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53《三星堆文化和古蜀文明》素材新人教版选修5.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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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53《三星堆文化和古蜀文明》素材新人教版选修5
第五单元三星堆遗址——古蜀文明之谜
第3课 三星堆文化和古蜀文明
素材
1.原始资料
古蜀文化区的地域与年代
巴蜀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是战国秦汉时才形成的。
《史记·苏秦传》说秦“西有汉中，南有巴蜀。
”《李斯传》载谏逐客书曰：
“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
”在殷周之际，则只称蜀。
《后汉书·光武帝纪》注：
“蜀有巴郡，故总言之（巴蜀）”，就保留了古老的地域概念。
殷墟卜辞与周原卜辞均有蜀无巴，故可遥称为古蜀文明。
其地域范围我们曾加论证：
“殷墟卜辞中的蜀的中心地区在成都平原，蜀文化圈的范围大体上和后来《汉书·地理志》所载与巴蜀同俗的地域相当。
它在江汉地区与南传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
”关于殷墟卜辞中蜀的地理位置，目前还有不同意见，但多数学者仍主张在“陕南或四川境内”。
笔者亦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变。
古蜀文化圈的内涵是所谓的“早期蜀文化”，以资与东周的“巴蜀文化”相衔接和区别。
这个文化圈的范围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具有三星堆──十二桥蜀文化性质的遗存在成都平原有密集的分布；含有蜀文化因素的遗址在雅安沙溪、汉源麻家山、阆中坪上，忠县中坝以及江汉平原西部均有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含有蜀文化因素的多寡，和该遗存与成都平原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呈现出蜀文化向外传播的波圈现象。
可见，三星堆、十二桥确是古蜀文化区的中心遗址。
关于古蜀文明的年代，我们曾就中心遗址的出土物结合地层叠压关系，分期如下：
遗址名称
新石器晚期文化
古蜀文明
著录
夏商间
殷商
商末周初
西周
春秋
广汉三星堆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
√
《考古学报》1987.2
三星堆祭祀坑（一、二号）
√
《文物》1987.10；1989.5
成都十二桥
早期
中期
晚期
√
√
《文物》1987.12
新都水观音
早期墓
遗址
晚期墓
《考古》1959.8
成都羊子山土台
√
《考古学报》1957.4
成都指挥街
早期
晚期
《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1987年
此表下接战国时期的“巴蜀文化”，此处从略。
其年代推断为近年来碳十四测定所证实。
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的年代在距今4740±115到4075±100年之间；第二、三期的年代距今约3935±240到3165±285年之间；第四期的年代距今2875±70年。
十二桥遗址早期年代距今约3680±80年。
总之，相当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时期。
过去，学者们囿于识见往往不相信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所记：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
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侄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
”现在有了地下证据，以“两重证据法”可证常璩并非凿空之说，是实在的历史投影。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
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在东亚“两河流域”──长江黄河之间的沃野上，长江上游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华阳之地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孕育出高度发展的古代文明中心，那就是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桥类型）或称为夏商周时代古蜀文明。
称它为文明中心，因为它是这一大片广袤的西南土地上，众多具备建立国家条件的青铜文化（包括巴文化）中的佼佼者，影响着附近许多发展水平不齐的文化综合体，以古蜀文明为中心形成一个文化区。
我们借用司马迁叙述西南夷的体例，称为：
“华阳之地君长以百数，蜀最大，此处有城邑、青铜业、礼仪中心、艺术和文字符号。
”
──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第1—3页。
蜀族的来源与族属
关于蜀国统治者蜀王及蜀国主体民族蜀族的来源，史籍未曾言明，而在仅有的史籍中亦将史实与神话杂糅，难成信史。
如《蜀王本纪》言：
“蜀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
后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而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
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
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
化民往往复出。
”拨开神话的外衣，这段记载实反映出蜀族初期的迁徙历史。
至于杜宇以前的三王是否具有传承关系则尚不可知。
关于蜀族的族属，史籍中曾有源于黄帝的说法。
《世本》云：
“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
无姓。
相承云，黄帝后。
”又如《史记·五帝本纪》云：
“黄帝……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
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昌意娶蜀山氏女。
”除此，《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亦有相同的记载。
《华阳国志·蜀志》更有明确的说明：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
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子庶于蜀，世为侯伯。
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
”这里皆说黄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然后繁衍出一支蜀人。
至黄帝时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氏族实行外婚，黄帝的氏族与蜀山氏氏族通婚，从而构成一个部落的内婚关系，而这一部落派衍出蜀族这一新的支系完全是可能的事。
昌意降居的若水，即今雅砻江，而与蜀山氏为婚，知蜀山氏亦距若水不远。
蜀山氏究竟在什么地方?
《路史·前纪》引《益州记》云：
“岷山禹庙西有姜维城，又有蜀山氏女居，昌意妃也。
”这是说蜀山氏原居于岷江上游今汶川威州的姜维城一带。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亦采此说，于茂州石泉县下云：
“蜀山，《史记》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盖此山地。
”这是将岷江上游一带的一大片山脉解释为蜀山。
这里距雅砻江不远，为蜀山氏及其后的蜀人所居处，在当时来说是可行的。
从此中反映出这样一个情况。
岷江上游乃至雅砻江一带，从先秦开始便是氐羌系的民族所居，也是氐羌系民族从北向南迁徙，乃至濮越系的民族从南向北迁徙的走廊地带。
这一带至今仍是藏、羌、彝、普米等藏缅语系民族的大本营。
因之，说蜀山氏及其后蜀人应与氐羌系的民族有密切关系是有根据的。
再如，传说中的蜀王蚕丛的事迹亦多在岷江上游一带。
《蜀王本纪》谓：
“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
”《华阳国志·蜀志》谓：
“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死，作石棺、石椁。
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此处所说的石棺、椁与现今在岷江上游发现的石棺葬究竟有何关系?
尚待进一步研究。
但是，汉代的蚕陵县在今茂县以北的叠溪，该处岩石上至今尚有“蚕陵重镇”四个石刻大字以及明清时相关的一些题记。
应该说这些都不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这里有一个蜀族是什么时候进入成都平原的问题。
以往研究者一般推断蜀族进入平原较晚，自三星堆遗址发现以后，这个时间也应相应提前了许多。
笔者认为，蜀人进入成都平原并非一次行动，而系如浪潮一样，渐次推移，而逐步实现的。
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层以D区DaT2南壁剖面为例，可划分为五个层次。
根据在第一期地层中采集到的木炭标本，经碳14测定，距今4075±100，树轮校正为距今4500±150年。
根据发掘者推测，“三星堆的堆积延续年代较长，大致延续至距今30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中原夏、商时期”。
如此，则蜀不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向成都平原推移。
这里所说蜀族为氐羌系的民族，是从川西北山区逐渐徙居到成都平原的事实，并不排斥三星堆文化是“川西平原自成体系的一支新文化”。
事实上，蜀族进入成都平原并与当地及附近民族发生密切交往后，已发展成为另一种新型的民族了。
三星堆发掘者认为：
“一号祭祀坑的相对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
”“至迟二里头文化时期，蜀族就与中原有文化交往；商、周时期，交往更为密切。
一号祭祀坑出土器物中，除金杖、金面罩、青铜头像、部分玉璋等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为商文化所不见外，其他如尊、罍、盘等青铜容器都和商王朝统治区域内出土的商代前期器物形制、花纹基本一致……”。
这些便是最好的说明。
正如同一些研究者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一样。
但并不排斥“禹生西羌”或夏族的祖先源于西北的羌人的这种说法。
从三星堆文化为早期蜀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来看，他们的共同点均在于创造这种文化者，均源于西北的氐羌族系，但他们又非简单的氐羌人。
这一来由于他们迁徙到新的地区以后，经过长期发展，确乎已告别了原来的那个母体而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二来原留在我国西北乃至四川西北部的那些氐羌族系的人，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并形成了另一些新的族体。
从历史发展来看，几乎在相同时期，蜀族与夏族都在异地创造了相对独立的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这正说明中华文明源头的多元性。
──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第13—14页。
2.课文注释
一个名叫蚕丛的酋长
古蜀自己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我们说应当从一个名叫“蚕丛”的酋长开始。
《蜀王本纪》载：
“蜀之先王名蚕丛，后代曰柏灌，又次者曰鱼凫。
”《华阳国志·蜀志》也说：
“（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
”上述两本史籍间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蚕丛、柏灌、鱼凫三代为王，开创了古蜀国最初的历史。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华阳国志·蜀志》所记载的颛顼皇帝并不像《山海经》、《吕氏春秋》、《大戴礼记》、《史记》所载的那样，死后变成鱼凫，而是将他的儿子儿孙们分封到了蜀地作侯，就像当年他的爷爷分封他的父亲和叔叔一样，并且“世为侯伯”，经历过夏商周三代。
到周朝时，朝纲大乱，周王荒淫，于是颛顼的儿子儿孙们首先在蜀地举起反叛大旗，自立为王，不再听从周朝的指挥。
这个首先称王的人就叫“蚕丛”，他无疑也是颛顼的后代，具有英雄人物的铮铮铁骨。
《华阳国志》此说让人兴奋，因为作者的笔端不经意地流露出了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所需的素质，那就是客观、真实、不迷信。
然而他的观点也明显受到《史记·五帝本纪》关于“黄帝封昌意、玄嚣于蜀”的影响，从而显得盲从和不够理性，而且按照其他文献和所有的考古材料分析，蚕丛、柏灌、鱼凫并不是中原王朝分封在蜀的侯伯，而是四川周边“土产”的新兴势力。
所以只依赖文献作出判断的麻烦就暴露出来了，它不像考古学材料那么具有“技术性、科学性、可视性”。
文献本是一种言论，不同的版本间容易造成相互矛盾或歧义。
那么，蚕丛到底是成都平原的人还是盆地周边的人呢?
他是从蜀地百姓中成长起来的，还是从其他地方迁徙入蜀并最终取得统治地位的呢?
据章樵注《蜀都赋》引《蜀王本纪》说：
“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
”按史家考证，这个蚕丛氏部落是氐族的一支，他们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
由于山高路险，当然不能像平原那样建起“木骨泥墙”，因此就因地制宜，在山崖上凿起窑洞似的“石室”用以居住。
这是一个善于养蚕的部族，他们的长相和穿着很奇特，“是时人萌，椎髻左衽，其目纵，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也就是说他们的眼睛是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的，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的样式左边是斜着分了叉的。
蚕丛氏为了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安居乐业，发展养蚕事业，率领他的部族从岷山向成都平原迁徙，到了广汉三星堆一带。
可能当时三星堆一带已有部落聚居，但势力都不够强大，很快就被蚕丛氏吞并和同化了。
这一次迁徙在沿途留下了许多古地名，从中可以看清当时蚕丛从岷江向南迁入成都平原的线路，如《蜀中名胜记》就先后记载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
从今天的考古材料看，三星堆的确出土了不少与蚕丛氏相貌一致的器物，如人像面具中的纵目式面具和椎髻左衽服饰等，这是否就是蚕丛部族留下的生活遗迹呢?
广汉三星堆一带建城很早，而且曾经发生过多次部族间的争斗，这其间是否有蚕丛取代其他部族或鱼凫、柏灌取代蚕丛的可能呢?
明曹学诠《蜀中广记》引《仙传拾遗》记载一则故事，就说到当时三星堆一带部族间的争斗情况：
“蚕女者，当高辛氏之世，蜀地未立君长，各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遂相浸噬。
广汉之墟，有人为邻土掠去已逾年，惟所乘之马犹在。
其女思父，语焉：
‘若得父归，吾将嫁汝。
’马遂迎父归。
乃父不欲践言，马跄嘶不龁，父杀之，曝皮于庖中。
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
旬日见皮栖于桑树之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茧。
”
故事大意说：
有个叫蚕女的娴淑女子，生活在“高辛氏”年代，当时蜀地没有蜀王，都是些零零星星的小部落，人民也在这些部落首领的统摄下各自过着聚族而居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状态难免会引起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吞并和战争。
有一次，广汉城墟被相邻的部落烧杀劫掠，蚕女的父亲也被抓去做了人质，家中只剩下一匹父亲平时乘坐的老马。
蚕女非常思念父亲，于是就对马说：
马啊，如果你去把我父亲救回来，我就嫁给你做老婆。
这马听了蚕女的话，便跑去把主人驮了回来。
但是这个被救的父亲一听说要把女儿嫁给马做老婆，就不干。
马当然很生气，又是跳又是嘶鸣。
蚕女的父亲一气之下把马杀了，剥下的皮和肉都晾在厨房中。
这天蚕女从厨房中经过，那张马皮突然跳起来，一阵风似的把蚕女卷走了。
过了十几天，人们看见马皮落在对面的桑树上，蚕女变成了一条蚕，正在一边吃桑叶，一边吐丝把自己裹成茧。
这则故事虽类似神话，但它记录了古蜀时期“广汉之墟”各部落间的矛盾关系，故显得十分珍贵。
蚕丛在蜀地三星堆一带作了多少年的部落“酋长”?
《蜀王本纪》记载说：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灌，后者名鱼凫。
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
”可见蚕丛氏在蜀统治的时间有“数百岁”。
当然这不可能是指蚕丛氏本人做了几百年的部族首领，而是以蚕丛为名号的时代持续过几百年。
蚕丛死后，《华阳国志》记载说：
“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看来这个蚕丛也是故乡观念浓厚，人都死了，还念念不忘当年居住在石室中的那份感觉，因而把棺材和墓坑都做成石头的，以后人们看见类似的坟墓都会说，嘿，你看这就是那些“纵目人”的坟。
蚕丛氏在蜀为王的年代，据考古学家推测，应在夏代。
因为三星堆遗址城墙筑于商代早期，是鱼凫王统一蜀国后才修建的；而蚕丛又比鱼凫早两个“数百岁”，所以其年代应与夏代相当。
当时蚕丛虽然“始称王”，但明显还不具备国家君主的性质，可能仅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集团酋长，正处于原始社会末叶军事民主主义的晚期，奴隶制的曙光正在慢慢到来。
──肖平著《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第240—244页。
鱼凫国破说
关于鱼凫国破，古文献的记载都寥寥数语。
“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
”（《蜀王本纪》）“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
”（《华阳国志》）还有一个版本的《蜀王本纪》则说：
“（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
”（引《御览》卷八八八）这就给后来的学者和作家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于是，有学者说三星堆就是鱼凫王的都城，鱼凫王是被杜宇所灭的。
也有的学者在著作中引用了邓廷良先生的《丛林战舞》，勾画了鱼凫王灭国时的悲壮。
他们说：
“来自蜀国以南朱提的年轻的杜宇王，趁鱼凫王朝倾精锐北上参与伐商之际挥师入蜀，一路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三星堆蜀都城下。
……城内，鱼凫族将士在三个巨大的黄土圆丘上，也点燃了祭天地祖先的燔燎，从西南商道入贡国都的数十头珍贵大象，被全部宰杀慰劳与社稷共存亡的将士们。
象牙连及国之重器青铜纵目大面具、青铜神树以及巨大的玉石璧璋与贝货珍宝，被依次投入几座火坑……终于，鱼凫王和他的将士们淹没在翌日的清旦的血泊中。
”
这悲怆壮烈的一幕，如果作为文艺作品来读，无关紧要。
相声中，张飞还可以战岳飞呢!
但若作为描述一段历史，就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了。
我在前文中已经述及，有些学者把湔山定在灌县境内沿白沙河一带，如果“王猎至湔山，便仙去”，就根本没有到过三星堆。
那么，这决死一战，就子虚乌有了。
我认为三星堆是杜宇的都城（后面将详细论及），当然也不可能有这么一场战争。
鱼凫王是因为“倾精锐北上伐商”而被杜宇乘虚而入吗?
也有疑问。
《尚书·牧誓》是提到蜀的。
整段话是这样说的：
“嗟，我友邦家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民、百夫长，及庸、蜀、羌、髹、微、卢、彭、濮人：
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翻译成白话，应该是：
“啊，我敬爱的友邦君王和各级军事官员，以及参与伐商的庸、蜀等族的朋友们：
请举起戈，列好队，竖起矛，听我宣誓。
”从以上可以看出，参加伐纣的一个国名都没有具体提及，提及“蜀”的，是在“人”的范围内。
所以，“蜀”、“羌”参加伐纣，很明显不是以国家的名义出现的，又怎么能叫“倾精锐”呢?
也有说“周师伐鱼凫氏之国，克蜀”的（见《四川通史》第一册附录大事年表）。
与前者不同，三星堆一战的主角当然不是鱼凫王与杜宇。
《逸周书》有新荒命伐蜀的记载。
说五天之内，伐蜀的将帅就班师凯旋。
不说西周镐京，东周洛阳，就是从周朝的边境出发，五天也走不到蜀国的三星堆或今彭县的湔山，更不说还要打仗，还要班师了。
这显然不是成都平原的“蜀”。
再说，杜宇能不到一个月，就来到“三星堆城”下吗?
杜宇从朱提渡长江，沿岷江而上，一路要遇各濮族小国的狙击，在江原还有“完婚”的大事。
征服了这些濮族小国，还要教他们务农，取得信任才能联军伐鱼凫……一个月不行，五个月也不成。
即使是“艺术虚构”，也还有不少漏洞。
鱼凫氏的“仙去”，与杜宇无关，是被土著人赶走的，我们可以从《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找到一些线索。
从岷山而下的蜀族，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当地的土著（主要是濮人）是会不断地发生战争的。
其情况就与十六七世纪欧洲人征服南北美洲差不多。
他们来了又被赶走，赶走后又来。
所以，从蚕丛国破开始以至柏灌、鱼凫，“此三代……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
鱼凫氏在湔江立住脚，一定会侵略周围的土著，也必然遇到土著人的坚决反抗。
他们虽然比土著人先进，但是正如《蜀王本纪》所指出的“时蜀民稀少”，他们人数不多，在成都平原上，多数是土著人。
于是，他们又一次被赶走，也就是“仙去”。
但是，这次“仙去”，不是躲回彭州北端的深山再伺机复出，而是被彻底破国。
让其子民顺着岷江河谷往南流浪，必定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我认为，鱼凫国破，与参与伐纣有直接关系。
公元前1026年冬，即周文王十二年，太公姜尚，派使节入蜀。
联络蜀王鱼凫氏，会同西南巴濮各部，相约次年春天，会师孟津，进军朝歌，共建新的王朝。
蜀与周人，本是姻族，加之长期受到殷人的镇压和残害，早对“瘟商”恨之入骨。
所以欣然加盟，倾其精锐北上伐纣。
而蜀中彝濮等小国，对蜀人来到川西平原屡屡吞食他们的领土十分不满。
但蜀人武器精良，又抵抗不过。
然而，驱蜀之心，早已有之。
因此，趁蜀军挥师北伐，国内空虚之际，一举摧毁了鱼凫王朝。
于是，蜀人又一次亡国。
亡了国的蜀人，沿着岷江南下。
温江、犍为、泸州，以至川东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
也有北上想回茂汶故地的。
所以古灌县也有蜀人的身影。
按说，蜀国既加盟伐纣，《牧誓》中，蜀就应该在“我友邦家君、御事……”以内，但誓词中讲的都是“蜀人”。
那么，鱼凫王朝的覆灭，当在牧野誓师之前。
鱼凫王朝在蜀中失国了，参战的武士，继续参加伐商的战斗，他们在战争中立了功，其首领封为伯。
因为他们都是战士。
所以，在鱼凫氏的鱼字旁，特别加了一个“弓”字。
并在渭水之南，清姜河西岸的地方，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国。
宝鸡出土之车上的铜人1999年4月1日，我们到宝鸡参观青铜器博物馆。
馆中有大量文物出土于茹家庄、竹园沟、蒙峪沟口和纸坊头等处。
其中鼎器的制作和格式，已完全是殷商的中原特色，但其武器如戈、剑、矛等却明显地与古蜀文化如彭县、新繁和广汉出土的器物相似。
使我更相信这国的主要成分，是留在中原的原蜀国将士。
他们没有从龙门山南下回到川西平原，正说明蜀中的鱼凫王朝，已暂时不存在了。
而在其他的一些青铜器物中，如鸟、象、鱼、龙、貘、猪等，可以看到三星堆青铜器的因素。
特别是三只足的青鸟，与三星堆的一些神禽神兽，异曲同工。
但多数已有实用价值，成为尊、匜等容器了。
周人用车已经很普遍，车上有各种青铜饰物，其中人的手形，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手印”十分相似。
说明两者之间有某种渊源关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伯的正妻叫井姬。
可以看出，周武王为了留下这批蜀中将士，特别把自己族中的女子嫁给他，以表彰他的功绩，巩固他和西周王朝的关系。
据说，国最强盛时，南界曾越过秦岭，达到嘉陵江上游。
但他们始终未能进入四川盆地，恢复鱼凫王朝。
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杜宇部落的身上。
在宝鸡期间，我们在宾馆会见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馆馆长张文祥和张亚炜先生，我把那“弓”旁所透露出的信息和我的看法，告诉了他们。
他们感到很有趣。
因为，他们都参观过三星堆博物馆，也发现三星堆文化与国有很密切的联系，并且，也正在认真探讨。
《蜀王本纪》说：
“鱼凫田于湔山。
得仙。
今庙祀之于湔。
”据光绪《彭县志》记载：
“古蜀王祠，盖即阳本观，祠蜀王鱼凫也。
”它在今彭州市新兴镇的老君山。
──刘少匆：
《三星堆文化探秘及〈山海经〉断想》第27—31页。
杜宇的族属
关于杜宇的族属，有三段文字，值得注意。
一、《蜀王本纪》：
“后有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
有一女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宇妻。
乃自立为王，号曰望帝。
”
二、《本蜀论》：
“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
女子梁利自江源出，为宇妻。
遂王于蜀，号曰望帝。
”
三、《四川通志·纪闻》引《蜀王本纪》则为：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出天堕山。
朱提有一女名利，从江源井中出。
”
《四川通史》（1993年版），将《蜀王本纪》的“从天堕”解为“蜀国以外”，并以“止朱提”释为“来源于朱提”，于是，定杜宇为濮人或彝人。
“止朱提”，可以理解到朱提，停留于朱提，却很难说成就是朱提人。
《诗经》“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确实有居住、栖息之意，但《本纪》前有“从天堕”之句，就不能说成土著人了。
说杜宇的妻子出自江源，当为土著无疑。
“从天堕”、“从天下”，天在什么地方?
“出天堕山”，天堕山又在哪里?
古人对天上山上，有同义之意。
神仙们生活在天上，实则生活在山上。
希腊神话中的天上诸神，就住在奥林波斯山上。
中国的神仙，也该住在天上，但在《山海经》中，却又都住在山上。
所以，从天堕，当做从山上下解。
具体以成都平原来说，最高的山，当为龙门山脉的岷山。
杜宇一族，为什么要下山?
这就要追溯到夏商之际的民族大迁徙。
拙作《三星堆文化四说》中，已有述及。
应该补充的是，当时的那种“民族大逃亡”，并不把所有的目标都瞄准未知的成都平原，而是以“鸟兽散”的形式，四处逃窜。
所以，才有“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的话。
这个“等”字，应该包括“从天下止朱提”的蜀族杜宇部落。
朱提与岷江的尽头，只一江之隔，是一个大山丛中的小平原，地貌略似茂汶盆地。
它附近的铜矿、银矿，古时就已开采。
加之云南是中国最早的产稻区，杜宇部落，流落到此后，不仅学到先进的铸造技术，也学到了先进的农耕技术，成为一支有实力的部落。
朱提，即今云南昭通。
这里是万山丛中的一块海迹平原。
矿藏十分丰富，其中，出产铜、银的名声远播。
自周秦起，就为中华知名人士称道，见于历代《食货志》。
蜀人早就懂得炼铜，流落到此，学到了更为先进的铸造技术。
云南滇池一带，是中国最早的稻作区之一，移居到此的蜀人，又学到了更为先进的农耕技术。
于是，这支蜀人的杜宇部落实力渐渐强大起来。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沿江重返呢?
我估计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朱提这块海迹平原，实在太小，有碍进一步发展。
二是鱼凫氏战败“仙去”，部分蜀人沿江而下，来投靠自己远在朱提的亲族，希望他们去“报仇雪恨”。
同时，也讲了成都平原的富饶。
为了发展和开拓，使他们折回川西，重振蜀族雄威。
正因为这样，他们沿江返回时，没有再回岷江河谷，而是过新津，经江源，直奔汶山下之郫邑的。
鱼凫南迁之说，并非毫无根据。
因为，沿岷江而下，犍为郡之南溪，有鱼凫津。
泸州纳溪河下游，有鱼凫关，再往东，至今奉节一带，则有鱼复国。
明代大学者杨升庵曾有一诗：
“鱼凫今日是阳关，九度长征九度还。
”看来，他往返于川滇之间，是多次经过这个关口的。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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