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血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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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血荒
中国式“血荒”
全国70个大中城市，缺血的有五十多个。
在此背景下，本被法律所禁止的血液买卖，也在“血贩子”的操控下野蛮生长。
宫济武已经记不清清理了多少血贩子喷涂在厕所和走廊墙上的广告了。
他是北京医院输血科主任，也是北京市输血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的负责人。
在宫济武看来，2016年春节以来的血荒似乎有点严重。
他所在的北京医院开出了十多张互助献血单，以往一年也就一两例。
公开报道显示，仅2016年春节以来，就有江苏、安徽、河南等省份多个城市出现“血荒”，有的医院甚至停掉了80%的择期手术。
“全国70个大中城市，缺血的有五十多个。
”一位血站负责人如此表示。
在一些医院，互助献血的比例甚至达到了手术用血量的80%。
“在我们医院，八成以上的互助献血都是血贩子在操作。
”一位北京三甲医院的医生说。
在血荒的背景下，原本被法律所禁止的血液买卖，在其投下的灰色影子里野蛮地生长。
用血告急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骨关节科病房内，李惠泽（化名）正在等待第二天的膝关节置换手术。
这已经是李惠泽第二次入院，手术原本安排在上周。
手术前一天，她的配血申请被血库退了回来。
“医生说O型血库存不足，手术要延期。
”李惠泽说。
置换一只膝关节，需要为患者准备200cc备用血，李惠泽两个关节都需要置换，要准备400cc。
平时，对于每天要实施15台左右此类手术的骨关节科来说，这点血并不算什么。
然而，现在一个月内，科室内大大小小的手术已经停了一百多台。
“很多情况都是第二天要做手术，血库通知我们没有血。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林剑浩说。
10点钟左右，科室的住院总医师刘强将下批14台手术的配血申请信息发送到血库，等待12点钟血库的信息反馈。
“最惨的时候，所有的配血申请都被血库打了回来，有二十多台。
”刘强说，当时，不仅骨关节科，全院几乎所有要用到O型血的手术都被暂停了。
刘强甚至专门去了一趟医院血库，结果沟通了半天，只带回来一句话，“O型血的病人，尽量不要收。
”
“这两天O型血不紧张了，血库又说不要收B型血的病人。
”
用血告急的状况，如同瘟疫一样，迅速席卷了全国各地。
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多地血库库存量已在警戒线之下，有患者一个月内手术被推迟了6次。
医生们对这种春节后的紧张情形，已经习以为常。
在北医三院肝脏外科，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两次肝脏切除手术因为缺血而停掉。
而在位于河北燕郊的燕达陆道培医院里，几乎所有的用血都是靠互助献血来实现。
“每天医院公共的血小板最多只有10个，却有三百多个病人在排队。
”燕达医院陆道培血液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张弦说。
饮鸩止渴的互助献血
李婷今年19岁，是一个重型再障性贫血的患者。
李婷血红蛋白水平不到正常人的一半，每10天左右，她就需要输一次红细胞。
李婷每次需要输血的时候，李峰都会走到病房门口，小声地打电话，有时候，可能要打不止一个。
这个电话所关联的就是所谓的“互助献血”，电话的另一头，则是血贩子。
互助献血，顾名思义就是受血者可以通过互助的方式及时得到用血。
1998年颁布的《献血法》用短短54个字赋予了其合法身份：
“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
”
随着时间的推移，互助献血的概念开始变味，不再是保障急救用血，而是“大小手术用血都去互助”。
许多地区甚至制定了临床人员开展互助献血工作的业绩考核与评比机制，医疗单位被要求“互助献血量不得低于本单位当月用血量的20%”。
在很多医生的印象中，这种让人忧虑的方式真正使用是在2009年临床用血出现紧张之后。
在随后的7年里，事实证明当初人们的担心是对的。
“在我们医院，80%以上的互助献血都是血贩子在操作。
”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表示。
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骨髓移植病房，几乎所有的病患家属都跟血贩子打过交道。
“孩子要输血，医生说血库缺血，开了单子让我们去互助。
”2015年下半年，李峰带着女儿到这里接受治疗。
当时，初来乍到的他还不明白互助献血的涵义。
如今，他已经能够相当老练地跟血贩子打交道。
“只要一个电话，血贩子就会来取互助单。
告诉他孩子的姓名、楼层和病床，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李峰还会热情地向新来的病友推荐靠谱的血贩子。
在李峰的手机里，存着六七个血贩子的电话，都只是几个简单的姓，虽然打了小半年交道，双方仍不知道彼此的名字。
和李峰女儿一个病房的一位家长则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把名片，上面大多印着“北京市互助献血中心”“爱心天使祝您早日康复”之类的字样；或者直接就是“互助献血”，下面附上一个联系号码；还有的甚至写着“敬请保留，以备后用”。
“我们病房里的人来自三个不同的地区，在北京也没有亲戚朋友，到哪里去找人互助？
只能去找血贩子。
”李峰算了笔账，“如果从家里叫人来献血，算上路费、吃喝用住，其实也不少花。
”
在这家医院，血贩子的出入相当有规律：
一般早上10点钟以前会聚在门诊二楼开具亲属证明；11点钟左右则会到9楼的移植仓发名片，移植仓里的病人都是用血大户，11点是病人家属结群送饭的时刻；下午出现的时候则比较少。
也有买了数十次血却没有跟血贩子谋过面的人。
在河北燕郊陆道培医院，王振明（化名）已经从血贩子那里买了三四十次血小板，却一直不清楚跟自己打交道的是谁。
“我们通过微信联系，血来了就微信付款，也不用开互助单，他们手里有很多空白的单子。
”
对于血贩子，王振明甚至有些感激。
在来医院之前，他的父亲在山西老家住院。
年前血库缺血严重，王振明的父亲一直输不上血，血小板掉到了正常人的十分之一。
“我甚至托关系找了地方的领导，都没有调来血。
” 住在同一医院的张永许则展示了厚厚一沓费用单。
从2015年12月16日至2016年2月25日的71天内，他的儿子共用了37个单位的血小板、14个单位的红细胞。
“一个单位的血小板是500元、红细胞1200元，30万的血费，大部分给了血贩子。
”
春节期间，血贩子还涨了价，血小板一个单位要1000元，红细胞一个单位则涨到2500元。
武汉市在2011年8月给推行了两年的互助献血亮了黄灯，规定任何人要用血，只能等待血液中心和医院的调配。
其中一个原因即是，他们发现，亲友互助献血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普遍的买卖献血证牟利的情况，有悖无偿献血的宗旨。
某血站一位负责人说，有些医生甚至为了减小手术压力让患者去互助。
“比如说肝脏手术，医院血库只配给800ml血，医生会让患者再去找400ml血，称‘不然手术做不了’。
”
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以下简称“血液中心”）曾对2009年到2012年的互助献血人群进行统计，他们惊讶地发现，互助献血人群的HIV感染率比同期无偿献血人群高一倍。
“来互助的群体不稳定，且大多是无业游民。
”因此，2014年以后，国家卫计委开始在全国血站推广核酸检测技术，以控制病毒的传播。
2015年，卫计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血液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加强互助献血管理，原则上仅在稀有血型和急救用血等情形下启动互助献血，不断降低互助献血率。
此时，北京的互助献血比例刚由3.6%上升到6%。
暴利的贩血生意
王明是一个血贩子，也有人叫他“血头”或者“板哥”，这与他的业务有关系：
贩卖血和血小板。
王明落脚的超市距离血液中心只有五百多米的距离，“行动起来方便又安全”。
王明来这里的目的是等待所谓的“献血者”，并将他们转手给别的血贩子，以赚取差价。
王明不停地打电话。
内容主要是：
单子什么时候来？
他口中的单子是医院开具的互助献血申请单，这是“献血者”的身份证明，证明其为患者的家属或者战友、同事等。
一般来说，一张申请单需要有医院输血科以及医务处、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献血者三方的签字方能生效，以此证明患者和献血者的关系。
王明要等的就是这张单子。
合作是血贩子必要的工作方式。
血贩子很少单独行动，他们有着明确的分工：
负责招“献血者”的，在医院发小广告的，专门开互助献血单的，还有联系用血病人或者家属“接单子”谈价的。
当然，也少不了几个放哨的，盯着医院保卫科的人和警察，防止被抓，同时关注“献血者”的动向。
这些人，根据不同的分工和层级，从获利中抽取报酬。
最底层招人者一般也能每人次获利100元钱。
“混得还可以的一年起码能赚四五十万，刨去吃穿用住玩，起码能剩20万。
”
“200cc血起码能向家属开到1000元，很多家属都要上千毫升。
以2000cc为例，向患者开价1万元，如果找5个‘献血’者，刨去每个人500块钱的报酬，剩下的7500元就是利润。
”
“互助单开下来了。
”王明的话让等得不耐烦的献血者瞬间精神振奋起来。
“馒头哥”转氨酶水平偏高，这是血液检测的必要项目，王明递给了他一粒药，据说可以降低转氨酶的水平。
《献血法》规定，两次献血间隔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但是总是有人没等到间隔时间结束就报名。
这让血贩子烦心，因为拿到每个互助单要给负责开单的血贩子200块钱，检查通不过意味着浪费互助单不说，还增加了暴露的风险――普通人是不会半年内多次去献血的。
他们也有一些解决的途径。
尽管北京市的供血机构已经实现了全市献血者的信息共享，但是跨地区的联网并没有实现。
“很多时间不到的人或者在北京查出有疾病记录信息的人，就安排去廊坊、燕郊，甚至天津。
”
血液营造的江湖，远没有那么简单，有些时候为了献血甚至会流血，血贩子之间经常为抢地盘发生械斗。
而在面对外界时，他们又是团结一致的。
在燕郊血站，经常有血贩子联合起来去阻止病患家属之间的互助献血。
很多次家属之间组织互助，都被血贩子拦在血站门外，最后只好报了警。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规定了组织卖血三人次以上的、非法获利二千元以上的、被组织卖血的人的血液含有艾滋病病毒、乙型肝炎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等5种应予立案追诉的情形。
“追诉标准已经设置得很低，但是依然难以给血贩子定罪，这也是其猖獗的原因。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公诉处检察官王兆华表示，血贩子的行为涉嫌刑法中的非法组织卖血罪，但在她经手的案子中，血贩子被追究刑事责任大多是因为彼此间恶性竞争导致的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聚众斗殴等。
“很难以非法组织卖血罪定其罪名。
”王兆华说，“除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外，还要找到买血的人来作证，但他们又不愿意得罪血贩子。
顶多对他们进行治安拘留，血贩子本身就是无业人员，出来之后还会回到老本行。
”
王明也曾被抓过，出来后，他继续在血液中心附近活动，只不过变得小心了些。
“不干这个，谁给我钱？
”
谁的责任
2007年6月14日，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的高强在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电视电话会议上直言：
有的地方出现临床供应短缺，甚至引发“血荒”。
这被认为是最早承认“血荒”存在的官方记录。
血液中心副主任王鸿捷不喜欢“血荒”这个词。
他理解的“荒”是“绝对没有”，他更愿意用“季节性血液紧张”来形容此时的处境。
每年春节前后，是血液中心最难熬的日子。
“最惨的时候，北京市血液库存量只有3800个单位（每个单位200cc），只够支撑全北京市医院3天的用量。
”这个时候，对于当日需要供血的医院，只能“保持库存，采多少，送多少”。
位于北京海淀区北三环中路的血液中心，是北京最大的供血机构，担负着北京城六区一百五十多家医院的供血任务。
北京80%以上的采血量来自流动人群，特别是外来务工群体，只有不到7%是团体献血，包括学生和一些其他社会机构。
2014年末，北京市外来人口818.7万，接近常住人口的一半。
春节期间，这个群体大量离京，有数据显示，离京者不低于500万。
”
在王鸿捷的记忆中，全国开始出现季节性血液紧张是在2010年左右。
“总有医院、病人打电话过来，朝血液中心要血。
”
2012年，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郭燕红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印证了王鸿捷的记忆：
2010年底以来，一些地市出现血液供应紧张情况，个别地方呈现常态化趋势。
郭燕红将原因归结为医疗改革背景下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
2011年全国诊疗患者达62.7亿人次，入院人数为1.5亿人，分别比2010年增长了4.3亿人次和1124万人。
在他的印象里，这段时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增长了近两万个。
而2011年全国的采血量相比2010年，增长速度仅为5.18%。
很多地区甚至出现献血人次、采血量不增反跌的现象。
“医院建设速度过快，远没有考虑与供血的需求匹配。
”王鸿捷说。
用血紧张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国外也存在季节性缺血的问题。
卫计委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无偿献血率为9.5‰，而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人口献血率达到10‰～30‰才能基本满足本国临床用血需求。
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已经达到45.4‰。
（摘自《齐鲁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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