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论主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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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论主潮
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论主潮
0世纪后半叶，西方文论出现了注重社会性和文化性的新走向，诸如女权主义文论、解构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论、文化研究、生态批评等，在全球化语境中，成为西方文论前沿话语与最新走向。
这些与”后学”紧密相关的新问题和新视角，使得西方文论十分活跃。
这对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产生了相当复杂的语境。
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
近年来正走红西方的思想家哲学家齐泽克提出：
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
在西方，这种观点倍受重视。
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而且，在全球化中为什么要将尊重差异性看成非此不可的？
同时在接受他者文化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有自己的文化策略和文化身份定位？
一 女权主义文论
60年代末，欧美知识界兴起的一种新型话语。
女权主义所涉猎的问题具有跨学科性质。
这意味着，任何单一的学科很难完全解决女权主义文论的多层问题。
激发女权主义文论产生的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也包括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因此，女权主义文论不再是仅仅重视文文本研究，而是在文学研究中关注国家、地区、种族、阶级、宗教、性倾向等女性话语问题，并在多学科范围内展开学科之间的对话。
女性主义表征出从权利争求到性别视角，再到整体的人的存在的发展轨迹。
在一系列激进姿态和行动之后，女权主义文论不再仅仅倡导”女性价值”，而是力图展现一种超越于纯粹男性化和女性化之上的的”第三态”思维，使原本作为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女权主义表现出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实践特征。
女权主义文论主要由两大分支组成，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
她们的哲学观念、研究方法和关注对象都各有不同，但都对女权文论的社会性格外强调。
女权主义英美学派经历了从60年代”女性美学”到80年代”差异比较”的发展演变。
”女性美学”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
玛丽·埃尔曼《想念妇女》、凯特·米勒特《性政治》、埃伦·摩尔《文学妇女》、伊莱恩·肖瓦尔特《妇女的解放与文学》、《她们自己的文学》、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格巴《阁楼上的疯女人》、玛丽·雅各布斯《妇女写作与描写妇女》。
主要分析小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女性想象力的特征问题，探索女性作品中蕴含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审美体验，并对传统文学史加以质疑。
而”性别差异比较”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安内特·科洛德尼《重读之图：
性和文学文本的阐释》、《穿过布雷区的舞蹈：
略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实践及政纲》、罗瑟琳·科渥德《女性欲望》、杰奎琳·罗斯《视觉中的性欲》、伊莱恩·肖瓦尔特编《新女性主义批评》、玛丽·雅各布斯《阅读妇女：
女性主义批评文集》、《浪漫主义写作与性别差异》、巴巴拉·约翰逊《差异的世界》、斯皮瓦克《在其它世界里：
文化政治论文集》、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镜与妖女：
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
英美学派更为重视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着力揭示深隐在文本内部的两性对立事实以及女性话语受到压迫和遮蔽的真实状况，主张从性别差异看女性写作和阅读的特点，以及通过解构哲学、心理分析和语言学理论分析女性独特的审美心理和创作心态。
女权主义的法国学派受解构主义和拉康精神分析影响很大，其理论带有明显的解构痕迹。
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是：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妇女与创造力》；朱利亚·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语言里的欲望》、《语言--未知物》、露丝·依利格瑞《他者女人的反射镜》、《性别差异》、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
法国女权主义者认为，男权中心话语必须解构，因为长期以来，父权制度在确立男权中心时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在力比多机制的象征投射中放逐了女性。
只有中断象征秩序，才能产生具有女性历史性性别意识的革命。
因此，法国学派更为激进，把女性的写作当作反抗工具和革命实践，试图借助语言的重组来抗拒乃至颠覆既有不合理秩序。
女权主义以批判的眼光对全部传统的文艺观、批评观和价值观加以质疑，暴露所有文本中潜藏的”性歧视”。
它不仅要阐述女性形象中的政治含义，而且要通过文学与社会惯例的研究，以一种全新的理论视点发掘被遗忘的女性文学史。
可以说，女权主义文论注意男性写作中对女性形象的臆想、歪曲和性别歧视，开启了对女性文学创作传统的找寻，清算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全面压抑和再造，完成了从”女性美学”到”性别批评”的转型。
8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论十分重视”性别差异”比较，表现出自我找寻自我确证的趋势。
一些理论界的新锐采用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方法来推进一度陷入”平权”或”特质”认识误区的女权主义文论，使之发展成为探讨意识形态的印记以及性与性别系统的效果的性别理论，在讨论性别差异的问题时，用社会学分析取代原有的生物决定论，在具体命题讨论中建立性别比较前提，把性别升格为范畴而非旧式的某种范例。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了欧美知识界以后，女权主义文论也出现了跨学科的趋向，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否定性、流动性的症候，使原本就不遵从一定之规的女权主义益发显出起伏变化的状态。
如果说，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的”被看”中发生了历史变形的话，那么，第三世界妇女则在这”变形”中沉入了历史地表。
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第三世界妇女开始进入西方的”视界”之中，无论是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默默无言注视”自己的描写， 还是桑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在西方的注视下：
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和殖民话语》中对第三世界妇女在男权主义主观臆断中变形的描写，都既注意到在东方妇女注视下的西方妇女自我”身份问题”（克里斯蒂娃），又注意到在西方注视下的东方妇女被看成抹平了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特殊语境的”一个同质的群体”时的”身份问题”（莫汉蒂）。
二 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风靡欧美，到80年代，这一反传统、反形而上学的激进方法论已经普遍地渗透到当代文化评论和学术思维中。
解构主义的词汇：
消解、颠覆、反二元论、书写、话语、分延、踪迹、播撒等已被广泛运用到哲学、文学、美学、语言学研究中。
它实现了哲性诗学研究的话语转型，刷新了人们对语言与表达、书写与阅读、语言与文化、文学与社会等方面的认识，影响和重塑着文学评论的性格，并开拓了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阐释领域。
在解构思想中，福柯的话语分析和德里达的权力颠覆思想成为解构主义思想的中坚。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理论充满挑战性。
福柯著作和思想的考古学方法，对当代人文科学有重要启示作用。
而他在时代、文化和思潮中展开的理论关键，即”知识型”、”人之死”、”话语权力”、”谱系学”等重要问题。
福柯的《疯狂与文明》 ，《词与物》英译书名为《事物的秩序》 ，《知识考古学》 ，《监禁与惩罚》 以及《性史》 等，都对整个世界的后现代性思维转向发生了重要影响。
这些著作试图分析疯狂、性、犯罪如何变成某种真理的游戏，而在这些人类的行为实践中，主体自身又是如何通过真理的游戏获得改变。
福柯不仅从人类科学的考古学角度，而且从监禁、惩罚和性的权力禁忌压抑的角度，揭示主体的存在及其现代问题。
在对疯狂、性、文明、权力、压抑等关键问题的探讨中，福柯要去发现在现实的权力机构和权力压抑网络中被确认和隔离的一系列问题，关注人类文明中那些异端和边缘的东西，注重研究现代权力机构复杂系统包容的知识和经过调整的日常实践活动的话语。
福柯问题的核心是，弄清一种知识通过什么方式得以在文明中产生转换和发展，同时又为科学理论提出新的观察领域，提出未曾涉及的问题和尚未发现的对象，因此，权力、真理、话语和考古学的方法，成为他挖掘那些被掩盖被压抑的问题和”知识型”的方法。
这些思想，对当代文论产生了全面的影响，使人不再仅仅从文本形式中看文化症候，而是从知识话语的背后看权力运作。
福柯尤其关注通过构成社会制度背后的那种看不见的权力规约，去观察主体的人形成过程中的正负面效应。
他把历史看成是一个”谱系化”的不断总体化的图景，而要把历史打散拆开，使它与现在、过去、未来相隔离，从而使我们意识到历史的异己性、疏离性。
这样，通过对历史的解构，发现历史中人的疏离的、非总体性的性格，使”现代合法性”遭到真正质疑，进而挖掘出非连续性的、非合法性的知识，而使一种谱系学中的反常规性升上历史地平线，使非常数、非本质、非等级秩序等，成为人文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考古学研究的真正对象。
拉康（Lacan, Jacques Marie, 1901-1981）对心理分析学说的理论倾向性作了再思考。
他那充满了玄虚概念和极富抽象色彩的言述方式，具有一种相当晦涩的文风，藉此反抗那种把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日常语言分析的作法，并与纯粹运用于心理医疗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划清了界限。
因此，拉康理论出现以后，获得了相当一部分追随者，受到了作家、电影评论家、女权论者、哲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的广泛注意和重视。
拉康作为一位主要的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思想家，活跃于当代思想舞台。
在拉康那里，”他者”是一个独特的概念。
”他者”不仅指其他的人，而且也指仿佛由主体角度体现到的语言秩序。
语言秩序既创造了贯通个人的文化，又创造了主体的无意识。
”他者”是一个陌生的场所，而所有语言都诞生于此。
”独立的主体”是不存在的。
人向”他者”屈服，人的每一行为，包括最利他的行为，最终都来自要求被”他者”承认和自我承认的愿望。
拉康为了不使”主体”概念孤立，而使其与”他者”共存，甚至为了破坏传统的主体概念扩张而采用了”他者”概念，并用”主体与他者”的辩证依存来颠覆主体的同一性。
拉康一反笛卡尔的命题”我思故我在”，而说：
”我思处我不在，我不在处我思。
”不难看到，拉康提出的”无意识作为他者的话语”的根本意义在于，他力求在人文知识体系中实现一场话语体系的根本变革。
如今，这一理论对哲学、美学、文学的影响日益深远，并成为现代文艺”欲望分析”的重要范畴。
将其精神分析学理论运用于”文本”分析上，使拉康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文本里，词语本身只存在有意识的系统中，在这个系统中，能指和所指具有一种上下文的语境关系。
拉康提出”隐喻性替代”的说法，即无意识话语反过来将意识置于能指系统中，换位或位移叙述的是无意识的欲望的位移，也就是说，叙述具有位移的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这是在文艺作品系统位移活动中确立的法则。
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其激进的思想对当代世界的思想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解构即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中心主义、在场形而上学话语，而以思想和语言游戏对”中心化”的结构主义加以拆解。
强调意义是历史地形成的，是一个历史的结构，所以意义自身并不能在言语中或在写下来的文本中呈现。
相反，意义由于时间关系产生的种种概念和种种差异而被推延。
解构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策略，使德里达通过颠倒说话和书写的次序，移动中心和边缘的位置来消解形而上学。
德里达颠覆了言语对书写的优先地位，使说话从中心移位到了边缘。
中心的解除，使说话与书写具有相同的本性，二者不存在任何中心和从属关系，也不存在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互补关系：
书写是说话的记录保存的形式，说话是书写的补充形式，书写与说话都是思想的意义表达形式，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进而，德里达将这一解拆说话与书写关系的解构策略扩展到整个形而上学大厦，要去解拆一切不平等的对立概念，从而颠倒在本质与现象、内容与表现、隐含与显现、物质与运动关系上的传统观念，对绝对理性、终极价值、本真、本源、本质等有碍于自由游戏的观念提出质疑。
于是，德里达的解构策略：
”分延”、”播撒”、”踪迹”、”替补”等概念，就成为与”定义”的单一固定含义相对的、具有双重意义的不断运动的模糊词汇。
可以说，德里达通过分延、播撒、踪迹、替补等模棱两可、具有双重意味的词，所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
追问自诩为绝对真理形而上学大厦赖以建立的根基是什么？
这一根基的先验虚幻性是怎样有效地逃脱一代又一代哲人的质疑？
破除形而上学神话的基本方略怎样才能有效地避免自身重陷泥淖？
德里达所创造的术语可以收到揭形而上学虚假之底的功效。
因为，分延、播撒、踪迹、替补等概念，是一种亦此亦彼、亦是亦非，或者既非亦非、既是亦是的非概念或反概念。
这些模棱两可的概念的目的在于：
揭露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虚构性，打破语言中心的历史虚假执行语，以分延的意义不定取代理解的意义确定性，以播撒揭穿文本的裂缝，并从这一”裂口”中得到文本字面上没有的更多的东西，以踪迹和替补说明始源的迷失和根本的空缺。
德里达用这些概念构成一张网状结构，宣称了本源的不复存在，文本的永不完整性。
对”原”文的阅读是一种误读，是以新的不完整性取代文本原有的不完整性，因为替补成为另一种根本上不完整的文本。
实际上，解构方法的正负价值都相当明显。
就正面价值而言，解构主义在整个思维上进行本体论革命的同时，在文化界产生了一场方法论革命，解除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一元论，消解了人们习惯的思维定势，从新的角度反观文学和自身，从而发现了许多过去难以见到的新问题和新意义。
解构批评热衷于在文学文本中探索世界文本的潜隐逻辑，它不为表面的中心、秩序和二元对立所迷惑，而是从边缘对中心的消解、从”裂缝”对秩序进行颠覆，从表象中弄清事情本来的面目，从文本的无字处说出潜藏的压抑话语。
就解构批评的负面价值而言，解构批评以过激的言词和调侃的态度，彻底否定秩序、体系、权威、中心，主张变化、消解、差异是一切，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语言暴政”，作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发现。
这种充满政治意味的解构方法使整个文学评论界的兴趣离文学自身越来越远，以致有人认为解构主义正在毁灭文学，使整个文学研究和评论界陷入意义和价值危机。
三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汇集了多种文化、哲学、艺术流派的庞杂思潮，就文化哲学而言，新解释学、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论争的文化景观。
对后现代主义的不同观点，构成思想家不同身份的认同：
积极推进后现代主义的人，往往以做一个后现代哲人为荣，可以称之为后现代主义者，如德里达、利奥塔德、斯潘诺斯、伊哈布·哈桑等；严肃批判、抵制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则以后现代批判者的身份出现在思想论坛，如哈贝马斯、杰姆逊、伊格尔顿等；以学者的身份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客观研究，无意于做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对后现代主义保持清醒的认识的学者，如理查·罗蒂、佛克马、赛义德等。
正是这种”推进”、”批判”、”研究”的合力，构成了起伏跌宕的后现代文化思潮。
后现代主义张扬一种”文化批评”精神，力图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性、整体性观念，而倡导综合性、无主导性的文化哲学。
后现代性的显著标志是：
反乌托邦、反历史决定论、反体系性、反本质主义、反意义确定性，倡导多元主义、世俗化、历史偶然性、非体系性、语言游戏、意义不确定性。
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德（,1924-1998）以独特的”解中心”视界，将后现代是否可能的问题转化为后现代时期知识状态的研究。
他对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认为传统的合法化因时过境迁而失效，只有通过”解”合法化（delegitimation），走向后现代的话语游戏的合法化。
换言之，那种以单一的标准去裁定所有差异也统一所有话语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已被瓦解，自由解放和追求本真的”两大合法性神话”、或两套”堂皇叙事”已消逝。
如此一来，科学真理只不过是多种话语中的一种”话语”而已，与人文科学”话语”一样，不再是”绝对真理。
后现代境况的不同往昔，使后现代文艺美学发生了变化。
利奥塔德认为，”后现代属于现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想成为现代作品，必须先是后现代的才行。
因此，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期。
而且，这一状况是不断地持续下去的。
”利奥塔德这一论点，表面上似乎矛盾，其实包含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是其后现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利奥塔德认为存在两个划分后现代的标准：
其一是历时态标准：
后现代主义是不同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一个历史时期，它由60年代发生发展，将随历史而不断地向后延展。
其二是共时态标准：
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
它表征为：
消解、解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专事反叛，冲破旧范式，不断地逐后追新。
这种后现代文化精神是利奥塔德衡量任何文化现象是否具有后现代性的圭臬。
利奥塔德认为：
科学在追求真理的要求中，一方面逐步解拆牛顿式宇宙论殿堂，同时，使科学更进一步地占领了人文科学的地盘，并宣告作为同源叙事的人文最高范式和整体叙事的失效。
后现代来临，在知识领域悄悄地进行着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1）研究的范式发生了逆转：
由外在呼唤人生解放、理想、正义等堂皇话语转入人的意识拓进、语言游戏和结构分析，由追求传统同一性辩证法转到现代否定辩证法；
（2）学者的使命变了：
不再具有”元话语”，转向日趋精细剔解与局部论证；由知识的启蒙变为知识专家控制信息；（3）教育的本质变了：
学生不再是关切社会解放的”自由精英分子”（liberal elite），而是在终端机前面获取新型知识的聆听者；教师再也不是传统传道授业解惑的精神导师，其地位将被电脑信息库所取代，出现在学生面前的不再是教师，而是终端机；学校中心场所不再是教室、图书馆，相反，数据库成了明日的百科全书，其所存信息超过了任何听者的容量和接受力。
数据库成为后现代人的本性。
后现代主义往往通过边缘、外在、异己，对中心、内在、秩序加以嘲弄、颠倒、斥责，以贬损正统、消解中心、否定等级、上下移位、前后错置，并在对各种文本的新阐释中，强调比喻性的文字。
这表明后现代批评家通过比喻性语言将作者和读者引到文本深隐的另一面，去揭示那被洞见所蒙蔽的矛盾焦点和习焉不察的自我否定意义，从而瓦解原意的向心性，打破作品形式的束缚力量，超越一切逻辑链条的桎梏，以一种全新的视界，一种自由创新的形式，使文本语言活泼起来，达到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境界，使代表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解读，真正禀有”文化相异性”和”多音谐调”的后现代性。
四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
新历史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学界。
它在70年代末已经初露端倪，即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而且这种阐释文学文本历史内涵的独特方法日益得到西方文论界的认可，一大批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也日益受到批评界的关注，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有：
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蒙托斯（Louis Adrian Montrose）、维勒（Don ）等。
新历史主义是一个具有庞杂知识体系和学术范式的学派。
它诞生于美国，而受欧陆思想的薰染，并呼应德法思想的冲突演进。
这使它有可能跳出狭窄的文本视界，获得新的更为客观的视野，去洞悉后现代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现代文化工业的生产、消费规律，并通过时代意识的调节和文本分析与历史透视的方法。
新历史主义的具体文本的阅读和批评，源于80年代文艺复兴研究领域。
它重新剥离并命名不同种类的写作实践，以政治化解读的方式从事文化批评，关注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和历史语境，将文艺复兴的趣事佚闻纳入”权力”和”权威”的历史关系中，以边缘、颠覆的姿态拆解正统学术，以怀疑否定的眼光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加以质疑，在文本和语境（context）中将文学和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最终从文本历史化到历史文本化，从政治批评到批评的政治。
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研究，成为格林布拉特最主要的工作。
这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二是文学人物与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
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学与社会具有一种不可截然划分的关系，正是在这复杂的关系网络中，个人自我性格的塑造，那种被外力强制改塑的经验，以及力求改塑他人性格的动机才真正体现为一种”权力”运作方式。
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新历史主义通过”小历史”的发掘重新修复了文学的社会流通的双重性， 这促使当代文艺理论必须调整并重新选择自我的位置：
不是在阐释之外，而是在”谈判（商讨）”和”交易”的隐密处。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批评，超越了西方激进主义思潮那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再满足于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形态、权力话语与个体话语、文化统治与文化反抗、中心与边缘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看到二者之间不是单纯的对抗关系，而且有认同、利用、化解、破坏等一系列文化策略和交错演化。
新历史主义对文学史的意义在于：
对旧历史小说主题人物加以剥离，对旧经学加以反拨，对旧的意识形态加以颠覆，使新历史文学走向了重新解释历史，再造历史，再造心态史，再造文化史的新话语，从而具有了新的理论和实践的阐释框架。
任何文学文本的解读在放回到历史语境中的同时，就放回到”权力话语”的结构中，它便承担了自我意义构成与被构成、自我言说与被权力话语言说、自我生命”表现”与被权力话语压抑的命运。
因此，进入历史和文学文本，就意味着对自我意识在主导意识形态中被同化进而丧失应保持清醒的理论自觉，对压制文本的”权力”加以拆解，剥离文本中那些保留个体经验的思想、意义和主题的存在依据，揭示其背后被压制的权力结构，并且挑明意识形态结构与个体心灵法则对抗所出现的种种新异意识和思想裂缝。
在这个意义上，新历史话语表明，文学是历史空间中最易被激活的思想元素，它参与了历史的新发展进程，参与了对现实的文化思想史的重写。
五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
它与后现代理论相呼应，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消解权威、倡导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中，开始崭露头角，并以其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纠正了本世纪上半叶的纯文本形式研究的偏颇，而具有更广阔的文化视域和研究策略。
殖民主义诸种理论，旨在考察昔日欧洲帝国殖民地的文化（包括文学、政治、历史等）以及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各地的关系。
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
后殖民主义理论受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理论影响很大。
同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和《地球上的不幸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对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有重要的开创作用。
当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则成为后殖民主义思潮中的核心话题。
后殖民主义兴起的时间，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是在19世纪后半叶就已萌发，而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始出现的一种新的意识和新的声音。
其理论自觉和成熟是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年）出版为标志。
在赛义德之后，最主要的理论家有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霍米·巴巴（Homi ）等。
斯皮瓦克将女权主义理论、阿尔都塞理论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整合在自己的后殖民理论中，从而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批评家。
而霍米·巴巴则张扬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注重符号学与文化学层面的后殖民批评，并将自己的研究从非洲文学转到印度次大陆上来。
美国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1935-）的东方主义研究具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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