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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细胞融合与肿瘤干细胞
细胞融合与肿瘤干细胞
近年来，随着肿瘤起源的干细胞假说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使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思考肿瘤的起源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发现肿瘤细胞具有非整倍体及染色体紊乱的特征，而细胞融合的实验也发现融合的细胞也具有这种特征。
因此，猜想肿瘤的这些特征是否与发生细胞融合有关？
进一步推论，肿瘤细胞和巨噬细胞或其他迁移来的骨髓源细胞（BMDCs）发生融合是否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呢？
而BMDCs-肿瘤细胞融合在许多动物模型和人类肿瘤也已经检测到。
发育生物学的研究表明上皮-间质转换（epithelial-mesenchymaltransition，EMT）是发育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而在肿瘤侵袭和转移过程被激活。
在诱导人乳腺上皮EMT过程中，乳腺上皮出现间质的特征并表达了干细胞的表面标记，具有干细胞样特性。
从乳腺上皮分离的干细胞样细胞也表达与经历EMT过程的乳腺上皮相似的标记。
因此，EMT过程与上皮干细胞样特性的获得具有某种联系。
本文将主要探讨肿瘤发生过程中肿瘤干细胞、细胞融合和EMT间的联系。
一、肿瘤干细胞（cancerstemcells,CSCs）
CSCs在前面已有详细介绍。
在这里，仅简单提及。
CSCs指那些有自我更新能力的肿瘤细胞，能够产生不同表型，区别于其他细胞的恶性干细胞。
不同组织的干细胞具有不同的内在自我更新能力和分化成特定细胞的能力【1，2】。
大多数肿瘤具有一群异质性细胞，这群细胞的增殖潜能和移植成瘤能力与其他细胞不同。
CSCs在造血系恶性肿瘤第一次被阐明，这群细胞仅有一小部分即可成瘤【3-6】。
CSCs可以通过它们的表面标记来鉴定和富集【4，7-11】。
在移植实验中，这些细胞产生新的肿瘤，包含有新的CSCs和不成瘤的异质性群体。
迄今为止，CSCs已经在乳腺癌【1，2】和中枢神经系统肿瘤【13-16】等众多肿瘤中得到鉴定。
CSCs是否来源于正常的组织源干细胞、骨髓源干细胞或经历了分化和转分化的成熟细胞，仍然不清楚。
是否CSCs代表一种或多种表型仍然不清楚【17，18】。
二、细胞融合
1.概述
图1生理条件下的细胞融合
（引自：
NatureReviewsCancer,2005.5,899-904）
在体内外，循环的HSCs可以和肝细胞、心肌细胞、少突胶质细胞和蒲肯野纤
维等融合【19-26】。
生物学细胞融合对某些生物过程和调节是必须的。
在这些过程中的缺陷可能导致不育（精卵融合），某些肌疾病（成肌细胞融合缺陷），癫痫前和骨硬化症（密质骨）【27-30】。
细胞融合对于发育和机体行为模式是必须的，在发育过程中存在着精细的调节【31，32】。
细胞融合可能导致了多核和单核细胞的产生。
在发育过程中，多核的巨细胞，骨，肌、胎盘的形成【32】【图1a】。
相同或不同细胞的融合也可以发生，干细胞和分化的细胞融合产生异核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仙台病毒诱导鼠Erlich细胞和人Hela的细胞融合第一次阐明异核体的特征。
异核体随时间的推移比较稳定，并且融合细胞的功能和特征也被体现出来。
目前看来，在肝再生和组织修复过程中，异核体具有重要的功能【22】【图1b】。
融核体代表在异核体形成的过渡过程中的单个的有核细胞。
融核体的形成通常以染色体缺失为特征。
经典的融核体形成过程是鼠骨髓瘤细胞和B细胞间的融合【图1c】。
在细胞转分化过程中，融核体的形成也具有重要作用【22】。
2.肿瘤细胞的非整倍体（Aneuploidy）特征
除了发生在不同类型癌的特异基因突变，肿瘤可以以染色体获得、缺失和或重排的面貌出现。
肿瘤细胞为非整倍体的概念远在1890年就有人提出【33】，并在1914年由Boveri【34】有详细的描述。
在近年，非整倍体相对于肿瘤抑制基因和原癌基因特异性突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
实际上，目前仍然普遍认为非整倍体的发生是肿瘤发生中的一个后期事件而不是一个原因。
这可能不完全正确。
如致癌剂（如石棉和砷）开始的时候并不引起基因突变，然而它们却引起非整倍体损害的出现。
另外，正常细胞暴露于化学致癌剂出现非整倍体要远早于它们表现出癌的特性。
因此，获得或缺失整条染色体可以进而损坏调节正常细胞生长调控的检验和平衡机制。
另一方面，许多正常细胞在体内外结合或引入合适的癌基因后也能够变成肿瘤【35，36】。
但这些细胞中仅仅部分能够发展为肿瘤，表明其他不确定因素可能参与了肿瘤的起始【35，36】。
因此，可能存在这样一个结论：
突变和染色体重排在肿瘤起始阶段具有重要作用，这两种机制参与了CSCs的形成。
3.CSCs和细胞融合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不合适的细胞融合可能有助于肿瘤的形成。
许多肿瘤细胞存在融合基因。
肿瘤细胞间或肿瘤细胞和正常宿主细胞间的混乱融合能够使细胞产生新的特性，并且肿瘤细胞和正常成体细胞的融合产生比亲本更具恶性的细胞【11，37，38】。
如增殖速度加快转移能力增强，耐受凋亡信号，包括化疗药物【37】。
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肿瘤相关巨噬细胞，通过他们高的融合基因潜能，可能在肿瘤细胞融合中具有重要作用【11，38】。
假设，在高融合的环境下，突变吸引干细胞过来，参与了细胞融合的发生，这可能导致基因重新程序化并产生肿瘤干细胞。
1911年，Aichel第一次提出肿瘤进展过程中的细胞融合理论：
细胞融合引起染色体数量异常，进而引起肿瘤形成【39】。
他认为非整倍体可能是肿瘤细胞和侵入的白细胞发生融合产生的，认为额外的染色体和染色体数量上的异常导致转移表型的出现。
几十年以后，Meckler【44，45】和Goldenberg【33，34】分别独立提出了相同的理论：
转移是由肿瘤细胞和白细胞融合产生的。
现在几个实验室报道融合可以使细胞出现非整倍体和获得高转移潜能。
1984年LaGarde和Kerbel【44】也做出总结：
融合可能导致肿瘤细胞基因表达发生重要改变。
这些过程导致了已经有显著缺失或获得恶性侵袭的肿瘤细胞亚群的进展，并因此可能是产生大规模基因型和表型变异的遗传机制。
如果正常宿主细胞正好是一个淋巴造血干细胞，它可能对使细胞出现异常的转移特性，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
已知的侵袭和转移的途径很多，并且其过程也已经了解清楚【33，45】。
然而，从非转移的细胞群体中产生的转移细胞仍然不能够被人们所理解。
引起上皮中肿瘤或黑色素瘤细胞脱离邻近细胞采取迁移表型，穿过基底膜进入真皮层，进入血循环或淋巴，经过渗出，在淋巴结、远隔组织或器官形成新的肿物的机制是什么？
长期以来认为与宿主选择性压力作用下，不稳定的肿瘤基因组在不具有转移能力的原位肿瘤里产生了具有转移能力的细胞【34，35】。
这一观点继续为设想的肿瘤进程提供了最好的框架。
然而很难设想这个过程是如何通过持续、渐进的转移表型的突变产生的，这些突变表型要求在原位肿瘤激活或沉默大量基因【46】。
解决这一问题的的方法是激活控制多条信号途径和起始前转移级联反应的管家调控基因。
这一点已经在发育过程中EMT管家调节子的报告中证实，如SNAIL、SLUG、分泌蛋白、酸、SPARC和TWIST在侵袭和转移过程中有相似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激活了与细胞粘附和转移相关的间质途径【36，46】。
例如，在乳腺癌，TWIST激活microRNA-10b,而microRNA-10b又反过来引起前转移基因RHOC的表达，它增加了受影响细胞的转移潜能【36】。
然而，诸如TWIST等的管家调节子在肿瘤中自我上调的机制仍然是很清楚。
目前认为，至少在某种条件下，这种情况是可以通过肿瘤细胞和BMDCs的融合产生。
尽管从上皮到间质基因表达的过渡确实是侵袭和转移的特征，表达的基因经常与迁移的BMDCs相似，如巨噬细胞和其他髓系细胞。
迁移的BMDCs和肿瘤细胞发生融合共同表达融合后的基因组为这种现象提供了可能的解释【36，48-50】按照这一的观点，融合理论比以往提出的任何理论更接近于统一肿瘤进展的解释。
融合代表了一种非突变机制，它可以解释与恶性相关的基因缺失表达模式。
巨噬细胞-肿瘤细胞融合的研究已经阐明了在亲本和融合细胞的基因表达模式。
在这种细胞，基因表达反应了髓系基因和肿瘤细胞基因的结合，这些都是以解除细胞分裂为背景的。
实际上，许多与肿瘤进展相关的分子和特征是通过正常的髓系细胞表达的，如血管生成、移动、趋化和趋向性、免疫信号、基质解除和重塑、对低氧的耐受和对化疗药物的耐受【48，49】。
肿瘤细胞发生融合可能对转移细胞的非整倍体和基因重排有作用【47，51】。
进一步假设，肿瘤细胞-BMDCs融合可能CSCs的来源【52】。
毫无疑问，从动物和人肿瘤的研究表明，在体内这种融合是转移的来源【47-49】。
CSCs的模型中，参与干细胞自我更新调节的基因似乎是重要的。
几个实体瘤细胞异质性模型已经提出。
一个模型认为肿瘤中的不同细胞能够增殖并形成新的肿瘤【53】。
这个模型表明增殖的子细胞并不是必须表现出和亲本细胞相同的的表型。
另一个模型表明仅CSCs有广泛的增殖和成瘤能力。
这一过程提示了CSCs群体自我更新的能力【54】。
在肿瘤内的一些肿瘤细胞像正常干细胞一样具有分化的能力。
这些肿瘤细胞表现出许多正常细胞特征，这一事实表明在这些细胞存在有限数量的突变。
因此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设：
在肿瘤起始的过程中仅有少量的突变就可以了。
目前，有大量证据表明在肿瘤内仅有一小群细胞具有自我更新特征【1，2】。
要是肿瘤起始只需要少量突变，那么，为什么细胞表现出广泛的染色体紊乱，而且这些在早期癌细胞中频繁发现？
图2细胞融合，潜在的细胞转分化机制。
引自：
NatureReviewsCancer,2005.5,899-904）
转分化可能参与了融合细胞分裂的减少。
融合细胞分裂减少，导致新的体细胞的产生。
因此，由于转分化的存在，供体来源的二倍体细胞不能排除细胞融合事件的发生。
B细胞融合可以作为肿瘤干细胞产生的机制。
体细胞和干细胞融合可能产生基因不稳定。
另外，在突变的干细胞或体细胞间发生融合可能易于肿瘤干细胞的产生。
突变可能发生在干细胞、体细胞和融合细胞。
在从人髓母细胞瘤【13】和胶质瘤【16】中分离的肿瘤起始细胞中染色体紊乱已经被观察到。
有趣的是，这两个报道都描述了非整倍体的CSCs群体，而髓母细胞瘤和胶质瘤干细胞有不同的核型【13，16】，包括不同的非整倍体癌干细胞群体的存在。
这就产生一个明显的问题：
肿瘤的非整倍体是如何来的？
在许多肿瘤非整倍体的早期表现表明非整倍体的获得非常快。
通常的观点是：
一套关键突变影响控制基因组稳定性的分子，这些分子反过来导致非整倍体的出现。
然而，有众多报道表明细胞可以通过细胞融合获得其他细胞的表型。
例如，小鼠的骨髓细胞可以和胚胎干细胞发生融合并自发的采取受体细胞的表型，没有详细的遗传分析，可能被作为转分化或去分化的解释【55】。
另外，体外神经干细胞和胚胎干细胞融合，融合细胞注射到鼠胚泡。
融合细胞获得了组织特异性特征和宿主细胞的分化潜能【56】。
许多融合细胞是非整倍体。
然而，也不排除融合细胞经历减数分裂产生二倍体。
因此，一个二倍体细胞也可能是一个融合细胞。
由于CSCs显示出和正常干细胞惊人的相似性，因此，感觉上，正常干细胞代表了恶性转化的靶细胞。
一个肿瘤起始的可改变模型是干细胞和经历了与癌发展相关的突变的细胞的融合。
这种融合可能表达干细胞特征并可能表象大量的染色体缺失和非整倍体。
它们也可能包含了独特的细胞幸存程序，这种程序可能与正常干细胞相似并促进了肿瘤的进展。
因此，干细胞和体细胞融合，接受了一系列确定的突变打击，这可能解释染色体紊乱的存在，这些在肿瘤发育过程中产生【图2】。
假定癌干细胞存在，那么就可能存在这种细胞，它们可以和体细胞融合并产生非整倍体，遗传不稳定的癌细胞。
总之，正常细胞到癌细胞过程中的转分化事件可能发生在肿瘤发生的早期和肿瘤进展过程中。
肿瘤干细胞和不同类型体细胞的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肿瘤中见到的非整倍体和异质性。
然而，目前，那种干细胞对肿瘤的发生和进展有作用仍然不清楚。
融合也可能发生在不同的肿瘤细胞，也可能发生在肿瘤细胞和正常体细胞之间。
这可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在肿瘤进展中可能具有重要作用【图3】。
图3肿瘤进展过程中的细胞融合（引自：
NatureReviewsCancer,2005.5,899-904）
细胞融合可能产生细胞的多样性。
细胞和环境因素可能诱导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的细胞融合。
大多数要么死亡要么静默，但小部分可能增殖，产生新的肿瘤和对肿瘤血管生成起作用的细胞。
有证据表明实体瘤内的内皮细胞细胞遗传异常。
这些细胞表现为非整倍体，具有多条染色体和多个中心体。
这提示在肿瘤细胞和内皮细胞间可能发生了细胞融合【57】。
鉴于目前的干细胞治疗，迫切需要阐明与干细胞融合有关的风险因素。
借鉴发育生物学，可能对肿瘤形成的起始步骤有新的认识。
4.细胞融合的机制
细胞融合是生物学中一种普遍的现象【58】，不同的细胞类型途径也不同【59-61】,表明它们分别参与了不同的系统。
然而，有许多机制是相似的【11】。
最近在巨噬细胞和成肌细胞中的研究中表明融合过程中具有相同的分子机制【59】。
融合发生在肿瘤细胞吞噬、肿瘤相关的巨噬细胞或其他吞噬细胞的凋亡体出现之后【60】。
体外肿瘤细胞吞噬过程中，出现癌基因的水平转移【63】。
病毒可以诱导肿瘤细胞融合【62，51】。
Syncytin蛋白可以使子宫内膜癌和乳腺癌发生融合【51】。
蛋白激酶AKT2的慢性激活导致人肾上皮细胞多核化和细胞融合的发生【64】。
细胞内化的细胞—细胞侵袭机制可能也引起细胞融合的发生【63】。
融合的一个基本的要求是，融合细胞的膜要充分接近。
这伴随着受体—配体的的相互作用，这在病毒—细胞融合【50，62】、巨噬细胞—巨噬细胞融合形成破骨细胞和巨细胞【64，65】过程中可以看到。
至于巨噬细胞，它的一些基因也参与了细胞融合【66】。
在破骨细胞的形成中，参与融合的三个受体系统是巨噬细胞融合受体（MFR,CD44,DC-STAMP）【67】。
MFR和它的配体CD47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68】。
MFR被髓系和神经元表达，而CD47在许多细胞类型表达。
CD44是一个未知的融合配体，在融合的早期阶段也瞬时表达。
通过Ⅰ型基质金属硫蛋白酶去除膜表面CD44胞外结构域，可能使细胞靠近发生融合【62，75】。
DC-STAMP是一个趋化因子样受体，在巨噬细胞融合产生破骨细胞和巨细胞过程是必须的【71】。
尽管DC-STAMP的配体还不能确定，但细胞因子CCL2是一个候选配体，CCL2是破骨细胞和巨细胞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成分【70，71】。
巨噬细胞可能因此通过它们天生的融合能力和肿瘤细胞融合。
同样，肿瘤细胞可能也易于发生融合。
因为它们缺乏表达融合相关的受体和配体。
例如，CD44在肿瘤细胞广泛表达，是细胞表面透明质酸受体并与不良预后相关【72，73】。
CD44也是公认的几种实体瘤干细胞表面标记。
CD47和CCL2（包括CCL2受体）在许多不同的肿瘤表达【74-76】，在浆细胞和黑色素瘤细胞表面也可检测到，这就满足了融合的一项要求【77】。
另外，融合细胞的产生也可能是细胞与细胞通过细胞内连接形成的瞬时跨膜蛋白和细胞器交换的结果，这种连接通常直径50-800纳米【78，79】。
在体外，在体细胞已经观察到这种连接，但究竟什么程度的连接对转分化现象有作用，仍然不清楚。
目前，许多新的研究表明组织特异性干细胞的发育限制是由微环境调节的。
宿主细胞在特定条件下，如组织损伤或感染，可能提供特异的信号而解除这些限制【80，81】。
神经干细胞已经从神经系分离出来，并带有β—半乳糖甘酶或GFP，因此在在许多试验中使得它们很容易在其他细胞中被追踪到。
有趣的是，标记的干细胞和成肌细胞或胚体共同培养可以分化成β—半乳糖甘酶标记或GFP标记的肌细胞【82-84】。
这些发现表明组织特异性干细胞的显著的可塑性，它们可以被组织微环境所调节。
图4.神经干细胞和不成熟的前体细胞去分化成癌干细胞
（引自：
NatureReviewsCancer,2005.5,899-904）
另外，BMDCs在体外和体内表现出显著的可塑性，它们可以移入和分化成许多不同的器官特异性的细胞【85-88】。
例如，BMDCs在胰腺癌模型小鼠的肿瘤基质中的成肌和成纤维细胞的形成具有作用【89】。
BMDCs也能形成小鼠肿瘤上皮细胞的重要成分【90】。
此外，最近有研究表明，炎症细胞能够通过促进肿瘤生长的蛋白和DNA损伤化学药物的产生从而促进肿瘤【91】。
用鼠做试验，Houghton和他的同事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BMDCs的流入，可能反应了一个修复内衬上皮的生理过程。
有趣的是，这些进入的细胞，不是胃上皮细胞，但产生了胃癌【92】。
在这些试验中没有细胞融合的证据被观察到，也没有双核细胞被观察到。
进一步，流式细胞DNA含量检测表明在DNA含量没有差异，接受雄性骨髓移植的雌性鼠表现出了单个X或Y染色体【92】。
然而，胃上皮和BMDCs的细胞融合可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可能已经产生，在减数分裂后一个融核体中两个X染色体中的一个可能已经丢失。
然而，Houghton等的发现表明环境对CSCs产生的作用【图4】。
体外试验表明，分化的细胞也能产生癌。
例如，在体内EGFR途径激活和INK4A和ARF肿瘤抑制因子功能的结合引起通常的高级神经胶质瘤表型来源于神经干细胞和不成熟的前体细胞【92】。
在某种条件下能够去分化成癌干细胞【图4】。
5.体内细胞融合存在的证据
图5.肿瘤细胞的融合。
（引自：
CancerRes.2000.60,2512–2519）
在体内，肿瘤细胞和很多细胞发生融合，包括基质细胞【93】、上皮细胞【94】和内皮细胞【103-105】。
关于肿瘤细胞和宿主细胞的融合的报道有30多个，这些报道大多提示巨噬细胞或其他BMDCs作为融合的一种细胞成分【98-105】。
例如，当MDAY或A9小鼠肉瘤和同种的骨髓一起植入小鼠体内时，可以产生BMDCs和肿瘤细胞的融合细胞【102，106】。
在自发转移到肺的恶性黑色素瘤细胞的发育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发生【104】（图2）。
Balb/c裸鼠是一种拥有酪氨酸蛋白激酶纯合突变的白化鼠，它是黑色素生成过程中的一种限速酶。
尽管移植到这种鼠体内的恶性黑色素瘤细胞克隆能够遗传上产生野生型酪氨酸激酶（C/C），细胞产生少或没有黑色素从而形成无色素肿瘤。
尽管转移发生频繁，但肿瘤通常较小，在肺部无色素并且可以被鼠所耐受【105】。
然而，在一个实验中，一只鼠产生了可以产生黑色素的肿瘤，在种植部位附近在尾部真皮【图5a】。
这只鼠尾部已经被截断并随后看是否发生远处转移。
5周后，鼠开始濒死，并在肺部出现大块的色素转移灶【图5c】。
DNA分析表明转移灶的细胞有C/c表型，表明它们发生融合，并来源于移植的肿瘤细胞和宿主细胞的融合。
来源于转移灶的细胞DNA含量增加了30-40%，体外趋化作用增强，N-乙酰葡糖胺基转移酶V激活增加，并且产生β-1,6-分支酶。
它们也产生了粗大的黑素颗粒，包括黑素体和其他细胞器的自噬体，来源于转移灶并确定为融合的形态一致的细胞，表明融合在源种植部位发生【图5b】。
起源部位的组织病理研究表明它们有巨噬细胞浸润，支持巨噬细胞-肿瘤细胞融合发生的可能性。
BMDCs-肿瘤细胞融合已经有报道。
转录激活的恶性核和正常核在来源于黑色素瘤患者的肿瘤相关破骨细胞中观察到。
在这些破骨细胞中，30%的核是恶性细胞来源的，表明显著高的破骨细胞-肿瘤细胞融合发生率【107】。
这种发现和黑色素瘤病理的潜在相关性仍然不太清楚。
其他研究表明同源HSCs移植后，发生的其他恶性肉瘤细胞存在供体细胞的基因。
然而，由于技术的原因，确切的供体-受体细胞融合的证据仍然缺乏。
在第一个报道的例子中，移植他的未患肿瘤兄弟的HSCs的儿童在移植后发生肾细胞的肿瘤【108】。
通过激光捕获显微切割技术和PCR对这个肿瘤的转移淋巴结进行供体基因分析。
所有肿瘤细胞都包含有供体特异的A等位基因。
表明HSCs以某种形式参与了肿瘤的形成。
患者在移植前进行放疗和免疫抑制增加了患者再发肿瘤的可能性和供体BMDCs通过融合整合入患者肿瘤细胞中【108】。
然而，因为不能够获得合适的患者特异DNA序列，所以在同一个细胞内供体和患者基因的证据就不容易获得。
但是，所有肿瘤细胞产生β-1，6糖苷酶，这是几种肿瘤的风险因素和其他BMDCs-肿瘤细胞杂交的特征。
在第二个例子中【109】，起源于男性对女性HSCs移植后产生的早期乳头状肾细胞癌的瘤细胞，表现出17号染色体三体，这是一个在早期肾癌和其他肿瘤常见的异常表现【110】。
大约1%的17号染色体三体的肿瘤细胞也包含有Y染色体【109】。
如上所述，结合病史，在肿瘤发生后发生了HSCs同肿瘤细胞的融合【109】。
然而，也可能是肿瘤单独起源于供体HSCs，而没有发生融合，随后在生长和扩散过程中丢失了Y染色体，这种情况也是不能排除的【111】。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包含有Y染色体和17号染色体三体的肿瘤细胞在肿瘤内配对成簇分布，这与有丝分裂后期子细胞相似，这可能是肿瘤干细胞产生的一种模式【51，112】。
另外，包含Y染色体的肿瘤细胞在肿瘤中10%左右的地方出现，表明这些细胞的克隆性生长。
支持这个现象的有，包含Y染色体的肿瘤细胞与大多数肿瘤细胞不同，表达β-1，6糖苷酶【图6】。
在另一个报道中，包含Y染色体的肿瘤细胞被发现在两例肠肿瘤和一例以前接受过男性HSC移植的女性肺癌患者【113】。
XY荧光原位杂交表明没有出现可以支持BMDCs-肿瘤细胞融合细胞存在的XXY或XXXY染色体表型。
这可能是一些来源于相似肿瘤细胞的BMDCs通过发育模拟而不是作为直接的肿瘤种子【113】。
然而，在上面的例子中【109】，作为供体的Y染色体在具有17号染色体三体的细胞存在，这好似HSCs供体细胞不可能简单的通过模拟肿瘤细胞获得这种非整倍体，这种模拟可能不包括遗传变异【113】。
在女性对男性HSCs移植后生成的肿瘤的研究中，肿瘤细胞中被发现具有两条X染色体但没有Y染色体，表明它们至少部分来源于女性供体【114】。
然而，这个研究没有报道潜在的存在XXXY或XXY细胞，这些可以表明BMDC-肿瘤细胞融合的存在【101，113，114】，也没有排除广泛的Y染色体缺失，这在很多肿瘤中是存在的并作为一些肿瘤XX表型的解释【101，111】。
但上述的XX肿瘤细胞倾向于成簇，表明肿瘤的干细胞样模式。
图6.β-1，6糖苷酶表达（引自：
BoneMarrowTransplant.2005,35,1021–1024）
总之，尽管宿主细胞-癌细胞融合在动物中得到了解释，然而，在人类肿瘤中信息仍较少。
HSCs已经表明整合入人类癌细胞中，然而，融合的机制仍然不清楚。
迄今为止，有限的病例，一些整合入人实体瘤的HSCs表现出克隆性分布，这可能是CSCs。
这与最近的观点：
BMDCs-肿瘤细胞融合可能是CSCs的来源一致【51】。
6.与融合相关的因素
1）肿瘤细胞融合和杂合表型
融合促进了转移和分化特征的出现，如黑色素产物，相对于以前的研究，正常细胞或成纤维细胞在体外与肿瘤细胞杂交，相对于亲本癌细胞大多数成瘤性受到抑制【112-118】，但也有一些例外【119，130】。
这些重要的观察导致这样一个概念，许多肿瘤抑制基因通过细胞周期参与肿瘤进展的调控【118】。
在这些融合细胞中，分化特征被抑制。
例如，PEG和病毒诱导的成纤维细胞和色素细胞融合，致瘤性恶性黑色素瘤细胞是非色素性和非成瘤性的【121-125】。
融合倾向于出现染色体丢失和连续的细胞分裂，这些可以通过抑制基因的染色体步移可以观察到。
然而，当正常的白细胞和肿瘤细胞融合时，两种细胞的基因组存在共同激活。
例如，在白细胞—肝癌细胞【126，127】、白细胞—骨髓瘤细胞【128】、分泌免疫球蛋白的杂交瘤细胞【138】和巨噬细胞-黑色素瘤融合细胞时，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当与转化细胞融合时，造血细胞促进了恶性和分化而不是不像成纤维细胞和上皮细胞可以抑制肿瘤。
在融合细胞中来源于亲本的基因表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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