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学研究概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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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学研究概述

1.5.1跨文化交际学在美国

跨文化交际学之所以诞生于美国，是和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分不开的。

首先，因种族数量多、分布范围广、流动性大，美国又被称为“大熔炉”。

此外，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跨文化冲突也时有发生。

也就是说，美国人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跨文化交际愈来愈频繁。

为了适应这种形势，一些美国有识之士意识到，要使美国人在跨文化交际中获得成功，就有必要开展跨文化交际研究。

下面，我们将简要介绍该学科产生的背景。

1.5.1.1学科产生的背景

首先，从国际背景来看，其根本原因是在于随着科技发展、世界经济全球化、广泛的移民潮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邦国概念日益模糊，整个世界成为一个越来越相互依赖的“地球村”，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越来越频繁，跨文化冲突也时有发生。

比如，曾有一批美国和平队队员前往菲律宾，两年后，4人辞职，26人被送回国，据分析是因为无法忍受文化隔阂造成的心理负担（胡文仲，1985:

45）。

其次从国内背景来看，为了帮助训练美国人在国外能更有效地从事国际交往，帮助外国留学生适应美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处理好各种族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跨文化交际学这门学科就应孕而生。

总的说来，面对全新的国际形势，美国政府和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研究跨文化交际活动，让美国的多元社会会更加和谐地发展，让美国人能够与其他文化的人更好地进行交往，是美国实现其雄心抱负的前提条件。

1.5.1.2发展历程

根据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内容来看，美国的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

草创期（1959年之前），基础期（1960-1969年），巩固期（1970-1979年）以及开花期（1980至今）（陈国明，2009:

6-9）。

1）萌芽阶段（或草创期）：

20世纪50年代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萌芽阶段。

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EdwardT.Hall出版的TheSilentLanguage首次使用了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这个概念，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的诞生。

Hall把传统人类学单一文化研究拓展为文化的比较研究，尤其是着重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互动的关系，并认为全盘了解互动对方文化不是跨文化交际的必要条件，而分析和比较不同文化的异同仍是目前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此外，他还把文化的概念，从宏观分析的角度转移到微观分析，并延伸到传播的研究（Leeds-Hurwitz，1990,参阅陈国明，2009:

6-7）。

2）初步发展阶段（或称为“基础期”）：

20世纪60年代，跨文化交际研究得到了初步发展，更为直接探讨文化与交际的关系的跨文化交际著作陆续出现，如：

Oliver的《文化传播》（Cultureandcommunication）和Smith的《传播与文化》（CommunicationandCulture）。

此外，美国一些大学相继开设了跨文化交际课程，相应的教材也随之出现。

1966年，匹兹堡大学开始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并成为美国第一所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的学校。

3）巩固期：

20世纪70年代是跨文化交际研究飞速发展的时期。

在此阶段，有关跨文化交际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发行。

如：

Samovar&Porter的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

AReader,Prosser的IntercommunicationamongNationsandPeople,Dodd的Perspectiveson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等。

除此之外，一些跨文化交际的重要组织也相继成立（见林大津，1996:

39）。

1970年，对于跨文化交际研究来说是个转折点。

这一年，“国际交际协会”（The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正式承认跨文化交际学这一研究领域，并在协会下面成立了跨文化交际分支（Divisionof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每年该分支的主要成果都发表于CommunicationYearbook。

同年，“言语交际协会”（TheSpeechCommunicationAssociation）也在协会之下成立了“跨国与跨文化交际委员会”（TheCommissionforInternationaland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并确定1970年为“跨文化与跨国言语交际年”，从1974年开始，该委员会每年都会出版年刊Internationaland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Annual。

1972年，第一届国际跨文化交际研讨会在日本东京召开。

1974年，“跨文化教育训练和研究学会（TheInternationalSocietyforInterculturalEducation,TrainingandResearch，简称SIETAR）于美国成立。

1977年由该学会创办的季刊——跨文化交际学最主要的期刊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InterculturalRelations（IJIR）发行。

此外，此阶段美国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的学校越来越多，教材建设也迅速发展。

4）飞速发展阶段（或开花期）：

理论的建立和方法的探索是这个时期的特色，跨文化交际学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陈国明，2009:

8-9）。

Leeds-Hurwitz（1998）认为1983年Gudyknust的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ory:

Currentperspectives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从此，跨文化交际学成为争相趋鹜的热门学科，进入全面深入的研究阶段（见张红玲，2007:

21）。

在这一阶段的头十年，即20世纪80年代，跨文化研究大多是对原有交际理论的检验和扩展，集中探讨抽象的文化和交际理论，属于“理论与研究学派的跨文化研究”（Bennett,1998:

Preface）。

焦虑/不确定性协调理论、跨文化调适理论是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两种理论。

之所以称之为“抽象”，是因为研究者采取的是以理论构建为目的的Etic和普遍文化（Culture-general）的研究方法（张红玲，2007:

22），然而研究者并没有对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的文化以及各个亚文化群体进行实证研究，因此这些理论只能是抽象的，可靠性性也令人怀疑。

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采取Emic和Culture-specific研究方法（张红玲，2007:

23），开始重视对不同文化（既包括美洲和欧洲发达国家的文化，也包括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的文化）进行具体、客观、描述性的实证研究，属于“理论到实践学派”的跨文化交际研究（Bennett,1998:

Preface）。

总之，此阶段跨文化交际研究逐渐走向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并出现关注同文化内各种共存文化的研究，这就促使跨文化交际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逐渐走向成熟。

1.5.2跨文化交际学在中国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从国外引进跨文化交际学以来，经过外语界、传播界和心理学界广大学者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开设跨文化交际学的院校迅速增加，跨文化交际学已成为外语类硕士层次的规定课程。

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从1982年到2009年3月跨文化交际方面的文章总数达到11,312篇。

国家图书馆馆藏图书中涉及跨文化交际的专著、论文集和硕士、博士论文共有220种，其中专著和编著104部，硕士论文108篇，博士和博士后论文6篇，电子资源2部（贾玉新等，2009：

序言）。

学术界一般认为,许国璋于1980年在《现代外语》第4期上发表的题为“Culturally-loadedWordsandEnglishLanguageTeaching”一文,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在中国的诞生。

1983年,何道宽在他的《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外国语文教学》1983年第2期）一文中,率先将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学科向国内学者进行介绍,探讨了这门新兴学科的基本内容、理论及其研究成果。

此后,《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学刊》、《外语教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相继刊登了一系列翻译、综述、评介跨文化交际学的文章。

此外，我国学者相继出版多部“跨文化交际学”专著和论文集，为推广跨文化交际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胡文仲先后主编了《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跨文化交际学选读》（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文化与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和《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等专著和论文集，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王宏印的《跨文化传通——如何与外国人交往》（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林大津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与英美人交往指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和《跨文化交际学：

理论与实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贾玉新的《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除了自己出版专著外，我国还通过翻译外国跨文化交际学名著、引进外国英文原著的方式来促进跨文化交际学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

如萨莫瓦（L.A.Samovar）等著的《跨文化传通》（陈南等人译,三联书店,1988）、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人霍尔的《无声的语言》（刘建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莫藤森（S.Mortenson）的《跨文化传播学:

东方的视角》（关世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等。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相继引进一些英文原版著作，尤其是后者推出了“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丛书既引进了10部国外权威力作，也出版了我国学者的著述，还有中外专家的合力之作。

再者，第一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在哈尔滨举行，标志着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CAFIC）正式成立。

在学会的领导下，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研讨会，迄今为止已经成功召开了八届。

并且从上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在我国一些大学相继设立跨文化交际学课程。

如：

北京外国语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等。

（胡文仲.1999：

17）

尽管我国在跨文化交际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美国相比无论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差距。

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基本上属于“收集采购”国外理论，而没有“提炼转化”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跨文化交际学理论。

自上世纪80年代初，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一门学科引入我国之后，我国学术界就在不断地在探索如何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跨文化交际学理论。

哈尔滨工业大学贾玉新教授和北京语言大学王振亚教授就是其中两位典型代表。

前者，在其专著《跨文化交际学》（1997）中提出了自己的跨文化交际学理论框架。

后者，在《以跨文化交往为目的的外语教学》一书中，总结了他对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探索和认识，提出了根据由跨文化交际行为构成的话语场、话语意志和话语方式，来选择文化教学内同和语言教学内容的教学思想框架。

但是，与社会语言学及语用学相比，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构建就显得异常单薄，这也直接导致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不足。

其次，在研究内容方面，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主要还是偏重于语言教学，或者说只是侧重于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进行静态和对比和分析，呈现出单一学科参与的特点。

大多涉及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文化交际与翻译、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非语言交际、词汇的文化内涵、跨文化交际与修辞、经贸领域的跨文化交际等（胡文仲，2005:

323）。

这与跨文化交际学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特点是不相符的。

众所周知，跨文化交际作为研究多元文化环境下各种人际与社会行为的一门综合学科，其主要的理论与概念基础源于传播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

这就决定了它自成为一门学科那天开始就具备了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特点。

因此，它绝不仅限于外语教学界司空见惯的、讨论得最多的交际范畴。

它必须涵盖当今跨文化对话所涉及的一切领域，包括环境问题、国际合作问题、人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等等。

这就要求跨文化交际研究一定要有多学科的加盟，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我们发现跨文化环境下人际行为的种种新特点和规律，解决跨文化环境下出现的种种问题，最重要的是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应用成果转化的机会。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缺乏实证研究的研究成果。

有学者（胡文仲，2005）指出了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方法上存在的缺陷：

演绎性、思辨性的文章居多数,而系统收集数据作出分析研究的文章为数很少。

众所周知，跨文化交际行为主要指的是发生在不同文化集团成员之间的交际行为，它有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之分，此外，交际行为又同语境有着密切关系，即交际行为既可以发生在商业环境中，也可以发生在冲突管理的过程中，还可以发生在谈判过程中。

这就使得跨文化交际自然而然地具备了跨学科的特点。

如果我们将文化差异当成是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一个变量，那这一变量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变量之间存在的各种可能的关系就使得跨文化交际行为变得更加复杂了。

要彻底了解跨文化交际行为或其过程中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得不采用实证方式来进行研究。

也只有这样，才能缩小我们同美国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差距。

1.5.3跨文化交际学研究内容和方法

综观中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发展历程，跨文化交际都包括两个侧重点有所不同的研究领域：

跨文化对比研究（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和跨文化交际过程研究（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Chen&Starosta，2007:

ii）。

前者主要是沿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探讨不同文化交际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文化要素，研究来自不同文化集团的成员在相互交流的时候各自的文化价值与人际间行为的各种关系,也就是侧重于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进行静态和对比和分析，比如对比价值观的差异、非语言行为的差异、思维模式的差异、会话策略的差异等。

在这方面Hall和Hofstede为跨文化交际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们提出的高低语境理论和文化价值维度理论为文化研究和文化比较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为文化比较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

由于前文已作专门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后者主要是借助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来讨论跨文化交际过程所涉及的各个交际环节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探索各种文化因素变量与交际行为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的重点是解释跨文化交际过程的动态变化，比如跨文化交际过程如何减少不确定性、如何构筑意义和身份、如何适应异文化、如何处理跨文化冲突等，即它的侧重点在于交际过程的动态构建。

在这方面Ting-Toomey、Gudykunst、Kim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们提出的面子观—协商理论、文化/种族认同协商理论、焦虑/不确定性协商理论、跨文化调适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研究方法方面，由于跨文化交际学与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的紧密关系，使得跨文化交际这一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证性。

实证研究方法便成为国际主流学者们主要的研究方法。

而实证研究通常包括两类：

即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在这里我们借助Martin等（1998）提出的“解释性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来对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进行说明。

解释性研究就是把跨文化交际看作是一个整体过程，研究者通过深入到所研究的文化群体中，运用参与性的观察和人物采访等方法来收集资料，从而发现该文化群体的交际规则。

由于没有对跨文化交际中的各种变体加以研究，因此，它属于一种主观的、质化的定性研究方法。

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在以往的研究和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对拟研究的课题进行假设，然后通过问卷调查、观察或测试的方法来证实或推翻假设。

与解释性研究方法不同，社会科学方法将跨文化交际看作是由不同层面和变体构成的人类活动，它通过对问卷和测试调查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揭示来自不同文化，有着不同身份和角色的个人在交际行为所表现出的语言和非语言差异，因此它属于一种客观的定量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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