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后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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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后感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后感

读《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摘要：

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研究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问题，提出了他的政治秩序论，为战后西方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增添了新内容。

围绕如何实现政治稳定，文中从加强政治制度化，建立强有力的政党，组织好农民政治参与三个方面予以阐述。

最后以中国的党政制度如何促进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字：

第三世界；政治参与；政治稳定；政治秩序论；政治参与；和谐社会

正文：

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是一代又一代善良人士的理想，但是，在以往时代，特别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前，和平理想大多是百姓的朴素愿望或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渗透了自己价值观的道德说教，而鲜见进行实证性分析的科学著作。

从马基亚弗里、卢梭等近世学者开始，社会稳定或冲突问题进入了科学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开始对社会发展产生真正的影响。

二战以后，在政治学领域，亨廷顿关于社会冲突问题的研究颇受人们关注，并特别对中国学者产生很大的影响。

他的代表作之一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部著作凝聚了他关于社会发展与冲突的重要学术见解，读来让人颇受启示。

亨廷顿在一九六八年出版了他的成名巨着《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新探讨了当时流行的现代化理论。

亨廷顿反对认为在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改

稳定的追求是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他认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

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围绕如何实现政治稳定，亨廷顿从三个方面予以阐述。

其一，实现政治稳定必须加强政治制度化。

亨廷顿不仅把政治制度化当作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将其视为政府存在的前提。

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

可以用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这些理论指标越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适应性是在环境和时间考验下的变量，相对于僵硬性，理解为“与时俱进”，静态的环境和“习惯性”是它的大敌，一个组织抵抗环境的能力可用“时龄”（绝对时间）、代龄（侧重于领导层的新陈代谢、相对时间）以及组织功能三个向度衡量。

作者认为，存在高于宗旨，组织的活力是优先于组织行为模式延续性的，“唯变所适”。

那么干部轮换制的推行、英国工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宗旨的改变是适应环境改变的需要的，而苏联的解体也有实现工业化主要目标后未能转变党的功能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的原因，这基本是一种亚里士多德式“整体优先”的考虑。

复杂性既指等级上和功能上的分层，也指各类下层组织单位自身的结构分化，相对于“简单性”——依赖于个人或某一个专门机构的体制是不稳定的，法兰西三、四共和国的大权集中导致的困难出现时专权机构无可奈何，而没有其他机构敢于承担责任的例子说明了这点。

下级单位的分化是与整体相关还是依据功能，关系到制度化的程度，所以很多企业在横向、纵向一体化完成后走向多样化，也可理解“混合型国家”是稳定的。

自立性代表着政治程序的独立、中立，相对于“附属性”。

政治制度要有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否则会被私利收买，不仅会导致腐化，还可能被轻易推翻。

社会在变革时会出现许多参政的新群体，会给已有程序造成巨大压力，发达的政治体系可以缓和这种冲击，复杂性就是自立性的保障，因为新势力在冲击政治核心的过程中就会被过滤干净，于是既保持了社会组织容纳力的稳定扩张，又保证了制度的完整。

凝聚性是一个组织的向心力，相对于“离散性”。

组织成员的激增会削弱这种向心力，复杂性保证了在成员忠诚基础上的系统稳定扩张。

这是我们熟悉的“系统论”的模式，但“为政在人”，不可或缺的是伦理内容即“公共利益”。

但“树立道德需要责任，信任必须具备可预测性，而可预测性又要求有规律的、制度化的行为模式。

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就会无力界定和实现其共同利益”。

其二，实现政治稳定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党。

亨廷顿认为，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以一个制度化的公共利益来取代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

能够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奠定基础，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

何谓公共利益？

是一种理想的形而上的实在吗？

还是某一特殊群体的利益呢？

还是自然而然的竞争的结果呢？

作者认为公共利益基本是制度、系统的具体利益。

“公共利益就是公共制度的利益。

它是由于政府组织的制度化而创造和产生出来的”。

制度化产生稳定，稳定就是利益，制度的利益着眼未来、“防患未然”，所以就不是某机构某官员的眼前利益，“凡是对总统有利的，对国家也有利”，相应的职权扩张，对于整体利益大有好处。

不过这是不是一种卢梭的“公共意志”的逆向思维呢？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公共利益”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对于社会各集团的承受力怎样很值得研究，如果超过了社会容纳力，除了进行强硬的镇压以外，如何才能使社会的不同部分互相协调？

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如何？

无疑前者对于后者起到重要的维持作用，但前者必须具备“信任感”——很大程度上信任感是在传统的价值的、审美的、宗教的理念中形成的，作者指出像阿拉伯和意大利的乡下就缺少信任感，于是就缺少“有机的结合”。

的确伊斯兰教是排外的，但为何不能够产生社会内部的信任呢？

如果说意大利乡村是缺少公益意识的，那么说公益的培养不在于经济而在于“习惯”吗？

其三，实现政治稳定必须组织好农民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politicalparticipation）是指公民介入政治活动。

亨廷顿认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来说，组织农民的政治参与是维持政治稳定最重要的问题。

“农村集团的盼望和要求多半是相当具体而温和的。

如果这些要求合乎情理地得到满足，那么农村的平民百姓就会恢复到惯常的保守状态中去”。

如果仔细观察当今世界的政治生活，不难发现民主国家（仅就政体而言，并非指“真正”的民主）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其他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两回事，性质上有显著差异。

民主国家的公民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表达一种政治意愿，而专业的政治活动由政治家去搞，政治活动事实上具有专业分工的性质，一般公民事实上远离政治，对政治活动比较淡漠。

一些国家在大选中投票率下降便是证明。

专制独裁国家的情况不同，在那里没有形成一种公民表达政治意愿的游戏规则，几乎一切有文化的公民都关心政治，没有形成政治活动的社会分工。

这种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社会的政治分裂就越严重。

这种局势下的政治参与本身就是政治不稳定的同义语。

一定意义上说，古代社会也有下层百姓的政治参与，不过，有时候程度高，有时候程度低；高的时候是起义、造反，低的时候是做顺民；高的时候社会危机严重，低的时候是所谓“昌明盛世”。

当然，古代社会的政治参与也是政治不稳定的同义语。

按照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亨廷顿的理论分析模型实际上堆砌了一些同义反复的判断。

政治制度化水平低，意味着政治结构的脆弱，而（在不发达国家）政治参与本身便是政治不稳定，那么，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比率低，当然是政治不稳定了。

亨廷顿对各个社会集团的政治立场与社会稳定的相关性也做了分析，其中，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分析。

亨廷顿说：

“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

这个分析未免过于笼统。

如果把知识分子看作拥有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群体，那么，知识分子并不具有统一的政治倾向。

亨廷顿所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即自由知识分子，其主要成份是青年学生和具有自由职业特点的各类专业人士。

只有自由知识分子才具有亨廷顿所说的与既定秩序进行抗争的政治倾向，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特殊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取向。

不论自由知识分子是否被政府所雇佣，他们都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由既定秩序所维护的权力如果能产生额外的利益，也与他们毫无关系，因此他们对政治权力没有什么利益上的依赖，当然也不会有感情上的依恋。

一般来说，自由知识分子的福利与社会整体的进步密切相关；社会越是发达，对自由知识分子的需求也就越大，他们的福利也就越大。

自由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

如果说其他阶级或阶层对社会变革存有疑虑的话，自由知识分子则常常坚信社会变革对自己有利；他们对改革所产生的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估计得很低。

所以，自由知识分子通常对改革持较为激进的立场，对既定秩序持批判的态度，但也因此自由知识分子始终是社会制度创新的主体，并有可能成为社会妥协的酵素。

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如果没有其他社会集团配合，并不会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

而且，抗争力量的整合，抗争过程中与中间力量的联合，甚者与既定秩序某种必要的妥协，都离不开自由知识分子的运筹。

面对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众觉醒，如何才能稳健地把社会各阶层有序地吸纳入现代政治体中呢？

如何处理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关系呢？

如果制度化不能满足要求势必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但不调动参与同时又保持着低水平的政治制度化，这样的执政集团一定是缺少群众基础的容易被推翻的寡头，必须保证一个高度平衡的政治参与和制度化才能永久地填补权力真空并且保持社会流动的有序，所以必须建立强大的政党制度。

一个强大的政党制度会塑造有序的合法的政党政治，这些政党将超越宗派的私利而已公共利益为目的，有机地沟通一般民众与最高决策集团的联系，吸纳新兴集团加入政治共同体，对内对外都有充分的自立性，保证社会的平稳发展；相反，人为地压制政党政治会造成保守的专制，不利于现代化进程，也终将为社会参与运动所颠覆。

“一个无党政权是一个保守政权，一个反政党政权是一个反动政权”。

对现代化中国家，何为有效的政党和政党制度？

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以发展经济，而不是模仿西方的民主，政党制的运作不能简单的取决于政党的数目，“在高度现代化的国家，政党数量多寡无碍于它拥有强壮之势；而在低度现代化国家，一党可强可弱，但多党制却毫无例外都是软弱的”多党制在低度现代化国家的问题是社会被分割成多个自我封闭的利益集团，由妥协建立的联合政府会随着利益的分歧而频繁更迭，政党的存在时间也是短暂的，很难说会把民众整合进政治体系之中，“如果政治参与受到限制，那么社会力量参与政治也就受到限制”。

政治现代化中国家要建立起合乎本国国情的、以成就为取向的、规则化的政党制度，“要符合特定社会生态的要求、具有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和强大的合法化能力”。

一般地，两党制被认为是较负责任的体制，两个集团竞争争取共同的社会群体，可以防止政权垄断并较好地动员民众加入制度；而多党制则不能充分地反映民意，选举结束后各党派会建立妥协基础上的联合政府，但数量绝非是优先的，“政治安定的先决条件是政党制度能够吸收现代化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力量”；政党制度可以有竞争，但竞争须着眼于公益而不是派系的私利；政党制度也可以排斥竞争实行一党制，但政党须做好组织建设和自我监督，必须适应国情又能为进一步的社会民主化做铺垫。

保持社会的平稳发展，在政治上要保证秩序和稳健的政策，具体来讲就是政治共同体、宪政体制、政治继承的稳定，权力结构的平衡（立法与司法、中央与地方），施政的连续，以及社会政治心理、认同感的稳定。

在我国的政党制度架构中，一方面各民主党派通过党员（成员）参与政府、人大，以担任相当职务的形式参与政治，另一方面，执政党通过谈心、座谈、民主协商等形式，就国家和地方的重大决策问题与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民主党派也可以通过人民政协、党派间的政治协商等形式，对党和政府进行民主监督，通过调研等形式建言献策。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比，还存在差距，如对参政党在组织规模、经费、人员构成、党的领导等方面的领导过于具体，不利于参政党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民主监督的实效性不强，参政党的政治参与和功能发挥还不很充分，知情渠道不够畅通等等。

5号文件的颁布实施，对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有了可操作的具体规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必将进一步推进多党合作制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张锐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政治控制分析

2、党国英找寻稳定发展的社会模式

3、于溪滨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4、冯维江《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阅读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