2）“本条第四款系特殊规定，是对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公布的《关于<中华人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的解释。
该条规定：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条规定的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购买的，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明知是犯罪所得而收购的行为。
根据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与其制品的行为都以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论处，而不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
对一般野生动物，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第二款则规定非法狩猎才构成犯罪，也只有购买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购买野生动物不能适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关于一般数额的规定。
法律、司法解释均不可能对违禁品的价值作出数额规定，但可以对数量作出规定。
”26
（3）“由于《机动车解释》中只规定了掩饰、隐瞒的机动车达到5辆以上或者价值总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并没有规定掩饰、隐瞒机动车的入罪数额标准，因此，对于行为人掩饰、隐瞒机动车的行为是否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仍应当适用《解释》第一条关于入罪数额标准的一般规定。
”27
九、“情节严重”的认定
《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与其产生的收益，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与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
（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与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
（三）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系电力设备、交通设施、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军事设施或者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
（四）掩饰、隐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