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与子部小说著录.docx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与子部小说著录.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与子部小说著录.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与子部小说著录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与子部小说著录
孙越
【摘要】历代史志目录中，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首次对“小说”进行相关记述。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这一“源”对后世子部小说这一“流”产生深远影响。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对后世子部小说的选材影响主要表现在题材、内容、思想三方面。
《汉书·艺文志》还在小说观方面确立了两种基本模式：
一为实录精神；二为“君子弗为”与“一言可采”的矛盾性。
【期刊名称】保定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4（000）006
【总页数】6
【关键词】《汉书·艺文志》；选材；小说观；“小说家”；子部
历代史志目录中，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首次对“小说”进行相关记述。
这直接对后世传统观念下子部小说的选材与分类产生深远影响。
目录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与价值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1。
本文试从小说选材与小说观两方面，分析《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这一“源”对后世子部小说这一“流”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相关记述
现存先秦文献中，“小说”一词首次出现于“饰小说以干县令”（《庄子·外物》）。
此“小说”只是“小”与“说”的组合，“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2]1，表示华而不实、趋炎附势的琐屑言辞，与庄子所讲的“大道”是相对的概念。
可见该“小说”还不是后世作为文体的小说。
“小说”作为一种文体首次出现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中。
它的出现对后世传统观念下子部小说的选材与分类产生深远影响。
官修史志目录著录“小说家”的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
它们对小说著述的思想都明显沿袭《汉书·艺文志》“小说家”。
后世传统观念下的子部小说是指在注重故事的实录性与史料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以言说理、以事说理”[3]的一批小说。
因排斥通俗性，所以宋代以后盛行的白话通俗小说均未被官修史志目录记载。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自《伊尹说》至《百家》共著录当时可见小说15家，1380篇，至隋代均已亡佚。
现存鲁迅钩沉整理出的三则《青史子》遗文，可窥其概貌。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后附有小序一篇，记载如下：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孔子曰：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然亦弗灭也。
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
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4]1745
目录书体制包括篇目、解题、小序。
三者在目录学中有重要意义：
“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
三者亦相为出入，要之皆辨章学术也。
三
者不备，则其功用不全。
”[5]27下文以《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的小序和篇目入手，分析其对后世子部小说选材与小说观的影响。
二、《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对后世小说选材的影响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对后世小说选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题材、内容、思想三方面。
1.历史与神话类的题材
后世子部小说中的杂史杂传小说、志人小说、野史笔记、笔记小说均属于历史类题材；志怪小说则属于神话类题材。
传奇小说则兼备这两类。
影响后世子部小说的两大题材类型在《汉书·艺文志》“小说家”里均已建立。
历史类题材来源甚早。
先秦时期已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记史传统。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记载的15部小说有不少属于历史题材，如：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4]1744
此类小说都与史官记史有关。
这些著作之所以被列入到“诸子略小说家”而未同《左传》等列入“六艺略”中的原因是它们与正统史传文学相比，有鄙俗与荒诞成分，史料价值比正统史传文学稍差。
如：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语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4]1744
浅薄与迂诞是这类历史类题材小说的共同特征，但它们在当时人的世界观中还属于依实记事的历史类著作，只不过附着一些浅薄、迂诞之语，“是以君子弗为也”。
此与“始有意为小说”的唐传奇主观虚构的创作意图截然不同。
神话类题材小说的产生除与民间信仰、方士求仙有关外，还与历史类题材著作的早熟有关。
“中国神话缺乏总的体系，它与小说文体上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而是以史传为中介”[6]57。
早期神话类题材小说往往与历史类题材小说结合在一起，形成“神话历史化”现象。
这在《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中也有表现。
如：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4]1745
《虞初周说》一书《隋书·经籍志》不载。
其书在《隋书·经籍志》成书前已亡佚。
但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依然可知其基本性质。
《虞初周说》应是汉武帝时期方士虞初说周代历史。
因虞初是方士身份，而汉武帝又渴望寻找长生之术，可推测该书大多借说周代历史以阐释求仙问道的黄老之学，中间应夹杂大量神话题材故事。
张衡《西京赋》所说“虞初”应是指《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所载《虞初周说》。
此后，“虞初”一词成为指代具备神话类题材的志怪、传奇小说的代名词。
明清时期更是形成以《虞初志》为代表的一系列专门记载志怪、传奇类小说的文言小说专集“虞初体”。
如明代佚名氏《陆氏虞初志》、汤显祖《续虞初志》、邓乔林《广虞初志》；清代张潮《虞初新志》、郑澍若《虞初续志》、黄承增《广虞初新志》。
虽然清代“虞初体”小说专集只收当代文言短篇小说，不同于明代“虞初体”小说专集兼收前代文言小说，但其收录的标准与原则一以贯之，即收录“古有而今不必无，古无而今不必不有”[7]1807（《虞初新志自序》）的带有神话题材且求新求异的文言小说。
这一传统的源头来自《虞初周说》。
后世子部“小说家”往往著录的同一部小说兼有历史与神话类题材。
以《汉武帝故事》等杂史杂传小说为代表。
该书《隋书·经籍志》入史部旧事类。
《旧唐书·经籍志》入乙部起居注类，改题《汉武故事》。
《新唐书·艺文志》亦同，只题《汉武帝故事》。
以上著录中，《汉武帝故事》皆入史部。
直至《四库全书总目》始入子部“小说家”类。
历史题材方面，《汉武帝故事》记载汉武帝与皇后、大臣的诸多轶事。
其中对汉代角抵戏的记载与《西京杂记》“东海黄公”的记述皆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戏曲起源的宝贵材料，具有历史价值：
未央庭中设角抵戏，享外国，三百里内皆观。
角抵者，六国所造也；秦并天下，兼而增广
之；汉兴虽罢，然犹不都绝。
至上复采用之，并四夷之乐，杂以奇幻，有若鬼神。
角抵者，使角力相抵触者也。
其云雨雷电，无异于真，画地为川，聚石成山，倏忽变化，无所不为。
（《汉武帝故事》）[8]100
……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
（《西京杂记》卷三）[8]23
神话题材方面，《汉武帝故事》虚构东方朔偷桃与西王母下凡等虚幻情节，不但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还对《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中孙悟空与众仙的塑造提供了素材来源。
因《汉武帝故事》兼有历史与神话类两种题材，所以历代史志目录对其性质的定位不一。
这两种题材也成为后世子部“小说家”著录最重要的两大小说类型。
2.上层社会人物的日常生活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小说从内容角度观察，大多描述上层社会人物的日常生活，如《青史子》。
《青史子》由鲁迅钩沉整理出三则遗文，收录在《古小说钩沉》。
三则分别记录上层社会贵族人物的胎教之道、车礼之道、鸡祀之道，都与贵族人物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如胎教之道：
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9]123
该文记述王后胎教一系列繁复的礼仪和过程。
其中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十分细致、逼真，已颇有后世志人小说和笔记小说的特色。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开创记录上层社会人物日常生活的先例，而不是市井百姓生活。
后世子部“小说家”著录小说也延续此特点。
如以《世说新语》及其一系列仿作的“世说体”志人小说就是典型代表。
其主要包括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唐代刘肃《大唐新语》，宋代孔平仲《续世说》、王谠《唐语林》，明代李绍文《明世说新语》、焦竑《玉堂丛语》，清代王晫《今世说》。
此类小说创作皆以《世说新语》为宗，体制模仿《世说新语》分为各种门类，每一门类集合若干篇具有相同性质的零碎片段而成。
内容记述当时上层社会人物的日常生活。
《世说新语》多写魏晋名士间的清谈之风：
竹林之俦，希慕沂乐；兰亭之集，咏歌尧风。
陶荆州之勤敏，谢东山之恬镇；解《庄》、《易》则辅嗣、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则道林、法深领其乘。
（《刻世说新语序》）[7]265
“任诞”门的“雪夜访戴”，“容止”门的“嵇康之叹”等著名故事都颇显清谈之妙、名士之神。
后世“世说体”志人小说仿此内容，专门记载名公学士的轶闻趣事。
作者皆直言创作动机，如：
余自束发，好览观国朝名公卿事迹，迨滥竽词林，尤欲综核其行事，以待异日之参考……凡人品之淑慝，注厝之得失，朝庭之沦建，隐居之讲求，辄以片纸志之，储之巾箱。
（《玉堂丛语自序》）[7]422
今朝廷右文，名贤辈出，阀阅才华，远胜江左，其嘉言懿行，史不胜载，特未有如临川，裒聚而表著之天下，后世亦谁知此日风流，更有度越前人者乎！
予不敏，志此有年，上自廊庙缙绅，下及山泽隐逸，凡一言一行，有可采录，率猎收而类纪之，稿凡数易，历久乃成。
（《今世说序》）[7]469
可见“世说体”志人小说将记录上层社会人物日常生活之风发挥到极致。
此特点与后世白话通俗小说普遍描述百姓市井生活完全不同，也间接造成后世官修史志目录在著录子部“小说家”时排斥通俗小说。
3.以明礼阐道为主的思想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的15家小说在思想特色上以明礼阐道为主。
小说作者以秦汉时期的方士、儒生居多。
儒生为宣扬儒家济世思想，必然在小说里注入大量明礼阐道的内容。
如上文所述的《青史子》三则遗文，详细描写胎教、乘车、鸡祀时的具体礼仪。
人们应严格依礼行事，不可越礼而行。
这与《礼记》中对礼仪的记载可相互参照。
由此，明礼思想在小说中凸显出来。
阐道即阐述治国之道。
此思想大多以君臣问答形式展现，如《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
余嘉锡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一文中认同王应麟在《汉书考证》的论断，即《吕氏春秋·本味篇》出自《伊尹说》。
该篇描述伊尹借水火烹制鱼肉、菜果之法向商汤阐述治国之道。
其中烹制菜肴的方法属于“闾里小知者之所及”，而阐述治国之道则是“必有可观”的中心内容。
由此，阐道思想于小说通俗而形象的表述中展现。
明礼阐道思想主要体现在后世的讽刺类小说，而这又以明代笑话系列的文言小说集为代表。
该系列主要包括冯梦龙《古今谭概》、《笑府》、《广笑府》，赵南星《笑赞》，许自昌《捧腹编》，徐常吉《谐史》。
以笑话形式加以讽喻劝谏的“优谏”传统早已有之。
先秦时期的优孟、优旃，汉代的东方朔，隋代的侯白都是历史上以戏谑方式劝谏的著名人物。
而明代笑话系列文言小说集显然继承并延续了这一传统。
如明代赵南星、梅之熉分别在《笑赞题词》和《叙谭概》中阐释他们创作笑话系列小说的原因：
书传之所纪，目前之所见，不乏可笑者……然亦可以谈名理，可以通世故，染翰舒文者。
（《笑赞题词》）[7]645
然则谭何容易？
不有学也不足谭，不有识也不能谭，不有胆也不敢谭，不有牢骚郁积于中而无路发摅也亦不欲谭。
（《叙谭概》）[7]655
笑话的作用不仅是以轻松诙谐的方式使人愉悦，消除烦恼；更重要的是“可以谈名理”，“可以通世故”，实现一种社会教化的作用。
此外作者还可借笑话抒发郁积于内心中的牢骚不满，以戏谑嘲讽的形式对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予以批判谴责。
这既是笑话系列文言小说集在明代中后期大范围涌现的现实原因，也是对明礼阐道思想的贯彻与体现。
三、《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对后世小说观的影响
《汉书·艺文志》还在小说观方面确立了两种基本模式：
一为实录精神；二为“君子弗为”与“一言可采”的矛盾性。
1.实录精神
“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小说：
一是附庸于史传的尺寸短书，它的本质在于实录；二是供人阅读消遣的故事，它与前者有血亲关系，但它与前者的差别在于它离不开想象和虚构”[6]11。
前一种小说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的官修史志目录“小说家”所载小说为代表；后一种小说则以官修史志目录普遍不载的通俗小说为代表。
前者继承传统史传文学所推崇的实录精神。
稗官将“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所讲述的、“闾里小知者之所及”的民间风俗和“刍荛狂夫”发表的议论记录编入小说之中，以备臣子为君王进行劝谏使用。
《隋书·经籍志》“小说家”所载小序也有类似表述：
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
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涂说，靡不毕纪……[10]1012
实录精神的小说观发展到后世逐渐演变为作家自觉地将发生的重大时事记录在小说之中，借此间接表达自身态度。
其中唐传奇里的部分篇目和以明代宋懋澄《九籥集》及《九籥别集》为代表的时事小说均体现出实录精神的小说观。
唐传奇一方面“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2]40，另一方面又与史传有密切联系，“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11]65（《云麓漫钞》）。
唐传奇与史传的联系不仅是使用纪传体的体例，更重要的是记录当时重大时事。
如薛调《无双传》以王仙客、刘无双分散聚合的曲折经历反映公元782年怀宁节度使李希烈拥兵据许州叛唐前后人民的艰难生活。
《周秦行纪》为李德裕门人所写，却托名牛僧孺所撰。
这是唐代牛李党争时李党攻击牛党的产物。
小说表面描写主人公牛僧孺的奇幻之旅，实际处处诋毁牛僧孺，“痛诋之语，忌刻险毒，直欲陷于极刑而后快”[12]156。
从此篇小说可窥见当时牛李党争的激烈与残酷。
而明代《九籥集》及《九籥别
集》可称作是时事小说。
“其《西师记略》、《东师野记》和《葛道人传》等篇纪时性特点最为鲜明，为我们了解明廷平定宁夏哱拜之乱、抗倭援朝、苏州人民抗税斗争等提供了形象的读本”[13]。
而其中《徐文贞》反映明嘉靖年间“庚戌之变”时明世宗与徐阶等大臣应对俺答部落之事，其内容可与《明世宗实录》相比对，“小说与《实录》两相对照，可谓基本相同，几无出入”[13]。
其中的善恶是非，一辨即明。
这也是实录精神小说观注入后世小说中的意义所在。
官修史志目录只记载传统观念下的子部小说。
而以虚构为主的通俗小说则大多零散分布在诸多私人撰修的目录书，或因其未被记录而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这为今日进行中国古代小说目录的编纂带来极大不便。
2.“君子弗为”与“一言可采”的矛盾性
子部小说一直处在矛盾尴尬的地位之中。
一方面小说是“君子弗为”，地位低下。
《汉书·艺文志》明确表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4]1746。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载十家中，“小说家”排在末位，且不在“可观者”范围之内。
“诸子略”所载十家均是作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补充。
而“小说家”作为十家中的末位，更是补充中的补充。
另一方面，《汉书·艺文志》也并不回避小说具有“一言可采”的实用性。
小说反映的是“闾里小知者之所及”的市井内容，对上层统治者具有了解民情、劝谏讽喻的作用。
因此封建士大夫还是认为小说“必有可观”。
这种矛盾的小说观念自《汉书·艺文志》始，一直延续在历代编纂官修史志目录的官员中。
这在清代撰写《四库全书》的编纂官纪昀身上最具代表性。
纪昀一方面歧视《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的创作形式，认为其是“燕昵之词，媟狎之态”[14]472，无疑是“君子弗为”的态度；另一方面却又创作文言小说《阅微草堂笔记》。
对此，纪昀的门生盛时彦在《阅微草堂笔记序》为老师的创作动因进行解释：
文以载道，儒者无不能言之……万事当然之理，是即道矣……文其中之一端也，文之大者为六经，固道所寄矣。
降而为列朝之史，降而为诸子之书，降而为百式之集，是又文中之一端，其言皆足以明道。
再降而稗官小说，似无与于道矣。
然《汉书·艺文志》列为一家，历代书目亦皆著录，岂非以荒诞悖妄者？
虽不足数，其近于正者，于人心世道亦未尝无所裨欤！
[7]182
“经史子集”皆是“文以载道”的形式，而小说自然也是“近于正者”的表现。
清代强望泰在《阅微草堂笔记五种撷钞序》中更明确解释“近于正者”的含义：
可以为孝子悌弟，可以为义夫节妇，可以为仁人端士，可以为忠臣良吏，下之亦不失为谨身寡过，无灾无害之幸民。
如曰此小说也，而以小说观之，其可惜也夫！
其可慨也夫！
[7]185
可见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即是所谓“近于正者”的含义，也是其认为小说“一言可采”的原因。
此种小说观造成传统观念下的子部小说多以明道讽喻的思想为主，故事内容极易出现模式化，陈陈相因，充满道学气。
而真正能反映民间生活的小说往往被史志目录所排斥，甚至将其列入禁毁小说名目中。
该小说观自《汉书·艺文志》开始确立，一直至近代“小说界革命”才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综上所述，《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在小说选材与小说观两方面对后世官修史志目录子部小说的著录建立了开创性的模式，延续了数千年。
这种影响是深入而全面的，也伴随着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始终。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既是研究中国传统小说的源头，也是反映中国传统小说发展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章学诚.校雠通义通解［M］.王重民，通解.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
中华书局，2010.
［3］张莉，郝敬.论罗烨《醉翁谈录》对宋代通俗小说观念的理论建构［J］.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4）：
123-
131.
［4］班固.汉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64.
［5］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成都：
巴蜀书社，1991.
［6］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
三联书店，1994.
［7］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8］刘歆.西京杂记（外五种）［M］.王根林，校点.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9］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鲁迅全集［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10］魏征.隋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3.
［11］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M］.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12］汪辟疆.唐人小说［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3］霍现俊.以小说见证历史——论宋懋澄小说的纪实性特质［J］.明清小说研究，2012（3）:
189-197.
［14］纪昀.阅微草堂笔记［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王作）
【文献来源】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